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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副统帅折戟沉沙之因再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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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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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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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按：
最近又看了些有关材料，特别是网人“京华孤魂”的文字后，觉得自己在《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中剖析飞机坠毁原因那段文字颇不周密，有必要修改之。现在将那段重写于下，请消极、小安子、波洛、老道、老邢和其他一切有兴趣的同志踊跃砸砖挑错，我再酌改，谢谢！我这可不是客套而是认真求各位帮忙。再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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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副统帅折戟沉沙之因再探
芦笛
林彪座机到底是给打下来的，还是迫降中失事烧毁的？如果是后者，迫降原因又是什么？这是９１３事件发生后争论了３０多年的老问题。
据我理解，所谓野外迫降，乃是不放起落架，机身以一定仰角，以近似水平的轨迹接地，让飞机后半身先着陆，靠机腹去擦地面，整个机身随之着地，在地上滑行，靠摩擦力减速，最终停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野外土地松软，如放下起落架，则轮子在接地时施加的巨大压强必然使轮子陷入地面，引起飞机滚翻撞毁。
正因为如此，迫降现场一定会留下飞机机腹擦地的痕迹，而这就是鉴别飞机是坠毁还是迫降的根本根据。如果飞机被导弹或炮弹击中，无非是三种结局：（１）飞机在空中爆炸，如恐怖分子在苏格兰上空爆炸客机一般，残骸广布几十英哩；（２）飞机受伤后完全失控，俯冲接地爆炸，在接地处留下爆炸坑，残骸相对集中。在这两种情形下，现场都不会留下飞机滑行的擦痕；（３）飞机受伤后没有失控，还能迫降，在接地后或失事或成功，后者如１９７８年４月间南韩客机误入苏联领空，被苏军歼击机用导弹把机翼尖打掉了一截，但飞机并未失控，仍然成功地迫降在冰湖中。无论最后成功与否，只要是迫降着地，则现场一定会留下飞机滑行痕迹。
现在来看各方证词。外蒙古前外交部副部长永栋（又译云登）说：
“对于坠机的原因，虽然众说纷纭，但是事实上并未遭到外界攻击
亦未有机器故障的迹象，也有说法指系燃料用尽，抑或过于低空飞
行而与地面撞击摩擦等等，但是并没有任何证据足以显示这些说法
的可信性；因为引擎、仪表等均十分正常，燃料也十分充足，比较
值得注意的是，现场是宽广的草原地带，地上留有长达八百公尺的
滑行痕迹，而令人揣测该机系拟准备降落，但是因为土质过软，途
中机体陷落，机翼折断而引发爆炸起火；总之飞机失事并不是如坊
间所传的原因，系因降落着陆失败所致。 ”
蒙方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行失事的现 场调查纪要》草案则如是说：
“１、９月１３日２时左右，苏布拉嘎盆地发生火灾，当地人员前
往灭火，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失事，在８００米Ｘ２００米的面积
上，燃烧着飞机残骸及周围的茅草，扑灭后向有关部门报告了失事
飞机的情况。观察飞机失事的情况，从最初着陆的地方强烈擦地，
从２９米起着火，又２１米起机身部分破碎，并向周围散落。从第
一个点开始到二三百米处有标着‘５６’号码的机翼部分、三连靠
