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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提上来复芦“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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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提上来复芦“学长”   
所跟贴 提上来复芦“学长” -- Anonymous - (928 Byte) 2004-5-04 周二, 上午3:58 (397 reads)
王希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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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文章标题: 也贴1980旧文，复芦学长：《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154 reads)      时间: 2004-5-04 周二, 上午4:03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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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争论的焦点
二、中国的改革和反改革斗争
三、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胜利
四、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失败
五、毛泽东的功过论
六、把社会主义民主改革进行到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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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他到底把中国引向灾难还是引向
光明？”

现在，中国的一些青年民主派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他们看来，事情似
乎是这样的 ，无论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上给人民带来了多么巨大
的灾难，但他的主观愿望总还是好的（这点与官方的解释比较一致），而且，他的
反官僚特权的思想和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主张，都是非常珍贵的，是需要继承的。

真是这样吗？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探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争论的焦点

被他的最好的学生林彪称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毛泽东，
一开始就不是以一个中国共产主义的领袖，而是以一个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出现
的。因此，必须首先把他放在世界的范围来考察，也就是必须把毛泽东放在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中来考察，而我们的许多同志在评价毛泽东时总是忘记了这一点。
毛泽东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只要看一看他是怎样回答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争论的焦点问题，就可以明白大半了。

六十年代以来，毛泽东是以其“反修”的旗帜向全世界发出号召的，那么，
什么是“修”呢？这个“修”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毛泽东告诉我们，一是南斯
拉夫铁托主义，二是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主义。不言而喻，毛泽东对铁托特别
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主义是十分恼火的，而反斯大林主义正是铁托主义和赫鲁晓
夫主义的特征。

斯大林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主义，它在“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
的名义下，把中世纪的一切最黑暗最反动的东西都复活起来。它把马克思和
列宁主义宗教化，然后复辟了中世纪式的政教合一；它把党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使
这个党的领袖成了能够任意摆布人民命运的至高无上的主宰；它实行了最残酷、
最野蛮和大规模的警察恐怖来消灭忠于人民民主事业的真正共产党人（包括大批
布尔什维克）和无辜公民。是的，这个主义十分关心俄罗斯的工业化，它关心机
器、目标、统计、拖拉机、炼钢厂，关心计划实现的数字和坦克车，却不关心母
亲和孩子们的眼泪；它关心它既得的至高无上的权力、阴谋和策略，却不关心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良心的命令和起码的人道。总之，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
概括斯大林主义；它是一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旨义下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实行
官僚特权阶级专政的社会法西斯主义。不要忘记了这一点：二十和三十年代，曾
经是意大利社会党领袖的贝尼托.墨索里尼正是从斯大林主义那里学得了法西斯主
义的，而他又正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老师。

斯大林主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极大的损害，它不但扼杀
了苏维埃人民生气勃勃的历史创造精神，使苏联变成了一个冰冷的、僵死的、以
斯大林为教皇并只有他才有权诠释马克思和列宁的教条的宗教国家，而且它还到
处压制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革命。他不准德国革命（甚至不惜与
国社党勾结），不准法国革命，不准意大利革命，不准西班牙、希腊革命，也不
准南斯拉夫革命，甚至他也不准中国革命。

以中国为例，他不但一手葬送了中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而且还差点
葬送了中国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革命和解放战争革命（正是毛泽东抵抗了斯大
林，挽救了这三次革命）。

他侵略芬兰、瓜分波兰，吞并日本北方四岛，分裂中国蒙古民族，甚至极其
厚颜无耻地在雅尔塔恢复了由伟大的列宁宣布废除的沙俄在中国的特权。

于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怀疑和不满普遍地发生了：难道斯大林主义
真是一种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吗？为什么这样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总是要
把各国革命引向失败和投降？难道出现在世界人民眼前的苏联这样一种警察社会
主义，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先所憧憬和描述的那样一种工人民主社会主义吗？
如果真是这样，世界人民又何必要为它而流血奋斗？

这样，被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的铁托主义和赫鲁晓夫主义就在这普遍的
不满和怀疑之中产生了。

铁托为什么要与斯大林主义决裂？是因为斯大林欺侮了南斯拉夫，这当然是
出发于民族主义，但是铁托和他的战友们--卡德尔、吉拉斯、巴卡里奇……并
没有就此止步，在与巨大的斯大林主义压迫所作的抗争中，这位英勇无畏的“杀
人犯”“间谍”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砸碎了斯大林主义的枷锁，
把南斯拉夫引向了民主、团结、发达和富裕。无论铁托所创造的劳动者自治社会
主义实践中还有着或将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无论一些并不善意的评论家指
手划脚地提醒人们注意铁托本人身上多少残存的某些斯大林主义色彩，但这一点
总是事实：铁托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提供了一种新的启发，使得国际无产阶级
在对斯大林或社会主义感到普遍失望的情绪中重新振作起来，斗争起来。

无可讳言，铁托主义为五十年代的匈牙利改革，六十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改
革，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提供了蓝本，铁托主义，这个“现代修正主
义”在没有也不可能对任何人施加任何外部强制的条件下，整整影响了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近半个世纪之久，就是它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最有力的证明。

那么赫鲁晓夫又为什么要大反斯大林？毛泽东和毛泽东的理论家们告诉我们，
这是因为赫鲁晓夫是个“野心家”，是个“潜伏的坏蛋”。既然英雄能够摆布历
史，那么“野心家”

