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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上来复芦“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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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贴1980旧文，复芦学长：《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 Anonymous - (20186 Byte) 2004-5-04 周二, 上午4:03 (154 reads)

王希哲文
[博客]
[个人文集]

游客

标题: 续贴：《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接上） (125 reads) 时间: 2004-5-04 周二, 上午4:04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接上）

四、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失败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在他的“５７１”政变计划失败之后逃亡苏联
的途中葬身在蒙古沙丘，这件事对中国社会的震动实在太大了！人们不能相信林
彪和毛泽东之间还会发生冲突。人们简直想像不出一个手里没有拿着毛泽东语录
的林彪来。但是，现在林彪手里的毛主席语录突然变成了指向毛泽东的手枪，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人们记得，一九六○年，当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并立即“高举毛泽
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时候，正是由于大跃进政策的失败，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面
临空前危机的时候。

一九六二的党内辩论中，林彪又一次帮助了毛泽东。在他看来，大跃进的失
败，成百万人民死于饥荒不过是他们这些有权随意支配人民命运的人们“交了一
点学费”，他辩护道，三年的国民经济的危机并不是毛泽东极左政策的结果，恰
恰相反，而是有人“干扰了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因此，不是需要抛弃毛泽东的
红旗，而是要更高举毛泽东的红旗。

毛泽东的感激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一九六三年毛泽东赞扬了林彪在军队的创造性的政治工作。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发出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

这也是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整个战略思想的。把全国的工农商学兵合成一个大
兵营，在这个基础上实行按需分配（按社会等级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分配）的军事
共产主义制度，是毛泽东追求的理想。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他在给林彪的那封著
名的信里，更进一步把自己一九五八年以来的这种乌托邦纲领系统化了。当然，
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必然要求的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就更是他所需要和
喜爱的了。

十分清楚，毛泽东选中了林彪，是因为林彪迎合了毛泽东的全部政治需要。
而文化大革命普遍的社会混乱，更使得借重军队显得重要。林彪的羽翼迅速丰满，
已经有点尾大不掉了。

谁都知道最能困扰一个野心家和阴谋家的事情莫过于在他取得胜利之后怎样
处置他的同类了。

“把林彪往哪里摆？”在开完了“胜利的大会”之后，这立即成了一个紧急
的问题。为四届人大安排人事，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这是一次财产和权力再分
配的斗争。国家的官僚制度已经由于全面的军事管制而带上了军事的性质，四届
人大的任务就是必须在法律上承认这个既成事实，而承认的标志就是再设国家主
席并由林彪担任之。

国家主席，这是一个多么恼人的位置！一提起它，毛泽东就不能不回忆起那
不愉快的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那时候，他在大跃进政策已经面临着失败而不得不
实行收缩政策的形势下，让出了国家主席的职务，十分不甘心地将其交到了他的
反对派刘少奇手里，而刘少奇是他在一九五五年就决心去掉的了，只是由此引地
发了高岗事件而不得不作罢。

现在怎么办呢？重新担任国家主席吧，那么，打倒刘少奇的真实动机就将立
即大昭于天下，这无异是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让林彪担任国家主席吧，这就势
必再次形成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从而动摇毛泽东在九大确立的独裁地位，这是不能
允许的，再说林彪真的可靠吗？……

于是，毛泽东下决心不设国家主席。他的个人意志就是最高的宪法，他有这
个权力。

但是，当毛泽东的利益与林彪及其所代表的那些新兴的军事官僚们的利益发
生冲突的时候，一切个人崇拜立即烟消云散，庐山，又一次成了党内斗争的战场，
但是与一九五九年那次不同，它已经不是正义与非正义之战，而是阴谋与阴谋之
战。因此，当事后人民被告知林

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反党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的时候，他们怎么也弄不明
白为什么要求设国家主席就会成为反党的纲领。

林彪事件的发生，立即把“九大”以来天下大定的局面搞乱了，人们的眼界
一下子被大大地打开了，社会各种被压制的潜流迅速活跃起来。

过去，谁敢指望这“一片红”的世界还有改变的一天呢？谁敢想像党中央里
还会有这么尖锐的斗争呢？又有谁敢对毛泽东的英明有一点点怀疑呢？

为了文过饰非，毛泽东公布了他一九六六年七月给江青的私信。但是没有什
么效果。人们除了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表示了普遍的怀疑之外，他们问，既然毛主
席早就对林彪的作为表示过不满，又为什么要亲自把他树为接班人来捉弄党和人
民呢？这种政治局面是正常的吗？

还有，对于被打倒的干部们来说，既然毛主席认识林彪是个坏人有一个过程，
那么，难道认识我们是个好人就没有一个过程了么？于是，平反的要求和希望就
获得了一种精神的力量。

