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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成败之鉴·国军将领戡乱战争忆往3】陈恭澍: 平津地区戡乱闻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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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国军将领戡乱战争忆往3】陈恭澍: 平津地区戡乱闻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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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国军将领戡乱战争忆往3】陈恭澍: 平津地区戡乱闻见记 (续2) -- Anonymous - (21680 Byte) 2004-10-06 周三, 下午3:13 (560 reads)

花田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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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成败之鉴·国军将领戡乱战争忆往3】陈恭澍: 平津地区戡乱闻见记 (续3) (622 reads) 时间: 2004-10-06 周三, 下午3:14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平津地区绥靖戡乱（七）

释义与提要

但愿历史不再重演，这句话指的是受够了惨痛教训；如果人间有盛事，反复多来几回，岂不更好。
每逢一场大规模的厮杀过后，必然死伤累累，遂形容道：尸横遍野，血流成渠，类此相似的成语可能有数十句之多。可是那满地的尸体又将如之何？记载中就非常少见了。为什么？原因之一，就是不忍卒睹；看都不愿意多看两眼，遑论留下深刻印象再加以描述了。

这一章里就有此场面，别的不说，单是征集来的棺材，就有好几千口。

文中，还提到「为了逃难、反而遇难」这句话。乡下人，一听枪响，早就六神无主，有的无可奈何，只好听天由命；有的仍想挣扎，于是随着大众到处乱跑，结果不知不觉的误闯火线，竟而胡里胡涂的进了枉死城。

这和二十八年在重庆逃警报的情形相仿佛，不逃也许没事，一逃反而碰上了。
笔者不接受「在数难逃」那种命该如此的说法，这应归咎于制造战乱的责任者。<>「华北剿总」总司令，在民国二十一年时，曾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升迁后，几经更迭，到三十七年时，有优良战绩的第三十五军军长是鲁英麟将军。

就在「涞水战役」中，因损兵折将，继师长李铭鼎举枪自戕后，鲁军长亦愤而自戕。
其后，第三十五军军长由郭景云将军接任。三十七年冬，该军奉「华北剿总」令驰赴张垣，解第十一兵团之围。兵至，围解，不意在返防途中遇伏，且战且走，终被包围于平绥线新保安城。
突围不出，解救无功，空投难继，终于弹尽粮绝；但仍在逐屋巷战，奋勇搏斗至最后一人。郭军长亦自戕殉国，壮烈成仁！

只因打的是败仗，而傅作义后来又附了共，所以这样英勇可敬的事迹，倒不大有人道及了。
自三十七年下半年起，戡乱军事多方失利，全国局势动荡不安。总队部在南京召开会议，郑介民先生会外指示，着即筹划「留置工作」。笔首得此启示，对全队前程乃有：生存条件适合、志愿留下来工作者，经短期技术指导，潜伏不动，且作立足身份培养；其余全部南调之意念。于是商请副大队长李玉林兄赴京，先求得总队部之支持。

此举，出之于军事单位，尤其是已被指定工作地区者，非比寻常也。

第七章瞻前顾后未雨尚缪

一、清理战场中的所见所为

[前略]

下面，再说几句伤心话──

「尸横遍野」，这句成语在说部里是常见的，看得多了，就没有什么刺激，只当作是形容而已，如果是写实，谁又亲眼看见来着，王兆芬同学有云：「涿县车站方圆两三里内，摆的都是棺材」，闭上眼，想想看，每一口棺材里，将要装进一具尸体。这又是一幅什么景象！

在那个时候，也就是四十年前，全国各地，对垒交锋的战场，大大小小，不知凡几，相信，时时刻刻，都有伤亡。新闻上虽有报导，但只着重于谁胜谁负，以及装备的损耗、兵员的死伤。从来不曾见过描述处理尸体的事。像傅作义下令赏一口棺木，那已经算是恩典了。

笔者写到这里，不禁联想到战场上所有的尸体，未必完全是单力面的，如果其中也有对方的尸体，那又该当如何？

刚巧，就在近日的一次喜筵中，遇见了王兆芬同学。人家办喜事，我们谈这个，岂不走大煞风景。于走，兆芬同学提笔又写下这段「处理涞水战役善后之补充资料」。笔者略事整理如下：

「处理战场上死者伤者所产生之棘手问题：伤者不分彼此一律送医，比较单纯，这里不谈；至于收殓死者可就麻烦了。

「首先发生了辨识身份问题──

（一）我方官兵，或可从服装佩件上加以辨认。
（二）当场遭受池鱼之殃的老百姓，其中又分因逃难而遇难的、和夹在火线当中枪炮无眼而被击中的都有，这就看不出来了。
（三）是被共军裹胁而来的民夫、还是共军官兵，也很难分辨，因为共军并不一定穿制服。

「再就是对共军官兵又将如何处理？
（一）就地掩埋？
（二）交由地方上的民间团体？
（三）也同样用棺木盛殓起来另行葬埋，以示国家对人民的体恤？

「最后原则决定，一概装入棺材，分别树标掩埋。入殓之际，尸体奇形怪状，血肉模糊，实在不忍卒睹。

「记得第一天我们就收殓了七百六十九具，以后就记不清了，总计点交『华北剿总』的共三十数百余具。」

［下略］

二、再三更改迄无定向的战略方针

本部队「第五指挥室」，设于张垣（察哈尔张家口），指挥员张鲁颖兄。如果不是鲁颖兄提供这份了解，笔者对于「第五指挥室」的事，实在记得很少。这除了愧对于「第五指挥室」的工作同志外，同时更感谢鲁颖兄的协助及时，否则可就写不出来了。

张鲁颖出身于陆大，抗战期间在西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二科（情报）任中校参谋、组长等职。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后，第一战区以设置驻北平联络处名义，派驻北平负责搜集中共情报。

三十六年九至十月间，在南京「中央训练团励志训练班」学员大队第一队任中校副队长，担任第二期第一队学员带队及训练，十月底第二期学员结业后，率队由南京经上海搭轮船至天津转北平大队部归队。

三十六年十一月奉派为「第一大队」中校大队附。旋入队奉准成立「第五指挥室」，张鲁颖兄奉派任「第五指挥室」指挥员，赴张家口建立工作，约半年，因「华北剿总」由张垣迁北平，复调回大队部任大队附，除主管参谋业务外，专事对「华北剿总」之联系协调。

下文就是张鲁颖兄以「第五指挥室张垣工作概况」为题，所提供的原文──

「三十六年十二月初，也正是天气寒冷的季节，率领各同志同学赴张家口，觅定办公处所设置指挥室。开始联系各有关单位。

「策划工作部署，完成工作派遣。部署情形，大致如次：

「『张垣情报组』，以搜集省会张垣外围之匪情情报为基本任务。

「『察绥情报组』，以察哈尔西部地区以绥远地区之匪情情报为基本任务。

「『多伦情报组』，以蒙籍同学担任，由白德昭同学任组长，以贡楚格策登（甘珠尔瓦呼图克图之
弟）、乌瑞山、仁亲道尔古等为组员。

「『宣化绥靖组』，活动于察东地区。

「『怀安绥靖组』，活动于察南地区。

「『突击组』，驻沙城，初期工作重点置于察东地区，由孙文良担任组长。

「以上部署，虽有情报、绥靖、突击之重点区分，但实际工作仍有其弹性，如情报组虽以情报活动为主；绥靖组除置重点于组训民众武力、绥靖地方外，亦进行情报与突击；突击组除执行机动突击外，亦视情况进行其它相关等工作。