背座位两个，在５００米处留下了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有喷
气发动机（按：飞机尾部残骸实际上已没有喷气发动机，当时我方
不知道）、编有‘２５６’号码的飞机尾部，在东边约５０米处，
作为失事要害的头部已完全烧毁，金属熔化、凝结。
２、该机在没有外来影响下，而由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降低飞行高
度，试着用 腹部着陆时，左翼（按：在会谈中我方提出，根据现场
调查应为右翼，蒙方确认为右翼）撞地，造成严重损坏，因此发生
爆炸而失事。（下略）”
参与现场调查的中国驻蒙古二秘孙一先的描述则更具体：
“我们下了小山，踏着枯草向南走了约１５００米，来到盆地中央，
查看昨夜许大使要我们仔细研究的飞机着陆痕迹。这里没有着火，
整齐完好的草地上，有一道由北向南被擦平压实的草痕，长约２９
米，宽约２米多，它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呈‘Ｓ’形的曲线。在这
条被擦压的草地右（西）边不远，有一道平行的槽沟，深约２０厘
米，翻倒的草根露出沙土，这大约就是桑加上校说的机翼擦地的痕
迹。再往前看，擦压草地的痕迹奇怪地消失了，又是深可没膝的枯
草。继续前行约３０多米，才开始进入大片焦土的失事现场。这些
迹象更加证明，飞机不是在空中着火摔下来的，而是在盆地中央以
肚皮擦地着陆的，机身似乎失去了平衡，倾斜触地。但是，为什么
擦压草皮的痕迹不见了？难道飞机又腾空了？那么又是怎样落地爆
炸的？”
上述证词基本精神一致，不一致的只是擦痕的长度。永栋说是８００米，而蒙古官方提出的《调查纪要》草案和孙一先说的都只是２９米。根据《纪要》，所谓“８００米”乃是整个现场的长度而非“滑行痕迹”，而孙的描述则是“北往南长约８００米，宽约３０至２００米的范围内， 草地全部烧焦，呈倒梯子形”，比蒙方《纪要草案》说得更具体。
蒙方提出的《调查纪要》草案虽由孙一先转述，但那是蒙方提出的外交文件，虽未公开，但他如捏造，有被对方戳穿的危险，他也没有必要缩短飞机的滑行痕迹。何况永栋独立作出的证词的实质与之一致，都是认为迫降失事。因此，可以相当安全地判定，孙一先并未撒谎，其证词还比其他两份更准确具体些。
根据以上证词，可以确定以下事实：
１）飞机不是俯冲接地，引起爆炸燃烧，而是近似水平着陆，属于迫降。
２）飞机上有相当多的剩油，足以引起猛烈爆炸和继发燃烧。
这爆炸的原因，据专机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分析，乃是三叉戟的结构所致。该机是所谓“下单翼”，机翼装在机身下面，几与机腹处于同一水平，而油箱是所谓“结构型油箱”，亦即直接利用机翼蒙皮下面的空间作油箱。因为着陆时机身向右倾斜，导致右翼翼尖犁入地面，致使右翼扭曲变形，油箱内部因金属摩擦起了火花，摩擦产生的高热也会从机腹传到内组油箱去，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便点燃了剩油，引起爆炸。
许多人怀疑飞机不是迫降着陆。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彼特·汉纳姆文章，前克格勃调查人员扎格沃兹丁将军和中国前任驻蒙大使许文益都认为飞机没有迫降，扎将军的理由是“苏联飞行专家估计三叉戟撞地的时候，接近其巡航速度每小时五百五十公里”，这不可能是迫降速度，而许的理由则是没有使用减速板与其他减速装置。
汉纳姆引用的证言不知是否可靠，不过，扎将军所说，在我这外行看来实在匪夷所思。三叉戟１Ｅ巡航时速９００－９３０公里，不是他说的５５０公里。姑不说飞机在低空不可能达到巡航速度，就算可以，飞机后半身以如此高速拍击地面，势必造成巨大转矩，不是让飞机滚翻爆炸，就是让巨大的张力扭断机身引发爆炸，不但不可能保持完整的机身在地面滑行２９米，而且着地点必然要留下爆炸坑或至少是机尾猛烈拍击地面留下的痕迹。现在他还说飞机不是迫降的，那就只能是俯冲堕地，那就只会立即引起爆炸，更不可能以完整机身在地面滑行了。
至于飞机的减速板没有打开，这倒是各方一致的证词，但据康庭梓说，“减速板只有在带起落架正常落地后，才能放出，场外迫降中，既然不放起落架，减速板的作用已经不存在”。所以，光凭这一点似不足以否定飞机试图迫降。
所以，林彪座机乃是带油迫降，在着陆后失控，引起燃油爆炸，机毁人亡。此点似乎可以肯定。
下一个问题是，潘寅明乃是当时中国头牌专机驾驶员，为何要冒险带油迫降？
