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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也谈中共的“气数”问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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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也谈中共的“气数”问题（四）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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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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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也谈中共的“气数”问题（四） (1622 reads)      时间: 2006-4-07 周五, 上午12:10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也谈中共的“气数”问题（四）


芦笛


四、我党真正七寸所在


写完上节，不由得再一次沉浸在深沉的悲哀中，再度痛感中共革命使得国家民族倒退了有多远。毛共对全民作下的无可超越的大孽，就是它彻底败坏了全民道德与智力素质，使得今日中国的政治局面和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比起毛共上台前的４０年代来真是不可同世纪而语。

４０年代与我党那反动政治势力抗衡的，不仅有先进的开明政治势力国民党，还有更先进、更开明的青年党。此外还有所谓“第三势力”，也就是后来的民盟，那也是先进政治势力，只是因愚昧和野心上了中共贼船。正因为民盟是先进的政治势力，才在共党上台后受到了无情清算。

而今和我党那反动势力抗衡的政治势力，只有更反动的毛共余孽伪民运和更更更反动的邪教法轮功，前者不成气候，无非是一群热衷于意淫的无梁可跳的小丑，后者倒足堪忧。相比之下，现代中共本是反动势力，却让这些垃圾和超级垃圾，生生给对比成了相对的进步势力，变成了今日中国政坛上当仁不让的最进步势力。以致老芦这种最坚定的理性反共同志，也不得不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被迫支持我党，反对它的政治敌人，又痛何如也！

这种空前的民族悲剧之所以发生，完全是因为我党全面控制了宣传教育，以其反动教义反复向人民洗脑，使得所有的“知识分子”的大脑都成了一片只长仙人掌的荒漠，从而制造出了中共反对派比中共更反动的荒唐政治局面。伪民运的头面人物无一不是“‘民主’其外，毛共其中”的政治骗子。

这倒不是他们有意行骗，甚至也不是他们的过错，如同梦游症患者一般，they simply can't help it。早说过了：北极爱斯基摩人是绝无可能画出南半球的星空来的。在发射宇宙飞船前的几万年中，人类中最聪明的天才也无法想像出月亮那面是什么样来。

生活在毛中国那不见天日的文明黑洞中，连部美国电影都没看过，您让胡平、王希哲、徐水良、高寒那些大跃进炼出来的废钢铁又怎么可能知道西方民主是怎么运作的？后来虽然出了国，可惜又因年龄过大＋天资低下，始终过不了语言关，只能在臭味相投的几个华人中打滚，您让他们怎么去跟得天独厚的国内青年一代比？国内小青年如徐仰药、出尘看过的那些读物和录像，他们又上哪儿去看？

Naturally，废钢铁们的效法榜样当然只能是苏共和毛共的革命家，对施政的理解当然只能不是发红头文件，号召全民《紧急动员起来，强力制止江泽民称帝！》，便是写出《反对自由主义》、《犬儒主义──当代中国流行病》一类小册子来，僭妄地对人民进行思想改造；他们理解的“民主”当然只能是毛共的“人民当家作主”亦即“人民民主”，而那“人民”当然绝不能包括反对他们的人；他们理解的“反对”当然就只能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打倒”与“推翻”，而他们对待别人反对的方式当然也就是无情镇压。

这才是一切悲剧中之最可悲者，一个政权居然制造出整整几代令人瞠目结舌的心灵与智力的双重残废来，当真不能不令人作七日之哭！

悼词念完了，下面切入正题。

因为民运垃圾不成气，到现在他们也没能指出中共的死穴在哪里。这些年来我上网，自始至终只看见倒共阵营耍弄一件法宝，那就是道德批判，从来只知道用民主制度道义上的优越性去“战胜”专制制度的辩护者。一旦遇到彻底否认道德存在的超级“犬儒”阿随，则他们的２０响立即卡壳，只能改为抓特务，再不行便“小便处长”、“Ｘ笔”等等“民主脏话”层出不穷，以“流氓民主”去弥补“毛共人民民主”之不足。智力难民营合全营之力，竟然拾掇不下一个“政治笔名”来，最后竟然出到篡改人家的帖子的超级下三滥招数。光这惊天动地的丑闻本身，便足以永久把倒共垃圾们钉死在网络史的耻辱桩上。