「各组工作迅速展开，已有成效：

「（一）因工作态度积极而又认真，且与各有关单位协调良好，颇获『华北剿总』主管单位第二、三两处（情报与作战）之重视与支持。

「（二）了解察绥与内蒙地区基本情况，搜集共匪动态情报，除汇报大队部外，亦就近提供『华北剿总』参考。

「（三）在察东、察南地区组训民众武力，突击共匪人民武装，绥靖地方，巩固民防，振奋民心，已得到当地民众之爱戴。

「（四）三十七年四、五月间，匪『军区部队』进袭怀安县城，我怀安『绥靖组』动员该县地方武力及民群众起抗拒，给予匪军莫大打击。是役我『绥靖组』有钟宁寿诸同志受伤。」

以上就是张鲁颖兄的一段简要的记述。

笔者附注：

在建立「第五指挥室」之前，大队部已派遣王志毅同学前往多伦县开拓工作。据王志毅同学的回忆有云：「志毅自南京北返后（「励志班」第一期），即奉派至察哈尔省多伦县待了两个多月，负责搜集军事情报。」多伦与北平通信困难，即便能得到重要情报，迨至传到北平，大多已失时效。正在考虑于需要设立电台时，多伦已失守矣，再架设电台，已无法立足。当初没有「落地生根」的长远计划，但求速成与幸取，那总是靠不住的。

张鲁颖兄提到，在张垣与「华北剿总」协调良好。照说这也是应该做到的本份事，可是事实上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前文说到「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有「门户之见」，除了偏狭之外，也可以解释为「地方观念」比较浓厚。更由于他们（傅作义视为子弟兵的所有部队及僚属）长久以来的苦日子过得太多了，甚至于连生活方式也与一般大众不完全一样。这些，自有他形成与存在的背景，虽然有其可议之处，但这里所要提示的，只着于他们难以与外界「相融合」的一种特性上。我工作单位能在他们自视为「势力范围」的张家口布建工作机构，且能充分活动，已属不易，而且达到「协调良好」的程度，的确是满不错的了。事实如此，不得不附加说明如上。

也正因为张鲁颖兄与「华北剿总」各业务单位相处得非常友善，迨至「华北剿总」从张家口迁至北平后，所以从「第五指挥室」调回鲁颖兄，专事对「华北剿总」的联系，一直到匪军围困北平之后。

上文，既然说到「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和总司令傅作义，那么就有根据的、毫无成见的、就事论事的，谈一谈傅作义在三十七年底至三十八年初的「平津地区之战」前一连串的贻误戎机。这一战不仅失掉了我们的半壁江山，且影响到未来的匪军节节南犯。

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三日，蒋主席手令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傅作义为「北平行辕」副主任，兼「华北剿总」总司令，晋、冀、察、绥均归「华北剿总」指挥，但仍受「北平行辕」督导。

「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实际上亦很少问事，且于三十七年三月间由平飞京，就此一去不归。

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华北剿总」自张垣进驻北平南郊丰台，旋又搬到西郊。

三十七年元月中旬，傅作义曾由平飞沈阳出席蒋主席主持之「军事会议」。会议中，对平津地区之战略，乃有所决定。

三十七年元月十五日，国防部新闻局长邓文仪发表一周战况，内容如下：

「东北匪军偷袭沈阳吃了败仗，林彪所属第一、第二、第四、第六及第十等五个纵队，其中第四纵
队受创最重。

「华北方面，自平保线国军会师后，一月九日又击溃聂荣臻所属第三、第六两个纵队之窜扰，俘匪约五千余人。十日又在定兴附近歼灭聂匪第三纵队十一族三十三团全部。十一日在满城东南，把聂匪所属之二、四、六三个纵队打得溃不成军。」

像这样的战报，从此即不多见。

且说傅作义将「华北剿总」从张垣迁至北平之际，以其子弟兵第三十五军鲁英麟所部，及暂编第三军安春山所部为骨干，连同平津地区所有的其它部队，总兵力约有三十万人。在部署上，是以北平为中心分向──

平承线经古北口至热河承德、

平绥线至张家口、

平汉线至保定、

平津线至天津、

津浦线再由天津至静海、

北宁线再由天津至山海关。

六个重点作辐射状之伸展。不过，以上各线，在三十七年初，已不能畅通无阻。依当时一般情况言，只可勉强联系得上而已。

至于对外通路，则只赖有塘沽海口，以及平津两地的几处空军基地。

综观全局，无可讳言的，平津地区已陷于孤立状态中。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如果要想把平津地区的三十万大军（不包括东北撤退进关的）南移，也就是脱离平津战场，除只有塘沽一个海口可用外；而空中运输则非常有限。

一般普通老百姓，当然不清楚这些，可是身为统帅的傅作义一定是了如指掌的了。

再说傅作义将三十五军及暂三军带到河北后，张家口方面仍留下孙兰峰的第十一兵团固守。对于绥远境内之归绥、包头两市，只剩下独立第七师、骑兵第十一族及若干地方团队据守。不多久，察绥两省，除归绥、包头、集宁及张家口四个据点外，悉为匪军所窃据。

这以后，有记录可资稽考的走，傅某的作为颠三倒四、犹豫寡决，且有多次的错误判断。此中，是否另有其它内幕。诸如潜伏在他身边的共党份子从旁作祟等，则无法肯定；不过，器度不够，难脱小家子气，尤其是囿于框框狭窄，将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接下来，略述傅作义在迎接未来大战中的自乱阵脚：

三十七年七、八月，华北匪军聂荣臻所部犯平保线及冀东等处；「华北剿总」为确保平洋地区之安全，用了可资调用的一半以上的兵力约六、七个军，分别反击。虽将来犯的聂匪所部击退，但防守地区，已愈益缩小。也就是又失掉了一些外围城镇。

三十七年十月，东北局势逆转，徐蚌地区风云日紧，「华北剿总」傅作义鉴于全般形势更趋不利，乃将指挥下之所有部队，重作编组，以期适应。惟其攻守策略，依然举棋不定。

三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坏消息传来，东北战略中心沈阳陷匪，整个东北除麇集于葫芦岛之国军十余万待运外，已将沿海军事工程予以拆毁。这意会着东北全境已经沦失。

此刻，傅作义虽深知处境艰危，说不定也许是乱了分寸，竟尔失去了主意。如果遵照最高战略指导，应即放弃察哈尔张垣、热河承德，乃至于保定，将所有重兵转移津沽，俾可长期防守，且能牵制林彪、聂荣臻不致使其兵力过早转用于华南。亦必有助于华东、华中两战场。岂奈傅作义又恋恋不舍于察绥，以致难下决断，而失去不少时机。

据了解，最高统帅部对「华北剿总」亦有指示，大意是除以一部份兵力继续守备北平外，所有主力应即向津沽集中而加以确保。并对盘踞冀东聂匪所部，采取主动攻势，以削弱林匪进关后之攻击实力。