据康庭梓解释，那是因为潘以为燃料已经耗尽。据他介绍：三叉戟１Ｅ有３组共５个油箱，都在机翼里。机身正下方机翼中的中央油箱可装８吨多油。装在两边机翼中有内外两组油箱，可装１３吨油。中央与内外组油箱一般不相通，但内外组油箱之间相通。飞到温都尔汗时，中央油箱早已耗空，残油都在内外组油箱中，“内外组４个油箱中一共才有两吨半油，它们反映在４块油量表上的指示数据已摆动不稳，读不出确切剩油数量。由于叛逃航线的高度、速度都是很不正常的，此时的潘景寅已无法计算出准确的油量消耗数据，也不敢相信自己对油量的判断。”
这一推测已被网人“京华孤魂”有力质疑。他指出，该类飞机使用燃油的顺序，是先耗用中央油箱，然后再用机翼外侧油箱，最后用机翼内侧油箱。飞机驾驶员可以控制连通内外组油箱的活门的开关。 这样，当燃油剩下两吨半时，５个油量表应该有３个读数为零，剩下２个读数均为1.25吨，离零还远着呢，不存在什么“４块油量表上的指示数据已摆动不稳，读不出确切剩油数量”的问题。
那么是否确如某些论者所说，迫降是因为飞机已经着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彼特·汉纳姆和苏珊·劳伦斯采访过目击256飞机坠毁的目击者杜卡嘉汶·丹吉德玛和纳瓦卢桑吉·索若尔，两人当时是守卫当地一个炸药库的卫兵。丹吉德玛说：“我看到它坠落时尾部着火，从我的位置可以追踪到那架飞机，直到它坠毁。”索若尔也说她看到飞机上有三处着火，她冲回办公室，打电话报告了上级。
类似地，中国《环球时报》记者也采访了另一位目击者拉哈玛大娘。据她说，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许，传来一阵“嗡、嗡”的声音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从空中传来的。这时，羊群惊散，马嘶狗叫。她仔细一看，从西南方向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恼尔布苏木（县名）上空饶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20分钟后，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
据此证词，着陆前，飞机在空中作了个Ｕ转（从西南方向飞来，又向西南方向飞去），历时将近２０分钟。据康庭梓判断，飞机落地前肯定不止一次飞过大娘家上空，她被惊醒时飞机是第一次飞过，起床后出去，飞机早已过去了。等她发现着火的飞机时，已经是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经过了。此话言之成理。如此说来，飞机至少在当地盘旋了两圈，历时至少２０分钟，机上大火非但没有引起爆炸，而且似乎也没有引起严重故障，康庭梓先生认为这不可能：
“如果飞机真的在空中已经着火的话，不可能出现带着大火的机体
还能继续飞行近20分钟。飞机上最容易着火的部位是发动机，三叉
戟飞机的发动机在机体的尾部，大火不但会引起通往油箱的油管爆
炸，也会在短时间内使飞机尾部的操纵舵面失灵而导致飞机失去操
纵。三叉戟飞机上又没有紧急情况下的放油设备，发动机也不能在
空中投掉，因此，一旦空中着火，迅速灭火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飞机带着大火在空中飞行20分钟，最后又按
场外迫降的程序进行降落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
但三位目击者都说飞机着火了，这一事实不能不正视。据康先生认为，那大娘是把飞机迫降前打开的着陆灯误看成火光了。但网人“京华孤魂”先生认为那根本不可能，他指出，着陆灯是照射前方的聚光灯，从侧面或后面看上去根本不耀眼，不可能误认为火光。
愚以为，这儿有个问题不能忽略，那就是目击者对所见现像描述的可靠性。心理测验表明，目击者对某项事物的形体描述往往与真实情况出入很大，在下意识中不自觉增添主观幻想成分。飞机低空飞行，噪音震耳欲聋，惊动了目击者们，随之而来的就是爆炸燃烧。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感受，很容易在她们记忆中增加“飞机冒火”的幻想成分，以此作为一连串事件的初始原因的潜意识解释。这并非证人有意作弊，而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现像。事件越是年深月久，这种倾向也就越严重。