批判极“左”，一定要批判极“左”！

只有批判极“左”才能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只有批判极“左”才能
挽救再次被毛泽东--林彪路线破坏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只有批判极“左”
才能使受迫害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获得平反。总之，只有批判极“左”才能斩断束
缚中国各种社会力量发展的锁链！

一九七二年，批极“左”，已经成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自发地争取自身解放的
历史潮流。它是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林彪反动的一次革命的清算，它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内的改革力量和中国人民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自己的利益，并开始了维
护自己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如果说毛泽东过去还能够鼓动起成千成万受骗的人民
群众去向他的反对派发起十字军讨伐的话，从此，他再也办不到这一点了，人民
已经不再为毛泽东而战而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战了。

批极“左”运动以党内优秀理论家王澈的文章《读反杜林论笔记》为标志发
展到了顶点，它是最早出现的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宣言，它召唤着一个伟大的新
时期的到来。

这篇文章勇敢地揭露了林彪在理论上的最大罪恶在于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
而毛泽东思想是不能绝对化的。这就意味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应当批判，这就
意味着毛泽东并不是一个不犯错误的全知全能的神，而承认毛泽东也可能有错误，
是一切处在毛泽东专制主义压制下的各种社会力量求得解放的首要精神条件。

我们至今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毛泽东在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有怎样的反应，但
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反扑立即开始了！

一九七二年底，《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署名文章，强调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
右，因此，林彪路线是一条“右得不能再右”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接着，至一九七三年春，《人民日报》社组织了对胡绩伟、王若水的批判，
他们的罪名是批极“左”，而批极“左”据说就是批判文化大革命。

从此，全国各报刊口径立即一变，开始批判一九七二年的“倾回潮”了。

毛泽东为什么那么沉不住气？为什么要那么匆忙地组织反扑？这要从“九一
三”事件后，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的阶级关系形势来说明。

林彪及其集团垮台后，立即使得怎么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尖锐了起来。这
不但继续牵涉到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林彪集团遗下的权力空白
由谁去填补的问题。

由谁去填补呢？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者毛泽东集团中现在剩下来的只是中央文
革集团及其亲信爪牙。他们是一伙暴发户，他们野心勃勃，力图攫取更多的权力，
并借助这权力的力量使得“九大”以后确立的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永世长存。

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者，党内民主改革派和那些遭到连带打击的机会主义官
僚们都由于压迫的减轻在重新抬头。在失去了刘少奇之后，周恩来，这个历史上
每次党内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都能起了维护党的平衡和统一的人物，便成了他们
的旗帜和救星。自“九一三”后短短的一、二年里，邓小平、谭震林、乌兰夫、
廖承志、赵紫阳等一大批老干部都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获得了解放。于是党内一个
新的政治中心便悄悄地甚至不以周恩来的意志为转移地形成了。

人民呢？人民早已开始不满毛泽东及其集团对他们的压迫和捉弄。六十年代
新经济政策时期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经常引起他们的回忆，而“无知子弟会”
式的学校把他们的孩子教唆成文盲和流氓更使他们愤怒。他们感觉与其让一
些满口胡说八道的新领袖在台上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还不如让那些对事物起码还
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出来工作为好。于是，人民的同情已经逐步转移到了老干
部方面。

这里的关键是周恩来！

“他是一面旗帜，一定要把他砍倒！如果今天砍不倒那就准备力量明天把他
们砍倒”-

-中央文革集团心里这样想着；

“他是一面旗帜，一定要把他保住！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都一定要把他保住”
--党内改革派和人民群众心里这样想着。

一九七二年七月，周恩来听取了扬振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意见后，指示周
培源整顿北大，并命令：“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障碍是谁？
钉子是谁？这是很清楚的！

张春桥针锋相对：“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
他也很清楚他的敌人是谁。

但是这场冲突并没有立即白热化，周恩来退让了，他明白，与以毛泽东为靠
山的江张姚“文革派”发生剧烈的正面冲突将意味着什么。他以惊人的忍耐容忍
了张铁生事件，容忍了黄帅事件，容忍了风庆轮事件，容忍了安东尼奥尼事件等
对他的一连串挑衅和污辱。

但是江张姚王不肯善罢甘休，他们决心打倒周恩来。在他们的反击下，“十
大”开得似乎对他们不错，他们不但一举进入政治局，而且王洪文还事实上接替
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

既然节节胜利，那又有什么理由要止步呢？把周恩来打倒，不是更好吗？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毛泽东显然是企图用批孔来扭转群众性
的自发的批极“左”局面，把一个人民不认识的“林彪”抛出来供批判，以掩盖
林彪产生的更直接的根源--毛泽东个人崇拜。