其实，中共最大的弊病还不在于道义上的不合理，而是它乃是一种天下最背时、最缺乏稳定性的专制制度。不是人民是中共的掘墓人，我党才是自己的掘墓人。

此中道理我已经反复说过无数次了，再吹一次轱辘笛吧。好在全中国除了轱辘笛之外，还从没谁有那眼力看出这最彰明较著的事来，所以，重复多次似乎也是应该的。

前文已经说过，民主制度的最大优点，乃是它具有缓和化解社会矛盾、和平解决社会危机的设计，而专制制度没有这设计，便只能使用高压手段压服。这结果是把社会矛盾存储下来，留到最后总爆发，闹得全社会玉石俱焚。此乃一切专制制度的通病，为旧式帝王制度和现代极权制度所共有。

但传统帝王制度有着一系列的设计上的合理优越性，现代极权制度拍马也追不着。因此，传统帝王制度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动辄就能维持几百年，共党极权制度则绝无此种好事，共党政权寿命再长也难熬过百年。这是由两者的建构方式区别决定的结果不同。

首先就是前文说的革命的软的那手。传统制度实行的是儒道释三教合一的道德洗脑。在此理论基础上设计的帝王制度有以下四条最主要的优点：

１、君王统治是“宇宙运行规律”。全民是皇帝的儿子，皇帝本人是上天的儿子。天子本人受命于天，代表老天爷治理万民。皇帝的权威来自于上天，只欠上天的情，只需感谢上天，而臣僚的权威来自于皇帝。前者与生俱来、不会因传代弱化，也不会因胡作非为自动丧失，后者则天生成了皇帝的债务人，全靠君王深恩才得以飞黄腾达，永远处于感恩图报的被动境地。

这条教义最重要的作用是，它使全民坚信：全国只有一人配作皇帝，那就是以性交方式传递天命的皇家直系子孙。换言之，天命就是开国君主的基因。凡是不携带皇帝基因者还要胆敢做梦，那就会遭到“天谴”，也就是“神人共殛”。无数民间说部和戏剧用佛家因果报应的方式，把儒家的这一教义牢牢地植入全民大脑，成了他们本能反射的一部分。看过《聊斋》的同志都该记得，据说直到清朝，死去千多年的曹阿瞒还在受冥报惩罚。

这结果是臣民以“畏天命、畏圣人言”的方式去敬畏上级特别是皇帝，彻底丧失了造反作乱的念头。大臣无论如何位高权重，也不敢稍存不轨之心。除非出现大规模乱世，使得臣民开始怀疑朝廷“气数已尽”，天命或已转移到别的接班人身上去时，皇帝便再传多少代，再胡闹顽劣如明武宗，再昏悖谬乱如明神宗，都具有与生俱来、无人胆敢怀疑、遑论挑战的绝对权威。除非是皇帝自动弃权，听任魏忠贤辈弄权，则绝无大权旁落之虞。即使是魏忠贤那种气焰薰天的权奸，崇祯上去没几天也就轻而易举地拿下了。

皇帝的这种绝对权威，从心理上杜绝了野心家们的窥伺，保证了统治的长期稳定性，使得皇帝不必时时担忧他人篡位，推行新政时不必担心下属造反，从而使明君具有整顿吏治或进行重大政治改革的天然实力，历史上的改革都是通过皇帝进行的。哪怕是王安石那种激进改革也不曾引起公开叛乱。如果不是老佛爷介入，则光绪推行的政治改革也绝不会流产。后来老佛爷自己的改革比光绪还激进，照样畅行无阻。

