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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正果：破解毛共军事神话——读芦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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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NABC60 - (2724 Byte) 2012-2-08 周三, 下午1:06 (359 reads) |
NABC60
加入时间: 2008/04/24
文章: 2899
经验值: 136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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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NABC60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可悲的是，打通苏联的愿望同样也鼓舞着中共的不少高层人物，后来西路军因被派往新疆方向接应想象中的苏援而全军覆没，以及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即贸然东征，欲北上外蒙迎运期待已久的武器，由此而导致的一系列失败及损失全都是毛急于打通苏联的瞎指挥造成的。从芦著揭发的史实可以看出，毛所参与的军事指挥不但毫无“用兵如神”的功效，反而多暴露出他的浅陋和低下。由此也可以看出芦笛的叙事高于张戎之处，张戎在她的书中好渲染毛泽东的阴谋诡计每每得逞，芦笛则更多地揭示出毛那些低劣和无能的表现。因此论及导致西路军全军覆没的问题，芦笛不同意张戎的阴谋说，而是认为，毛“之所以如此，倒未必是蓄意为之，主要还是气度褊狭、私心太重、目光短浅、思虑不周及知识缺损使然。”（芦著，页246）
四
所以说，真要划分凶恶的等级，排列权威的座次，毛泽东实在够不上斯大林那种铁腕独断的党魁型级别，他只配划归卑劣者之列。从井冈山到延安，他把大量心思都用于如何让红军——包括他自己的权力——幸存下来的策略，称他为幸存军事家倒算是名副其实。毛泽东深知，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支部，中共并不是独立的共党，他们在中国所搞的武装斗争一直都从属于以苏联为首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因此在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红军要求得幸存，在很多事情上都得同苏联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但对莫斯科的旨意，毛的揣摩和响应并不怎么高明，他的私心自用往往弄出不少馊主意，有时就犯了斯大林的大忌。直到西安事变爆发之日，毛之所以始终不忘执行红军向新疆或蒙古进军的计划，就是想把苏联拉入与国民党政府的冲突。毛这个痴念存心已久，早在党的三大会议上，他就发出过“请苏俄出兵从外蒙打进来”的动议。按照他那毫无民族国家观念的如意算盘，似乎只要引来红色的“沙陀兵”，中共即可里应外合，获得武器支援，趁势扩大他们的军事割据。在1935年末的一次会议上，他甚至号召红军“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外蒙及苏联打成一片的任务。在那时，我们便可以争取更大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这是必然的而且是不远的）与进攻苏联，国民党各派军阀进攻全国红军，以空前的大打击，争取苏维埃在北方七八个省内、南方若干个省内的大胜利。”（芦笛引自《毛泽东军事文集》，见芦著，页207）我们知道，当时日本已占领东北，蒋介石正在避免与日军冲突的忍辱策略下做切实长远的抗战准备，而斯大林因恐怕战火烧到苏联，也在积极支持国府抗战。毛泽东这段挑衅性的抗日言论反映出他一贯的趁火打劫心态。为了红军的幸存与扩张，他蓄意要挑起全面战火，甚至准备冒火中取栗之险，不惜把中共推上民族纵火犯的罪恶道路。余英时曾以“共公怒触不周之山”的灾难比喻中共对中华民族的危害，毛泽东这一宁可把天下拖入火海的用心的确堪称为“共工再世”。在武装夺权时期，他推行在天下大乱的局面下赢得中共大胜的策略，发展到文革，便是搞一场扬言“从大乱到大治”的民族浩劫。
直到西安事变在莫斯科强力干预下和平解决，中共被迫接受了斯大林联蒋抗日的指令，毛泽东才终于面对眼前这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苏联根本不可能介入中共与国民党的军事冲突，中共所依附的这个无产阶级的祖国毕竟是人家俄罗斯人的国家，共产国际要求中国支部执行的路线始终都是从苏联自身的利益出发的。抗日的任务压倒了一切，对莫斯科来说，从各方面支持作为抗日主力的国民政府要比维持中共的军事割据重要得多了。中国的抗日战场打得越激烈，苏维埃祖国就越安全。斯大林从苏联利益出发的决策不但促使国府凝聚了全国的抗日力量，也把蒋介石推向统领抗日的前台，同时还挽救了中共。若按照毛泽东原先立即杀掉蒋介石的主张办事，可怕的后果将不堪设想。直到那时为止，毛泽东的猴脾气还没为中共干出一件值得称赞的事情。按照芦著的描述，毛泽东平生真正的得意之笔是在国共再次合作的抗战岁月中谱写出来的，那就是毛为中共制定的“将内战巧妙地伪装为外战的新时期夺权战略，”它使得中共的“力量疯狂扩张，配合日本友军，极大地削弱了真正的敌人国民党，奠定了战后与国民党争天下的基本格局。”（芦著，页272）
五
近十年来，暴露中共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1937年8月）决定敷衍抗战的文件，有关“平型关大捷”夸大事实的材料等一系列属于中共“自我破解的叙述”陆续在网上公布，中共假抗日真发展的面目已广为人知。芦著中关于这一方面的详尽揭发，此处就不再赘述。但有两个问题，仍需作补充性讨论。按照芦笛的总结，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主张可概括为三点：一是把国军确定为敌军，而非盟军，表面上联合，背地里打击，谁不执行谁就是右倾投降主义。二是红军表面上接受整编，享受来自国府的供给和军饷，但必须保持“绝对的独立”，不得服从中央政府的指令。三是千方百计避免与日军作战，以“挺进敌后抗日”的名义占领地盘，将沦陷区化为中共领地，在促进国民政府失败的刀俎下做成中共夺权的大饼。芦著中进一步详列了其他领导人针对毛泽东讲话发表的异议。有张国焘对毛的怒斥，说他是“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汉奸”。有任弼时发表的小册子，他批评刘少奇执行毛的路线是“民族失败主义”。包括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在内，这些仍保持职业军人基本品德的共产党人都认为中共应通过积极抗战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不可仅为保存实力和避免损失而在全国人民面前做出抗战不力的事情。至于像王明那样唯莫斯科之命是从的尚方宝剑挥舞者，在奔赴武汉，竭力与国府合作的事务上更是搞得合拍而中矩，他当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为中共的抗日姿态造成了良好的影响。从他们或军装或西服与国民党要员所照的合影中可以看出，在国统区从事抗日工作的共产党人与延安土窑洞里的毛泽东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他们好像又回到了北伐前夕的状态，一派与国民党精诚合作的气象。
历史的虚线正是在这一时刻明灭闪现出熹微的希望。这期间，负责与国府联络工作的周恩来一直在暗中努力，为促进两党的良性互动做过不少工作。他曾与蒋介石两次会谈，讨论过“规范两党行动”的协议；更与蒋的专使张冲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张冲去世后，周恩来曾撰文哀悼，两方面都焚毁了他们来往的信件。（参看陈小雅《中国牛仔》，页720-723）那些化为灰烬的文字中到底讨论了多少后来被毛泽东指责为“受招安”的两党共识，我们已永远无从得知。对蒋介石来说，当时国共合作的最大障碍，就是毛泽东其人的存在。踢开了他这块绊脚石，事态的发展就很可能会出现突破性的光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力主他那个“取内战形式的民族革命战争”立场，如果中共按王明和周恩来的温和方式与国民党合作下去，后来也许就不至于发生那么多的国共摩擦，不会把所谓的“打顽”闹到让日军在一边观赏中国人自相残杀的地步，而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付出的牺牲代价也就不会那么惨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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