最不支持“飞机着火”说的线索，还是潘景寅在着陆前似乎对迫降地点作了精心挑选。
必须指出，２５６专机在旷野上迫降，比前述迫降成功的南韩客机的难度高多了。两者虽然都在夜间进行，但后者是在冰湖上，天生就是坦荡如镜，毫无障碍物，湖面还能反光，驾驶员可以根据反光判断飞机高度和机身是否左右倾斜。在旷野上则完全是两回事，在多数情况下地面起伏不平，或有凸起的岩石、大树、建筑等等。但根据孙一先的描述，迫降现场却相当理想：
“这是一块不太规则的长方形丘陵间盆地，平坦坦的像是人工铺成，
南北长３０００多米，东西宽约８００米。北端是一座高２０米上
下的小山包，南头是几个起伏并列的大约十多米高的土丘，东边是
一连串５到１０米高低不等的土包，西沿则是向下倾斜的慢坡”，
而迫降方向乃是从北向南，着陆点在盆地中央，距北方的小山包大
约１５００米。
这看来确实是个理想的野外迫降地点，偶然碰上的可能性实在太低，可见潘景寅确实作了挑选，并在着陆前调整好了方向，使之沿着盆地长轴，把飞机高度降到既不至于撞上北面的小山，又能保证飞机在盆地中央着陆，留下了１５００多米的滑行余地。
所以，目击者的证言和现场留下的线索都提示，驾驶员确实在事前寻找挑选了迫降场地，此后还能盘旋减速，按场外迫降的程序进行降落。如果飞机已经出了严重故障，这一切行动都不可能完成。因此，愚以为，“飞机着火”的可能似可排除，起码它没有造成飞机失控。
那么，飞机既未失控，为何还要冒险带油迫降？
这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官方的“油量耗尽”说，此说经康庭梓引申解释为潘景寅判断失误，在尚有燃油２吨半时即以为燃料已经消耗到安全程度了；要么是飞机遭到攻击，虽未造成严重损害，但继续飞行有被击落的危险，所以不得不迫降，犹如１９７８年遭到苏军军机攻击的南韩客机一般。就已有信息来看，后一种可能性更大，虽然第一个原因无法彻底排除。
康庭梓之“潘景寅估计油量失误说”已经由“京华孤魂”先生质疑过了，确实难以成立。不过，康说仍有一定道理。
据康先生说：
“飞行条令规定：落地时飞机上应有不少于一个小时的备份油量，
以防止降落场地出现天气突变等特殊情况时，可以飞到备降机场落
地。平时训练飞行时，落地油量往往多于4吨，从来没有哪个飞行员
敢把备份油量飞到少于4吨的。”
须知潘景寅是在夜间陌生地域迫降，不可能在空中靠肉眼看清迫降场地地貌细节，所以不能不留下点燃料以防万一。例如在将要着陆前，倘若前方突然出现空中无法看到的障碍物，诸如山包、较大的岩石、树林、房屋建筑等等，如果燃料业已彻底耗尽，就算能靠滑翔力把飞机暂时拉起来，毕竟没有动力可作机动飞行。但如果还有足够剩油，则他可以将飞机再度拉起来，重找更合适的天然“跑道”。所以，似不能完全排除潘虽然明知尚有存油２吨半，但仍然主动决定迫降。
另一方面，网人“京华孤魂”先生提出的飞机因被击伤而不得不迫降的假说似乎更有说服力。不过，此说若加适当修正似更完美。
如前所述，“飞机着火说”难以成立。我认为，飞行员决定迫降，倒不是因为飞机起火，而是因为遭到了攻击。飞机虽然只是受了不妨碍飞行的轻伤，但若再飞下去，势必要再遭攻击。此时被击落的危险超过了迫降的危险，两害相权取其轻，飞行员便选择了后者。三叉戟１Ｅ没有紧急放油装置，他又不敢长期稽留空中耗油，于是只好带油迫降。此说既能完美解释飞机为何要冒险带油迫降，又能解释飞机何以能寻找到理想场地，并完成了野外迫降的一系列程序。
京华孤魂先生认为攻击者不是中方而是驻蒙苏联空军。他指出，当时中国空军最先进的战斗机是歼七，没有机载雷达，只能靠肉眼寻找目标，必须由地面雷达引导，而飞机在低空飞行时雷达难以发现，很难引导战机。战机升空后又是在高空飞行，不可能在夜间靠肉眼居高临下地找到目标。专机越境后，边防雷达站就更不可能引导战机攻击了。
他认为，飞机遭到中国地空导弹攻击的可能也不存在。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红旗-2号地空导弹，最大射程只有35公里，对于距离35公里以外的目标毫无威胁。此外，此种导弹主要用于万米以上高空目标，对于中低空目标效力大打折扣。林立果了解中国防空部署，只要在低空飞行同时避开导弹基地35公里，即可保无虞。
他还驳斥了“定时炸弹”或“遥控引爆炸弹说”：林彪一行出走乃是临时决定，事前无人得知准确起飞时间，如何定时？中国更没有技术手段去遥控引爆千里之外的炸弹。这些论证都非常有力，笔者完全同意。
京华孤魂先生认为疑凶乃是驻蒙苏联空军，并给出了多个理由：
