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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成败之鉴·国军将领戡乱战争忆往3】 陈恭澍: 平津地区戡乱闻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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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成败之鉴·国军将领戡乱战争忆往3】 陈恭澍: 平津地区戡乱闻见记   
所跟贴 【成败之鉴·国军将领戡乱战争忆往3】 陈恭澍: 平津地区戡乱闻见记 -- Anonymous - (26405 Byte) 2004-10-06 周三, 下午2:38 (1742 reads)
花田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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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成败之鉴·国军将领戡乱战争忆往3】 陈恭澍: 平津地区戡乱闻见记 (续1) (482 reads)      时间: 2004-10-06 周三, 下午2:43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平津地区绥靖戡乱（二）

[前略]

二、一幅轮廓突出三个特点

「国防部绥靖总队第一大队」是我们的正式番号。队有队旗，队旗上写的就是这十一个字。大门口如果挂牌子，上面一定也会写上这十一个字。不过，我怎么想他想不起我们是否有过旗帜，至于挂牌子的事，容我问问他们看，等问明白了再补充。

「河北大队」是简称，好象是人的别号。偶而也有人称为「华北大队」，其实，无论是「河北大队」或「华北大队」都不怎么恰当。因为上级指定的工作地区，并不限于河北一省，而华北地区的山东、河南、山西三省，则另有第三、第四、第五大队。

「○七○六」部队，是「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颁给的代号。穿便衣的不说，凡是本部队官员身着军服的，所佩戴的符号上，印的都是阿拉伯数码（０７６０）四个号码。提起「○七○六」部队，那可就响亮得多了，在平津地区以及河北省的几十个县份，曾留下很不错的名声，尤其是在匪军多次出没和受过蹂躏的地方，老百姓们对于「○七○六」部队，更有良好而又深刻的印象。不仅如此，我们曾在卤获的匪军文件中，多次发现有关「○七○六」活动的情报。这一点，最少也证明我们发生了作用以及共党方面对我们的注视。

写到这里，笔者也无妨透露一点「虚荣心」作怪的往事：我的职务本来就是大队长，大队长当然比中队长、分队长、小队长都要大，人家以「大队长」相称，也是很自然的事，这与抬高、贬低丝毫扯不上关系。可是当我听到「大队长」称呼时，总觉得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感受，很不自在。想或这不只是「虚荣」，也许还夹杂着「自卑心理」的成份在内。可是，如果人家称我一声「部队长」，顿时觉得大了不少，好象这才恰如其份似的，其实大队长和部队长还不是一样，想想自己也好笑。

如今，也就是七十五年的现在，可就不同了，每逢遇到旧袍泽，喊我一声「大队长」时，觉得好亲切呵，听了非常舒服。假设再有人叫我「部队长」，反而淡而无味了。

闲话表过，接着再细说我们「第一大队」：

李玉林先生与总队长刘培初先生有旧（刘任河北省唐山区行政督察专员，李任唐山市警察局长），李玉林担任第一大队副大队长，是经由刘总队长的推荐。在此之前，我和李玉林先生并不认识。虽然李先生在担任「华北忠义救国军第六路军」参谋长时，我是「华北忠救军」的副总司令，可是我们并没有见过面。不过，我们都是患难中的过来人，眞的是一见如故。

「励志班」第一期结业前，李副大队长已先行回到北平筹备大队部的成立去了。

这样说吧，筹备期的第一大队部，完全靠李副大队长一个人在奔波，等我到达北平时，他已经在西什库（街道名）觅妥办公处所了。虽然因陋就简，在少得不能再少的经费支付下，等于是空手起楼阁。

为什么过了不久之后，又从西什库搬到东城铁狮子胡同的后进，想不起来了。

大队部新址的前院，也就是「警官学校」的正门；这个「警官学校」是否系「中央警官学校」的分班，则未予查考。因为第一大队部在「警官学校」的后院，如果出入同走一个大门，彼此都不方便，所以我们就在后墙开了一个大门，另派卫兵守卫。其实，这又是一条街道了，这条街就是「府学胡同」。

「警官学校」位于铁子狮胡同东口的北侧，建筑虽已老旧，气派仍然不凡，原来这里就是民国十三、四年，段祺瑞执政时期的「执政府」。那时候笔者念中学，常从铁狮子胡同穿过，于今仍留有残缺印象。民国二十七年，笔者曾在三轮车上，自东四北大街到北新桥，打从铁狮子胡同东口外经过时，仅仅看见胡同口有日本兵站岗，可不知道是被日军什么机关占用了。这段回忆前后已有六十多年。

拨给我们大队部用的这一部份，主体是一幢两层高的楼房，另外有教室、饭厅、礼堂等三用的建筑，颇称宽敞，可容纳两、三百人。一进门的右首，是一排平房，作为「警卫班」和「电台」之用。

这一幢大楼楼上隔成七、八个房间，分别作为会议室、正副大队长办公室、指导员办公室、参谋、军需等业务、事务单位的工作场所。因为年久失修，虽不致于已成败瓦颓垣，但剥落处四壁可见。记得这年冬天，楼底下生煤火取暖，一股股的浓烟就打地板上的裂缝中冒上来，每天早晨如此，总要历时二、三十分钟才会消散，眞是呛的受不了。

虽然如此，并没有人叫苦，也没有人抱怨；大家都知道，苦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第一期学员到达北平，是三十六年九月，我们还在西什库。第二期学员到达北平，可能是在十一月，我们已经迁到铁狮子胡同现址来了。第三期的学员没有分发到第一大队来。而后，我们又奉准在北平以「励志训练班」的名义办了一期，有一百多人，是为第四期。

所有「励志班」分发来的学员，都编入「绥靖第一大队」。原来阶级高的、能力强的，任为指挥官或组长；其余的都编为队员，最低阶级也是少尉。

现在再就全队的「编制」加以解说：「编制」是「军制学」中的名词，笔者在军校时也上过这门课，现在早就忘光了。那么就马马虎虎的，可能有错误但不会离谱的，一记实况。「绥靖总队第一大队」原有个「编制表」，表中列有「大队长、一、上校」，「副大队长、一、上校或中校」，「指导员、一、中校」，「大队副、一至二、少校或中校」等等。大队长是职别，一至二指的是名额，上校是编阶。所谓编阶，也就是编制上的阶级。在那个时代，像高阶低就，如上校任中校职，低阶占高编，各中校任上校职等比比皆是，并不严格。最重要的一点，虽然都有阶级，但正式任过「官」的则并不多见，为什么？因处于乱世，军制还没有上轨道。

除上面提到的正副大队长、指导员、大队附、参谋、军需官外，还有电台台长、报务员、译电员、警卫班长、警卫、勤务等。此外，好象是并没有「秘书」这个职称，编制上旣然没有，而实际又有的原故，是为了掩护「北平直属组」的活动，也就是常常超越规范而又自圆其说的所谓「权宜之计」。