（这不过是英雄的反面读法）也能够摆布历史，这就是毛泽东最真实的历史
观。

但是，如果对斯大林主义的不满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的时候，赫
鲁晓夫又有什么理由在他的夺权斗争中要以反斯大林主义作号召呢？

我们记得，列宁死后，立即爆发了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之间的
继承权斗争，随后，又爆发了托、季联盟与斯大林、布哈林联盟争夺继承权的斗
争。但是他们之间谁也没有敢于以反列宁主义相号召，相反，他们竞相标榜自己
是列宁的最好学生，竞相揭露对方与列宁之间发生过的不愉快的往事，这又是为
什么呢？事情很明白：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虽然满目疮痍，但是她是一个
充满活力的有希望有前途的国家，翻身的感觉使得苏联人民无比地热爱自己的伟
大领袖列宁。在这个时候，如果有谁对列宁大不敬，那是一定要失败的。斯大林
明白这一点，甚至他还发现了一个秘密：俄罗斯人民需要宗教。

于是他不顾克鲁普斯卡娅的反对，虔诚地把列宁的木乃伊送入水晶棺，并把
列宁主义提升为国教。

在这方面，教条主义的托洛茨基是显然斗不过斯大林的，于是，斯大林胜利
了。

事情非常明白，即使是“野心家”在为自己和自己的集团争夺权利的时候，
他也必须服从这样一条规律：他必须把自己的私利隐瞒起来，而把社会的普遍的
利益写在旗帜上，或把自己的粉饰过的私利宣布为社会的普遍的利益（这要以这
种私利与社会普遍利益多少有着某种一致为前提）。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在击败了贝利亚，击败了马林科夫之后，感到他必须
获得一种更广泛的拥护才能巩固他的统治，并进而击败他最危险的对手莫洛托夫，
而这种拥护只能来自长期以来受到斯大林主义迫害和压制的失势干部、知识分子
和基层民众，只能来自长期以来受到斯大林大党、大国主义对外路线欺侮的兄弟
党和兄弟国家。而这就必需公开清算斯大林主义。

他为受过斯大林委屈的人们平反冤案，他用自由、民主、人道、富裕等美好
的字眼来描述他许诺要带给苏联人民的那种社会主义，来使长期受斯大林主义压
制的民众松一口气；

他飞到贝尔格莱德和铁托握手言和，赔礼道歉，使铁托感到愉快；他飞到北
京，慷慨解囊相助，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大笔的经济援助协定（包括一九五六年米
高扬协定），转让了中苏合股公司，甚至一风吹地最终废除了由斯大林恢复的沙
俄在中国的特权，而一九五零年，斯大林对中国是拔一毛也要获大利的。

赫鲁晓夫事后的确在中国又拆了许多烂污，闹了许多恶作剧，但那不过是斯
大林主义政策的延续罢了。

同样是反斯大林主义，铁托与赫鲁晓夫不同之处也许在于一个是英雄，一个
是侏儒；一个是为了捍卫民族利益，一个是为了个人私欲。但问题不在这里，问
题在于赫鲁晓夫所完成的是不是一种必然的历史使命，问题在于清算斯大林主义
是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社会为了获得发展而向历史提出的必然要求。由
英雄来完成一种历史使命当然壮观，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偶然的原因竟然是由一
个侏儒来完成这一历史的使命又怎么办呢？那么我们无论在感情上是多么不愉快，
我们也应当对它表示支持--不是支持这个侏儒，而是支持这个侏儒所不得不完
成的那样一种历史使命。

我们来看看毛泽东。

二、中国的改革和反改革斗争

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毕其余生之二十年是以捍卫斯大林主义
为职责的。

他下定决心要保卫那个被全世界人民唾弃的偶像，他下定决心要挽救那不可
挽救的主义。虽然这一最保守的目的是以最激进，最激烈的面目出现的。

青年民主派晋君同志在怀念毛泽东“后期可贵思想”时这样赞扬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他对他亲自建立的国家采取了批判态度，冲
击了一个他当主席而应当维护的社会秩序，对他担任主席的党采取了批判态度，
冲击了一个他之所以称为主席的党……”

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冲击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冲击这个党？难道是因为这
个国家这个党的斯大林主义化（它必然要与人民发生尖锐的冲突）使他不满吗？
不，恰恰相反，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党内产生了一种必然要产生的改革的力量，
这种改革力量的发展使毛泽东杯弓蛇影，坐卧不宁，必欲除之而后快。是因为他
嫌这个已经非常斯大林化了的这个国家，这个党还不够极权，不够专制，他要粉
碎它，重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其名的毛家王朝。这是一个连瞎子都能看得见的事
实，为什么青年民主派的晋君同志以及其它一些青年同志却看不见呢？我们知道，
当马克思发现一个装扮出豪侠的气概去保卫那不可保卫的过时事物的人物时，他
的心里就一定要幽默地出现一个唐。吉诃德的形象。但是，当这同样的人物出现
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一些青年同志却仿佛看到了阿波罗神！

那么，中国的改革和反改革的斗争是怎样发生和展开的呢？这里我只能大概
地加以阐述。

一九四九年的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本来并不存在什
么太大问题的事情。中国共产党的七次大会和七届二中全会，已经确立了它的路
线，就是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并使这个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有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发展。这条道路是建立在这样的分析之上的：中国是一个
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在这样一个贫穷和愚昧的国家里是不可能马上建立
起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的，它必须允许带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
私人或集体资本主义以及农村的合作社经济，都得到长期的存在和发展。因为经
济规律是一种自然的规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
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