军事行动，贵乎迅速，傅作义对此依然迟疑未决。

几经修订，傅作义先是接受了以下的方案──将平津所有部队，迅即向天津、塘沽地区集结，赶在大沽口尚未封冻前（约在每年阴历十一月至十二月间），经由海运至青岛登陆，以配合「徐州剿总」夹击陈毅、刘伯承所部匪军。而后，再会合徐州战场主力反向北攻，再寻求与林、聂二匪决战，规复华北。

可是此一方案，在原来的参谋作业上有欠周延，而与实际上的船舶运输能量相差太远。试想，几十万大军，连同装备，要多少船、能在多少时日内才能运完？

一改再改，兵家大忌，可又不能不迁就事实，最后决定是──即将平津地区所有部队，乘林匪所部尚未入关前，迅速向天津、塘沽集结，以守势作战为最高原则，先行扼阻其气势，然后适时待机改采攻势，同时要求归绥、包头、大同、太原各方面极力固守，以吸引住徐向前、贺龙所部匪军之进击。

傅作义在执行上项决定时，却作了相当程度的保留。

从张垣一役中，更可以看到傅作义的三心两意──三十七年十一月底，聂匪以三个纵队的兵力，连陷平绥线万全、柴沟堡、怀安，张垣告急。守军孙兰峰紧急备战，同时电请「华北剿总」增援。当时，「华北剿总」幕僚认为，既已决定东移津沽在先，不宜再派部队西援张垣，乃主张由孙兰峰自行突围东来，并主动放弃张垣。可是傅作义对于是否放弃张垣，却又踌躇不定，就这样一犹豫，聂匪已把张垣包围得结结实实，再想突围，已经艰难万分了。

傅作义违背了先前的决定，竟又将集结于通县的第三十五军驰往张垣救援。果然。三两下就解了张垣之围，于是又给予傅作义一个错觉，满以为匪军不堪一击，张垣还可以守下去，如能牵制住聂匪一部份兵力，岂不是有利于平津之作战？

其事颇有曲折，也无妨说是傅作义的反复。张垣之围既解，原拟第二天就主动放弃，赴援之三十五军，连同驻守之十一兵团，全部约七万人，将一并回师北平。讵知由于当地居民苦苦哀求，乃又拖延下来而耽搁了一天。就在这一天功夫，发生了变话化──已被击退的匪军，今又卷土重来，故双方再激战两昼夜，匪军终于不支而逸去。

三十五军郭景云部及十一兵团孙兰峰部，正遵照原计划整装待发之际，不料傅作义又改变了决心，突命第十一兵团孙兰峰，应继续驻守张垣，以牵制匪军，必要时（也就是守不住时），亦应向归绥方面
转进，以吸引匪军西移。不过，对三十五军则严令于日内兼程北返。

大大出乎意料者──

第三十五军约两万人，就此回不到北平了！

第十一兵团约五万人，不但守不住张垣，也去不了绥远！

且说三十五军接到傅作义的电令后，于三十七年十二月六日近午出发，沿平绥铁路线，向东行进。全员约共两万人，其中有一小部份是军眷。一路上，浩浩荡荡，有大小各型车辆约四百辆。

日落时分，先头部队行抵宣化县东南之下花园，突然遭遇属于「冀热察军区」部队之袭击，先头一团下车迎战，其它部队且战且走。入夜，推进至新保安城，遂被困于此。

匪军越来越多，除了属于「华北人民解放军」聂荣臻的第╳纵队外，更发现了属于「东北人民解放军」林彪所属第四纵队（沿长城各隘口入关潜伏于八达岭一带）。在重兵围困之下，虽经一再突击，可走通他缺口也打不开。

「华北剿总」曾下令暂三军、第十六军分路前去救援，但仍无济于事。惟恐愈陷愈深，故又撤回，可是暂三军又在途中中伏，吃了大亏。

被困于新保安的三十五军，孤城苦守，已历时一周以上，所有补给，耗损净尽，日常所需，则全赖空投。距离最近的机场是北平南苑，此外，则远在青岛，可是新保安城内并没有适用的空投场地，许多东西，投不准又都飘落到城外去了。于此，其窘境可想而知。又赶上此刻正值数九寒天，冰天雪地，气温早晚常是零下二十度左右。一件老羊皮的大衣，连铺带盖，早就「杆了毡」，更加肚子里空洞洞的，真是饥寒交迫，苦死人也。

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晨，终以弹尽粮绝，大队匪军由东关涌入，守军虽在饥寒困顿中，仍贾其余勇，展开卷战；逐屋争夺，白刃肉搏，由晨至暮，战至夜晚，新保安卒陷敌手。

第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将军，自戕殉国！是为三十五军第二位自杀殉国的军长。（前有涞水之役，自戕于张飞店车站的鲁英麟将军）。更壮烈的是，全军官兵，无一生还！这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正是兵是精兵、将是良将，遗憾的，只是这位身为总司令的傅作义，不够帅。

再说张垣守军孙兰峰的十一兵团。

三十五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张垣，孙兰峰益感势单力孤，顿觉如此守下去，绝非长远之计，于是兵分两路，决心双向突围。

此一行动，不意又告失败，乃致五万余官兵突出重围到达归绥者，只得数千人。

这个永远也说不明白的故事，到此允告一段落，其余有关联的，等到「北平围城」时再说。

接下去就是些枝枝节节了。其中，也多半都是笔者个人的意见。

话不离本行，先从「情报」说起。

在前文中，不知道注意到没有？那就是「华北剿总」每有军事调动，对方好象是颇有「先知」般的，无论是「拦截」、「侧袭」或「迎击」，不是差不多，就是刚刚凑巧，最后吃亏的，总是我方。这不能不想到是事先泄了机密，否则怎么会呢？难以肯定的，就是提不出证据来。迨至事后演变为十团糟，更找不到头绪了。

除了「泄密」之外，也就是把消息传到对方产生指引作用之外，还有以假乱真，误导判断，乃致作成不当的决定。类如这种事也屡见不鲜。用情报术语说，这也是「反间」。事实上，主要构成的条件，必须在「华北剿总」内部，有高级幕僚才成，对，傅作义的副参谋长就是已知的一个。

换个角度，再说我们这方面，在剿匪战事中，是否已经掌握了共匪的情报呢？有，无论是战略性的、或战术性的（动态）都有，其最大的缺点，就是「时效」太差，往往不是马后炮，就是明日黄花，若不然也只能抓住半截尾巴。像这样的不能制敌于先，自然吃亏不小。致于为什么会失去时效？是因为传递过程太繁复，或者说转折太多；就以我们本身的情报作业而言，各地工作单位兜集到的情报，先报到大队部，经过参谋初步处理，认为有转报价值的，再送到「华北剿总」，又是一番参谋作业，才决定如何运用。这么一来，顶快也要一两天，那还有什么「时效」可言。

再就是「情报处理与运用」，也大有问题。别的不说，专指「华北剿总」而言；我们绥靖大队的情报，照例是先送到「华北剿总」第二处，而剿总二处的职掌，除主管全部情报行政外，当然也作「情报处理」。处理后，认定其有「运用价值」的，就会签注意见，专呈总司令（参谋长）核示祇遵。

可是「华北剿总」不这么办，他们规定由第二处处理后的情报，要移送主管作战的第三处再核，而不是平行单位习惯上的「会文」。看起来，二处竟然成了三处的幕僚。为什么？痛快的说吧，二处处长是中央派来的，而三处处长才是他们的「自己人」。我这么说似乎强调了「界限」，其实绝不过份。这都是「华北剿总」第二处处长史泓兄，当面亲口告诉我的，一点都不会假。