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批孔的目的一开始就是倒周，这是缺乏证据的。

周恩来在党内的根基实在是太牢固了，虽然被打散了的反对派们现在纷纷聚
集到了周恩来的周围形成了对毛泽东的威胁，但是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只要周恩
来本人没有野心（这是历史证明了的），那么这种状况对毛泽东来说，也许是好
处大于坏处的。任何一种专制的统治，在它的最高统治层中，一定要有“正义"
的代表者存在。如果它不是由皇帝本人来担任的话，就一定要由贤臣来担任。因
为它是被压迫的下层人民和下层官员们在受到委屈的时候获得保护的最后指望。
如果这个正义的烛火竟然被扑灭了，那么大乱就即将临头了。

但“文革派”决心把这场运动变为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他们完全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变了，他们还在做这样一个美梦
：就像一九六六年那样，他们一影射，一暗示，一煽动，成千成万激动的学生青
年就会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朝着他们影射的
对象猛扑过去，乱撕乱咬。他们以为这场历史的滑稽戏可以一切原封不动地重新
上演一次，只需要江青拍一下导板就可以了。

但这场袖珍版的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起色。无论是江青在批孔万人大会上的
演说，还是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讲话；无论是在防化连点火，还是在报纸上抛
出的大版大版图穷匕现的批“孔”文章，都不能鼓动起人民向周恩来发起攻击，
就像当年向刘少奇发起攻击那样，即使是跟他们走的那些人，即在“山河一片红”
前后，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一脚踢开过而现在以为又有利可图的翁森鹤、刘继发
一类，也只是除了争权夺利之外，没有什么人愿意为他们火中取栗，做倒周的先
锋了。

不但如此，在广州街头出现的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更直截了当地向他们发出了质问：你们“究竟想把火往哪里烧”？

李一哲大字报代表了文革中产生的一代与毛泽东御用革命的决裂和对这次
“革命”的反省，在这一反省中，他们预言，“一场彻底摧毁林彪体系的群众浪
潮，即将来到了！”

就在这时，“文革派”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敌人，一个坚强的、嫉恶如
仇的反对派领袖邓小平。

邓小平要出来工作，当然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似乎还很欣赏邓小平，
说了他不少好话，但这一切都要以邓小平必须作出的“永不翻案”的承诺为前提，
只要保证“永不翻案”，那么人才还是可以用的，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毛泽东的
“豁达大度”。

但是，毛泽东的这次招降纳叛没有得到成效。因为只要毛泽东的意志违反了
社会的意志，那么，社会的意志就一定要找到它的代表者来体现它。

一九七五年一月，四届人大召开。周恩来抱病出席，并提出了令人振奋的
“四个现代化”计划，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提出这个计划了。上一次提出是在新经
济政策欣欣向荣的一九六四年。

“现代化”的计划是大得人心的，十年来，人们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权力斗
争和社会动荡，他们希望过一种安宁而物质丰裕的生活，成千万知识青年的失业
和工人工资的长期冻结，更使社会蕴集着强烈的不满，而世界各国经济日新月异
的发展也使中国不能不改变现状加快国民经济发展，以适应这个新的世界。

在这种紧迫的社会要求之下，邓小平要领导中国的现代化计划，就一定要拿
出办法来。

而事情很清楚，只要一拿出具体办法，就势必要像六十年代初期已经发生过
的事情那样，与毛泽东在文革中造成的既定局面相冲突。

我们多次提到过，这是毛泽东决不允许的。毛泽东能够容忍一切，但决不能
容忍对他的个人权威的挑战。他甚至能够体察民情，作出“要安定团结”和“把
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但只要这一切一旦危及到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
我们将再次看到，就像一九六六年已经看到过的那样，他会毫不犹豫地把民族复
兴的要求与人民的利益抛到血泊中去。

一九七五年八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对毛泽东安插在清华的亲信迟群、
谢静宜的胡作非为忍无可忍，上书毛泽东请求处理，这封信是得到教育部长周荣
鑫和邓小平的支持的，它显然是邓小平整顿教育事业的产物。

因为只有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扫除障碍，拔掉钉子”，才能使得整顿教育的
工作顺利进行。

毛泽东立即抓住了这一事件实行反击。十一月三日，他答覆道：刘冰要打倒
迟群和小谢，矛头是对着我的。他指出，刘冰信件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是当前两
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突出表现。他要求就刘冰信件开展一场辩论。

这一下，毛泽东在人民中国的伟大形象立即轰毁了！

过去人民总是愿意接受这样一种说法：毛主席是谦虚的，能够听得进反对意
见的，只是林彪那样一些人才把事情搞成这样，好像毛主席是批评不得的，但现
在人们看到毛泽东亲自站出来宣告他本人甚至他的亲信都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了！