但是，毛泽东本人并不相信这些，他是一个气盖三皇、功过五帝的雄主，他
一定要创造出奇迹来证实马克思的那些不过是迂腐的书生之见，他一定要证明这
一点：他比历代专制君主更高明的地方恰恰就在于他敢于向社会的经济条件发号
施令。

于是，毛泽东，这位湖南农民就提出了他伟大的农业社会主义纲领，（王希
哲只提出了毛泽东农业社会主义的主观原因，而没有分析促使毛推行农业社会主
义的客观形势，是缺陷－王希哲今注）。这个纲领相信这一点：即使在原始和粗
笨的手工劳动工具基础上，在低下和愚昧的文化水平基础上？

也能通过不断扩大的简单劳动组合，不断用法令宣布所有权的变更来进入社
会主义，这个纲领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的基础上的，穷苦的农民正由于穷苦所
以“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个信念不但会使马克思感到惊愕
甚至连列宁也一定要冒冷汗的，因为在列宁看来甚至在大工业的工人阶级中也是
不能自然地产生社会主义的，它必须要由“外部加以灌输”。而毛泽东则断言社
会主义积极性早已先验地蕴藏于手执原始劳动工具的穷苦农民之中，共产党的任
务不过是去发掘和调动罢了。既然连农民群众中都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那么，如果在其它群众中居然有人表现出甚少或简直没有这种积极性，他就一定
有反革命嫌疑了；既然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去调动现成地蕴藏在群众中的社会主义
积极性，那么，如果党内居然有人不去调动，甚至反对这样一种农业社会主义，
他就一定是右倾机会主者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了。

既然这种农业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而只是一种人为的结
果，那么，就必须把国家的最后决定权全部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就必须把党的最
后决定权全部掌握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个人手里。

显然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正是毛泽东专制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正如斯大林专制是建立在剥夺农民的前提下加速重工业发展的实践基础上一样。
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必须对经济规律从外部施行一种行政的强制。

这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在农业社会主义基础上把国家专制化，把党极权化
的做法，一开始就遭到了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和反对，反
复的冒进和反冒进就是这一斗争的反映。一九七六年春毛泽东回忆道：“合作化
时党内就有人反对”

，“走资派还在走”。他很清楚他与刘少奇矛盾的根源。他是至死也没有忘
记这一笔旧帐的。

反对新民主主义，推行农业社会主义就一定要使国家专制化，党内极权化；
反对农业社会主义，坚持新民主主义就必然要求国家民主化，党内民主化。正是
在这一斗争形势下，苏共二十大召开了。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主义，反对个人迷
信、个人崇拜，鼓吹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这不啻为刘少奇一派送来了春风，为
毛泽东浇了一盆冷水。毛泽东的恼火是可以想见的，他说：“蚂蚁出洞了，乌龟
王八都出来了。”刘少奇一派则迅速发展了这一大好形势。一九五六年九月的八
大，在党的改革问题上，刘少奇派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在刘少奇的赞同之下，党
章删去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的规定，通过了书记处制度，
撤销了毛泽东兼任的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职务，使邓小平为首的书记处直接向政治
局常委会负责，不再向毛泽东个人负责，而政治局常委会本身也是由八大设立的。
邓小平则在八大向全党宣告了这一党内民主改革的理论依据，他说：

“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是由个人作出决
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
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
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
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个人的神化。”

第八次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的转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
了她民主改革的进程。这一进程虽然被毛泽东多次专横地打断，但它毕竟成为不
可逆转的历史方向了。

苏共二十大引起了东欧人民反斯大林主义的浪潮。

东欧人民历来有着反对外来压迫（特别是沙俄压迫）。维护民族独立的传统。

他们并没有什么人要求昔日的地主和资本家重新回来剥削他们，但他们也不
能容忍俄国坦克的占领，不能容忍俄国人把斯大林主义式的专制国家机器强加在
他们头上。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匈牙利，人民用和平请愿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要求恢复一
九五四年纳吉政府时期温和路线的愿望，但是就在这个号称工农是主人的国家里，
拉科西--格罗政府用来迎接人民和平请愿的不是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方案，而是
秘密警察密集的子弹（那时，王希哲做梦也想不到中国的六四－王希哲今注），
这下子，愤怒爆发了，匈牙利人民与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之间发生了大
规模的流血冲突。

这一流血冲突，虽然被苏军的坦克压平了，但它却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引起了剧烈的震荡。赫鲁晓夫不得不压低了他反斯大林主义的调子。

毛泽东这下子可高兴了，他说：“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子暴露出
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
们中国的同志。”至于他本人受到了什么教育呢？

我们听到的是，他宣布，他不丢掉斯大林主义“这把刀子”！

匈牙利事件和铁托在普拉的演说，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民主
改革的热情。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
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这句话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证据，它证
明后来被作为“右派”镇压下去的学生青年，大多数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
社会主义民主派。）

面对着党内外民主改革的压力，毛泽东决心反击。反击的策略是先引蛇出洞
：

“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
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

“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然
后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份子发言，反击右派。”