于此可信，前文所指的傅作义有「门户之见」，是有所本的。

败都败了，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说什么都无补于事，可是不能不记取教训──对付共党，「一致」都嫌不够，「分歧」那还了得！

以上，从「附注」一转，粗枝大叶的，扯到了傅作义的三心两意及犹豫寡断。不过，傅的三心两意，是说他在「东移津沽」、「西去包绥」的决策上，有心理矛盾，如果硬说他早有投共之意，那又显得有欠公道了。

请留意，在傅作义给张垣驻军孙兰峰的指示中有云：「于必要时，亦应向归绥方面转进」，这又透露了他的「暗恋察绥」与「心向西北」。
一件事的成败得失，均非基于单一原因，有关平津地区之战，乃至陷入敌手，仍有下文。

三、一点赤心全队前程预作安排

三十七年五月二十日，总统就职于南京。

顾祝同接替陈诚任参谋总长。

「北平行辕」奉令撤消，其职权交「华北剿总」。

同年五月底楚溪春就任河北省保安司令。

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北平市长何思源辞职，刘瑶章继任。

「国防部绥靖总队第一大队」人事无异动，工作如常进行。

三十七年六月中旬起，冀东烽火渐趋炽烈，唐山外围激战，丰润失守。

同年六月十六日，平津两地分别破获匪谍组织，有男女五十七人被捕移送法办。据传，这仅是其中之「一小撮」。

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平古县战事又起，主将范汉杰部署防务。（注：蒋主席在沈阳决定设立冀辽热边区指导机构，由范汉杰将军主持。）

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匪军刘柏承部，攻陷河南省会开封市，三天后，我军丘清泉、孙元良部反攻克复。

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昌黎被攻，秦皇岛已闻炮声。

三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平汉路北段战事突紧，房山、定兴各县城郊均有激战。

三十七年八月十日，东北长春被困半年，粮荒严重，饿死者日达数百人。

三十七年九月中旬，济南攻防战达高潮，东南郊外冲杀惨烈。

同年，六至八月间，华北物价飞涨，一日数变。

以上摘录当时天津出版的「大公报」，可见情势之一斑。笔者附注：「大公报」于三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失陷后停刊。其后，复刊时已为中共所攫有，表面上说是「民主党派」主办，实际上已成中共传声筒。

我侪肩负重寄，处于这种环境中，其心情之日益沉重，可想而知。

且说三十七年夏，绥靖总队部在南京召开工作会议，各大队长奉电令出席。别的不说，从各大队的所在地到南京去，已经要大费周章了。

笔者和第二大队长陈振山同学，陈先由东北到北平和我聚齐，然后同搭中航班机飞上海。如果不是王云孙兄（中航北平办事处主任，前「北平站」书记）从中协助，的确是一票难求，若按登记顺序排下去，要等十天半月也未必能成行。到了上海之后，再搭京沪快车才到达南京。至于其它各大队，如山东、山西，那就更不容易了。

会议内容，琐细、复杂，三言两语，说之不尽，就绥靖总队本位而言，需要检讨之处甚多，在这里也很难解释明白，如再与整个大局相比拟，那更不足为道了。于此，只得从略。

会后，总队长以下各大队长，蒙蒋公个别召见于香林寺官邸。

提到「香林寺」这个地名，南京人也少有知道，其来历如何，笔者亦不甚了了。记得十六年前的民国二十一年，笔者在「军校特别研究班」（见拙著第一部）受训时，宿舍离香林寺不远，两三百公尺而已，其间并无遮拦，且有花径相通。园中有几洼水塘，塘内有草鱼，垂竿可得五六尾，「打汽炉」上一煮，鲜嫩可口，美味也，迄今难忘。

这一次前去，仍循黄埔路进入「中央军校」正门，右转数百尺，路尽处，原是当年的几排宿舍，如今已不复见。再左转不远，就是「官邸」了。

谒总统蒋公，承垂问工作实况，更征询意见。别人有没有意见上陈，我不知道，我是没有什么意见，因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蒋公最后以「作一个无名英雄」相勉。

想起来了，那天规定要穿军服，可是我并没有带来，只好临时向同志们借了一套。质料是厚卡其布，式样是草绿色长袖军常服，带上校阶级，穿黑色皮鞋。又赶上那天闷热，浑身上下包得紧紧的，一动就是一身汗。召见在即，又恐有失仪态，好不忧心；迨至辞出后，真是如释重负。

开会已罢，郑介民先生在他府上非正式的谆谆相嘱：「回去（北平）后，应即先着手准备『留置工作』，最好是尽快的提出一个具体计画，派专人送到南京来，也好酌情予已支助，并将列为项目备查。不过，在执行时，一定要审慎，以免影响士气人心。」

照理说，这是一项「工作指示」，有如「训令」，为什么要说是「非正式」的呢？因为郑介民先生是主管上级，有指示，应该透过总队部予以下达，否则就是逾越，可是如果见诸公文，黑字写在白纸上，又唯恐产生不良影响，那总是有欠妥当的。

这样说，也许还不够明白，不如从「留置工作」的性质说起。

所谓「留置工作」，简单的解释就是「部队撤退后，还要留下一批人，潜伏下来，继续工作。」

此中有「暗示」，所指的是我们这支部队，随着局势的逆转，将有可能大调动。试想，我们是负有固定地区任务的特种部队，一旦撤离了被指定的工作地区，这又意会着什么？如果明白昭告，当然有不良影响。

以上这一点，也正是为什么不正式下达命令的惟一原因。

再说我这一次来到南京来，活泼多了，像以前那样死板，只管把自己拘束起来，好象见不得人似的。就在开会下来的暇隙间，主动的访问过交情不错的一些老朋友，他们全部都是军校同学；其中有「特别研究班」的，有「洪公祠特警班」的，还有前「力行社」和「军会」的同志们。因为大家不在一处服务，说话并没有什么顾忌，再加上一两位大炮型的人物口无遮拦，真是海阔天空，谈得好痛快。

他们人人是中坚，个个是骨干，所接触到的实际了，所以一致的要求是「改造」与「革新」，可是这又向谁反应呢？最大的症结，则在于不是时机，或者说为时已晚。假设公开提出来，不被视为精神失常，也会讥为不识时务，甚至于被指为别有用心。

究竟我们谈了些什么，可惜没有留下片纸只字的记录，这么说吧，那将是最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

四十年过去了，仔细算算，这些老朋友而今仍在人世的，只剩下三两个了。

返防途中，仍与第二大队长陈振山同行。一路上，有时间得以深谈。我二人有一个口头约定──假如东北不保，振山兄决定带着愿意跟他在一起干下去的人（包括「励志班」的同学、以及在东北吸收的干部们），留在东北打游击，继续与共匪周旋外，其它能够撤退进关（泛指长城各隘口）的人（原则上只限于「励志班」同学，因为有关于薪向补给等问题。）可至北平「第一大队部」或一大队所属各单位报到，当由一大队负责予以安顿，视情况个别分派工作。