以上是大队部，也就是指挥中心。至此，照说在「编制表」上应该有个「人数小计」，不过，记不清多少人了，用一句「老百姓」的话说，如果加上警卫班总有百把个吧？

再说外勤，大队以下辖四个指挥室：

一、第一指挥室，驻涿县，工作范围是平汉铁路北段。指挥员前后有王兆芬、江田、刘原深等三人。
二、第二指挥室，驻静海，工作范围是津浦铁路北段。指挥员前后有刘原深、常绍曾二人。
三、第三指挥室，驻胥各庄，工作范围是北宁路山海关以内。指挥员前后有庞兆丰、王兆芬二人。
四、第四指挥室，驻张家口，工作范围是平绥沿线，指挥员先后有张筱朴、张鲁颖二人。
五、以上四个指挥室为原有编制，随后又奉准增加一个第五指挥室，驻顺义，工作范围是北平经古北口至承德一线。指挥员是张作兴。

「指挥室」是每个大队的工作重心，全般工作是否得能展开，端赖「指挥室」的有无作为；而有无作为的关键，则在于如何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以及钻研锲入的精神。当然，几句话道来容易，做起来可就不简单了。

「指挥室」的主官，编阶中校，称「指挥员」而不称「指挥官」，在我国「军制」中，是否首开其例，虽不敢一定，但笔者个人还是首次经历，如果说的不对，那就是少见多怪了。至于中共军有「指战员」这个称谓，其所代表的是「指导员」和「战鬪员」，则与「指挥员」不同。

在「指挥室」本部，设作战参谋、情报参谋各一人，另主管人事、军需、文书、事务等官员数人。之下，设工作组或小组，视实际情况而决定多寡。虽然编制上可能是三至五个，不过，特大地区将不只此数。「工作组」或「小组」可混合设立，也就是有大型的「工作组」及小型的「小组」。每个「工作组」从五、七人到十多人都有；「小组」则仅有三、五人而已。

依照编制，每一个「指挥室」的员额，约在一百人以上，一百五十人以下；在初期，各个指挥室都保持着这个限度，到后来，随着工作的展开，竟然到了「日长夜大」的境地！这又怎么讲呢？前来投效的渐多，不分黑夜白昼，俘获的「匪干」也常有反正的，他们表示：「你们不杀我，我就跟着你们干，掉转头来打共产党。」这还能够不接受吗？所以才会「日长夜大」。形容词都带有夸大性，用在这里则并不过份。虽然不是每一个指挥室都如此，可是的确有这样的事。

再说「突击队」：用一群由军官组成的队伍去突击共军的民兵、岗哨或小股部队，不仅在人力使用上不经济，也未免大材小用了。所以我们建议上级，另行编组以士官为基干的「突击队」，直属于大队部，视情况之需要，再以其全队或一部份配属于各指挥室。此案奉准后，我们第一大队除了五个指挥室外，另有一支直属的「突击队」。

「突击队」由三数百人组成，因各指挥室均有此需求，在兵力分配上又感不足，乃允许他们「在甄选严格，补给能力许可的原则下可自行报准成立」，于是又有了指挥室所属的突击队。

除上列者外，还有「直属组」：「直属组」再分两种不同的型态；一种是从事「四大任务」的工作组，如北平近郊的「北郊组」等，另一种是专事搜集情报的业务组，如潜伏于天津的「情报组」等。

「直属组」也有好几个，将在下文中一一介绍他们的工作表现。

综合以上各级组织，自大队部至各小组，第一大队共有官兵一千数百人，已超过编制内以及四百名运用人员的总合。（接受本部队指挥的地方武装尚未计算在内。）

问题接着就来了──六百人的粮饷怎么能供应一千多人的需要呢？这要从头说起：

我们大队部里根本就没有人懂得「办军需」，我和李副大队长一商量，由他先去了解一下，主管平津地区补给的是那个单位，然后再打听打听里面可有熟人，这很容易，据悉：北平属于联勤总部「第五补给区」，司令姓耿；在「第五补给区」之下，还有一个「第六兵站总监部」，总监姓吕，有关「绥靖第一大队」的补给，就由这个兵站办理。可是隔行如隔山，一个熟人也没有；我和李副大队长再一商量，决定由大队部出一封公函，说明原委，请兵站总监部介绍一位军需官给我们，好经办一切补给事项。也许是这封公函写的好──我们在措词上不用介绍、推荐等字样，而是请他「派」。果然很顺利的「派」来了一位军需官，我们的补给问题，也就此得到实质的解决。

这位新任的军需少校，名聂恩俊，安徽合肥人，军需学校毕业，是现任的「第六兵站总监部」少校股长。他来了之后，大队部就把全部有关补给的事，授权给他负责办理，除了必要的手续非签署不可的，我和副大队长，从此就没有操过心，可见他是何等的干练有为了。至于他是用的是什么手法得以截长补短、东挪西凑，使得整个部队粮饷无缺，容以后再说，不过，这里要先表明一点，他是一个端端正正一丝不苟的人。

我们队上除了请来一位够理想、够标准的军需官之外，还有一位随队而来、代表稳定力量的指导员，他就是前一章中已经介绍过的罗敬中校。

罗指导员主管思想考核以及人事升迁等等，请假、借钱都归他管；当然，他也是维护军风纪的检举人和执行者。他有威严，同时更受到全队的尊敬。

人事、经费均有所托，节省下来的精力与时间，专注于重要业务，也就成为我们的优点。

过去，笔者在「军统局」工作期间，站长、区长只有书记，并没有副手，这一次有了副大队长，如何共事？如何相处？倒是一个考验，我很认眞的考虑过这件事，我想，除了相待以诚之外，就是需要彼此都应该了解对方。有了解才能构成谅解；有了谅解就会产生共识；有了共识那就什么都好办了。果然，我们不但是好同事，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到他过八十大寿的那一天，还在一起杯酒言欢呢！

大队部里还有编制内外的队附、参谋等多人，而其中超额任用的也不在少数。那又为什么要用这么多人？本份的说，是为开展工作而储备干部，如果稍为渲染一点，也无妨承认是在网罗人才。

以上仅仅从编制上描绘出「绥靖总队第一大队」的一个轮廓；接下去再提出这枝「特种部队」的几个特点和时代意义：

一、参加我们这「特种部队」的靑年志士，越来越多，这与当时「对反共信念发生动摇」的说法，实大相径庭，那又当作何解释？答案应该是──有一些人，对现状极度不满，他们要求换一个与自己有份，亦卽是有「参与感」的新环境，并不是眞的信仰共产主义而倾向于共产党。更武断的讲，这时期一般靑年人的意气消沉，与政治信仰并无直接关联。

二、一个大队的规模自然不算大，可是一试身手的志向可不小，他们是初生犊儿，无所畏惧；他们本质纯洁，并无私欲，所以有一股冲劲。有冲劲才能汇为突破难关的力量。

三、团体无论大小，一团和气为贵，因为我们做得公平公正，所以我们上上下下一团和气。至于公开不公开，基于工作上的特性，自有一定的尺度，而大家有谅解，也就不作此要求了。

综合以上所述，「求创新」、「有冲劲」、「致祥和」，精诚团结，志在建立事功，也就成为我们的特点了。

三、主管会报联合办事与集体领导

我只有一套「励志班」发的、褪了色的人字布草绿色军常服，皱皱囊囊，穿在身上一点也不挺刮，根本谈不上一个军人应有的威武气概了。还有，穿军服如果不配戴整齐，犹如散兵游勇，走在路上，宪兵都会干涉；可是有了配戴，行动又大受约束，徒步或搭电车尚可，若坐在三轮车上招摇过市，也太不象样子了。