过去，人们在对从江青到迟群这样一伙新贵们表示厌恶的同时，总是愿意相
信毛泽东也是与他们一样厌恶这些人的，只是由于各种别的原因，他们才能继续
为非作歹，但现在缓冲没有了，愿望打破了，他们看到毛泽东亲自站出来宣告他
支持那些人民厌恶的人。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人民那样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了。在刺骨的寒风中，
人民伫立街头，含着眼泪送走了总理的灵车。他们多么希望毛泽东能与他们一样
有着同样的感情啊，但他们惊讶地发现，毛泽东没有一点哀悼的表示，而毛泽东
支持的那些王八蛋们却幸灾乐祸；

接着，他们又惊讶地看到，邓小平，这个在周总理去世后唯一能代表他们的
愿望，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地应当接替周总理的人也突然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人民都那样地信任毛泽东，毛泽东能够为他们带来幸
福，毛泽东能够向他们布施雨露和阳光。即使人民也遭到过几次灾难，但他们都
相信那决不是毛泽东的过错，甚至简直就是毛泽东的反对派们的过错。但是现在
不同了，人们亲眼看到了“九一三”以来党内斗争的全过程，亲身体验到了党内
什么人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什么人破坏着他们的利益。他们甚至亲自比较过邓小
平的政纲（“三株大毒草”）与“文革派”的政纲，要知道这是自俄共十一次党
代会以来，就被斯大林禁止了的事情，因此，也是中国共产党内从来没有出现过
的事情，现在，毛泽东要打倒他们拥护的邓小平，要批判他们拥护的政纲，这下
子一切全明白了！经过了十几年的“反修”之后，人民一下子统统都站到“修正
主义”一边去了！

于是，当毛泽东号召他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人民真的
行动起来了，他们又一次涌向街头。有趣的是，带头的还是当年的红卫兵。但这
一次他们已不再是为保卫毛泽东而战而为了抵制毛泽东而战了。

没有任何一个伟大人物在他欺侮人民的时候是可以不受到惩罚的，历史已经
为毛泽东安排好了他的滑铁庐。

一九七六年四月初旬，在飘洒着清明细雨的天安门广场上，在毛泽东手书的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纪念碑下，一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开始了。

我们不打算详细地叙述天安门事件的过程。我们需要提醒的是，成千成万的
人们在纪念碑上贴满了的那些纸张究竟是什么？是诗词吗？不，它是选票！天安
门事件是一次公开的民意测验，是一次真正的公民投票，我们的国家不是“人民
共和国”吗？是的，宪法是这样写的，好吧，那么，我们就要行使我们人民共和
国的权利，我们就要表达我们的意志，如果官方不向我们提供正常的途径表达，
那么，我们就有权使用一切我们认为合理的形式来表达。现在，我们就是用花圈、
诗词和演说的形式来表达，虽然这还只是一些十分温和的形式，但它已经足够向
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的真实的民意，如果中国人民一旦拥有普选权的话，他们将
把支持票投给谁，把反对票投给谁，“四五”运动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它为中国
人民以普选的形式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伟大的证据。

我们知道毛泽东历来是鄙视选举制的。我们记得他甚至认为北京市人民选他
做人民代表不过是逢场作戏。因此，他干脆拒绝出席四届人大，拒绝担任人民代
表。一个拒绝担任人民代表的人却可以主宰人民的命运，这是毛泽东对人民最大
的戏弄，这是毛泽东帝制复辟的最有力证明。人民今天经常被提醒，毛泽东是人
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但是不要忘记，正是毛泽东本人又成为了人民共和国的扼杀
者，即使我们承认毛泽东是人民共和国的母亲，但诞生了孩子的母亲就拥有了扼
杀孩子的权利了吗？在现实生活里，难道我们不正是以孩子的被扼杀来证明这位
母亲的残忍吗？

我们现在听到了从天安门广场上发出的中国人民宣言了：

“秦皇的封建专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

毛泽东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污辱呢？如果说一九五七年的那次人民还“只反
贪官不反皇帝”的话，这次是贪官、皇帝一起反了，毛泽东龙颜大怒，决心镇压。

过去，每当毛泽东的反对派们镇压被毛泽东煽动起来的红卫兵时，毛泽东就
站在一边拍手掌幸灾乐祸：“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现在火烧
到自己头上来了，“北洋军阀”也只得去做了。

这真是一次辉煌的胜利，一夜之间，天安门广场几十万反对者片甲不留，毛
泽东身经百战，很少有失败的纪录，这一次他又胜利了。不是小米步枪对飞机大
炮的胜利，而是棍棒刺刀对血肉之躯的胜利。如果说拿破仑的近卫军是在失败的
泥泞中离开滑铁卢的，那么，毛泽东的近卫军则是在胜利的血泊中离开“滑铁卢”
的。