２、因此，传统专制制度是一种真正的独裁，也就是皇帝个人独裁，不是集团独裁。皇帝本人的地位和统治集团的其他成员例如丞相（或明清的首辅）有本质不同。皇帝的地位超越于整个统治集团，绝对不容置疑，不容挑战，不能解雇更不能砍头，而自宰相以下整个统治集团都没有这种特权，由此构成了“江流石不转”的政治结构，亦即“不变的皇家和流动的统治集团”。

３、它实行旨在牢笼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前文已经说了，科举制度用费厄泼赖的方式，向每个有志者提供一种潜在的飞黄腾达机会。和欧洲封建社会不同，它不讲血统或地位歧视，除了皂隶倡优之外，对所有的平民开放，因而使得统治集团更加具有流动性。历史上有无数贫寒农家子弟藉此跃入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饼轮流咬一嘴”的社会公平。“天命”论的反面震慑与科举制度的正面诱惑，使得在野野心家们循规蹈矩，按既有的必然渠道去实现自己的野心，从根本上消除了最有能量的在野反对派。

４、作为辅佐洗脑手段的道家和释家教义主张出世的消极无为哲学，唾弃富贵荣华和一切物质享受，因而为壮志未遂的野心家们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消除挫折感的最佳麻醉剂。这“出世哲学”与官方正面提倡的孔孟“入世哲学”相反相成，更加增加了社会的稳定度。

正因为此，古代中国根本不需要什么现代意义的国家机器，马克思说的“国家是阶级镇压机器”，在传统中国根本就不成立。除了外患严重的朝代，古代中国根本没有常备军，更无警察，监狱既小又简陋，一个县也就一个县太爷，三两文吏，几名捕快，哪有今天几百万共军、遍布各地的大小军区人武部、上百万武警、庞大的国安部、公安部、中宣部那些无比壮观的排场！

和现代专制者们比起来，古代君王真正实现了高枕无忧的理想境界，怪不得据说拿破仑要说，文人一枝鹅毛笔，如同２０万枝毛瑟枪，而田汉编写的京剧《西厢记》中崔莺莺要歌颂张生道：“我爱他笔尖儿横扫千军”。的确，统治者没法不爱上老孔，他笔尖儿一扫，就把几百万常备军扫进“历史垃圾堆”里去了。

明白事理的同志至此应该看出，“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自从万恶的帝国主义打了进来，咱们便永远失去了传统生活方式。落后的中国文明被磅礴于全世界的西方先进文明推进了枯井里，卡在中间，成了“孤王半天吊”，民主民主不起来，独裁独裁不下去，端的是不良不娼。

对比上述传统帝王制度的优越性立刻就可以发现，我党每一条都缺如：

１、“天命论”。据说我党统治也是“宇宙运行规律”：无产阶级受命于天，授权共产党那先锋队作统治者。可惜，共产党一上台就必然要“走向反面”，再也不是无产阶级了，变成了阿随英明指出的“富人俱乐部”，从而自动失去了天命。毛时代还可以强装一阵子，但现代中共实行的赤裸裸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用我党的经典天命观来看，乃是逆天行事，正是新一轮共产革命的当然对象。

因此，和孔孟之道的功效完全相反，我党的“宇宙运行规律”专门和自己过不去。只要我党不扔掉马列毛主义这自杀利器，则我党对原教旨明目张胆的无耻背叛就永远是个潜在的七寸，邀请不得志的党内野心家去痛捏。这些人若想发难，最方便最义正词严的借口就是利用毛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号召人民起来打倒那货真价实的法西斯党、修正主义党。这些人可不比没有能量的工农大众，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但您若劝我党干脆扔掉马列毛主义，那岂不是让他们欺师灭祖，自动承认毛共乃是土匪，自己乃是匪徒余孽？

所以阿，现在我党面临的理论困境，当真是神仙也解不脱，连老芦这上智都想不出高招来，不能不令人无比同情。然而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党便永远如同“旧”社会中没有光明正大坐了花轿拜过天地，而是靠姘上老爷当了继室的来历不明的娼妇，永远上不得席，永远不能理直气壮地抬头面对乡亲，更无脸面对死去的太太娘家的人，永远缺乏执政权威。