直截了当的说吧，我就是不喜欢穿军装，不过，旣然任为军职，不穿也不行。

此刻，九、十月天，北平的气候不但凉，且有寒意，我总该添件衣服才好，可是戋戋薪资，处处需钱，一时半时还顾不到。无可奈何中，顿然想起了「应元泰西服店」，不如先去做一套，等慢慢的再结账。

说到「应元泰西服店」，不由得想起了当年往事，而这一段古，一辈子也忘不了。「应元泰西服店」的老板是应元勋老先生，我们之间的关系，除了店东与顾客之外，也是朋友。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当我们（「北平站」和「天津站」）奉命制裁汉奸张敬尧那一次，曾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内侦查了好几天，就是查不出张敬尧住在那一层楼、那一间房。幸亏无意之间在上下楼的当口，碰见了应老板，一打招呼，才知道他是给张督军（敬尧）送衣服、试样子来的，无巧不巧，打听个正着（详情见拙著「英雄无名」第一部「北国锄奸」）。

这已经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抗战的第二年，笔者为王克敏一案由天津到北平，也曾打从这间西服店门前经过，当时正值采取行动过后，惟恐连累了他，所以不敢进去。这一次，就是不准备做衣服，也应该上门看看老朋友了。

店还是老店，一间门面，土里土气，看上去毫不起眼。一进门，柜台上没有人，待我喊了一声「应掌柜的、应大哥！」这才有人从后面走出来，他一看是我，三步并两步的从柜台后面绕出来，拉着我的手，连声说了几句「你可好，你可好！」故人相见，倍感亲切，一叙别情，自不在话下。等我道明来意后，他主张要做两套，一套军服，用最流行的灰绿色「罗斯福呢」；另外再做一套中山装，用藏靑哔叽，隔一天来试样子，五、六天就赶出来了。我一想也好，军服备而不用，以后到外面走动走动，不如穿中山装岂不是方便许多，结果就这么决定了。说到钱，我们积欠他的，也不算少，可是应老板从不掂斤拨两计较过。他还说：「过几天，等我邀一邀，我们要好好的聚一聚，有一家『韩家菜』很不错，我请客。」


[下略]

数日后，取来新做的衣服，暂把军服收起来，就此改穿中山装。这一着眞使我得到不少便利。

且说回到北平不久，卽承邀参加由当地各「情报治安」单位（按：当时还没有「情治单位」这种称谓，卽便偶或有之，也不普遍，为便于了解，故超前一用。）定期举行的「每周会报」。出席及列席的有十多个单位，约共二十多人。其中除少数一两个之外，几乎全部都是熟人。最使我觉得惭愧的，是这班朋友都已个个独当一面，进境非凡，更显得我是多么不成器了。

每逢集会，大家都穿得整整齐齐，以服式分，军服和警察制服最多，中山装和西装次之。有一次正赶上是国庆日，不期然，我在他们的身上看见了一样东西，这又使我大受刺激！

原来有些人在他们所穿的制服上，别着一两排五颜六色的「勋标」，其中有一节「胜利纪念章」，是表彰抗战有功的，我看在眼里，辛酸在心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而我没有。

想到抗战，我的确也出过力，就是事到临头舍不得一死，不仅应该得到的得不到，而且落得个终生不名誉。这怎么能够叫我在众家弟兄面前抬得起头来。少一颗纪念章，原是小事，算不了什么，可是烙在身上的疤痕，将永远挖不掉。因而，有好一阵子，总免不了怀着「矮半个头」的自卑心理。

由于自卑心理在作祟，使得我很少与外界接触，除非万不得已，连过去的老朋友也冷淡了。不过，这对于我的工作任务是否产生了不良影响，倒也不一定。

就便在这里记述一小段有关「会报」的事：

我参加当地的会报，怎么说是被「邀」的呢？因为旣非上级命令，也不是正式通知，只不过是主持会报的单位负责人的一声召唤而已。

主持会报的，是个秘密单位，在当地属于领导地位，这虽然不是制度，也似乎已经成为惯例。

我所代表的单位──「绥靖大队」，其工作重心并不在北平，至于「保密局」派我干的「直属组」是个小单位，好象还不具参加会报的资格，而今能参加当地的会报，此中有友情，也意会着一份抬爱，在充满自卑感的情况下，自然觉得已经很受到尊重了，这才是眞正的鼓励。

会报中，公推我每周一次作「国际情势分析」及「匪情报告」，我当然乐于接受，可是荒废已久，必须要多下功夫从事准备才行。

「会报」类如「座谈」，大家能经常保持连系，总是好的。其作用，不仅可以在不固定的形式下，交换情报、交换了解，还能够排除些个不必要的磨擦，避免掉若干重复，以冀采取同一步调，增强打击敌人的力量等，应该说完全是正面的。

会报每周定时召开，从不脱期，而参加会报的各单位主管，亦准时出席，乃好现象也。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每逢开会，大门口外，总停上十多部轿车，不仅妨碍交通，司机们的嘈杂声也打扰了邻舍们的安宁。那个时代，汽车成群，更显得有点招摇。不错，也有人提意改善以免遭物议，岂奈参加会报的主管们，跑来跑去都要赶时间，就非坐汽车不可。一件些么小事，也就因循下来了。

别以为这是小节，累积下来，也会失去人心！

再说这个会报，开来开去可就流于形式了。例如：各单位所提出来的「工作报告」，多半都在夸张本位的作为，若不然就专捡好听的说，有的越说离题越远，甚至不知所云，此中，最大的缺点，端在令人听来总有言不由衷之感。会中，也很少提出共同的问题加以讨论，因为每一个单位各有本身的业务，其共同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对付日益嚣张的「左派」活动，而实际上也就是由共党所诱导的顚覆阴谋。说到这里，或有一问：最基本的问题不予讨论，不谋对策，那又是为了什么？要解答这个问题，话就多了，简短的说，讨论这一类事项的，并不在这个会报里，那是属于较高层次的事，参加的人也没有这么多。

接着，仍不嫌词费的记述会报中另一个不太好的现象：会报中的后半场，偶有「建设性」的批评提出，其关系单位，亦必有「防卫性」的辩护回覆，一来一往，「建设性」徒劳无功，「防卫性」关紧门户，结果不但并无补益，反而伤了和气。说到这里，可又牵涉到「民主风度」与「个人尊严」上面来了。试想，「民主风度」与「个人尊严」都相当抽象，原无尺度，怎能衡量？所以亦必掺有若干主观。

当然，为了集思广益，相互砥砺，大家坐下来举行会报，应该是件好事；不过，像这一类的单位，处于那个时代，对于民主型式，似乎还在学习起步阶段，能够做到当时那种地步，已经很不错了，而实际上，也的确产生了作用。

如果再进一步探索，又引发了一连串的「秘密工作公开化」、「秘密应否领导公开」以及「集体领导是否得宜」等问题。这里，不谈这些难以达致结论、且令人头痛的事，不如说两个与此有关的故事，作为一部份答案。