从此以后，毛泽东就被人民囚禁在他的中南海的书房里了，就像亚历山大三
世被革命囚禁在加特纳契一样。除了他的近亲毛远新之外没有别人能够去探望他。
使人民失去了自由的人，他自己也必须付出同样的代价。毛泽东没有亲眼看到他
最后的失败。可以相信，如果不是他的逝世，这个失败还会延续很久才会到来。
但他的死无疑是他感到各种社会反对力量对他巨大的无形压迫的结果。人们早已
发现，“九一三”之后，毛泽东好像立即老了十岁。现在，他更老了，他感到郁
闷、压抑，他感到周围一切都使他不放心。现代医学证明，人们的心理状态对他
们的寿命有何等重大的影响。

于是，他死了！

他死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这一天正是中秋月圆的日子，它象征了什么？
有人说，它象征着毛泽东再也不能够和中国人民团圆了！

五、毛泽东的功过论

毛泽东功过是三七开，七三开还是九一开？如果离开了具体的分析，这不过
是经院式的辩论。

我们知道，毛泽东曾坦率地承认，他一生只办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政
权赶下了几个海岛，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的确是事实。

对于他的第二件事，我们已经作了分析，而第一件事则似乎是无需加以分析，
他的功劳已经能够得到公认了，这么看来，显然毛泽东的功过应该是一半对一半，
但这未免失之于简单。

无疑的，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道路上，毛泽东是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功
劳的，我们不妨简略回忆一下：

一九二七年秋，当轰轰烈烈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被斯大林投降主义路线葬送
了的时候，革命还能不能挽救，怎样挽救，成了极其紧迫的问题。斯大林能够拿
出什么办法来呢？除了把责任推给陈独秀之外，他一筹莫展，拿不出任何办法，
只好听任中国共产党盲动政策的发展。托洛茨基能够拿出什么办法来呢？他拿出
了“国民议会”的口号，但这显然是不切现实的，在封建买办专制的中国，当地
主们赢得了对革命工农的胜利之后，要地主们实行“国民议会”，这无异于与虎
谋皮，也根本不能争取群众。托洛茨基的这个策略里，显然打上了一九○五年俄
国革命的印记。但是，如果一九二七年失败了的中国革命要实行一九○五年俄国
式的撤退的话，那么正像中共二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极可能今天还
要在黑暗中奋斗。

只有毛泽东是正确的。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毛泽东在这危难的时刻
表现了惊人的勇敢。他号召坚持奋斗的共产党员们上山下湖，他提出了共产党领
导下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土地革命路线，用不断的革命战争来促进革命危机。事实
证明，正是这条路线成功地挽救了中国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一次抵制了斯大林的投降主义路线，放手壮大了革
命武装部队，在苏美盟军的配合下，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第三次抵制了斯大林投降主义路线，大军渡江，夺取
了全国胜利，而这时的刘少奇，则较多地带着陶里亚蒂和多列士的色彩。

的确，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不愿意把中国革命出卖给斯大林，
使之成为斯大林大国外交上的筹码，这种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是极其难能可贵
的。

但是，必须看到的是，毛泽东胜利地领导的这一次革命，不过是一次农民革
命。虽然它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就其内容来说，它没有超出农民革命
的范畴。毛泽东推翻了一个地主政权，但推翻一个地主政权是农民也能够办得到
的。朱元璋办到了，李自成办到了，洪秀全也差点办到了，而井岗山的道路也并
不是什么太大的创造，透过大小五井的山峰，我们可以看到梁山泊水寨的影子。
毛泽东这个中国的书生比那些教条主义者优越的地方就在于梁山泊聚义的道路比
彼得堡起义的道路对他有着更深刻的印象。

如果我们只是把毛泽东作为一个农民领袖来考察，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
责备他的了。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空前绝后的农民领袖，他之所以后
来成为了中国的帝王，完全是农民领袖的阶级必然性造成的，这是没有什么可大
惊小怪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毛泽东作为一个他应该是（他本人也认为是的）马克思主
义者来考察，把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情况就完全不
同了。

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功劳决不在于他做到了多少农民
领袖或资产阶级领袖也能够做到的事情，他的功劳仅仅在于他做到了多少农民领
袖不能够做到的事情。

我们并不苛求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在既定的社会
条件下活动的，他们不可能立即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社会（实际上也根本没有完美
的社会），但他们既然执掌了政权，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提出的绝对要求就是，他
们必须在探索无产阶级藉以解放的形式，即人民民主实现的形式方面作出成绩来。，
他们的历史应当是逐步引导人民走向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的历史。只有作出了这
样的贡献，才算是拥有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功劳。那么，毛泽东有这方面的贡献
吗？没有，一点也没有！

当布罗兹。铁托离开人间的时候，他给南斯拉夫人民留下了繁荣的自治社会
主义和工人民主；但是，当毛泽东离开人间的时候，他给中国人民留下的却是经
济的崩溃和警察恐怖。

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取得了许多可以骄傲的成就的话，历史的真面目
恰恰是，它是中国人民与党内民主改革派不断地克服与排除了毛泽东反复破坏的
结果。