结果大家都知道的，“右派”被扫平了。但是，这些“右派”都是一些持着
怎样的主张的人们呢？应当承认，在这里面是有着一些要求恢复旧制度的反动人
们，但是就基本来说，他们不过是一些对党的愈趋官僚化表示不满，希望实现某
种民主改革的人们。他们反对党政不分和直接由党命令一切的不民主制度，他们
认为这是违背“联合政府”
的原则的，他们反对某些基层党的干部专横的官僚主义行为，他们反对不顾
实际可能的急速合作化，他们反对苏联对我们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他们要求在
政治、思想、学术各方面获得更多的民主和自由。但这些都是右派，在毛泽东看
来都是大逆不道的。虽然在他走出长沙第一师范到进入中南海的这段漫长的革命
中，他曾经是这些同样主张的积极鼓吹者和纲领制订者。

一九五七年胜利的威力很快就显示出来了。打击党外“右派”不过是毛泽东
对党内“右派”的一个警告。党内“右派”们不是要“反冒进”
吗？他警告说，今后不但不准再反冒进，而且他还要“大跃进”了。既然你
们--党内外的“右派”们不敢再反对社会主义，那么，又怎么敢反对大跃进呢？
既然你们不敢反对大跃进，又怎么能够反对实现大跃进的首要条件：“大权独揽”、
“书记挂帅”呢？八届二中全会一开，个人崇拜重新开始了。

但是，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在庐山遇到了一次严重的挑战。这是他在一九四
五年最终击败了王明，在党内确立了他的独尊地位之后所未曾遇到过的。这场斗
争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九六五年冬，毛
泽东向吴晗的
发难及由此而起的文化大革命，都不过是这场斗争的延续。因此，了解了这
场斗争，也就把握了了解毛泽东及文化大革命的秘密的钥匙。

在取得了反“右派”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党内外民主改革力量之后，毛泽
东认为他可以放手地推行其农业社会主义纲领了。

兴办水利工程，是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第一件大事。如果农村的社会主
义高潮不能在一个早上就彻底地解决中国的旱涝问题，那就不能显示出这种农业
社会主义奇迹的性质。

毛泽东必须发现这样一种新生事物，它一曰“大”，大到能够把千千万万农
民的简单劳动用行政的铁链串联起来，二曰“公”，公到能够无偿地把分散在各
个农村合作社的微薄资金集聚起来。他果然发现了这个“新生事物”，这就是河
南那位后来以放卫星出名的吴芝圃向他提供的，这就是人民公社。而且，如果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缺乏一种天才，能够为我们设计出一幅具体的共产主义社会的
蓝图的话，那么，毛泽东的天才则是绰绰有余的，他不但设计出了色彩绚烂的中
国法伦斯泰尔，而且还把它立即实现。他断言，这种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合一
的农村公社，就是中国未来共产主义的雏型，他甚至告诉农民，共产主义在中国
的实现，至多不过是个十年八年的事情了。（他的这个估计，甚至写进了中共中
央的决议。）

当然，还有一个钢铁。如果不能在一、二年内赶上英国，就不能证实社会主
义的胜利。

怎么办？办法是有的，就是让农民也来办重工业。全民大炼钢铁，九千万人
上阵，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什么两大部类比例，什么价值规律，
什么经济效果，统统不在话下。他说：“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
求。”“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
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巴黎公社三个月就失败了，要
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他这样一个思想，他认为，整个国民经济
的部署和发展可以按照革命军事指挥的方式来进行。它可以不服从经济规律的制
约，只需要服从“革命”的要求，而这个“革命”，又不过是毛泽东急切实现其
农业社会主义纲领的愿望罢了！

但是，把国民经济置于军事指挥之下，就必然要求一个至高无上的军事权威。
担负这样一个角色，毛泽东当然胜任愉快，早就对“八大”决议心怀不满的毛泽
东开始向党的集体领导进攻了，他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
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
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
……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
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与其让你独裁，
不如我独裁好。”

很显然，党内的民主改革派在一九五六年“八大”上为党的集体领导所争得
的阵地，还抵抗不住毛泽东个人权威的进攻，在这凌厉的攻势面前，它节节败退。

这不但因为毛泽东在上次革命中所散发的永远正确的光芒还在闪耀，还因为
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纲领本身就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构成成份--农民。从
来没有见过现代化的大工业，更没有机会置身其中的中国农民，是不可能蕴藏着
科学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当人们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去鼓动农民们起
来革命的时候，他们只能根据他们现实的生存方式去这样意识共产主义：它是一
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太平天国。毛泽东能够为他们带来这样一个
天国，那么他们可以对毛泽东报之的狂热崇拜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党内的民主改革派也不能不战而溃，“大跃进”所带来的一九五九年
普遍的灾荒饥馑和混乱也使得那些同情人民疾苦的正直共产党人不能不挺身而出。

“谷撒地，葛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样过，请为人民
鼓与呼”，于是“海瑞”与“嘉靖”之间的一场冲突，就在庐山上爆发了。

评论这场斗争，人们往往只注意它所表现出来的要不要“三面红旗”
的斗争，实际上，它是一场要不要反对个人崇拜，要不要党内民主的集体的
领导的斗争
并无历史渊源的彭德怀与张闻天首先取得的共同语言，就在这一点上。

彭德怀在他的检查发言中追述道：

“他（张闻天）向我读了毛泽东同志四月二十九日的《党内通讯》说：这封
信起了好作用，但是也树立个人作风，我当时不仅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而且也有
相同的看法。”“他谈到庐山会议压力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政治局会议只
是一些人的报告会，没有集体讨论，我对此不仅表示同感，也交谈了一些紧张的
情况。”“他提到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与斯大林晚年一样。我当
时抱同情态度，并向他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比党内任何同志都熟悉，历代的
王朝第一个皇帝总是很厉害的、英明的。”