抗战期间沦陷区中的抗日活动，当然都采取秘密方式，稍一不慎，就有发生意外的危险。由于「失事率」高，工作者本身旣不敢暴露身份，上级也不准许发生横的关系，更谈不到许多人聚在一起开会了。可是在民国二十七年的夏天，潜伏于天津各工作单位，且包括几个「公用事业」机关在内，仗着英、法两租界的掩护，却一反常例的有过一个时期的「联合办事」。参加的单位包括：「中统」天津负责人沈泽臣兄、「复兴社」华北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某君、天津电话局长张子奇先生、天津电报局长王若僖先生。还有一位中央派驻天津的党务工作者，此君而今地位颇高，不愿透露姓名。再就是以「军统局天津站」站长参加的笔者本人。

这个联合集会的名称，大概是「天津党政军联台办事处」，也许不大对，可是已经想不起来了。

这一次的联合办事，最使人怀念的，并不在于它的成就如何，而是那种「眞诚合作」升华到「无条件合作」的精神，的确已经到了忘我的境界。这是笔者一生中所经历过的一次实实在在的各尽其力，同时也是突破门户之限的一个创举。

其它单位的上级主管对于这次合作的反应如何，我不知道，事后，我曾经受到戴先生的口头责备。因为这么做，已经违反了「团体纪律」。

这且不言，值得提出来的，倒是究竟是什么力量促成大家合作的呢？正确的回答应该是：民族意识加上国家观念再乘以满腔敌忾同仇之心！

此外，这又可以说明一件事，那就是有意树立门户的只有大小之间的人物，基层上的实际工作者，不见得个个都有畛域之分。

「联合办事」每逢集会，事先都由主持者作过审慎的安排，以策大家的安全。会商的内容，完全超越本位主义，而着重于如何抵御和打击共同的敌人──日寇。至于集会时所流露的那种友善的、亲切的情感，就足以使每个参加的人都感受到心情愉快的了。而更重要的，是所反映出的精诚团结，乃至团结中产生的力量。

遗憾的，「联合办事」只进行了大约一年，由于大环境有变，日寇魔掌已渐伸入英法租界，立足日益艰难，以上各主要负责人均先后离去，这个临时组合，也就在无形中分散了。其时，笔者已于二十八年一月离津，八月调沪，详情已无法得知，这段故事，也只好到此为止了。

综观抗战期间在沦陷区天津市的「联合办事」与抗战胜利后不久，在北平市的「主管会报」，两者有所同，亦有所不同，如果予以分析比较，不难发现其中最大的区别在那里了。细分起来，当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笔者于此先提出其中两点：

一、一次长达八年的战争刚结束，一般心理，希望有个喘息的机会。整个大环境改变了，仍有待适应。
二、对共产党，一部份仍保留在认识不清的阶段，而另一部份人则予以轻视，甚至漠视，所以对戡乱前途，充满乐观。

最后，还有一段近年的故事，照本地旧货市场所标示的，应该算是「中古」，也就是半新不旧的意思。不过也将有三十年了。

这一年，在复兴基地，笔者是以随员身份列席过一个短时期的高级会报。虽然称为「会报」，实际上却与一般的会报不一样，别的不说，一进会议室，气氛就不同，严肃之外，静悄悄鸦雀无声，打招呼、握手寒暄那一套，也全免了。

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心理，觉得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样样都是眞实的。

这个会报，的确有许多不寻常处，就说是特点吧。

一、会前都有充份的准备。
二、报告，谁也不敢撒谎。
三、讨论，谁也不敢偏私。
四、有了决定或有了结论，立刻就得执行。

虽然出现过据理力争的场面，其所持的理由当然许「正」不许「歪」。

也发生过难以取决的问题，有的先作保留，有的定期再议。

整个议事过程，仍保持着民主原则在进行。

笔者认为：像这样的会报，主持者必须要有权威，如果能受到尊敬，那就更好了。笔者也思考过，此一条件，适用于任何业别，并不限于军政也。

以上这三种不同形式的集会，分别以三个故事记述完毕。

* * * * * * * * *

平津地区绥靖戡乱（三）

［前略］

二、广纳故旧情义重实力增强

自从有了这个部队－「绥靖第一大队」在北平成立以后，就有笔者的许多故旧闻讯投奔而来。此一现象并不正常，我认为也只有在不上轨道的现实环境中，才会发生。

由我担任大队长的这支小部队，在承平时期，或在正常状态下，只等于一个营而已，编制用人少有弹性，根本容纳不下三山五岳中的各路英杰，亏得部队中有几百名「运用员额」好安置，所以烘托成一幅来者不拒的大模样。

如果说，他们都是为了反共无门而齐来投效，也不尽然，依我个人的领会，大部份是准备投入自
己、同时也希望「其中有我」；换个角度解释，也就是倘若将来有所成就，也许有我一份的一种心理要求。不过，我们的任务即是「绥靖戡乱」，他们当然也会毫无犹豫的跟着走。至于借着旧有关系作为援引，这也是常情，又何足为奇？

以上这几句话的口气，似乎放任了些，比较拘谨的人，说不定会觉得有点狂妄，甚至于误会为「有野心」、「想造反」。这倒无妨坦率的说，谁不想往上爬，多一些作为，但绝不敢乱来，对于自己有多重，早就惦量过了。其目标，无非是在英明领袖领导之下，倾力于挣脱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的那般人之任意摆布而已，难道这还有什么不应该吗？此一问题，到此为止，不宜多说。

下面，分别介绍从各地来的同志们、朋友们－

在拙著第一部「北国锄奸」第一节中，提到过江田这个名字，是说在他的亲戚家裹，遇见了神秘人
物范行（纪曼），后来又从范行那里引出许多故事。这一次在北平，再与江田相晤，在彼此同意、上级核准后加入了这个部队。

江田，字立生，河北玉田人，军校第四期毕业。民国十五年春，我们同在军校第一团入伍，他在第九连，我在第十连，同属一营。还记得我们的团长是郭大荣（保定军官），营长是赵锦文（云南讲武堂），他的连长俞镛（军校一期），我的连长丁维经（云南讲武堂）。他升学考试上榜编为第四期，我考试落第延长入伍，是为第五期。

特地加以说明的是江田兄有个不寻常的家族背景：他的伯父江灏，老共产党，在当时与陈独秀、李大钊齐名，已于早年死在海参崴。江灏之子、也就是江田的堂兄江振寰，军校第一期，因叛乱罪于十八、九年死在天津。江灏的三个女儿，有两个半是共产党，所谓半个，指的是徘徊于门里门外而言。江田兄虽与众姐妹很接近，可是他并非共产党，思想也不左倾，其原因先前搞不明白，到后来才知道是他的生活意识与共产党所标榜的那一套背道而驰。

我知道他的能力相当不错，很有意邀他加入部队，他也表示愿意振作起来大家好好干一番，因而一拍即合，他屈就了第一大队的指挥员。至于干的怎么样？下文当有分晓。

白家祺中校也来了，在拙著第四部书中曾提到过他。我们原不相识，当我服刑关在「提篮桥监狱」时。白家祺中校是日本嫌疑战犯的管理员，我们关在忠字监的二楼，日本犯人关在三、四楼，说来也算出奇，有一天，他站在铁栏杆外面招呼我，并作自我介绍，随即送来难得吃到的丰盛美食，得以与「同窗」共享，我们就这样认识了。现在，他既然不辞千里迢迢而来，除竭诚欢迎外，乃项目报请任为中校大队附。