毛泽东不是一个最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吗？他毕其后半生不都是在为“走社会
主义道路”而奋斗吗？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
反动的农民平均主义乌托邦罢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毛泽东难道不正是
在为实现这一军事专制性质的农业乌托邦而努力的过程中，建立了他的帝国吗？
一个共产党的领袖复辟帝制，有人说，这不过是一种过错。不，它是极大的罪恶！

中国共产党如果要保持她自身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荣誉的话，她就没有任何理
由继续把毛泽东奉为自己精神的领袖了。

但是，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个一个事实：毛泽东为了打垮党内民主改革派，
实现他个人专制不得不鼓动起人民群众向着他和他的小集团之外的整个官僚层发
起了冲击，这样就带来了两种结果：一个是毛泽东实现了他个人专制的目的，一
个却是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们与中国数千年畏官的传统决裂了，他们在官僚面前
再也不感到自卑了，而这正是实行民主改革的精神前提，甚至他们还大胆地尝试
从制度上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了，文化大革命似乎是造成了一代敢于独立
思考关心国家大事，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青年。

现在，青年民主派的许多人们十分珍视这个结果，他们认为，这是毛泽东与
文革的积极因素，是不容否定的。

但是，这些同志错了。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既然是旨在建立一个以农业乌托邦为基础，以
毛泽东为帝王的专制王朝，那么，它就决不可能容忍产生一个“思考的一代”来。
而“取消几亿个大脑”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特征。我们回忆一下，当“全国山河一
片红”前后，即毛泽东粉碎了党内反对派，在各地建立起了宣誓效忠于他的新官
僚政权之后，他还能允许红卫兵们去对这些政权思考一下、批评一下吗？不允许，
绝对不允许了！上海红革会批判张春桥、徐景贤立即被中央文革打成反革命的事
实至今还使上海青年民主派记忆犹新。难道还需要我们提醒一下，毛泽东在天安
门事件中镇压的是什么人？不正是“思考的一代”吗？

“思考的一代”在中国的崛起，不过是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但是，
哪一次革命不会产生反动的副产品呢？又有哪一次反动不会产生革命的副产品呢？
意大利人民是欧洲各国最关心政治的人民，意大利各政党的庞大甚至在整个西方
都是仅见的，为什么呢？专家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在意大利群众性的法西斯运动期
间，人民养成了参加政党的习惯。难道为此，我们就需要向墨索里尼表示谢意了
么？毛泽东是中国的上帝，上帝本来是不允许人们吃智慧果的。

六、把社会主义民主改革进行到底

“四人帮”的垮台还不是毛泽东的最后失败。毛泽东最后失败是在一九七八
年十一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是一次党内民主改革派与毛泽东派的战争。这
一战争的结果，使得一九七六年秋季以来毛泽东在党内偶像地位剧烈动摇的事实
获得了法律的承认，并为三十年来毛泽东最仇恨的敌人--刘少奇的昭雪铺平了
道路。

战争是在怎样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

历史的比喻总是不可能严密的，但历史上总有些相似的事件能够给我们以深
刻的启发。

今天，我们读到马克思回忆法国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如下一段话，是
会感到亲切的。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
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
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也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
党派就要被站在它的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
上升的路线进行。”

一九七六年十月事变的胜利，是党内反“四人帮”的各种政治力量的一次临
时统一战线的胜利。在胜利之后，这个统一战线或迟或早必然要发生两次分裂。
一次是在中国要不要改革问题上的分裂，这次分裂以实践派和凡是派的分裂为标
志，已经发生了；第二次是在中国的改革应该前进到哪一步问题上的分裂，这次
分裂至今还没有发生，虽然它已露出了端倪。（果然，这就是六四－王希哲今注）

参加粉碎“四人帮”对于汪东兴一派来说，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毛泽东及其政
策有什么不满。在权衡利弊之后，汪东兴一派终于站到了华国锋、叶剑英一边，
只不过是江青一伙为争夺正统地位而向中央办公厅咄咄逼人的攻势直接威胁到了
他的地位。因此，在翦除“四人帮”之后，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应该维
持原样。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还应该继续搞下去，天安门事件的反
革命还应该继续抓下去，凡是毛主席肯定了的我们就不能否定，凡是毛主席否定
了的我们就不能肯定。如果说他们在某些事情上不得不允许世界有一点变化，比
如同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话，那他们也必须这样解释，这是因为毛主席早就对
邓小平有过“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但是，华国锋、邓小平一派却坚定地主张实行改革，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实现
现代化，而只有现代化的口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无论毛泽东怎样的不愿意，无论他曾经花了多么巨大的力量来阻止这一天的
到来，但历史又一次不动声色地来向人们证明它的必然性了。现在，邓小平所面
临和要解决的问题恰恰就是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那些问题。