在与张闻天作了以上交谈之后，彭德怀就在庐山会议上大呼：“不建立集体
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这就惹翻了毛泽东，那是不能客气的！毛泽东能够容忍一切但决不能容忍向
他的个人权威的挑战。毛泽东立即把他大跃进失败的全部怒火，倾倒到彭德怀身
上。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历史上，毛泽东对他的反对者的批判经历了三
个阶段：对王明路线的批判，他是充份说理的，非如此就不能争取全党的拥护，
对胡风、梁漱溟和“右派”们的批判，他是揶揄讥俏、嘻笑怒骂的，因为在他看
来，他们不过是被他弄于股掌之上的玩物。但是这一次对彭德怀的批判就不同了，
他是歇斯底里了！以此批判为发端，毛泽东创造了一个中国式的批判方式，就是
专横和不讲道理。其方法是先把对方宣布为机会主义或反革命，宣布为没有发言
权的人或其发言都要从反面来理解的人，然后加以肆无忌惮的挞伐。这种批判方
式的优越性是效率极高，其结果总是绝对胜利的，它为后来的林彪、康生、四人
帮及其“梁效”之类所掌握和推行，成为一种正式的官方批判方式。

虽然庐山会议使毛泽东获得了一个重大胜利，即由他的亲密战友林彪主持了
军委工作，并立即号令全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但是，毛泽东有一句
话是对的，就是“形势比人强”。面对一九六○和一九六一年持续的国民经济危
机，他不得不后退，不得不容忍他的反对派用“新经济政策”去为他收拾残局，
党内改革派倒并不看重毛泽东的那个胜利，在他们看来，军队是脱离国民经济与
生产的，他要高举就让他高举去吧，别的地方可不能再高举了！

但经验总是要总结的。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一月二月七日，
刘少奇在大会上借湖南农民之口（看来他还有点害怕）对三年国民经济危机的原
因作了评价：“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人祸”又是怎么造成的呢？毛泽东辩解说，这是因为缺乏经验。刘少奇借
党内有疑问

批驳了毛泽东，他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没有经验，为什么没
有犯严重错误呢？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倒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呢？”他
解答道，这是因为“我们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
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
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才犯了严重错误。

这样，他就与彭德怀、张闻天的意见一致了。

还是形势比人强。在这样的挑战面前，毛泽东不得不强压怒火，低声下气。
一月三十日，就在刘少奇讲话后第三天，毛泽东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讲话，承认
了民主集中制的好处，并第一次明确承认了这种民主集中制对他本人也有约束力
：在中央，在政治局，他本人也必须少数服从多数。这是党内改革派的一次辉煌
胜利，它又一次夺回了“八大”所得到而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又失去了的一些阵地。
但是对毛泽东，他们也并没有逼之过甚。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君王宽厚的传统是决
不会使他们像法兰西人民和不列颠人民对待他们民族的伟大人物戴高乐和邱吉尔
那样行事的。

但是，毛泽东是一定要反攻的。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
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路线，这条路线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提出的：

由于三年的经济困难，社会消费品极度匮乏，“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
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农村特别尖锐。一部分在政社合
一中独揽了全部大权的社队干部把集体财产变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把农民变成
了依附于他们的新式农奴。在他们纵容下，不少坏人贪污盗窃，多吃多占，为非
作歹，欺压农民，而三自一包的新经济政策一方面复苏了农村经济，但另一方面
也为投机倒把、黑市买卖提供了可能。

很显然这些问题仍然不过是毛泽东一九五八年极“左”政策的后遗症，它是
可以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随着生产队经济（即实际上的合作社经济）的重新稳
定并伴之以国家政权对歪风邪气的打击逐步获得解决的。

但毛泽东决心利用这一形势，他要把农村中甚至工矿中出现的这类问题加到
他的反对派头上，证明他们都是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他自己则是从
来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打击赫鲁晓夫主义，是很能获得成效的第一步。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
赫鲁晓夫从干涉中国的武力解放台湾政策到撕毁全部经济协定，这些对中国所干
的坏事是很能煽起中国人民的不满的。既然赫鲁晓夫是个坏蛋，那么他在苏联所
干的一切事情统统都是坏事，什么非斯大林主义的自由化，什么经济和政治的民
主改革措施，统统都是坏事；如果什么人要在中国也推行类似赫鲁晓夫式的改革，
那么他也就一定是坏人，就一定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谁呢？它当然是刘少奇所代表的党内改革派。他们不但在
农村中推行新经济政策，在工矿中试探着孙冶方（此人被称为中国的利别尔曼）
式改革的可能性，而且还大幅度地放宽了自一九五七年以来对知识分子及其文化
和艺术劳动的控制。非但如此，更可怕的是：他们甚至可能试图为彭德怀翻案，
这简直就好像赫鲁晓夫试图为布哈林翻案一样。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在七千人大会上，彭德怀上书要翻案，在广大党员中，
为彭德怀翻案的呼声也很高。为求得妥协，刘少奇为彭德怀作了一个折衷的评价，
一方面肯定了他在庐山的意见本身的正确性，一方面却批评他有“国际背景”。
但是，自马克思列宁创立共产党以来，在党内斗争中，“国际背景”成为一种罪
状是极其可笑的。毛泽东在紧跟斯大林反对铁托的时候，正是指责他把共产党从
国际的变为民族的了。王明反对毛泽东，谁也不会指责他引以为傲的“国际背景”，
毛泽东本人就没有“国际背景”了吗？