谁先来，谁后到，时间上也搅不清楚了。又有三个人结伴从上海来到北平。我们可能见过一两面，但很少打交道，所以并不太熟。抗战胜利前不久，伪「政治保卫部」（前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吸收了三名新出道的日文翻译，他们虽系山东人和河北人，却都在东北长大，以后同赴日本留学（早稻田）。他们的知识水准比较高，与一般恶习甚深的日本翻译大不相同。之所以到伪组织当译员，想是连他们自己也分辨不出那个是真、那个为伪，而且不一定是出于本意。这三个人是王智斌、齐枕平和郭子中，此番前来也是得到刘原深兄的指点。至于如何安排他们的工作，倒也颇费周章，后来才编成一个小组，并指定王智斌为组长，派到天津专事搜集情报去了。出乎预期的竟不负所托且大有收获。

再说前「上海区」的老搭当张作兴兄。他在「上海区」任电台督察，三十年十月底和我前后被捕后，他在「七十六号」关了一段时期，就「赋闲」在「华村」，因生活无着，困苦异常。在我摆脱羁绊可以活动之后，大概是在三十二年，由我推荐给伪「安徽省主席」罗君强，罹派他做了一任繁昌县县长，这当然是伪职。在他行前我们虽有约定，岂奈限于联络困难，惟并无作为。所以在拙著第四部书中，没有提到他的下落。这一次回到北平，他已经携眷定居于此，为避人耳目，深居简出，并无活动。抗战胜利后初期，出任「北平卫戍总部」稽查处长的齐庆斌兄，也正是前「上海区」的书记，我们三个人不但是同志同事，私谊也甚深，所以齐庆斌兄虽在北平主持肃奸，但对于曾任伪职的张作兴，在无人检举的前提下，也就不主动的追究了。

我当然要为他谋解脱，最佳的途径莫过于阵前立功。在得到副大队长的谅解下，我用了他，不过却隐瞒了前述的那段经过。想不到依然存有问题，因为用人必须要上报备案，否则就是黑人，而报请上级备案，又一定要附有详细人事资料，假如人事资料不实，那也是麻烦。所以张作兴虽然已经是队上的指挥员，但迄未正式任用。

这件事如果有人指责我包庇徇私，我想过，与其辩白，不如沉默。

在第四部书第十章中，记述笔者于卅二年挽请旧友尹擎宇兄突破封锁线回大后方找到「军统局东南办事处」主任毛万里兄恢复工作关系，结果在江西铅山获得解决，并承万里兄派来上尉副官李耀随同尹兄回转上海传达口头信息。现在，李耀辞去他在杭州的职务，同时也获得万里兄的同意，也到了北平。李耀他对于自己的枪法颇多自许，且看他的表现如何？目前暂以上尉副官任用，俟再调派适当职务。

还有四个人，曾是共过患难的老同事，他们是情报编审老手毛一鹭和黄维，制图高材洪复予，以及既擅长中文打字、又可以理财的周祺卿。他们来信表示都很有意到北平来，而我也希望再和他们一起共事。不过，他们此刻是「上海站第三组」的现职人员，当然不能想到那里就到那里。刚好，我不是兼任了「北平直属组」的组长吗？就借着这个名义，请调他们前来「处理情报」，而且附加申明，他们所有的待遇统统曲我这里负担。这一着非常灵，一请就准。待他们到了之后，由我权宜先把四个人的名籍安排在队里，也就是吃队上的粮、拿队上的饷，其中周祺卿、洪复予二人住在队里，周协助辞军需，洪专事绘制图表；另外毛一鹭、黄维二人则租屋另居，专事「北平直属组」的「情报指导」。因为总不能糊里胡涂的把两个单位的业务混在一起。

上面提到的「上海站第三组」，与我渊源颇深，它的前身就是「上海区第三站」，当时的站长也就是我。这是抗战胜利以后的事。在此之前，我们都在上海忆定盘路九十九号工作，此处简称为「九十九号」；表面上是与日方合作的「第一委员会」，实际上也是属于「军统局」的「第七站」，站长也是我。在当时大约有二十多人，这回从上海来的，就是其中的四人。

也许书中没有机会记述到队部改编以后所发生的事，在这里要预先提一笔的是：数年后，毛一鹭（又名毛滋厚）死在澳门与大陆边界；黄维死在广州市，他二人均牺牲于反共斗争中，年纪都不满四十岁，遗憾的是在任何资料中也不会找到他二人的记录。

三十五年春，我关在上海市看守所的几个月中，虽然行动不自由，但也结识了不少朋友，认真的说起来，在这个当口所交到的朋友，的确是更见交情。这些新朋友之中，看守所的管理人员（包括文书、事务、警卫等）反而比同窗难友多。为什么？因为我在「军统局」里的资格甚老，而案情奇特，所以他们比较知道我这个人，同时也颇有兴趣了解我的所作所为。在拙著第四部书最末一节中说过了，他们同情我，甚至于不顾一切的连牢门的钥匙都在暗中给了我，以助我于紧急时逃狱。

我这次回到北平，他们闻讯循线而至，陆陆续续来了六、七位，除了竭诚欢迎之外，也都一一予以适当的安置。当然，他们各有所长，各有所司，也能各尽其职，绝不是借着和我的私人关系前来图侥幸的。不过，这其中多少总难免有一些小的困扰。

我考虑过，以上这六、七个人，仍以不透露他们的姓名为宜，顾虑的是其中大部份迄今仍在台担任公职，且即将届龄退休、免得替他们惹来不必要的麻烦。至于他们每个人对我的那份恩泽，永不敢忘也。

此外，还有，那多半是故旧友好们的子弟了，扳指头计算一下，前前后后也有好多起，有的自远方来，有的就在近畿。我诚恳的对他们解释过：这里的生活苦，待遇薄，不但规矩严，而且充满了危险，就算我想曲意照顾他们，也未必能做到很周全，还是多加考虑的好。说是这样说，可是年轻一辈的却满不在乎，提到有危险，好象是才够刺激。

这般年轻人，不一定个个都懂得什么是反共，至于绥靖戡乱，那就尤其生疏了。可是一旦把他们带上了路，他们会干得更起劲。这是事实，一点都没有夸张。于此，可以说明年轻人的可塑性非常之强，到将来左倾右倾，完全要看环境。

在当时，这般年轻人加入部队的，大约有二十多人，只好说是经过一番磨练之后，除失踪、被俘、脱队之外，如今在台者已寥寥无几。他们现在的平均年龄大概是五十八、九岁，可能还有活在大陆的，所以也不记他们的姓名。

这许多人都是和我有直接关系的，此外，经由转介而来的也不少，如张作兴兄推荐的庞兆丰，队外友人王君介绍来的刘文勋，以及辗转推介加入本队的张筱璞、魏钧诸位同志，他们都是现役军官，不是出身于东北讲武堂，就是毕业于中央军校，所以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李副大队长推荐的只有一位李长清兄，年纪比我们大得多，惟老于军旅，颇有见识，已任上校多年，因限于编制，只好请他屈就大队附，等将来扩大编制时再调整了。

四面八方的才俊，纷至沓来，大大的增强了部队实力，也显示出生气蓬勃，欣欣向荣，好现象也。可是这其中也有缺点，那就是新参加的与受过训的两者之间，有许多方面的不能完全协调。虽然还不到互不兼容，或是不能合作的程度，可是在意识形态上总有些差距，也就是在想法上、作法上还不能完全一致。

