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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用胡僧药，且去就市场－－谨复芦笛先生（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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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
加入时间: 2009/11/13
文章: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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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学徒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另外一个疑问，是私人慈善机构的规模和覆盖面的问题。其实，可以设想一下，人们将缴税的钱交给慈善机构，会使得这个行业变成多大的规模，在竞争环境下，以商业机构的运营效率，它们能提供多少慈善和救济？有人可能认为，在私营机构不愿意覆盖的地方，会有市场失效，我想请问，在哪些领域是私营机构不愿意覆盖的？它们会使出浑身解数，发掘一切值得救助的新鲜对象，将他们的苦难和窘迫展现在公众面前，以竞争善款－－要知道，对于慈善的消费，也是边际效益递减的，人们不断需要新鲜的对象，来满足救助他人的道义满足。市场会通过交易和试错，发现最需要救济的人，在现有资源约束下，以最合适的救济方式给他们最合适的救济程度。相信我，慈善需要经验和艰深的专业知识。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善款的来源。也就是说，靠人们的爱心和同情，是否能支持巨大的救济支出。人们其实可能忽略了以一个问题，政府开支对民间支出的“挤出效应”。我在给吴耐网友的回复说：“现实情况里，倒可能会有一种饿死人的情形，是因为人们以为政府会来救济，这种虚假的心理安全感降低了人们事前预计和避险的积极性，或者说，降低了风险预期－－反证政府不会让我饿死的，但一旦情况发生政府却不能提供足够或及时的救济。”
大罗汉网友转贴了一篇文章，眉笔能为这个问题提供些事实证据（感谢罗汉兄）：
“如果国家福利体系缺失
在许多不了解历史和现实的人看来，福利体制就是国家强制下的福利。这种体制的要点是：国家从公众那里强制征收费用，不缴不行，然后，国家声称， 将把这笔钱用于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或者更高的保障，并救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果你反对这种强制的福利体系，头脑简单的人就会以为，你是在主张，即使必败 无疑，穷人或其他弱势群体也应该被抛入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去。他们认为，穷人将因此失去最后的依托，生活惨不忍睹。
他们当然很不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如此残忍的主张，居然要反对福利。你告诉他，福利将扼杀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导致社会总产出的减少，因此损害所有人的利益。这种解释对他们是无用的。他们会说，减少一些产出也没什么，重要的是，不能让穷人无依无靠。
或许，另一种解释可以说服他们当中那些尚存部分理解力的人，那就是，如果没有国家强制的福利，民间的福利只能发展得更好，为社会提供更加全面和 细致的保障。在一个民间慈善机构发达的社会中，弱势群特将得到更好的照顾，他们的生活和自尊将比国家福利下的社会好得多。同时，如果没有政府的刻意压制、 破坏和阻挠，没有官办慈善的挤压，民间慈善事业将非常发达。公众的善心远比一般认为的大得多、可靠得多。
为此，我将各举美国和中国的一个例子，这两个例子都是真实的历史事实。
首先是美国的一段史实。
1960年代，美国致力于“伟大社会”计划。这个计划想要建立全面的国家福利体系。中国的许多国家主义者很向往这种类似的计划。还有一些貌似自 由主义者，实际上却是国家主义者的人，打着问责政府的旗号——当然是责问政府为什么不剥夺更多、做得更多，也在孜孜不倦地推动中国走上“伟大社会”的道 路。
我建议这些忙着帮助国家膨胀的人，抽时间看看美国“伟大计划”前后民间慈善事业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耐人寻味的。
1940年到1964年，美国人收入中用于慈善事业的比例一直在上升。这个时期是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人们变富裕了，更愿意拿出钱来帮助他人了。
但是突然，在1964-1965年，这个持续上升的趋势逆转了。这时，经济发展并没有停止，仍然在高速增长中——美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停滞要到1973年才出现，人们的收入在增加，但人们拿钱帮助他人的意愿却削弱了。
然后，到了1981年，美国经济处在衰退期中，人们的收入停止增加，甚至减少了。但奇怪的是，趋势却发生了转向，这次是有利于慈善的转向。美国人捐助慈善占收入的比例转为上升，并且是直线上升。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美国人却更愿意拿钱出来帮助他人了。
这是怎么回事？经济衰退中收入减少的美国人，反倒比1964年经济增长中的美国人更加慷慨，更加富有爱心。这是为什么呢？
看看美国政府的行为，答案就非常清楚了。
1964-1965年，正是林登·约翰逊总统开始“伟大社会”计划的年头。约翰逊总统宣称：联邦政府要发动一场对贫穷的战争。面对雄心勃勃的政府计划，人们自然会想到，既然政府已经接管了帮助穷人这件事，自己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而到了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总统宣称，要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看到政府收紧了钱包，人们就意识到，政府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去帮助穷人了。如果政府不打算帮助穷人了，那他们就只好挺身而出，自己来帮助穷人了。