此项约定，等我们回到驻在地之后，再向上级备案，并请求准许「第一大队」与「第二大队」间可直接「通报」，以便于联系。

陈振山兄，在北平小留一日，曾偕其未婚妻与笔者餐于食肆，我们又谈了一些未可预知的未来，就此一别，不意竟成永诀！迄今怀念不已。

有关陈振山兄领导下的东北大队战绩与表现，笔者写不出来，只知道他们干的是有声有色，单从能在短时间内，一举号召数万之众此一事实来看，其中自有一番不毕凡的作为和意义存在，可惜的是为时稍晚，已经扭不转失去的契机了。

据悉，目前尚有数十位二队同学在台，记得在二十年前还有联络，现在已少有往还了。又据闻，二大队副大队长杨予兄也在台湾，容打听清楚、见上一面、略绚经过，深愿专文为之一记也。

就此后话先说，第二大队于东北局势紧张时，各工作单位均陷于苦战，大队长陈振山兄下落不明；传说已经战死，也有的说被俘，惟迄未证实。不过，振山兄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关于第二大队的队员们，也就是「励志班」分发到东北的同学们，于东北失陷后，有一部份，果如前约，来到了北平。共有多少，已记不清楚，大约总有几十人，其中阶级最高的，有魏宁上校等。这是三十七年十一月以后的事。

掉转头来，再说笔者自南京开会回到北平之后，时间约在三十七年七、八月间。

首先是与副大队长李玉林兄作了一次恳谈，形式半私半公，目的在于沟通，因为从今以后将有一连串、不寻常的作法，必须建立共识才行得通。

我们开头谈的，还是南京开会的决议部份，这都是须待立即执行的。不过，我内心认为已经不甚重要了。

玉林兄也问了几个问题，不外乎上级给我们的评价如何等等，其实这更不重要了。

谈来谈去，把范围扩大了，远离了「绥靖总队」，谈到了国家大势。在当时，不懂事，像这一类的话，只适合于两个人在旷野间稍稍的说，怎么可以坐在办公室里谈论呢？不过，我们的心肠是热的，心地是正的，出发点当然是为全队数千人的前程着想，人谁无私，很自然的也把我们本身包含在内了。

有关「留置工作」的事，我将介民先生所交代的原委都讲给玉林兄听了。玉林兄觉得实在太难，当初不作长远打算，如今马上要、马上办，惟恐效果不会尽如理想，又何况这也不是随便指定一个人，就能干得来的。玉林兄说得极是，不过，我们总要尽力而为呵。

于是我和玉林兄商量着作了一个简要的内部分工；有关队本部的经常业务，以及外勤单位的工作指导等，由玉林兄多多负责；即将着手的「留置工作」则由本人先行策划，奉准后，另指定专人秘密进行。

有一点，我和玉林兄不大愿意涉及的，就是我与总队长刘培初先生之间，有些个格格不入之处，这一回，我们准备建议国防部下令，将「绥靖第一大队」调到南方去，另行指派任务，则非得到总队部的认同不可。否则可就不好办了。

虽然上级已有此意向，但需要积极推动，因而，也打算于最短期内，请玉林兄走一趟南京。此去，一来可以把「留置工作计画纲要」当面呈给郑介民先生，同时有必要请玉林兄口头上向总队长刘培初先生备个案，免得产生阻力。更重要的是请玉林兄转请培初先生能支持「第一大队」全部南调的事，而且越快越好。

原本这是很难置词的，更不容许在文字上提出请求，而事实上，从来也没有工作刚做了一点点，眼看情势不对，就要避开锋头，换个地方另起炉灶的。这不但说不过去，简直是太不成话了。

不过，这倒是可以理解的，直说吧，我这一次去南京受了影响，系来自两方面，一是郑先生嘱咐着手「留置工作」所作的提示；二是军校同学们多次接触中所给予的全面了解，据此推断，整个形势显示，不仅东北保不住，就连华北也难保。为今之计，不如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华南，先稳阵下来，再谋反攻之举。

我们这个小小的单位，虽称不上代表什么力量，可是毕竟拥有数千名爱国青年，留在华北，作用不大，能够保存，再加以培植，岂不是将来的一点希望。

玉林兄是在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欣然去了。事先预估；国防部不会为了「绥靖第一大队」一个队、单独的作考卢，如果可行，也必然是全盘的、或较大规模的。

计算时间，玉林兄去南京大约是在三十七年九月间。

既然预备这么做了，自当不动声色的有以安排。于是配合大局的发展，开始收缩外勤单位的部署；对处于偏远地区、不发生作用、以及联络困难之小单位或个人，即调回大队部整训。

我们的工作，已转入另一阶段，努力的目标，要做长远打算。第一步，希望争取到，「特种部队」不能当作「战斗部队」用，应将数千优秀干部投入相宜的工作岗位，最好是适得其所，得能发挥其潜在能力的行列中。

* * * * * * * * *

平津地区绥靖戡乱（八）

释意与提要

通常所谓的「情报」，大都只是「情报资料」；经过处理的「情报资料」，才可以称为「情报」。
在「情报处理」的一系列程序中，最主要的就是「研判」。

「情报」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并不固定，必须通过适时适当的「运用」，才能提高它的价值、发挥它的作用。

而「情报运用」一事，已渐次为人所重视，除了正在发展中的多样技巧外，必备的条件，就是本身的力量。撮要而言，如果连运用情报的实力都没有，纵然情报在握，也只得徒唤负责了。

在北平围城前后期间，就发生过这种罕见的现象。

三十七年底至三十八年初，绥靖一大队南调，笔者奉命留下来部署「留置工作」，故未与部队同行。

什么是「留置工作」，训练期间没有这门课程，分发之后也未交赋此项任务，所以缺之完整的概念。

如照实际情况来说，应该是：「配合个人身份，取得立足条件，准备沦陷后继续工作。」我们的使命旣是戡乱，当然所要做的就是长期反共。

「留置工作」绝不能强制执行，除非是出于自愿，勉强的结果必将毫无效益。

「留置工作」坚苦，是可以想见的，意志薄弱的，当然不敢应命。

虽然才难事难如此，可是愿意留下来的，还是大有人在。

决定留下来的同学同志们，都希望和我多谈几次话，因为他们有问题、更有疑虑。解答问题、排除疑虑是我应负的责任，虽无半点瞒哄之存心，但由于过份乐观，也未免简化了诡谲多变的天下大势。四十年了，我当时说过的，如与以后事实发展相比对，吻合的少，背离的多，这一点已是够人失望的了。不过，失望并非绝望，也不表示永无希望，其不能完成于我们这一代的，还有下一代。

一个人的际遇，尤其在乱世，每有难自料者。我们队上有一个情报组，三人同时起步，朝着同一目标前进，可是他们却走了三条路。

其中走上邪路的那一个，不但为人所不齿，到后来连结局都没有就消失了。这是沾上共产党、好人顿时变坏的故事。

「华北剿总」傅作义，三心二意，不遵守统帅部决策，由于私心作祟，于三十七年底，接二连三的打了几个败仗，损兵折将，元气大伤，着实的贻误了戎机，乃致转瞬之间共军已经兵临北平城下了。

其它的暂且不说，是时，也就是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共有副总司令九员，指挥北平城厢驻军十八万名。

一、三人同步各行各事走

前几章中，分别记述了本部队的若干直属单位和第一、第二、以及第五等三个指挥室的工作概略。还有在北宁线上胥各庄的「第三指挥室」和在平古线上顺义县的「第四指挥室」，虽然也有许多可记的事迹，只是大同小异，不预备再多作赘述。

