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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康正果:破解毛共军事神话——读芦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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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康正果:破解毛共军事神话——读芦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所跟贴 (6) -- NABC60 - (3183 Byte) 2012-2-08 周三, 下午1:10 (222 reads)
NABC60






加入时间: 2008/04/24
文章: 2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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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7) (294 reads)      时间: 2012-2-08 周三, 下午1:12

作者:NABC60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1946年5月,国军攻占长春,驱赶得林彪部队向松花江以北撤退。苏联驻华外交官向美国驻华外交官发出警告,美国政府害怕在援华事务上与苏联发生冲突,硬是向蒋介石施加和谈的压力,致使国军在攻占四平后停战待命,让本可以一举歼灭的林彪部队得到了整编后卷土重来的机会。芦著特别强调了这一场大战受国内外形势阴差阳错变化的影响而出现的种种随机性情况。他反复论证说,正是这些有利的因素助长了共军的优势,使共军夺得先机。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和民心之所向,那都是共军获胜后自我神化的说辞,是党史编写者奉旨宣传,对既成事实作合理化的追认罢了。芦著从中共当年的电报稿和党内文件中搜集出大量的证据,以无可辩驳的实例让我们看到,是众多的随机性情况使共军巧钻空子,打了几次险胜的战役,那既不是毛泽东“用兵如神”的结果,也与所谓的历史必然性无关。

芦著还进一步告诉我们,中共能打胜内战,不但不是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功劳,恰恰相反,是众多指战员各自为战,相机处事,在不同程度上对毛的瞎指挥打了折扣,甚或反其道而行之的结果。就拿东北战场上的战事来说吧,毛一开始就催促共军占领大城市,妄图一举控制东北全境,率先在那个比邻无产阶级祖国的地方建立其独立王国。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的决定完全错误。反而是刘少奇趁毛病倒之机,电令初入东北的共军不要急于占领大城市,要分兵到广大的乡村发动群众,清剿土匪,实行土改,建立巩固根据地,维持纵深的战略后方。正因刘作了如此详密而具体的安排,才为后来共军的取胜打下良好的基础。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他让共军死守四平,占据长春和哈尔滨的奢想,结果导致了东北战场初期的大溃败。若无美国插手促和谈,害得国军中途停战,共军败绩的罪责,毛大概是想甩也甩不掉了。

毛泽东指挥打仗最缺德的一点就是他自己“下定决心”要打,指令别人“不怕牺牲”去战的一贯做法。他的“乐战”—“利胜”心每每使共军将士付出伤亡惨重的代价。就像后来搞政治运动,事先就定下杀多少人抓多少人的指标,毛泽东下达战斗命令,竟也给指战员规定具体的伤亡人数。比如在1946年4月6日,他下令林彪在四平、本溪与国军决战,便明确开出伤亡许可证,指令林彪“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决心付出此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见芦著,页439)结果四平没守住,共军伤亡达五万人之多,明显已超出毛所下达的指标。后来林彪部队攻陷锦州,粟裕的华野打豫南战役(中原会战)和围歼黄百韬、黄维兵团,均以此付出大量伤亡的人海战术攻坚夺胜。据战争的亲历者所描述,那是倒下一批,又接着扑上来一批的冲锋,其势如波涛汹涌,活人踏着死人前进,让持续扫射的国军机枪手面对尸体盈野,血流成河的现场而感到恶心和害怕。据一篇有关“中原会战”的回憶记载,在一次共军的攻坚战结束后,国军在阵地前的尸体堆中发现了一种奇怪的“装备”,那是一条长约三尺的麻绳,一端缚在尸体的脚上,另一端则压在束腰的皮带之下,还结了一个绳圈。(参看东方绿《记国共内战期间的“中原会战”之役》,http://adfxtl.blog.hexun.com.tw/7732124_d.html)显而易见,做这样的装备,就是战死后供他人拖回尸体而用的。由此可见,系绳的战士早在冲锋之前已被毛泽东的大笔批入他下达的“死亡指标”。毛曾有一联诗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读到如此革命浪漫主义的诗句,谁又能从那豪言壮语中读出千百万被断送到“死亡指标”中的生命呢?*

但毛泽东对他自己的及其中央领导的生命还是很珍惜的,对比以上所引张国焘回忆录的片段,即可说明这一事实。毛在长征途中的会议上要求四方面军“掩护中共中央和多数干部安全到达宁夏地区”,而且公然说,“如果在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他没有提说那些被撇下来作掩护的四方面军将士如何安排。如果他们不属于毛要留下的“革命种子”,那就只可能就地拼命,全部填充他那“死亡指标”所规定的数字了。



芦著还以大量的实例让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行军或作战中很少积极策应友军,但他却常以中央的名义发令,随意调遣部队策应他和他所在的中央。早在长征途中,由于与张国焘草地闹分裂,他私自决定,率中央机关和他的一方面军潜逃北上,把四方面军大批人马撇在南边,好吸引蒋介石派重兵围剿,而他带领的小股红军则得以乘隙在陕北落脚,有了喘息的机会。后来他又让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一带出没,再次诱国军西行堵截,减轻了宁夏战役失败后河东红军的压力。

内战打响后,毛泽东把他这种为自保而随意调遣部队的故技运用到顾头不顾尾的地步。1947年3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后,毛泽东及其中央机关开始了山沟中乱钻的逃窜,直至次年3月21日东渡黄河,他们一直都处于不断转移的状态。在国军的全面进攻下,当时的陕北赤地千里,人口锐减,部队的补给困难,无论就毛泽东及其中央机关的安全而言,还是就部队的生存条件而言,情况都十分危急,颇有些当年苏区受到四面围剿的状况。正是在此一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刻,毛泽东构想出芦笛称之为“外线病”的进攻性战略。7月间,胡宗南属下刘戡部已逼近毛及中央机关暂住的小河村一带,迫使他们在8月1日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佳县仓惶逃去。7月29日,邓小平收到毛泽东发来的一封密电。据毛毛写她父亲的那本书所述,邓读完那封电报,立即焚毁,后来曾对她解释说,“毛主席的电报很简单,就是‘陕北情况很为困难’……”毛毛进而指明,“刘邓打过黄河,一是实现战略反攻,一是吸引和歼灭敌人,更主要的是要减轻陕北、中央和毛主席的困难处境。”(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页500)芦著中引用了该密电原文:

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见芦著,页470)

邓小平接到电报后二话没说,很快就率刘邓大军从鲁西南长途跋涉,进军大别山区,去建立毛泽东构想的根据地。刘邓大军的南下果然吸引国军二十多个旅向南尾随追击,其中就有西安绥靖署从陕北抽调的部队。应该说,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缓解了陕北的压力。(参看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四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202-203)但刘邓大军在此过程中却损失惨重,据芦著的描述,他们劳师远征,不但没建立起大别山根据地,反而一路上丢弃重型武器,以出征时12万多人之众的大军,到次年3月被迫撤出大别山区为止,竟减员到不足6万人的程度。这就是毛泽东私心自用,擅自命他方部队策应己方的结果。

作者:NABC60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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