季米特洛夫不就是表示他支持毛泽东的吗？更不利的是，在一九六五年毛泽
东不得不跟彭德怀握手，“豁达大度”
地向他承认了这一点：“现在看来，历史很可能证明你是对的，真理很可能
在你那边。”

反攻终于开始了。这场反攻是以反彭德怀为导火线的，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毛泽东不是承认了彭德怀很可能是正确的了吗？那么他又为什么必欲置彭德怀及
为彭德怀鸣不平的人们于死地而后快呢？人们至今还总是说，毛泽东的动机是好
的，是为国为民的。这是没有根据的。是的，当苏联大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利益
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是能够起而捍卫民族利益的，但是，当民族的前途、人民的
利益与他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权威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是毫不犹豫地宁可把民族
引向灾难也要捍卫个人的权威的。证实这一点，我们在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
年之交，还可以找到证据，那时我们会谈到。

这场反攻一开始就是在阴谋中进行的。

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几乎失去了对一切人的信任，他不得不违背他在延安的
诺言，动员他的妻子江青出来干政，让她在文艺界作“包打听”。江青不负毛泽
东的期望，一、二年内在文艺办为毛泽东的反攻收集了大批炮弹，并网罗了一批
文化打手。

就在这时候，他们发现了吴晗写于一九六一年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
帝》。像梦魇一样长期压迫在毛泽东心头上的彭德怀案，使他立即直觉地感觉到
这是向他挑战了。显然，“彭德怀就是海瑞。”

现在是发难的时候了！

一九六五年九月，毛泽东向中央提出批判吴晗没有得到支持。

这样，毛泽东以合法的党内斗争方式来发难已经不能了。因为一九六二年七
千人大会以后，党的集体领导又一次巩固了它的阵地（毛泽东反攻的目的恰恰就
是要摧毁这个阵地），党内的政治状况已经使得彭真这位中央书记处主管文教的
书记有权拒绝执行毛泽东批判吴晗的个人指令，他和整个书记处只向中央政治局
集体负责。既然中央没有通过毛泽东批判吴晗的建议，彭真当然有权拒绝执行。
这正是自“八大”和七千人大会以来党内民主改革派奋斗的果实，彭真英勇地捍
卫这个果实，不愧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正气。

于是，毛泽东不得不转移到上海，并委派江青与姚文元合谋策划了评吴晗《
海瑞罢官》的文章。文章起草后，为了“向北京方面保密”，他们甚至不敢让全
党敬重的周恩来总理看一看。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在上海《文汇报
》上抛出。序幕终于揭开了。

但是，必须首先消灭彭真，因为他显然是刘少奇一派维护党的集体领导阵地
的前沿堡垒。从姚文元文章抛出后所受到的抵制和“二月提纲”的迅速制定，可
以证实这一点，毛泽东下定了这个决心。

一九六五年四月的杭州会议，毛泽东机敏地利用了刘少奇远在仰光和彭真委
曲求全的弱点，果然将彭真这个堡垒击溃。现在，外围已经扫清（彭、罗、陆、
杨），道路已经打通，只待找到可供驱使的兵马了。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回答晋君同志的那个问题了。毛泽东的伟大之处，
真的“正是在于，他对他亲自建立的国家采取了批判态度，冲击了一个他当主席
而应当维护的社会秩序，对他担任主席的党采取了批判态度，冲击一个他之所以
称为主席的党”吗？不！毛泽东的反动之处恰恰在于，他不满意这个按照斯大林
主义模式建立起来的党和国家已经达到的专制程度和集权程度，他要求更加专制
和更加集权，而党内的民主改革派阻碍了他的这一企图，这一阻碍严重到了这个
地步，甚至危及到了他继续骑在这个党的脖子上号称主席的前途，于是，他才下
决心冲击这个党，粉碎这个党，建立一个毛泽东法西斯党，难道事情不是这样明
明白白的吗？

三、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胜利

当一九七六年十月的闪电将江、张、姚、王击得焦黑，当万众欢腾、举杯相
贺这几个可憎的人物的垮台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一些青年们这样的评论：左派失
败了，官僚胜利了。这几乎成了海内外民主青年的一种公认。

他们认为，毛泽东这个不知休止的不断革命者在他的晚年已经达到了托洛茨
基、铁托那样的认识，认识到官僚主义和特权在中国这样的斯大林式的国家里，
已经不仅是一种作风，而是一种制度。于是，这位空前绝后的激进的造反者不顾
自己已经获得的成为这个制度的最高代表者的既得利益地位，而决心诉诸社会，
动员人民起来砸烂这个官僚制度。他失败了，这是因为他的用人不当和官僚制度
太强大了。

我不赞成这种见解，要知道，毛泽东决不是官僚制度的敌人，事实能够证明
的，正好是它的反面。

是的，毛泽东的确是说过那么几句反官僚主义的话。一九六四年，他提到了
吸工人农民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问题，一九六七年，他巡视中南时又说，那
么多的干部之所以受到冲击是因为群众对他们不平等待人的官僚主义架子有气；
一九七○年他对斯诺谈起了中国的官吏阶层问题；一九七六年，他甚至提到了小
官和百姓与大人物之冲突不可避免问题。看来，毛泽东真的好像是与中国的官僚
制度誓不两立了。