２、最致命的还是，用“无产阶级代表天命”取代“皇帝代表天命”，就是用集团独裁取代个人独裁。

上面已经说过，传统社会中，在理论上，每个读书人都有机会成为宰相，但只有皇家基因携带者才有资格成为皇帝候补人。换言之，所有的官位都是open的，但皇帝的位子却是close的，由此造出了世世代代得到理论保证的个人独裁制度。但在现代专制社会中，每个党员在理论上都有资格问鼎最高统治权，党皇的位子和其他官位一样，乃是open的。此乃世上第一背时、第一愚蠢的独裁制度，由此生出了无穷弊端。

第一个弊病就是孙大圣质问如来的那句话：“他凭什么当玉皇大帝？”共党理论从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没能在半世纪以上的执政实践中摸索出一条不成文法来，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如此。不管是哪国共党的党章，都无法给出个作党魁的实在可行的标准来。这结果，便只能是用《天龙八部》上的星宿派方式，靠弱肉强食去决出党魁来。

当上党魁无非是靠两条：一曰“政绩”，二曰“实力”。前者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正确”似乎也就是“天命”的代用品。老毛就是靠在夺权中显示出“正确”去从理论上击败竞争者们。这就是为何皇帝可以下“罪己诏”，共党领袖则万万不可：皇帝犯了错误，并不因此失去皇帝基因，而党魁犯了错误就再无资格代表“历史潮流”和“客观规律”。

但这条不过是官样文章，在共党内部，是“正确”还是“错误”，乃是由实力决定的──毛发动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还不是照样“一贯正确”？所以，最关键的还是实力，也就是控制人、特别是控制军队的能力。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话对我党内部来说确实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毛坐稳龙廷靠军队，斯大林则靠特务组织ＮＫＶＤ。离开这两个法宝，则两人根本就无法长治久安。

因此，共党领袖的权威只有一个真正来源，那就是实力。他们只能通过弱肉强食的流氓大赛决出头领来。这就使得共党永远处于持续内斗中，党皇本人毫无安全感，不能不把主要精力花在厚植人脉、防范政变上去，为此不惜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先发制人的大清洗，在党内实施恐怖统治，这就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施政特点。传统社会根本就无此必要，只有朱元璋那不懂孔孟之道妙处何在的文盲疯子，才会毫无必要地屠戮功臣。

但这种伤筋动骨的大清洗搞多了，必然把党搞得奄奄一息。因此，后继党魁必然要改用比较温和的清洗手段，但那天生的内在缺陷仍然在那儿，而且其严重后果与日俱增。

这问题我已经说了多次，就是“权威逐代递减律”。在中国那种大国，除非皇储从２０岁开始便有意培养全国性实力，否则在６０岁接位时必然是实力不足的虚君。但共党干部哪有这条件和胆子？如果小胡不是动心忍性装聋作哑，韬晦到了６０多岁，他早就给人家无情地掐了。但若没有实力作权威，即使当上党皇也是虚的。这样一代代传下去，权威逐代递减，等到后来就连个中央主席都决不出来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看出了这问题，于是效法帝王，搞出了“指定继承制”，以为他的指定可以代替实力作权威。他蠢到看不出来：今非昔比，皇帝可以指定太子，您老人家没那资格。皇帝指定的太子携带着别人没有的皇帝基因，所以建文帝只可能被明成祖那样具有同样资格的人颠覆。而在理论上，我党五千万党员统统携带“党皇基因”，都是“皇家子弟”，所以钦定皇储英明领袖华国锋被邓小平轻而易举地搞下去，连个死节忠臣方孝孺都没有。小胡之所以成功实现了“指定”的历史使命，有如说是靠老邓的身后权威，莫如说是靠老江的权威因传代而极大弱化了，无法阻挡他而已。

因此，现代极权制度实行的“集体领导”，乃是世上最凶险的专制体制。它将传统的“不变的皇家，流动的臣僚”改变成了“流动的党皇，难以流动的臣僚”，使得党皇成了大众觊觎的焦点，使得党成了个永动绞肉机，乃是最大的动乱温床，成了中国最不稳定的因素。