悍然击落误入领空的客机是苏联的一贯实践，１９７８年４月２０日，从巴黎飞往汉城的韩国客机误入苏联领空，被苏军战机拦截击伤后，迫降在一个冰湖里。１９８３年９月１日，从安克雷奇飞往汉城的南韩客机误入苏联领空，被拦截苏机悍然击落坠海，全机２６９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一幸存。在这两例中，苏军飞行员都在攻击前辨认出了目标是民航机，报告了地面指挥员，但地面都命令他们照样攻击。考虑到当时中苏之间如同敌国，苏联又是丝毫不讲人道主义的极权国家，攻击飞机完全是可能的。此其一。
其二，苏联抢在中国使馆前头到达现场，拿走了飞机上的黑盒子以及一台发动机。拿走黑盒子的目的就不用说了。据京华孤魂先生分析，拿走发动机一事也十分蹊跷：如果只是为了拆开测绘，按理说应该拿走两台才是，以便在拆开一台时可以参照另一台重新组装。京华孤魂先生由此怀疑，那台发动机上可能留下了被导弹攻击造成的损伤，苏联人其实是拿走罪证。我觉得此说有理：如果苏联人的兴趣只是技术上的，那又何必要抢在中国人之前？等使馆查看过现场再拿，不是更无暴露盗窃之虞么？
其三，蒙古外交部和中国交涉时，始终强调两条，一是那是军机，二是在无外来影响而坠毁，似乎意在抵赖责任。
其实参与谈判的二秘孙一先当时就有这感觉，他说：
“我看了蒙方起草的《纪要》稿子，感到蒙方的意图已经比较清楚，
他们采取友好合作的态度，安排我们进行视察和善后处理，但在
《纪要》上却要写上中国的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没有外来影
响而坠毁这些文字，目的无非为了在今后两国的交涉中占据有利地
位，假如该机是被苏蒙军击伤而坠落，则正可借此推卸责任。这是
会谈的要害所在。”
京华孤魂先生这些论述都有一定道理，还可以补充一条：据孙一先披露，此前外蒙防务很松弛，但事件发生后，驻蒙苏军如临大敌，进入备战状态。就算真是中国军机深入外蒙领空进行侦察，有必要这么小题大作么？就连孙一先都根据机上座位很少，猜出了该机不是普通客机，而是首长用的专机，难道苏联专家们还看不出来？所以，更可能的还是，他们不知道那是林副统帅前去投奔，以为是中国领导人的专机误入外蒙，被他们胡乱打下了来，生怕中国大举报复，为此加强了战备。
蒙方强调飞机是“没有外来影响而坠毁”，似乎也有助于排除中方击落该机的可能：苏联人抢先到那儿作了调查，人家可比中国老粗或是外蒙牧民有文化多了。如果飞机是中方击落的，他们不至于看不出蛛丝马迹，又岂会替中方洗刷？
不过，要彻底排除中方击落的可能性，还得正视一个事实。
据时驻蒙古使馆二秘孙一先披露，他９月２１日回京，同日深夜即向周恩来汇报坠机现场情况。次日凌晨，外交部给使馆发电，电文由副部长韩念龙起草，由周恩来修改，经毛审阅后发出。电报大意为：请许大使约见蒙古副外长，说奉政府指示，讲明９月１３日２时左右，中国民航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因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自行坠毁。中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在寻找飞机残骸、埋葬死难者遗体和清理死难者遗物等方面所给予的协助，中国政府表示深切的谢意。应死难者家属请求，中国政府决定把９具死难者遗体运回中国正式埋葬，或就地火化，带回骨灰。为此，中国政府请蒙古政府惠予协助，并希望蒙古有关单位将死难者所有遗物交还我方，云云。
据孙一先披露，电文中的“自行坠毁”，乃是周恩来亲笔加上去的，当时他“感到相当意外，怎么顷刻就作出了这个判断？”的确，孙汇报后不过几小时，又没有经过正规空难调查，周恩来就能迅速作出这结论，不亦怪哉？这岂不是中方有意掩盖自己作案的铁证？
但他后来也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了：
“总理听了我的汇报，当机立断作出了‘三叉戟２５６号飞机系自
行坠毁’的判断，使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基本上同国外脱钩，轻
而易举地变成了国内问题，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这是高度政治
睿智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晶化。当然，这个结论后经多方面论证，是