与赫鲁晓夫一样，邓小平必须为被毛泽东专制主义迫害的成千成万的老干部、
知识分子和无辜公民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非如此，便不能使社会松一口气。

与赫鲁晓夫一样，邓小平必须打破斯大林--毛泽东教条主义经济体制，对
内改革，对外开放。非如此，便不能迅速改善国家经济状况。

与赫鲁晓夫一样，邓小平必须强调社会民主、法制和文明。非如此，便不能
克服蔓延于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中的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

与赫鲁晓夫一样，邓小平必须改善教条主义时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闹僵
了的各兄弟党的关系。非如此，便不能获得更丰富的理论和经验来指导和辩护自
己的改革，如此等等。

但是，要解决这一切问题的首要条件是精神必须获得解放，而精神获得解放
的首要条件是必须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而要破除个人迷信和个
人崇拜，第一件事就是必须像赫鲁晓夫证明斯大林也会犯错误一样证明毛泽东也
会犯错误。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它的唯一标准。

若干年后，历史的事实也许能向我们提供这样一种区别：赫鲁晓夫对待斯大
林是粗暴的、随意的。邓小平对待毛泽东是温和的、谨慎的，但这并没有决定的
意义，有决定意义的是，斯大林偶像和毛泽东偶像从此在苏联和中国消失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属于恢复马克思主义ABC 的问题，立
即遭到了凡是派激烈的反扑。他们知道，他们的利益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社会关系，
立即就要在这个标准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他们吵吵嚷嚷，反对“砍旗”，他们要
保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了。

实践派也决心应战。现在是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他们决心在这场战争中，把是非弄它个水落石出，把毛泽东的陈年旧帐来个
总清算。邓小平匆匆从东南亚赶回北京，立即指挥了他的这场“淮海战役”。

但是，就在中央委员们唇枪舌剑、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更激进的批判已经
在中南海门外出现了。

以西单民主墙为标志的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中国青年民主运动，无论从
哪方面看，都是四。五天安门运动的延续和发展。运动的主干--《北京之春》、
《四。五论坛》的领袖们大多是被称为“四。五英雄”的天安门事件的积极参加
者，他们的运动是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压制天安门事
件平反的是什么人呢？是汪东兴、吴德之流。他们有什么理由呢？理由是，天安
门事件的案是毛主席定的。

一九七六年的那次追查反革命，牵连了北京市的家家户户。北京市民已经对
汪东兴、吴德结下了仇恨，十月事变后，人民本来已经打算原谅他们了，现在他
们竟然压制天安门事件平反，于是，北京市民们特别是青年们的怒火就不可避免
地一下子喷向了凡是派，不可避免地一下子激起了批毛的情绪。

这样，凡是派突然发现，它已经陷入了群情激愤的内外声讨之中了。它只得
败下阵来，只得听任实践派为毛泽东的宿敌彭德怀平反和准备为刘少奇平反，只
得听任实践派一步一步夺回他们在“九大”失去了的“八大”的胜利果实。他们
虽然又一次组织了反扑，但无济于事。这样，在一九八○年二月的五中全会上中
央书记处的重新成立和凡是派的被清出政治局，就最后宣告了毛泽东的失败了。

毛泽东时代在中国终于结束了。

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什么呢？它就是在极为革命和激进的言词下维护着最反动
和最保守的政策。

旧时代一结束，新时代立即开始。这是一个以改革为旗帜的时代，历史学家
们已经把它称之为“庚申改革”时代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次决战性的斗争，党内改革派与青年民主派们配合得相
当完满，以至凡是派和西方评论家们怀疑是一次毛泽东式的里外串通的结果，虽
然他们没有什么材料证明这一点。但无论如何，它决不是青年们的一次一九六六
年式的御用造反，从四。五运动开始，青年们已经懂得怎样带着他们自己的利益
和以自己勇敢的参加来影响国家的事变了。

邓小平以兴高采烈的心情欢迎了这次青年民主运动，他对西方记者说道：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自由！要自由！”“我们没有权利禁止人民贴大字报！”

但是，青年民主派的批判很快表现出了这样一种意向，他们不但要批判凡是
派，他们还要批判使凡是派和毛泽东专制得以产生的中国官僚制度。这就使得青
年民主派与机会主义官僚们的矛盾迅速尖锐起来。

机会主义官僚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知道，在十九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没有职业革命家的。革命家
们只是在业余才是革命家。这种组织形式是与各社会民主党的合法斗争方针相适
应的。本世纪初，为了准备武装革命，列宁提出了由职业革命家组织成先锋队以
领导无产阶级的组织学说，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一批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
精力都献给革命的职业革命家，就不能完成大量的、艰巨的革命准备工作。但事
情总有它的反面，问题在于：当革命胜利之后，特别是当革命稳定之后，社会怎
样处理这批职业革命家？