再换一个角度说，以没有训练的来指导曾经训练的，也不大合适，所以到后来除了少数几个突出事例之外，在工作表现上，老将之不如新秀；受过训的比未受训的强，都是不易的事实。

四、往事已成云烟结局足堪警惕

在拙著已出版的四部书中，对于一件自成单元的故事，每都按时间顺序，抽丝剥茧的一层层叙说下去，结果把一个完整的故事，切成了好几段，颇有卖关子之嫌。其实这样，应该说是有好处也有坏处。这一回准备一口气从头至尾、简短扼要的把这个故事写完。虽然超越了时序，好在全是过去的事，稍有前后颠倒之处，也无大碍。

当我决定进行这件事之前，第一个考虑就是如何严守秘密，所以不能按照一般程序办理。

队上的人，只有我和江田、张作兴知其底蕴，连副大队长都没有知会他，惟恐他会多心，只稍稍作了一点暗示性的透露，他当然不再深问。

不过，必须要报告上级备案，否则，万一出了纰漏，将有「通敌」之嫌，到时候说什么也解释不清楚了。
所谓「报备」，就是用口头或书面报告主管上级，经审查后，并覆以「准予备查」，这才完成手续。为了有凭有据，通常都是用书面的多。即使是电报密码，也要形诸文字，仍然算作书面。这么一来，无论如何都要通过经办人的手，我认为仍然欠妥。

因而我不得不越过总队部，当面口头报告郑介民先生。在我的心目中，只有他有此魄力，敢作担当。虽然这已经构成越级呈报，本不应该，但我有责任保证这件事必须在万全中进行。

还有另一个理由，这件事必须要向郑介民先生请示机宜；因为郑先生对中共的了解最深，同时他也是对中共运用谋略的执行者，事先提出报告、把事情说明白，以免演出「重叠」或「冲突」。虽然这种可能性并不高，但也不能不防。

再就是我个人应有的心理准备了。如果失败，当然由我负责，万一获得成就，无论大小，也得有人承受才成。这怎么讲呢？因为不是上级交办的工作，所以要得到上级的首肯与承认。更深一层就不适合用文字作解释了。类似案例，可在国际新闻报导中偶一见之。

此刻，郑介民先生在南京，我在北平，即不便用函电，只有去南京一行。不过，又以职责在身，除非奉准，当然不可以随随便便想到那里就到那里，最好的办法则莫如分为两个步骤－先开始准备工作，并制造与郑先生见面的机会。

经过我等三人多次商议，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着，就是物色一位能替我们奔走的人。这个人的条件相当「苛」，自然难求。那么，其条件又是如何呢－

一、非本大队现职人员，也就是大队以外的人。除了避免招致不必要的误会以外，也有防范授人以柄的用心。
二、能为对方所接纳而不致加害的人。这当然以与对方有旧者为最相宜。如果陌陌生生，不仅有阻力，甚至于根本见不到对象，坏一点还有被「留置」之虞。
三、这个人要有点胆量，够机智才行，否则如何应付重重难关，尤其是通过交战地区的封锁线。
四、与我等三人中任何一人，彼此要有情谊。
五、其人还得具备一些普通的能力：如观察力、判断力、记忆力等。

那么，像这样的人到那里去找？我们三个人一致认为最理想的就是李鸣秋同学了。

不过，自从民国二十八年我们在冀东一带打游击失败后，随卽分散，李鸣秋身在何处，迄今下落不明。现在李的故乡遵化，已陷共军之手，想要打听他的消息，可就越发的困难了。

张作兴也是遵化人，他的意思是要打听李的消息，不如先在北平、天津两地，找同乡们问问看，若是问不出来，只有找个做生意的同乡人走一趟遵化，倘如能碰上从遵化刚上来的人，那就更好了。

在北平、天津打听李鸣秋这个人，十个倒有九个不知道，遇到一个知道他的人，也说已有多年不见。至于从遵化出来的人，有是有，可是都不打算再回去了。最后一个办法，只好找人回遵化。

回遵化的人找是找到了，在这里只能用「大表哥」代表他的姓名。计算一下，他现在虽已年逾八旬，说不定还健在于大陆，况且他有一群儿女都没有出来，若是影响到他，那就太罪过了。「大表哥」愿意替我们跑一趟，他自己认为相当有把握的「回得去」、「出得来」。打听李鸣秋下落的事，这才算有了着落，但愿去的人能够找到他。

另一项准备工作，是要了解中共「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因为知道他们的总部在那里，也就可以找到林彪和陶铸了。

有关李运昌的消息，始终无法取证，这也许是游动性太大的原故。

本案，经历的时间相当长，从三十六年底开始策划起，一直到三十七年秋。此刻，大概是三十七年的一、二月间，也就是春节前后。

想起来了，「大表哥」起程前，还办了不少年货，他说，总要赶回来过年。

查考资料，自三十七年元月以来，窃据东北的林彪所部，正对我军发动了大规模攻势，遂即攻陷沟帮子，切断了沈阳与锦州间的交通线。据此判断，林彪本人亦必在此附近一带。

旧历年尾，「大表哥」真的安然回来了，我只能说他具有「天然保护色」，余皆不赘。他带回来的消息说：「李鸣秋体弱多病，现在天津一家布铺里帮账。其它的也没有多问。」

这家布铺的地址字号都有，可是如今我早就忘了。张作兴专程去了一趟，找是找到了李鸣秋，可是不待张作兴细说下去，一口就拒绝了。作兴兄无奈，只好邀他到北平来，李也不肯，他最后表示，等天气暖和的时候，找个机会大家再聚会聚会。

作兴兄回来说给我听，我只好拉著作兴兄再去天津。好在这个时候的平津铁路还畅通，单程、快车，两小时就到了。把上下火车以及来回车站的时间都计算在内，五、六个小时就可以打一个来，再加上办事的耽搁，中午出发，晚上八点一定可以赶回来。也就是说，午后离开大队部，晚上十点钟再露面，不致引起注意。

车上，我和作兴兄谈起李鸣秋会不会走老路（指与共党恢复组织关系而言）的问题，作兴兄虽不能下判断，不过，照他的看法：以一个军校出身的人，竟尔在一家布店里帮忙管账，总顾得有点费猜疑。

到了天津之后，我们把李鸣秋约出来，不知费了多少唇舌，说到后来已经由商量变成了央求，他才松了口气，答应给他一两天时间，容他仔细的考虑考虑。最后他表示：「你们可不能设圈套，赚我参加你们的工作。」

再见面时，不像先前那么生疏了，谈起往事，也论及现实，说来说去，说到了眼前的局势。他消极的叹息：「四十开外的人了，一事无成，落伍太远，什么都赶不上了。」他又说：「这完全是九年牢，把我身体坐垮了，失去了健康还有什么好追求的，假设跑得动，老早和他们一起走了。」

话说开了头，如同黄河开闸板，挡也挡不住；总结他的意向，依然不能忘情于共产党，之所以没有参与实际活动，完全是体力不支的原故。

对于为什么困在布铺吃一饭闲饭，支几个零钱，只不过是为了渡岁月、混生活而已。他自己也明白的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借着布店作幌子，暗底下还在搞那一套，实实在在已经多年不干了。」他又补上一句说：「假如还在干，我就是承认了又待何妨？」