在天津，有一个专事搜集情报的「天津情报组」，原先派出的基本人员，只有王智斌、齐枕萍、郭子中等三个人，后来他们又在天津就地先后吸收了几个外围情报人员，其中还有不同国籍的白俄和犹太人等等。

以所获得的情报资料而言，在比重上亦颇具份量。因为是专责，也是应该的，倒没有什么可记之处，有意思的是这三个人，全是东北籍；同受日本教育；汪伪时代又都当过日语翻译，而且在一起共事甚久；抗战胜利后于三十六年同时投效本队；本队则派他们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原本预期他们能够通力合作，再加上本队适切的指导和有力的支持，将后当有更大的发展与作为。如此也不过三年光景，这三个人居然各走各路：其中一个（王智斌）阴差阳错的投了共；一个（郭子中）逃亡日本因证件逾期无法居留被遣送到大陆；一个（齐枕萍）由笔者介绍给郑介民先生所主持的「中二组」，工作了三十年，已于七十五年因病去世。

且说三十七年八、九月间，这个「天津情报组」组长王智斌，因为和他的两名组员——齐枕萍、郭子中相处不睦，在一时冲动之下，说不干就不干，竟尔一甩袖子买棹要去上海，不料这条船途中遇到了大风浪，被迫脱离了航道，在山东沿海某处拋了锚。

这真是一次意外，谁也料不到上船来检查的却是中共的公安部队。王智斌虽然机警，可是一时之间掩藏不掉自己所有的身份证件，就这样被掳上岸去；从此音讯隔绝，不知道王智斌究竟怎么样了。

三十八年五月，上海弃守，中共「上海市公安局」首任局长许建国；不到几个月又换了第二任的杨帆。就在这个时候，失踪将近一年的王智斌，突然以中共爪牙的姿态出现在上海市。这时的王智斌变坏了，坏的比共产党还要坏，他到处招摇，到处打探事情，又到处找熟人借钱，一个不顺意，马上翻脸不认人。所有留在上海的熟人见他气焰嚣张、趾高气扬的样子，都当他「新贵」，不敢开罪他，也不敢和他攀旧交情，只得忍气吞声，笑脸相陪，凡有需索，亦无不竭其所能予取予求。饶是如此，仍然有不少的人被他扣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抓去吃苦头坐牢，卽使不也得脱一层皮。当然，这中间有很多是我的朋友。他的种种劣行，与日本侵华时期，那些丧心病狂的汉奸狗腿子的所为，毫无二致。

后来据他自己向人透露，这次他是跟着；杨帆一起到上海来的。言下还故作神秘，不胜沾沾自喜。人家这才知道，他果然投了共，干了共产党的「耳报神」。

岂奈王智斌的好景不常，也是恶有恶报，不久，杨帆在「三反五反」中被整了，王智斌也就跟着「树倒猢狲散」，从此销声匿迹，下落不明了。

复按王智斌，又名王紫斌，原籍河北密云，祖上「闯关东」徙居东北已历数代，可以说是道地的东北人，他和齐枕萍少年时期就在沈阳同学共读。郭子中虽然在哈尔滨长大，却还能说得一口山东黄县的家乡话，为人也比较憨厚。王、齐二人与郭子中初不相识，可走他们从小都受的是日本人的奴化教育，因此对于国家观念、民族意识都同样模糊。时当日本人统治下的伪「满洲国」时代，王、齐相偕东渡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郭子中则仍然在哈尔滨帮他父亲做生意。民国二十九年汪精卫伪南京政府粉墨登场，到三十年上海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正招兵买马，王、齐二人乃双双回国投入该部充当日语翻译；与此不约而同，郭子中也由东北进关「投效」，于是这三个人就同在一起工作而且成了伙伴。

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王智斌的性情乖戾，反复无常，惯于投机取巧，好大喜功，又因为他的日语比之齐、郭两人流利一些，凡是七十六号和日方打交道多数都由王智斌出面，所以在这三个人当中他就以「领班」自居。在七十六号的监牢里他认识了几个蒙难的军统同志，因之，抗战胜利后得夤缘协助我方逮捕了数名日本战犯如「梅机关」的负责人中岛信一等，后来又一度充任我松沪警备总部稽查处西区稽查大队的稽查员。他认识笔者，也认识毕高奎兄和刘原深兄，看他表现不错，又与毕、刘雨兄一直有联络，此所以到了民国三十六年他和齐枕萍、郭子中先后前来北平投效本队，并派他们共同组成「天津情报组」的始末缘由。

「天津情报组」初期的工作进展顺利，似乎大有可为，料不到王智斌乖戾成性，又踢又咬，极不合群，平日颐指气使，一意孤行，与齐、郭相处不洽，甚且反脸成仇，终于搞得凶终隙末，王智斌单独一个脱辐而去。

万里轮在山东半岛，因风搁浅，王智斌被共党公安部队所俘获，据说经过了「洗脑」——思想改造，果然像变了另外一个人；其实并不是「洗脑」发生了作用，这全是王智斌本人缺乏中心思想，惯于投机取巧的劣根性有以致之。他旣懂得日文日语，对于上海的情形又颇熟悉，正好利用他作为这般共党土包子进入上海「清除国民党特务」的一个眼线，真是「两得其便」了。

由王智斌的事例来看，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及所成长的生活环境之不同，足可左右其人的为善为恶，成败休咎，可为殷鉴。

二、华北战场为人所忽视

中共处心积虑、图谋夺取政权，已非一日。迨至民国三十八年初之攻掠平津，当然不是意外。

自三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沈阳孤城陷落，东北全境沦失，林彪所部卽一面抢修北宁铁路，一面利用一切交通工具，倾其全军南犯而入关，单是强征的民夫就有十五万人以上。

我军之连番挫败，当然有许多因素，其中有一部份是尽人皆知的；有一部份是只有少数人才会知道的；更有一小部份只能列入莫名其所以，或者说是介于足与非两者之间的。这些，如果认真的一一加以检讨，那将是一部很有份量的「恨史」。笔者职务地位，实在够不上谈论这个，仅就情报资料之所及，记述一点相关的「人与事」罢了。

共军犯平津，为统一指挥领导，在「党」：组成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为首的「平津前线委员会」，简称「平津前委」。在「军」：设「平津前线司令部」，由林彪、聂荣臻分任正副司令员，罗荣桓为政委。

前文中已大略的说过林彪的略历，这里再说聂荣臻。此刻聂酋的本职是「华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

聂酋是共军当中参加过长程流窜的一员，中共把他们越过好几个省份的「流窜」，却自诩为「两万五千里长征」。

从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自江西经湖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抵陕西，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围剿与追击，竟然没有斩草除根而留下了后患。

二十六年七七抗战，中共军接受政府改编，聂荣臻任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兼政委，该师师长卽系林彪。驻在山西一带。

同年冬，山西太原失守后，一一五师主力转移至晋南汾河一带。聂荣臻依据「八路军总部」的决定；其实是中共的阴谋诡计，以副师长身份，率领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营和两个不完整的连，共约两千余人，留守五台，自行其是的成立了所谓的「晋察冀军区」，自任司令员兼政委。其范围也不过是五台、孟县两个县的山区部份而已。聂酋就在这块地方，胁迫当地民众，积极发展武力，又创办了一所「军政学校」，训练下级军政干部，居然关起大门，造起反来。而他们的装备、补给却都是政府照规定发给的。