由此产生的现代极权制度的第二大弊病，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难以流动的臣僚”。

如上所述，皇帝的权威来自于天，并不来自于臣民的拥戴，根本不需要培养什么私人势力。相反，臣僚的权威全靠皇帝恩赐，乃是皇帝的债务人，终身处于感激圣恩的被动地位。任何时候皇帝想撤回他的浩荡恩情都是他的自由，他想砍谁的脑袋都毫无问题。

现代专制制度则根本没这条。党皇的权威全靠实力，而所谓实力也就是各级掌握实权的干部的效忠。没有这些人效忠，则党皇立刻垮杆。

哪怕是老毛那种貌似拥有绝对权威的大独裁者，也不敢随便自断爪牙，文革再乱，他也不敢动那些军头如许世友等人，连斯大林的威风都没有。他为了搞掉刘少奇，不得不使出一系列流氓招数来（就连用共党那流氓党的眼光来看都是出格的流氓手段），肆无忌惮地践踏党纪国法，动用暴民，使得全国几乎陷入灭顶之灾。这种事若拿到传统社会去，皇帝要搞掉首相不过是闲话一句而已，哪怕是要废储也绝不会如此惊天动地。

后继的党皇就更是王小二过年了。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是谁怕谁？不光党臣怕党皇，党皇同样怕党臣，根本就不能如传统皇帝那样随便罢免任何一级官员。任何人只要进入干部队伍，除非卷入权力斗争中失败的那派，无论怎么作奸犯科都下不来。

由此便导致了第三个弊病，也就是现代独裁制度枉负独裁之名，却是内里瘫痪、中气虚弱的病夫。这倒真实现了伟大领袖说的“两重性”：对人民是铁老虎、钢老虎，成千成万地吃人，对党内则是吹口气就能倒的纸老虎、豆腐老虎。

因为党皇的权威来自于厚植人脉，党内便分裂成各种实力集团。党皇本人不过是这些实力集团之间角力后达成动态平衡的妥协结果。因此，这种杂烩党的专制效率只体现在利害一致之时。事涉镇压人民，则全党必定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令行禁止，雷厉风行，表现出独裁政体的高效率与无情铁腕来。但如果党魁提出的政策伤害到党内利益，则即使得到了政治局批准，也一定会被下面各级党组织的消极抵抗消解为无形。此时现代极权政体就完全是世上最软弱无能的政治制度。如西方法治国家那种法令一下，全国凛遵毋违的局面，在咱们伟大祖国便下辈子也没指望出现。

由此又派生出了第四个弊病，那就是党魁没有强制推行与党内实力集团利益相冲突的政治经济改革的能力。哪怕第一代铁血党魁都没这本事，毛的文革在老干部手下遭到惨败就是明证。老邓的经济改革之所以成功，完全是因为党官僚发现自己乃是最大的受益集团，没有抵抗而已。毛邓尚且如此，何况是乳臭未干的小胡？

由上派生的第五个弊病，则是共党彻底失去了整顿自身的自救能力。上面已经说过，共党官员和传统官员完全不同，周转率非常之低。哪怕是老毛，也要奉行“小节无害论”，以部下的忠诚作为唯一的“道德品质”，大搞招降纳叛、藏垢纳污那套，就连当过叛徒的张春桥，做过汉奸的陈永贵也加以重用，林副重用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那些色狼就更不用说了。贾庆林因为是老江死党，便犯了该杀头的贪污重罪也照样逍遥法外。

这种事在传统社会中根本就不会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国都是皇帝的家当，全国臣民都是皇帝的儿子。在皇帝心目中，大臣远没有百姓重要。因此，大臣压榨百姓贪污受贿，就是偷盗皇产，就是破坏他爱民如子的明君形像，皇帝本人第一个就容不得，这才会有朱元璋将贪官剥皮实草的野蛮事。

