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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正果：破解毛共军事神话——读芦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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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NABC60 - (2861 Byte) 2012-2-08 周三, 下午1:08 (295 reads) |
NABC60
加入时间: 2008/04/24
文章: 2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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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NABC60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1939年，听到日军扫荡苏北的消息，毛泽东认为共军夺取苏北的大好机会到了。于是他电令“叶飞部队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二万人枪，韩德勤部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歼灭之。”正是在毛的一再督促下，粟裕那支打游击的土共队伍迅速壮大起来。他们对日军游而不击，对国军则大打运动战或歼灭战，发挥“鬣狗战术”，“打着国府的旗号，跟在日军后面招降纳叛，收编散兵散枪，吞并民众自卫武装乃至土匪武装，组织民众，建立政权，派捐收税，建立国中之国。”（芦著，页290）这情形恰如《沙家浜》中胡传奎所唱：“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钩挂三方来闯荡：老蒋、鬼子、青红帮。”这出样板戏所唱的就是黄桥事件前后当地武装力量的生态。现在我们回过头仔细一看，若把那唱词改为“钩挂四方”，再加上个“共产党”，才更为全面和恰当。在那个战争生态学的丛林群落中，正是靠了抗日的大环境总氛围，在正规军之外，才自发地催生出一批批在拼命中各讨其生活，杀出血路来各壮声势的杂牌武装力量。土共的日渐壮大即来自其间的拼杀、兼并与重组。这里面不能说没有各自的抗日业绩，但抗日仅为他们的手段，壮大兵力和抢占地盘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如上所述，共军靠打劫维持粮草，赖缴获补给军需的生存方式时日已久，早就养成了“鬣狗战术”的习性。粟裕带领的纵队更是如此，他们名为新四军，戴的是国军军徽，吃的是国府军粮，但在毛泽东“打顽”指令唆使下，直到抗战胜利，却从未配合国军打过一场对日军的硬仗。他们“对国军只要有任何机会，伏击、偷袭、攻坚、分化、掠夺人枪资源，从不放过。如鬣狗秃鹰，凶残猎食，群攻死咬，受残缺物化主子的精神奴役而不能自主。黄桥、曹甸后，自有孟良崮、碾庄。民国军人抗战卫国的武德，从此便笼罩在此恶灵尸腐之下。”（引自周剑岐文）
这一“鬣狗行动”最终招致皖南事变，项英、叶挺部受到报复性惩罚，国共抗日统一战线从此公开破裂。那条依稀可见的历史虚线随之磨灭，国家在抗战胜利不久便卷入了内战。共军虽在内战中赢得胜利，却败坏了他们自身的武德。就共军与国家的关系而言，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为其一党之利益，破坏抗日，所作所为有违民族大义，这本身便是共军难以洗刷的耻辱。众所周知，中文这“武”字一直号称“止戈曰武”，抗战的宗旨就是打败侵略者，终止世界大战，实现中华民国的和平建国纲领。但毛泽东领导的武装斗争却把国共两党拖入血腥的内战，直到今天，海峡两岸仍未结束军事对峙的状态。就共军内部而言，自朱德带领从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队伍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合，就一直存在着职业军人的武德意识与毛泽东土共作风或多或少的冲突。比较而言，叶挺、项英带领的正牌新四军在执行毛、刘来电指令上便与陈毅、粟裕所率土共游击队配合较密切的做法有所不同，前者多少顾及抗日合作的大计，故受到毛泽东的指责和后来那近乎迫害性的误导，后者则被逼得如鬣狗般撕咬浴血抗日的国军，最终落了个自残的下场。
六