二十七年三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大学」三期讲话，对聂荣臻在五台山建立「根据地」一事，夸赞不已，说什么「古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这真是牛头不对马嘴。

二十八年起，聂指挥所属军分区杨成武、郭天民、黄永胜、熊伯涛、邓华等分向河北、察哈尔两省接近山西之边远县份，扩大地盘。

同年冬，一一五师长林彪偷袭山西驻军未逞而受伤，赴延安医疗期间，聂代理该师师长有时。在此期间，曾不断偷袭国军，捡便宜。

二十九年八月，在朱德、彭德怀策划下，聂荣臻调集所部的四十多个团的兵力，参加所谓的「百团大战」，以「求兵求食」为目的，窜扰于平定至石家庄正太路一带，另以二十多个团分别骚扰北宁路冀东段、津浦路北段、沧石路、平古路、平汉路此段等多处。如同流寇打劫，连抢带拉，遭殃的正是涂炭于战火下的贫苦农民。他们平常挂在嘴边上的「阶级利益」、「解放人民」等等，到了这个时候，也都成了屁话了。

所谓「百团大战」，毛泽东与朱德二人意见相左，毛泽东认为此一行动，完全违反了他的「战略方针」。因为他惟恐因「抗日」有失，而损害了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一点「元气」，另一面，也不愿见到朱德他们多作主张，脱离领导。最恰当的解释就是「吃味」了。所以连伪装的打日本，也就此罢手不干。

此后，乘着日军全力应付太平洋战事，无力兼顾的时机，乃积极开展扩张，并巩固已窃据的若干「根据地」，且向东北境内伸展。

三十四年，中共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聂荣臻被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

同年八月，日军投降，共党认为机会来了，聂率所部窜扰于平绥路东段、平汉路北段、津浦路此段，渗入察哈尔，突击张家口，出没于平、津、保近郊，故意阻挠政府接收部队北上。其行径可恶之至。

更有甚于此者：三十五年元月，在美国调处下，政府颁布停战（国共双方）令，聂荣臻却在暗中指示所属部队，利用停战机会，对国军进行偷袭，不但破坏停战令，而且从中讨便宜。其在致绥远集宁附近共军之电文中有云：「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小组，十七日十二时前将飞集宁视察，希速督令第三旅和第六团，协同友军（指共军）争取时间，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尽速歼灭集宁之敌（指驻守集宁附近之国军部队），力求在十七日十时前结束战鬥。」当地共军根据聂之电令，调动集宁所有共军，不惜以人海战术，连夜一波接一波的不断猛攻，终将集宁占据。这也就是共产党的「代表作」，可见凡是对他们有利的事，便罔顾一切，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做得出来。

迨至「军调部执行小组」抵达集宁时，则妄称早在停战生效前已占有集宁。斯时旣然已经宣布「停战」，除了以武力加以驱逐外，又将如之何？这不过是事例之一，类此事件实不胜枚举。

三十五年，中共已不再掩饰其叛乱行为，乃明目张胆的将其所属部队番号改为「人民解放军」。也就是把政府颁发的「第十八集团军」的番号弃而不用，自立门户了。聂荣臻也不是「一一五师」副师长，而成为「晋察冀人民解放军」司令员。

三十六年，聂荣臻所部仍盘踞于晋、察、冀大部份地区。当本大队于三十六年底工作开拓之初，在情报资料中，确知聂部已有八个「纵队」之多。一个纵队约等于一个军辖三个师的兵力。

三十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将各地区之部队，划分为「野战部队」、「军区部队」及「人民武装」三级，大体上如同国军的正规作战部队、地方保安部队以及人民自卫队。其时，原
「晋察冀人民解放军」改称为「华北死人民解放军」，仍由聂荣臻任司令员。

到了三十八年，平津沦入魔手，聂荣臻出任「中共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京津卫戍区司令员」。

同年九月，继叶剑英之后，兼任「中共北京军管会主任」、及伪「北京市市长」。

同年十月，中同伪政权僭立于北平，聂任伪「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伪「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中共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代行总参谋长职务（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未到职）。不过，自三十九年起，也就慢慢的褪色了。

以上，就是我们工作上的头一号对手——聂荣臻。在抗战前后的十多年中，他在晋冀察绥四省，给予国军的困扰为最大。

记述至此，忽然想起：三十七年在北平府学胡同大队部的队长办公室里，悬挂着好多幅自制的图表，其内容完全是有关于「华北人民解放军」的，除番号、兵力、驻地外，还有标示明白的日常动态。在当时来说，我们之对于聂荣臻，的确是了如指掌。可是，单凭这一点，并不足以表示就可以打胜仗。

好象是在前几部书的那一章中曾提到过，笔者前些年一度尝试看想写一本「情报论」，其后，自感功力不够而作罢。记得其中有一节项目是：「情报运用与国家力量」。大意是说，光靠「知彼」并不能保证一定胜利，还得配合其它有利的条件。在众多条件之中，最重要的是运用情报的实力；如果不具备运用情报的实力，纵能取得「上乘情报」，也是枉然。因为未加运用的情报，不产生价值、不发生作用也。

举一个离开现实远一点、以免发生联想的浅易例子作为说明：比如，情报显示，敌军正向某一据点集中兵力，如能适时施以袭击，当可给予相当程度的损害与挫折。可是如果派不出一支堪能出击的队伍，那就眼看着失去了一次机会。

再比如，情报获悉，对方将在某一国际性会议中，对我采取不利举动，我方则必须在事前就予以有力的反击，非此不足以维护本身利益。可是如果连个堪当此任的代表都派不出，那也只有望洋兴叹了。

以上两例中的「一支队伍」和「一员代表」，可不能小看了它，那就是「情报运用」中所称的「力量」。

三十七年底，本队奉令南调之际，除本人外，大队部仍有留守人员约五十名，处理未了事宜，至于不能间断的情报工作之搜集、处理与分发，迄未中辍。

虽然我们对中共军政活动的了解，依旧能以掌握而不致脱节，可是在「华北剿总」方面，已经很少予以实际上的运用。为什么？这说明——运用情报的力量已日益削弱中。

有关运用情报必须具备适度力量这一点，说的比较迂迥，不过总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已显露出来的「无力状态」了。

提请略加注意的是，自三十五年起，两三年间，中共的部队番号五花八门，一改再改，连他们本身也搞得七荤八素，不要说是外界了。单以聂荣臻所部而言，出现在新闻媒体以及情报资料中的，就有：

「晋冀察军区」

「晋冀察人民解放军」

「华北人民解放军」

「华北野战军」

四种之多，至于那一天起用？那一天废止，相信非常之乱，就不必费功夫去考据了。在笔者处理情报多年的记忆中，聂荣臻曾当过：「晋冀察军区」司令员、「晋冀察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和「华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至于「华北野战军」这个名称的真实性如何？则迄未得到正确的解答，也就是说不一定有这个「番号」。

到了三十八年初的「平津前线司令部」，是临时性的，为期甚短，迨平津沦陷后，亦随之撤销。再以后，匪军大部南下，只留下聂荣臻所部看守华北。

[下略]