政府的官方福利计划就是这样压制民间的慈善和互助的。而官方福利的后退和收缩，也就是这样鼓励和刺激民间慈善事业的。
那么，民间慈善事业有那么大的能力吗？如果国家福利缺失，民间慈善能够顶上来管用吗？民间的慈善不是弱小和不稳定吗？几个好心人的捐助能够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可以看看1930年前后的中国上海。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中国是没有宗教的民族，中国人没有终极关怀，只关心现世，因此也就不愿意拿出财富去帮助他人。中国人的慈善心是很薄弱的。
真的是这样吗？看看历史罢。
清朝末年以来，上海就有着发达的民间慈善机构。太平天国的混乱以后，上海一时间“善堂林立”。民间慈善机构从事许多善举：施舍棺材、施舍衣食、免费诊病发药、收埋死尸、补贴寡妇和孤老、收养弃婴，等等。
到了1930年，民间慈善团体举办的至善事业的规模已经“足以支持上海的城市发展”。民间慈善团体的资金来源主要有：慈善团体自有房产的租金收 入、商人和其他市民的捐赠、慈善团体自身某些经营活动的收入。另外，政府也给民间慈善团体一些拨款——注意，政府给民间慈善团体拨款，其效果要远远好于政 府自办慈善团体。
这时，上海民间慈善机构的财政规模有多大呢？他们能有多少钱呢？
一项严肃的统计研究得出的结果是惊人的。1930年前后，上海以华人为对象的民间慈善事业的财政规模可能超过了300万元。
这个数字今天听起来似乎并不多。为了理解这个数字的意义，我们来看看同期上海市政府的支出。1930年，上海市政府的财政支出是708万余元，也就是说，民间慈善事业可支配的资金超过政府财政支出的40%！这是不是有些惊人呢？
2008年，北京市的财政支出是1786.4亿元，上海是2645.5亿元。这两个数字的40%分别是715亿元和1058亿元。想想看，如果北京和上海现在每年能有这么多钱用于慈善事业，穷人和弱势群体的生活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官办的福利显然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财政规模。貌似强大的国家福利，能够给社会带来的保障，相比民间的慈善机构，其实要薄弱得多。鼓吹国家福利 的人，其实是在鼓吹一种更加不可靠、弱势群体的处境更加糟糕的福利安排。如果再考虑到国家强制福利对生产的破坏，简直可以说，鼓吹国家福利的人，是在故意 和穷人过不去。
那么，当年上海的民间慈善到底效果如何呢？不必罗列繁琐的数字，仅举目前众议沸腾的医疗为例。在1930年的社会发展水平下，各种上海民间慈善 机构当时能够为穷人每年提供免费诊疗六七十万次，并发放药物。当时上海人口一共有三百万。也就是说，民国时期的上海，穷人患了病是有很大的机会得到诊治， 并得到一些基本药物的。
我们今天的官办医疗保障能达到这种水平吗？
分析当时上海市政府支出的方向，会得出更有意义的结论。当时，上海市政府支出的大部分用于维持治安、教育和城市建设，其他公益开支很少。也就是说，政府承担了维持治安和城市建设工作，社会福利基本由民间来操作，教育和卫生领域则由双方共同参与。
我以为，这种分工的局面远比今天政府包揽一切，或者试图包揽一切的局面好得多。而民间慈善也果然不负众望，募集到了今天难以想象的巨额资金。社会的保障水平是很高的。
关于当时民间慈善机构的正面作用，还可以有许多话可说。不过，上面列举的事实，应该已经可以证明，中国人的慈善心是很强的，普通的中国商人和市民，远比政府善良、能干和可靠得多。
如果想要有一个保障水平高，弱势群体能得到最大限度救助的社会，我们到底应该致力于建设哪种福利体系？有两个选择：一、基于自愿和道德的、高效的民间慈善；二、基于强制和冷漠的、低效浪费的官方福利。应该选择哪一个，还用多说吗？”
我其实对人们的善心还是不太有把握，所以设想了一个税款转为善款的方法，将用于社会救助的税款转移到私人慈善机构手里，并减少政府的责任：
“人们可以用善款抵扣税款（而不是扣减应税所得），逐渐将政府税收转移到私人慈善机构（考虑到美国伟大的、精细的、无孔不入的个人所得税体系，这不会增加多少社会成本）。”
有人认为这是政府干预，是政策倾斜。我不能同意。何谓干预？其实，经济学者在理念中，设想了一个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状态：没有补贴、没有税收、没有政策扶持或限制...一切交由人们之间的自主交易去进行。而政府所做的一件事，如果结果是使经济体运行更大程度地偏离了这个“理想状态”，我们叫“干预”，相反，如果是更符合这个“理想状态”，我们叫减少干预（或者叫做解除管制）。在上面的情况理，如果本没有政府，人们会如何来满足自己的慈善需求？当然是通过捐钱给慈善机构来进行，对么？那么，尽量恢复这个状态，从长期看，是解除干预。
当然，从短期看，这相当于政府给民众发钱，但指定用途，即按应税所得的比例发“慈善券”，由其自行购买慈善产品。市场需求由政府的这一部分税收所设定，这有可能扭曲市场价格。但这是一个过渡，以避免政府解除相关责任后，人们“靠自己”的理念尚未调整过来而造成善款来源的断档，也避免私人慈善机构因为之前的“挤出效应”，发育不善，而导致数量太少，规模太小，无法适用庞大的市场需求。若干年之后（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太长），这个方法将取消，完全依赖人们自愿捐赠。这种过渡期的市场扭曲及其导致的福利损失是保证制度平稳转化的必要成本，也是解除干预的市场成本。这样解释，不知清楚否？
作者：学徒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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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教学徒网友一个问题 -- DaLuoHan - (631 Byte) 2010-2-12 周五, 上午7:24 (120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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