在这之前，毛泽东还有一句更精彩的话，我们也不要忘了引用。一九五六年
十一月，毛泽东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
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
族阶层。”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句话。

显然，在毛泽东看来，由几十万干部来掌握国家命运而不是由六亿（现在是
十亿）人民自己来掌握国家命运的这样一种制度，即官僚制度，是很好的制度，
应该的制度，需要注意的只是官僚们的作风一定要检点，不要去欺压群众。

但是，这又有什么稀奇？历史上，哪一个官僚制度的最高统治者或统治集团
不是这样去要求和约束它的中、下层官僚的呢？如果最高统治者们竟然听任他的
中、下层官僚去肆无忌惮地欺压群众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它的整个统治已经面临
着崩溃的危机了。

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巴黎公社原则不但反对特殊的官僚制度，它的精髓正是
在于它反对一般的官僚制度，用什么来代替它呢？只能是人民共和的民主制度。

布尔什维克熟悉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砸碎旧的官僚制度的理论，但
是自命为布尔什维克继承人的斯大林和毛泽东拿出了什么制度来代替的旧的官僚
制度呢？他们拿出了一种新的官僚制度--共产党官僚制度！

当然，谁都明白，这种新的官僚制度不过是十月革命后那几个混乱而艰难的
年代不可避免的产物，对于列宁来说，它是一个难以吞下而又不得不吞下的苦果，
但对于斯大林和毛泽东来说，它则是一个乐于享受的、甘美无穷的人参果。

那么，又怎么理解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复地鼓动红卫兵们对他所谓的官
僚阶层的冲击呢？又怎么理解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毛泽东居然
以实现巴黎公社原则为革命的目标呢？

我们必须明白，无论这种建立在财产国有制基础上的新的官僚制度与历史上
一切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基础上的旧的官僚制度之间有着多少不同的特征，但有一
点是相同的，就是在这种制度下，人民仍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命运掌
握在干部手里，干部的命运掌握在国家手里，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党的手里，而党
在最好的情况一也只是掌握在一个并非全党普选的领导集团手里，而斯大林和毛
泽东则力求把全党掌握在他们一个人手里。

但既然人民的命运是掌握在他们每天都感觉得到它存在的干部手里，那么他
们与干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不可避免，特别是当毛泽东向全国推行一种错误的、
极端的政策的时候，或者这种政策遭到了失败引起了普遍的混乱和贫困的时候，
这种冲突就愈趋尖锐。

毛泽东并不讨厌这个制度，前面说了，他只不过嫌党内总是存在着一种反对
的力量使他不能过于随心所欲地摆布人民的命运。他要清除这个反对力量。但到
哪里去找支持他的力量呢？我们已经知道一九六二年在党内合法斗争的轨道上，
他已经无能为力了，因此，除了欺骗人民，利用人民，别无他法。而要欺骗人民，
就要把自己真实的意图隐蔽起来，粉饰起来。于是，毛泽东告诉人民，那些反对
派们都是一些很坏的家伙，是一些官僚，他们一上台，人民就要吃二遍苦，遭二
茬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那些反对派打倒而让毛泽东永远在台上。理论上这就叫
做使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真正的马
克思主义者”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除了毛泽东之外再没有别人了！

于是，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在一片大混乱中，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真有点朴
朔迷离了，毛泽东好像真的是站在人民一边反对官僚了。

但是，，就在北京的一条谁也不会去注意得到的胡同里，一个身材瘦小单薄，
戴着近视眼镜的青年，却冷冷地写下了这样一则日记，他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
社会的阶级关系状况：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

下班参加一车间声讨宋玉鑫的大会，宋相当沉着……会上下雨了，群众多半
都找到了雨伞或是避雨，宋挨淋，我若有伞我就想去给他打一下……我同情他吗？
不，我对他养尊处优，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己私利服务是恨入骨髓的，但
是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
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是罪
过。”

这位写日记的青年叫遇罗克。

日记里显然反映了三种矛盾：群众与干部的矛盾；干部与毛泽东的矛盾；群
众与毛泽东的矛盾。

群众批斗干部，是因为干部的官僚化与群众发生了冲突，但是这种官僚化并
不完全是干部个人的作风，它正是在毛泽东专制主义体制下人民不能自己掌握自
己的命运的必然结果。

但是人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给干部罗列的“罪状”首要的却恰恰是，
因为干部们反对了毛泽东（这真是冤枉！）。这证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人民群
众反官僚主义的利益还从属于毛泽东发展专制主义的利益，人民群众本能的反官
僚制度的要求却被毛泽东披上了为国家更加专制独裁而战的战袍。“谁反对毛主
席就打倒谁”的口号是林彪提出来的，谁高喊了它呢？是人民，但这根棍子最后
把谁打痛了呢？

还是人民！

我们再来看看毛泽东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实现他的目标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
六日，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宣告了他扫荡党内民主改革派的
前沿堡垒彭真的胜利，并立即宣布建立中央文革小组代替那个令他讨厌并早已决
心消灭的中央书记处，并实际上直属于他。虽然这是毛泽东的一次严重反党行为，
但他终于又可以挟党中央以令全党了，谁能够去追究他呢？

好，现在可以开中央全会了。从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后，整整四年没有开
过中央全会。这又有什么关系？只要党内形势对毛泽东不利，他是决不愿开会的。

但是，毛泽东的确是没有一点书生气的，既然这是一次向他的宿敌摊牌的会
议，那就一定要做好万无一失的部署。于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就在三十八军兵临城
下，“革命师生”虎视其中的气氛中召开了。