四、每一仗败阵都输得心有未甘

此时，是在三十七年九、十月间。

先将军事大势略作提示——

九月三十日，先总统蒋公偕三军总司令莅平巡视。十月二日，飞临沈阳，举行军事会议，指示作战要领，并激励诸将领士气。
十月五日，蒋公飞天津，转赴塘沽新港视察。（与部队南移之海运有关）
十月八日，北方军事部署完毕，先总统蒋公离平、飞沪、返京。

数日后，蒋公再度巡视北方。因为除锦州情势危急外；据记载，蒋公此行「一为商决规复锦州之计。二为督促长春守军限期突围南下。三为严督沈阳与锦西、葫芦岛两兵团赴援锦州，以期救护我范汉杰、卢浚泉等忠勇将士。」

抢救不及，锦州于十月十五日仍陷于共军之手。

最意外的是，由沈阳赴援锦州的廖耀湘兵团五个军，还没有赶到，锦州已失守，正待回防，却中了埋伏，遭到围攻，就此全军尽墨，实在使人觉得过于窝囊。

十月二十日长春沦陷，至此，大东北仅仅剩下沈阳一个孤立的据点。

十月二十二日，国防部发表一周战局如下：

平绥路东段之国军，南北会师于青龙桥后，分兵向匪出击。

聂荣臻所属「华北人民解放军」之第二、三、四三个纵队（野战部队）和独一、独七两旅（军区部队），以及「冀察热边区」詹大南所属之新七、新八两师（军区部队），到十五日下午，已被我军击溃于康庄、南口之间。

笔者附注：此类战报，颇有避重就轻之嫌，「击退」则有之，「击溃」则未必也。而实际上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如果据实发表，岂不更加影响人心士气。

到了三十七年十一月，全国最大的一次战后——徐蚌会战，揭开序幕。这一仗如果打胜了，整个战
局，定将改观。

战鬥自十一月八日开始，一直打到第二年的元月十一日为止，前后历时六十五天之久。战场上，我英勇将士之前仆后继，血肉牺牲，真格是驾天地而泣鬼神！这一场厮杀的双方死伤，有一个参考数字，共军伤亡四十六万，政府军本身的伤亡、失踪也有三十万零四千人。

为什么伤亡如此之大？这就是匪军使用残酷「人海战术」的结果。他们以纵深五公里的阵式，向前推进，也就是说，在五公里的面积上布满了人。

对于「人海战术」，有一段描述称：「政府军的炮兵射击、飞机轰炸、战车攻击等，面临了如此庞大的人海，都为之不忍而失去效果；至于用步兵迎战，如攻入其阵地，就会被包围，向后撤，他们便蜂涌而上，进退不得，百般受制。」

还有，共军依仗着人数多，挖掘了很多既深且宽的壕沟，致使国军战车部队难于运转。

这一仗的胜败因素多多，前人已有论列，勿庸赘述。单就战略战术而言，共军所用的那一套，可以说也全不上路，根本谈不到章法，也就是常说的不按牌理出牌。这也是国军吃亏的一着。又该说了，抗战八年，政府全心全意的对付日本军阀，而中共却在背后捣鬼，不仅捡了很多便宜，学了不少乖，有些个怪异的招式，也就是这样「操演」出来的。

再说徐蚌会战的伤亡，照上列的数字，双方加起来共有七十六万多，假设以三成为死者，计算一下也有二十三万人。笔者在前文第七章中，有一段记述「涞水之役」，一仗打下来死亡也有数千人。傅作义体恤死者，每人赏了一口棺材，虽然只有数千人，可是各式各样的棺材，已经摆满了火车站附近方圆二、三里。而这次剧战的二十多万具尸体，又将铺遍了多少大地？所谓尸骨堆山者，由此看来也就不是形容词了。

以上，是现在参考了一些资料再加上一点个人的了解才写出来的；在三十七年的当时，像笔者这一「阶层」的人，或者再提高些，也不会知道其它战场的事。
再看华北战局——

三十七年十月十一、二日，山西太原城郊血战。

十一月十日，河北保定孤悬，空运中断。一周后，「华北剿总」始说明撤出保定原因。

在平绥路方面，前文第七章中，说过傅作义所属主力部队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困，弹尽粮绝，全军覆没，军长郭景云自杀殉职的惨烈概略。

其时（三十七年十一月），三十五军之被困，「华北剿总」曾下令暂三军军长安春山率部前去救援。

三十五军和暂三军都是傅作义的子弟兵，可也是战鬪力最强的两支部队，其成败不仅对傅作义个人重要，对平津大局尤其重要。接下来，就从暂三军安春山部赴援新保安说起。

三十五军在新保安城被围，「华北剿总」急令驻守怀来之暂三军，除留置一个团的兵力守备外，全力沿公路向西攻击；复令驻守南口之第十六军（军长袁朴），亦派出一个团推进至康庄，以资策应。

十二月八日，暂三军以五个团之兵力，在空军掩护下，先向土木堡猛烈进击，遭当面「冀察热军区」匪军之顽强抵抗，暂三军受挫。再绕道向新保安东南方之宋家营突击，初尚顺利，曾一度距新保安只有十公里，且与新保安城内之三十五军以炮火相呼应。

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眼看援军来到，当即指派一个师，向城东匪军阵地，猛烈冲击。不意匪军竟继缠鬥不已，双方短兵相接，战况虽十分激烈，但却无法打出一个缺口。

向西突击的暂三军，亦对匪军奋战不已，惟待援之三十五军与救援之暂三军，仍相隔数里，死拼活拼，就是无法会师。

如此相峙数小时，各军不得不退守原地，待机再件冲刺。

此刻，林彪「东北野战军」之先遣兵团，经数昼夜不停不休之急行军，于十二月八日早晨，其先头第四纵队，已越过平古线，出现于平绥线康庄、八达岭一带。

傅部之第三十五军及暂编第三军，战绩辉煌，很少打过败仗，可以说在「华北剿总」指挥下所有作战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两支劲旅，而且颇能适应这一带的自然环境。所以匪军视为劲敌，当然早有予以歼灭的企图。是时，能在优势下围击，那就更不肯放松了。

目前，出现于平绥路东段的匪军，先后有：「华北野战军」聂荣臻所部的三到四个纵队，「冀察热军区」的两个师，以及兼程赶来参战的「东北野战军」的三个纵队（此后增至六个纵队）。以上三部份的兵力加起来，大约有十五万人左右。而国军方面，除被困的三十五军约两万人，赴援的暂三军不到两万人，再加上尚未投入战鬥的十六军的四个营，总共不过四万人，论人数，大约是七比二。实力悬殊，诸多被动，自难取胜。

「华北剿总」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乃急令十六军的四个营由康庄撤回南口；暂三军经怀来、镇边城、门头沟，撤回北平。

十二月八日夜晚，第十六军在林彪所部第四纵队尚未合围前，回抵南口，仅稍有折损。次日，卽奉令放弃康庄、南口、昌平各点，转移北平。

新保安东南宋家营之暂三军，奉令后，连夜撤到怀来。九日过午，以汽车运送，开始由怀来沿镇边城狭长山隘向北平行进。十日晨，先头部队行抵镇边城，军长安春山，为体恤士卒过于疲劳，未遵照上级绕道门头沟的指示，乃自作主张抄了近路，准备穿过妙峰山，直趋北平西郊。

已进抵八达岭一带之林彪第四纵队，突发现怀来国军有向东撤退模样后，未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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