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也是正确的，不过９月 ２２日凌晨就作出这
个判断，带有一定的风险。‘自行坠毁’４个字，可称得上是字字
千钧。”
熟悉我党行事的人，不难一眼看出这话的真实意思：作为外交老手，周恩来不会看不出二秘孙一先能看出来的事，他完全明白苏蒙方是想抵赖责任，但他不给人家写感谢信就已经是殊不过意了，又岂还会去追究责任？所以，他索性主动为对方解除责任，以免此事化为国际纠纷，引起万国瞩目。飞机到底是怎么坠毁的，他毫不放在心上（孙自己就说：“总理似乎对失事飞机不大感兴趣，听着听着闭上眼睛打了一个盹。”），真正关心的是人死了没有。所以，周在情况不明前就武断地作了“自行坠毁”的结论，有如说是自己抵赖，还不如说是帮对方抵赖。
另一个争论焦点乃是，飞机在迫降前到底是向何方飞行。可以肯定的是，飞机迫降时的方向确实是从北到南，但那毫不证明那飞机想飞回中国来，只不过证明了那是飞行员选择的最佳迫降方向罢了。
不过，飞机倒有可能原来确是向南飞行。据汉纳姆文章，前外蒙政治局委员莫罗扎姆茨披露，飞机其实已经飞越了外蒙领土，到了苏蒙边境，请求苏方允许入境，但被拒绝。如果在此之后还要擅自入境，势必要被击落，于是飞机只好掉头向南飞。
这证词当然无法核实，不过我觉得可能性相当大。
迄今所有的证据都提示，驾驶员采取的是高度配合的态度，忠实执行了首长意图。例如他在起飞之后，没有按惯例迅速爬升到９千米的巡航高度，而是一直在２－３千米的低空飞行，很明显是要规避雷达追踪，这才能在起飞１４分钟后即从山海关机场雷达屏幕上消失。此后飞机似乎一直是在低空飞行，这才能顺利突入外蒙领空而未被察觉。但要进入苏联领空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如果他们真的飞到了苏蒙边境，为了安全起见，势必要请求许可。这也丝毫不难：据林家警卫证词，叶群和立果的俄语口语都很流利，当着警卫讲机密要事时便改换为俄语。
不幸的是，万恶的苏修对叛逃过去的一般中国人员毫不同情，毫不客气，根本就不提供政治庇护。在不明对方来历的情况下，最可能的反应就是拒绝对方入境。更何况作决定的不过是地方驻军首长，哪知道中国高层斗争内幕？当然只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御麻烦于国门之外。如果飞机真的受到驻蒙苏军军机攻击，那很可能就是在掉头南飞后，苏方通知了驻蒙苏军，令其起飞攻击。
最后要说的是，据官方披露，林立果出逃前作了周密计划，带上了“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中国周围国家电台频率表，北京至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圈和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以及广州、福州地区机场的资料。”真情是否如此，大可怀疑。如上所述，飞机在迫降前并没失控，还能在迫降场地上空盘旋达２０分钟之久。而７０公里外的温都尔汗就有个机场。三叉戟１Ｅ作低空飞行时速度仍能达每小时６００公里。如果林立果等人知道那儿有机场，飞到那儿去只需７分钟。可见，林立果至少没有带上出逃路线周边的机场分布图。
综上所述，我认为，可以肯定的是，２５６号飞机在野外迫降着陆后失控，引起机内燃油爆炸而导致机毁人亡。迫降原因不明，或为燃油不够，或因遭到苏军战机攻击，后一可能性更大，但中方攻击或破坏的可能可以基本排除。
无论是哪种情形，真相很可能永远不会水落石出。如果飞机确实遭到苏机攻击，则俄国绝不会披露真相。许多人寄希望于俄国交还该机的黑盒子，这其实没什么盼头。苏联击落南韩客机后，交给韩国的黑盒子据说被做了手脚，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没有。更何况据康庭梓披露，当时我党我军那些大老粗们根本不知道黑盒子有什么用，从来不兴测试维修更换。倘若情况真的如此，那即使飞机真是因燃料不够迫降，俄国也交回了未经手术的黑盒子，那里面是否录下了爆炸前３０分钟驾驶舱内的对话，还在未定之天。所以，看来这段历史只能是用假说来填补的空白记录，而最言之成理的，还是上述经过修正的“京华孤魂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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