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胜利。他打垮了刘少奇、邓小平，他终于在党内“合法”
地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而林彪这个在一九六二年的党内危机中挽救了他
的“最亲密的战友”，也被他钦定为接班人了。

但是，他清楚地看到，他的胜利是勉强的。因为即使在那样的高压下，他也
只得到中央委员们半数多一点的票数。危机仍然潜伏着，不知哪天还会爆发，因
此，必须利用人民的力量自下而上地彻底摧垮反对派。于是，他全副军装走上天
安门城楼，向成千上万狂热而天真的红卫兵招手，要他们去“革命”，要他们去
“造反”，要他们去打倒一切反对他的或有反对他的嫌疑的人们。

在人们的脑海里，这成千上万的青年们对他们的领袖的狂热崇拜，对他们认
为的领袖的一切敌人的疯狂迫害以及对人类文化的丧失理智的摧残，很容易使他
们回忆起三十年代第三帝国的黄金时代。

陶里亚蒂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发表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演说中，曾经把法西
斯主义描述为一种群众性的反动政权--它是反动的，但却是一个赢得广大群众
支持的政权，但是，需要补充的是：无论是那位德国的元首还是毛泽东，他们得
以取得群众拥护的那些欺骗口号，最终总会变成对他们嘲弄而使他们在人民的面
前露出他们真正的目的的。

人们记得三十年代，当希特勒已经成了德国的主人的时候，当纳粹党中那些
真的相信了该党的社会主义主张的左冀分子企图控制雇主协会，把工业收归国有，
甚至纳粹经济学家戈特弗雷德。弗德尔当真坚持要求实现党的纲领--把大企业
收归国有，国家分享利润，取消不劳而获的收入和“利息奴役制”的时候，希特
勒说话了。在他看来，纳粹党的社会口号不过是宣传而已，只不过是在取得政权
的道路上争取群众的手段而已。现在他既然已经取得了政权，对于这些口号就不
应再感到兴趣了。他宣告：

“我们并不因为纲领中的一些主张就必须干出愚蠢的事情来，把一切都弄得
七颠八倒，而必须明智地和谨慎地实现我们的思想。”

为此，希特勒撤换了那些企图夺取雇主协会控制权的纳粹“激进分子”，并
恢复了克虏伯的领导地位。

很有趣，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俨然是巴黎公社原则的鼓吹者了。他
称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和北京公社宣言，他令人鼓舞地给
了人们一个印象，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要结束中国的官僚制度，建立起一个民主
制度的公社--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在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八届二一中全会通过
的十六条中，他又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告诉人们，巴黎公社原则，这是文化大革命
需要实现的目标。

但是，当他煽动起来的红卫兵们和部分工人们在全国各地向他的反对派们夺
权的时候，当被称为“一月革命”的夺权浪潮真的把实现这个马克思的目标提上
议事日程的时候，“巴黎公社原则”便突然不算数了。

我们看看上海的“一月革命”。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在夺权以后，以为毛泽东真的酷爱巴黎公社的上海
“造反派”们，宣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在它的成立宣言里，它宣布：
“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
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产生的崭新的地方国家机构。”
真是煞有介事了！

却不说在中央文革及其御用造反组织的操纵下，在人民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独
立的利益的条件下，上海究竟能不能真正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只是这种可能的前
景本身已经使得毛泽东大为不安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短命的“上海人民公社”突然为“上海市革命委
员会”所取代（这也是毛泽东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的一个证据）。为什么呢？张春
桥在把“上海人民公社”的牌子摘下来后的第二天，二月二十四日，向上海人民
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
员，党委放在哪里呢？”

“全国都改，就得发生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认，很多麻烦事，也
没有什么意思，没什么实际意义”。

原来如此！

几个月后，他在向外国人谈到文化大革命时又告诉我们：

“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
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人真正了解我？周恩来当
总理就是中央派的。”

可怜的马克思，迂腐的马克思！你怎么就不懂得巴黎公社原则除了骗一骗人
之外，“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你怎么就不明白，自上而下的等级授职制才是
最合理的一种制度呢？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只是一种手段，而且只能是一种掌握在他手里翻云覆雨
的手段，他垄断着一切，当然也就垄断了人民，他的“民主”

就是人民的“民主”，他的为所欲为就是人民的为所欲为，谁要是不赞成他
谁就不是人民，就是人民的敌人。这就是毛泽东的全部政治哲学。

在他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非法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显然有人对他
的权力的合法性提出了质问。他傲慢地回答道：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
级给的，是人民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人民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

这样，毛泽东这位中国真正的末代皇帝就在这充满自信和不可一世的胜利陶
醉中走向了他权势的顶峰，走向了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

的确，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但它不是人民的胜利，人民在这次“革命”
中除了灾难什么也没有得到，而驱使人们跳着唱着葵花向阳的忠字歌舞的，已经
不是人们感情的自发的冲动，而是落实到了基层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制！

它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这次大会上得到的是奇耻大辱，
却失去了它在八大获得的全部阵地，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称号对中国共产党
来说，现在已经不是她的荣誉而是对她的讽刺了！

但是，把毛泽东尊奉为君主和把林彪立为二世这样一种反动，不过是压迫着
中国的沉重历史传统的回光返照。毛泽东的快车很快就要结束了，在他的前面已
经隐隐约约能够看到这样两个字：失败！

（接下）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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