列宁没有来得及解决这个问题就逝世了，但列宁显然和马克思一样认为，这
批职业革命家们必须在巴黎公社式的普选中由人民的大多数来决定他们的去留，
他们决不能因为曾经对革命有过贡献而拥有终生做官的特权，如果是这样，那么
共产党革命与农民革命没有任何区别了。

不幸的是，在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指导下，在俄国和后来的中国这批职业革命
家却迅速转化成了终生的职业官僚，并不断再生产出了新一代的职业官僚。

但是，有两种共产党员。一种共产党员他们并不满意这种官僚制度也并不满
意自己的官僚地位，他们觉得，这不符合他们所信仰的主义，当年他们正是为了
这个主义--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才投身革命的。他们不断地与党的官僚化首先
是与党内关系的专制化作斗争，这就是党内民主改革派。

另一种共产党员，可以说是为数不少的共产党员，他们当初参加革命时，大
都并不是为了日后作官。但是，当革命胜利之后，在他们享受到了官的甜味之后，
他们便安于这种官僚制度的永存了，他们没有任何坚定原则和主意，人民的利益
和死活在他们的眼里没有一点价值，他们的历史就是随着党内斗争的起伏而左右
摇摆的历史。因此，他们只是一批机会主义官僚。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为了打击党内民主改革派也牵连地打击了他们。因
此，他们仇恨毛泽东，仇恨红卫兵，也仇恨江青一伙暴发户（虽然一有投靠的机
会他们就一定投靠）。这样，当“四人帮”

垮台，他们逐步官复原职后，便立即不择手段地去捞回他们十年来失去的全
部利益了。现在青年民主派竟敢批判官僚制度，这不能不使他们感到恼火，因此，
他们要求打击青年民主派。

但是在青年民主派方面也发生了问题。一部分青年并没有认真考虑造成我国
这一场灾难的真正原因，他们迁怒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不合理，小市民伤感的眼
泪激动着他们，他们要求共产党一天之内就实现他们理想的全部改革。如果共产
党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就要推翻共产党。毛泽东专制时代遗下的大量社会问题
给他们提供了冒险主义的活动土壤。这样，扩展全国的青年民主运动就越来越被
一些脱离群众的闹事事件所淹没了。

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决心向青年们发出一个警告，他指示重判了魏京生，
就像诺沃提尼为了控制“布拉格之春”的发展而审判罪名同样是出卖情报的青年
作家贝尼斯一样（虽然就角色来说，邓小平应该是杜布切克）。

我们并不赞成一般地指责邓小平，认为魏京生审判案是一次以言治罪的行为。
因为问题在于，非如此能不能控制事态的发展。在经过长期的专制统治之后，突
然开放了车闸会造成怎样的社会局面？

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过于激进的改革所带来的剧烈社会动荡往
往会把人民推向改革的反面，因此，恰恰是极“左”派通常会成为右派的同盟军。

但邓小平显然的错误是，他没有对青年民主派作一点认真的分析，他用“西
单墙那些人”这种鄙视的称呼去概括青年民主运动的所有积极参加者，他似乎忘
记了正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在那黑暗的日子里曾经为他而呐喊、而流血。

为了取消“四大”，他说，“四大从来也没有起过积极作用”，这就伤了青
年们的心，甚至使许多青年们重新怀念起毛泽东来了！“呵，文革，难忘的文革，
那时青年们有四大的权利，有冲击官僚特权的权利，而现在一切都没有了！”

如果说法国农民因为土地而思念拿破仑，从而为路易。波拿巴的复辟创造了
条件的话，今天青年们因为“四大权利”的丧失而怀念毛泽东，难道不可能为
“四人帮”的复辟创造条件吗？

邓小平失去了“思考的一代”的拥护，也许他还没有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损
失，但是他总有一天会感觉到的，因为站在他背后的还有一个真正能够对他的改
革计划造成威胁的敌对力量，那就是我们已经熟悉了的机会主义官僚阶层。

如果说“凡是派”的纲领就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话，机会主义官僚的纲
领就是“回到文化大革命前去”。

他们不需要什么改革，他们只需要稳稳当当地做官，文化大革命前他们是能
够稳稳当当地做官的。那时，他们从来未感到过有什么威胁。

怎么会有什么威胁呢？中国官僚制度的大树生长在一块封闭的、僵化的、停
滞的社会土壤里，这真是它的乐园哩！

但是现在中国根本就无法继续实行一种封闭的政策了，它只能向世界开放才
能求得发展。如果中国之船的推进器仍然只是一台官僚机器的话，它就只能在世
界性竞争的大浪中沉没。

官僚机器的腐朽性在中国已经处处暴露了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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