党天下取代家天下之后，问题就来了。如阿随英明正确地指出的，如今咱们实行的乃是“普天之下，莫非党产”。问题是，党产和皇产不同，它如同共产一般，产权没有明确到个人头上去。于是偷盗国家财产便如同当年工人偷盗厂产似的，谁偷到就是谁的，谁也没脸说谁，遑论法办谁谁。这结果，便是党皇根本不会如同传统帝王一样，对贪污犯罪感到心疼和气愤，从根本上就缺乏惩罚贪官污吏的感情动机，更没有惩罚他们的魄力──党臣不是党皇的儿子而是他的权力基础，他又怎敢自断爪牙，毅然自杀？

使这问题更加严重的是，皇帝从世袭改为轮流做之后，党皇就此失去了珍惜社稷，以便“子子孙孙永宝用”的守财奴心理，代之以短期行为。

过去的皇帝总想把江山永远传下去，如秦始皇那样指望传万世而不竭，起码要传一万四千年。继承的子孙也时时痛感祖先创业不易，生怕做了败家子，把偌大家私断送在自己手里，崇祯为此殚精竭虑，苦吃苦做到连性欲都丧失了。

党皇哪有这种心理？反正不是作一辈子，７０岁就要退休，此时不捞，更待何时？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敬爱的江总那聪明人就模范地实践了这一条。就算捞垮了党江山，那又便如何？反正不是我家的。我家后代早就送到美国去，在海外各大中文网站踊跃充当党卫军了。就算贫雇农在党内野心家率领下起来进行“二次革命”，那时我也早就死了，垮的又不是我的江山，我又何必心疼？

这综合结果，便是我党只会一天天烂下去，任何党皇哪怕有心，也都没有本事治理。

３、我党从未实行过传统社会那种公平的科举制度，也不可能实行。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它的整个权力体系是靠“叠罗汉”的方式层层叠起来的。每一级干部上面都有后台，下面都有死党。

这在传统社会根本就无法想象。在传统社会中虽然也有结党营私，但那不是遍及全社会的公开实践，在理论上为孔孟之道反对，在实践中为明君制止。上天就是皇帝的后台，他也不需要什么死党作为权力基础。但在现代专制社会中，从党皇本人开始就搞这套，小胡过去的后台是老邓和小超，死党则是“团派”。因此，这种靠私人效忠关系作“权力砖块”修起来的大厦，根本就不可能实行传统社会的科举制。

这结果，就是使得我党彻底成了私人派系的复杂关系网。和传统社会截然不同，我党干部不是靠君恩作朝廷的官，而是靠上司和部下当某个派系的官。这种烂污体制，在党魁权威经过多次传代弱化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导致四分五裂的政治藩镇割据状态。

４、传统社会的粘合软件儒道释已荡然无存。毛泽东强加给全民的禁欲主义已经被西方消费主义彻底扫荡。国内人欲横流，更比美国或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疯狂万倍。无限高涨的物质消费欲望只会造出越来越贪婪的贪官污吏，使得大众欲壑加深的速度超出国家财力的填补速度。这结果就是官僚机器的疯狂腐败和全社会不满心理日益加深。

综上所述，我对未来的预测就是，我党只会自己断送自己，不是被人民推翻，而是毁于内讧。用当年插队从老乡们那儿听来的民歌来说便是：“不是爹娘坑害你，你自搬石头自打脚！”这苦酒乃是我党自己酿下的，他们从执政那天起便已经上好了定时炸弹。

尽管我这辈子很可能看不到我党倒台了，但吾家小芦肯定能看到。我算定中共政权很难熬到１００岁，那计算方式很简单：现在中共领袖基本是每１０年传一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百岁时，还要在６０－７０的老头子们之间传上４代。中央权威根本就经不起这种呈指数曲线的稀释。等到中央权威稀释到了临界点，代之而起的就是军界强人崛起，最可能的前景就是国家分裂成若干片，民族地区统统独立出去。最坏的前途是陷入南斯拉夫式内战，最好的前途则是再度实行“东南互保”，使得独立了的“中华吴楚共和国”幸免战祸，为国家、民族与文明抢救下一片金瓯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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