他这番话，如果单纯就交朋友而言，不容不信，只因这不是一两个人私人感情间的事，即使可信，职责所在，也不得不作几分保留。

表态已罢，话入正题，李鸣秋语出惊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了。他说：「你们不是希望我走一趟关外（指东北）吗？我已经考虑过了，去是去，这么冷，我受不了，再过十天半月，天气稍为暖和一点我才能起身。」

这种事，虽然越快越好，他却这么说，也只好迁就事实，等就等吧。

他又说：「如果你们抱着使我说服林、陶阵前起义的希望，那就难了，不但他们不会这么做，我也不会这么说。不是我泼冷水，你们先要死了这条心。」

这倒没什么，谁不知道，此时此刻，林彪果然来个阵前起义、反正来归，马上就可以扭转大势，影响所及，一举可定全局。我们又何尝不明白，这只是一厢情愿的事，实际上，一无「种因」，何来「突变」？

李鸣秋一本正经的说：「你们如果有意为将来的生存铺路，或者是为了建立一个互通声气的默契，那就对了。我就更愿意为你们奔走了。」

他说完了这几句话，不待我们的反应，紧接着说：「除此以外，你们叫我去干什么？我又是为了什么？」

他表现得如此坚定，这便怎么处？

就工作立场而言，李鸣秋所具备的条件实在太好了，绝不能把事情弄僵。

可是我也不能答应他作考虑呵，即使是「手段」，在没有得到上级认可以前，也万万不可。这非常明显，稍有差错，都会产生身败名裂的后果。

如今之计，只有拖几天再议，于是我回答李鸣秋说：「今天，江田没来，等我和他见了面，问问他的意见再跟你商量。」

现在的情形，虽然是主动变成被动，可是不管怎么样，总不能就此罢手，白白的失去一次机会。

在北平，我和张作兴、江田三个人就李鸣秋所提出来的那番说词交换了意见。他二人的想法也不一致；一个主张口头答应他，一切等有了接触再说，接触不上，谈什么都是空的。一个主张再去找李鸣秋，先和他办理，然后干脆告诉他我们的意向，去就去，不去也罢。

我没有做结论，也无须做结论，因为在内心中，我已经有了决定：

只要李鸣秋能去，「怀旧」也好，「铺路」也好，「通声气」也好，随李去说。

所寻求的是：

找得着林、陶的所在；
见得到林、陶本人，以二人中的任何一人；
尽量的多接触，少说多听。
不论结果如何，但求能将一路所见，以及林、陶二人的一言一语，据实说给我听，就算不虚此行了。
另外，最好是在李出发之前，能见到郑先生，如果来不及，也要从速。

李的个性很强，无论如何都不肯到北平来，我们三个人只好轮番的去将就他。在他起程以前，也提到过李运昌的事，他说不知道在那里，免得节外生枝，也就暂时搁下不谈。

添置行装，备足花费，以及一些江与林、我和陶之间的关系，也作了交代。这都不在话下，他动身的时候，已经在元宵以后了。

此际，中共「东北人民解放军」正进攻鞍山、辽阳，企图掠取营口。林彪在那里，不知道。

李鸣秋走了，挂心的是能否找到这两个目标人物。

三月间，郑介民先生视察华北工作，抵北平。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的报告了他，他有指示：

一、尽可能的争取李鸣秋，不究既往。
二、通过李的关系，可与对方保持接触，除着眼于战略情报外，冀望于提高工作层次。
三、特别注意：与对方接触时，应避开罗荣桓的介入。
四、放手去做，一切由我负责。

我根据实际情况，也作了说明：争取李鸣秋，少有可能。提高工作层次，要看情形。

至于避开罗荣桓一节，当然不能多问，我的了解是：罗系中共「东北人民解放军」政委，其党中地位在林彪之上，比陶铸要高出好几级。此人足智多谋，应是中共党内主管「社会部门」（特工）的第一号头子。岂奈李鸣秋已去，嘱咐已来不及，只好说是记下了。

李鸣秋去了两三个月，才回到天津，他回来的消息还是「大表哥」转告我们的。我是希望他能来北平，可是他又病倒了。

他真的是受尽千辛万苦、忍饥挨冻才在四平街附近的一个村庄里见到林彪的。

以下的这些话，都是李鸣秋断断续续、没头没脑说给我听的，他说：

「林彪的态度相当和善，似乎并没有心思细听我的话。」

「林彪口口声声叫我留下来不要走了。」

「随后，找来陶铸，介绍过，林就离去。就此匆匆一面，并没有具体的表示。林临去时，说是抽时间再详谈，可是后来听说他到别的地方去了。」

李又说：

「陶问起你的状况，他好象很关心。陶对我说：『你回去告诉他，赶快为人民立功，机会甚多，不可一误再误。』」

李想了想又告诉我说：

「我和陶不只谈过一次，有一次他说过这么一句话，意思是不久之后，他会托人来看你，到时候就会把他们的『要求』传达给你。」

我听李鸣秋说到这里，心想，果然不出所料，至于找个何等样人来会我，倒要小心提防才是。

大致的结果就是这样。其余的就是一路之上李的所见所闻，以及和陶铸聊天时的一些「语荟」了。

其实，这才是我所需要的。

我把这些资料紧记在心，经过谨慎处理附注说明后，报告总队部转报国防部去了。

前文言及国防部颁发钜额奖金给第一大队，就是由于这些情报有价值。

「价值」是有限量的，且随时间之逝去而消失。请再看看这件故事中，几个主要人物的结局与下场－

李鸣秋就此一病不起，数月后死在天津。

江田在三十八年初，没有随部队撤退而留在北平。我劝他走，他不听，满以为共产党来了也不会伤害到他。中共窃据大陆后，林彪把他安置在中共铁道部附设的子弟学校中，当了一名管理员。岂料从四
十年起「三反」、「五反」，接着「镇压反革命」，竟揪出来枪毙了。

张作兴受了江田的影响，似乎有了倚仗。在「镇压反革命」中也被揪了出来，一斗再斗，最后判了一个「死刑缓刑」，解到唐山附近的「茶碇农场」去「劳改」，不幸也在唐山大地震中罹难了。

陶铸有一阵子好风光，前文中已经说过了。当他在中南海住处被「红卫兵」整得惨不忍睹时，刚好赶上嫁女儿，连送点纪念品都没有，后来还是把身上穿的一件毛背心脱下来作为陪嫁。不久后他也死在安徽一处「改造营」中。

林彪更死得不明不白了，据说他是因飞机失事死于飞往俄国的半途中，连尸首都烧得无法辨认了。是耶非耶，迄今成谜。

笔者我呢？老天爷罚以先作「笔录」，听候「征召」。

第三章一番风雨几片落叶

一、投文报到确定配属关系

推行「绥靖工作」，是一项新猷，发动于中央，实行于戡乱地区。这虽然是中央的决策，但中央与地方之间，并没有经过充份的沟通，甚至于有若干地区根本不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

此刻，地方军政当局，大都均已展开「剿匪」行动，有若干地区，且在炽烈交战中。在一般需求上，有向中央讲求增强兵力的，有向中央要求补充装备的，也有指明请加派特种兵部队（如工兵、炮兵）支持的；可是没有听说过，曾有任何一个地区，或任何一个作战单位，要求派一支「绥靖部队」前去助阵的。当然，各方面都不知道具有这样性能的特种部队已经组成，再就是，在观念上、认识上，都还没有意识到、领会到，这正是打击魔鬼的一支奇兵。