根据芦著所列毛泽东的指令、讲话及中共的种种举动，我们可以看出，得知苏军要出兵东北，抗战胜利在望，毛随即下令全党布置军力，做好了抢占地盘，迫日缴械，部署内线战场的准备。毛一面准备打内战，一面摆出自卫的姿态，在他的主使下，共军以反内战的姿态跳出来挑起内战，正如他曾经以促蒋抗日的面貌出现，唆使共军做尽了消极抗日的坏事。不巧的是，1945年8月20日，斯大林打电报给中共，指示他们“不要反对蒋介石，说如果打内战，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作为一个外国人，斯大林现在何以表现得比毛泽东都更关心中华民族的存亡问题呢？就毛不惜打一场内战的蠢动而言，毛的缺乏国家民族关怀是显而易见的，但斯大林的关怀却另有其毛未必领悟的原因。1945年7月8日，苏联与国府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了在外蒙古、长春铁路和大连、旅顺港的问题上求得国府让步，苏联承诺支持国民党一个中央政府、一支统一军队的主张，并表态不支持中共联合政府的纲领。之所以很快就电令中共屈从蒋介石，当然是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中共这个共产国际支部的利益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至于对中华民族的存亡问题，自然谈不上会有多么真切的关怀。斯大林在关键时刻给毛泼了冷水，这同样使他耿耿于怀，后来他便拿斯大林此举作为“整他”的实例，抱怨斯“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并把斯比成不许阿Q革命的赵太爷。由此可以想见，毛泽东被迫到重庆与蒋介石和谈时，他心里曾如何窝火。尽管如此，面对国共双方军事实力及其它情况的对比，重庆和谈时的毛泽东和中共高层显然并无打一场胜仗的把握。对他们来说，企图武力夺权是一回事，能否打一场必胜的内战又是另一回事。在那个边打边谈的时刻，他们抢占地盘，插手去摘桃子，更多的是为了增加共军在谈判桌上的筹码。毛在1943年给彭德怀的电讯中曾说过：“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战争，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见芦著，页377）可见随着形势的变化，即使在毛泽东左右摇摆的意念中，那条历史的虚线也曾明灭闪现，触动过他被迫作良性互动的意念。中国之命运并非完全没有在国共和解的局面下走向民主共和的可能。然而靠“党指挥枪”的原则攀上统帅高位的毛泽东深知，他个人的权力以及中共的势力全都基于他们拥有的武力，因此他所谓的“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只不过在口头上讲讲，而且更多地是针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讲的，他们共产党人才不会为民主的承诺而交出自己的武力呢。所以在和谈中毛始终坚持保住共军作为党军的底线，而且企图把他们的解放区作为国中之国维持下去，结果使国共和谈的进展陷入了僵局。
关于中华武德，古代的军事典籍阐述得十分清楚。《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膑兵法》更强调，“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还说：“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更强调，“恶战者，兵之王器也。”（不好战，是军事上的最高原则。）不幸一直在恶性互动中的国共双方均缺乏“恶战”意识，高层一边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地方上的部队一边在不自觉地制造摩擦，随着摩擦越来越厉害，最后从上到下都卷入了“乐兵”和“利胜”的漩涡。特别是共军，从创建到壮大，一路走过来，都是趋向“乐兵”和“利胜”的路线。
关于内战获胜的军事神话，有一个到处传播的说法，就是赞扬解放军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国军。据芦著的揭发，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固然在迅速打败日军的事情上帮了中国的大忙，但从中得利的并不是国府，而是中共。苏军在攻克东北后大肆抢劫，拆卸有价值的机械设备运往苏联，霸占中东铁路，妨碍国府的接收工作，甚至杀害中央派去的接收官员。苏军的暴行一时间激起民间的反苏情绪，招致英美的抗议，苏联控制东北经济的企图一时间受挫，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的对华政策于是急剧转向，莫斯科完全背弃了签约时在政治立场上的承诺，对于中共挑起内战的举动，苏方从斯大林原来一再限制的态度转为撒手放纵，进而公开支持。在被迫撤军之时，苏军不但把长春、哈尔滨及中东全线移交给共军占领，而且打开日军的武器库把大量的枪炮弹药，甚至坦克、飞机，都转手给共军。芦著中详列出共军从苏军手中获得的武器装备和其它战略物资，基于这些数据，芦笛明确指出，“到了48年，共军的火力已压倒了国军。”（芦著，页408）国军的美式装备其实仅限于个别部队，而此时在东北的共军已全面日式，甚至苏式装备了。毛泽东早在长征途中就企盼“接通苏联”后获得其飞机大炮好打败老蒋的梦想终于在1948年的东北得以实现。共军若未能在苏联的帮助下抢先进入东北，或在进入东北后没得到优势的武器装备，就靠毛泽东在西柏坡那被吹嘘得神乎其神的指挥，绝对打不胜辽沈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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