这支部队虽然带着同样的条件分发到各个地区，但因领导方式、配属关系、地域环境以及对手强弱之不同，其所产生的作用亦大有差别。关于「领导方式」，主观因素居多，且不去说他。单就「配属关系」而言，可就太重要了，如果搞得不好，任你天大的本领也发挥不出来。

现在，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配属关系」：「配属」与「隶属」有别，「隶属」好比嫡系；「配属」则有如旁支，这种亲疏远近之分，别说是在四十年前了，即使时至今日，依然是越亲近越好办事。也就是说，搭配得宜，就容易表现。举实例作说明：「绥靖第三大队」分发到东北，配属于「东北剿总」；其所属各指挥室，亦分别配属于各省政府或各作战部队，因为都是「中央系统」的，基本上不产生排斥，所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成为「绥靖总队」中最出色的一队。又如「绥靖第五大队」，分发到山西；岂奈山西军政当局另有他一套自以为是的做法，对于由中央派来的绥靖部队，虽不拒绝，亦无意接纳，门限严的不得了，根本无法介入，那还有什么工作好做呢？

于此可见建立一个良好的「配属关系」是如何的重要了。

写到这里，笔者要沉痛的、不加掩饰的指出：在那个时期（自抗战胜利后至整个大陆陷共），虽然共产党到处作乱且猖獗已甚，可是在我们这方面，仍然是「门户分立」、「派系暗争」以及存有「各据一方」、「划地自保」的愚蠢念头，别看这种人嘴上高唱团结，步调上却走向分裂。到头来河山变色，一切皆空，大家全是失败者，后悔也来不及了。其实，这些话已经是老生常谈，大概六十岁左右的人，早都耳熟能详，尤其是一般知识分子及从军从政的人更无不有此惨痛的切身体验。不过，五十岁以下年轻一辈的，可就未必有此了解了。有机会说出来让他们知道知道，也是一面镜子，免得不识好歹的身在福中不知福之辈，还想胡作非为，自误误人，甚至危害国家社会。

扭转话题，再从「绥靖第一大队」的配属关系说起。

照规定，「绥靖第一大队」配属于「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

「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简称「北平行辕」，在当时是包括平津在内、华北地区的最高军政机关。
「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驻在北平，其办公处所，承袭以往，选择了中南海之内的「居仁堂」。

按程序，笔老应以大队长的身份，亲持公文前去报到，俟核定后，才能在平津地区开始活动。

另一面，「北平行辕」在接到国防部的公文后，依权责要转令所属单位，一体知照。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平津地区「行得通」。

关于分发后建立配属关系的事，总队长刘培初先生在「浮生掠影集」中，也略有提及，有云：「分发时，既未发布明令，亦未给予证明文件，只由国防部分别给予各方军政长官一件密电，要求他们在我军之前，便开始练习身份的掩护，为深入匪区的一种练习。」

「北平行辕」是否收到国防部的密电？以及密电上说的是什么？我全不知道；事实上，我是携带着一份「公文」前去报到的。而这份「公文」也是在南京出发时由总队部给我的。否则，岂不是一点「凭证」都没有，又根据什么证明我就是大队长呢？所以应该说，除了「密电」之外，另有「公函」。

刘总队长的意思是，所以用「密电」，其主旨在于练习身份掩护，以俾深入共区。其实，这纯粹是两件事，大可不必硬扯在一起，以免越搅越胡涂。

我认为：「身份掩护」只能行之于个人，而不是集体携有大批装备、身着军服、浩浩荡荡的数百之众。如果工作上有必要「深入匪区」，也只限于个人乃至少数人，而绝不是整个的部队，显然与「密电、明文」无关，更用不着拿这个当作「课目」作为练习。

说到「练习」或「演习」，不由得想起一件小故事来了，倒不妨说出来大家听听：

「励志班」第一期在训的时候，有一次领袖要来训话，我们总队长心血来潮，跑来找我商量，他的设计是－指定一名学员，扮作歹徒，身怀武器，有不良企图，由于败露行藏，被其它同学发觉而指名检举，并当场搜出武器。遂即破案。同时，他希望由第一队同学，分别扮演正反面两种角色，当然也有叫我「承办」的意思。我一听，这怎么行，引出误会来我可担当不起，于是，我坚决的表示了反对，并且劝他打消此意，千万使不得，乃作罢。我心想，遇到如此天真的上司，除啼笑皆非外，也只有徒唤奈何了。

几句闲话道罢，继续记述投文报到的经过。

自抗战后期起，一直到三十六年的现在，凡是「主席行辕」、「绥靖公署」、「剿匪总部」、「卫戍总部」、「警备总部」等军政机关的第二处（主管情报治安业务）处长一职，「例」由「军统」推荐，这是戴雨农先生生前争取到的一项「权利」，可不是「制度」。此刻戴先生虽已去世，但此「例」仍旧，并未改变。

前文提到过，现在「北平行辕」第二处长是张家铨兄，我们很熟，前此，我当「天津站」长时，他在津浦线沧州当「直属组长」。有关投文报到的事，我口头上已向他请教过，承他指点，去的时候到行辕找他就可以了，一切应办的手绩，由他予以安排。

「北平行辕」设于中南海内的「居仁堂」。走正门，要从东长安街进去，门禁森严，会客填单，盘了又盘，好不麻烦。这种场所，如果穿军服，或许就省事多了。若从后门进去，则比较方便。如今已忘了中南海的后门是在那条街上，只记得是一条宽敝的大马路，过了「北海公园」，要上一座大桥，下了桥，右首是著名的「北平图书馆」，左首便是中南海。

[下略]


且说这一天独自去「北平行辕」报到，穿的是中山装，坐的是从街上叫来的三轮车，又一次经过玉蝀桥。下了桥，左转，便是中南海的居仁堂，进入一道没有门禁的大门，这道门也必有其名称，可是从来都没有注意及此。三轮车一路前进，道路两旁一边杨柳低垂，一边几户人家，这第分明是乡下，那里说得上皇宫内院呢？又走了一段石铺的窄路，到了一处所在，抬头看，大围墙上开角门，有卫兵驻守，递上名片，不一刻传出话来，说是：「处长有请。」

好了，就此走入迷魂阵，如果不是有人引导，恐怕出都出不来了。

这只不过是行辕第二处的办公室而已，究竟那里是「居仁堂」，根本就不知道。待我见到张处长家铨兄之后，先把带来的公函交给了他，他看了一遍，叫我坐在他办公室里略等片刻，他拿着公函出去了。

不一会，家铨兄回来说：「主任（李宗仁）在开会，先由徐参谋长接见，请随我来。」于是走出一个门，再进另一道门，转来转去，来到参谋长的办公室。虽是平房，既高且大，毕竟有多么高大？当然说不上来，不过，相形之下，总觉得人在其中，个个都成了小人物。

外观，只见一幢幢的大瓦房，划成很多院落，皆自成格局，外间人自然摸不清那个单位设在那个地方。里面，全是用隔扇隔出来的办公室，所有的陈设虽然都采取上品，但在格调上则极不相称。

行辕参谋长徐启明中将相待以礼，我当然也要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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