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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帖]为马悲鸣网友转——秦晓口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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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非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685
经验值: 9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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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非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马网友一定认识秦晓，闹不好马网友就是文内的一个人物。
走出乌托邦——秦晓口述（一）
作者：米鹤都等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8-29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9 16:45:39
阅读量：677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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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网声明：该系列口述史由编写人之一米鹤都先生授权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者的话
在共和国一个甲子的艰难历程中，共和国同龄人的蹉跎岁月，始终伴随着国家的命运而跌宕起伏。古人云：“六十而知五十九非”。当这些“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已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今天，回头看，他们有太多的倾诉和感慨。
可以说，这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扮演了试验品角色的一代，也是为改革事业做了铺垫和牺牲的一代。前者，他们在理想主义的憧憬中奉献出了青春，结果是除了“试错”之外几乎一无所获；后者，他们的大多数也和三十年改革的丰厚“红利”无缘，而在社会利益的洗牌过程中被彻底边缘化。现实的社会需要稳定、和谐，在某种意义上需要遗忘掉他们，同时也在遗忘掉与他们血肉相连的那一段段无人理清、也无人承担责任的历史。然而，从文明传承的角度，历史难以割裂。他们青春的惨痛教训尚未理清，更重要的是当年那场“大革命”产生的机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矫枉，甚至被作为了“中国特色”在继续发扬光大。当今天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时候，我们依稀记得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是永远无法真正崛起的。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一代人不仅有责任率先正视自己的历史，也有义务把自已的反思留给社会。
参与本丛书创意、策划、采访、编辑、资料整理的同仁们，撇下时尚，拨开蒺藜，与那些丰富历史素材的承载者一起重返昔日巨浪的喧嚣，寻找他们依稀的足迹，聆听他们内心的独白。大家期冀以一种担当的精神，以一己绵薄之力，从
这些个体的视角去了解：他们是谁？他们怎样长大？他们如何走过动荡的六十年？他们青春换取的教训是什么？以及他们今天对生命的反思。或许从他们各异的人生角度和思索中，可以或浓或淡地勾勒出这一代人粗犷的轮廓，从而对渐
行渐远的历史失忆弥补于万一。这就是《回忆与反思》丛书的由来和同仁们的心愿。
《回忆与反思》丛书所涵盖的历史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至今的六十年，丛书以这代人的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三段主要经历为线索，以“老三届”为主要代表并兼顾上下，以北京为主要采访地亦涵盖各地，以那些深
度参与历史事件以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为具体的访谈对象。
《回忆与反思》丛书采取口述史的基本形式。为保持文体的连贯性，丛书采取了第一人称的自述体裁，需要强调的是，其中显然包含着众多采访者研究的成果和思想的结晶。目前，学术界对于口述历史这种形式的认识尚不一致，编者所做的也只能是一种探索。由于无法拉开与历史的距离，当代人完全客观地撰写当代史几乎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更何况口述历史。古罗马哲人马克·奥利略这样说过：“我们之所闻，仅仅是一种观念而非事实本身；我们之所见，只能是一个视角并不代表真理。”编者认为，用这句话为口述史定性是比较恰当的。口述历史本身就意味着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更不等同于“信史”，即便通过研究者的加工整理，也只能是受访者认识水平上的个人观察。相对于历史全貌和真实，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口述，都难免有“瞎子摸象”般的片面和“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因此，敬请读者留意该种历史读物的特点。
《回忆与反思》丛书在对口述史的采写、编辑过程中，编者参照当年周恩来先生在人民政协征集编辑《文史资料选集》的“三亲”原则，即以访谈对象“亲闻、亲历、亲见”的历史片段为依据。同时在访谈过程中，倡导传统治史的直笔精神，倡导不溢美、不掩恶，实事求是地陈述所闻、所历、所见。另外，丛书也参照《文史资料选集》当年“百花齐放”的方针，尊重不同个人的立场视角、思想水平和意识形态，可以“各存其是”，可以“百家争鸣”，不求全求同。
需要特别声明，我们在编辑工作中采取“言无不尽、文责自负”的原则。受访者口述的内容，除文字修饰整理外，编者对其观点、认识不做修正，对庞杂的史实原则上不考据订正，最后定稿均经过受访者本人的修改和认可，其内容由受访者“文责自负”。难以避免的是，受访者的某些表述可能与事实存在着出入，对一些事件和人物的认识更可能存在着偏激、错误的观点。但这些并不代表得到编者的认同。正因为如此，读者对某些史实和观点产生异议均属正常，作为丛书编者，欢迎争鸣和投稿，也有义务、有选择地刊登不同意见，以求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历史。
我们深知，在如此重大的历史课题面前，丛书所能做的只是沧海之一粟，但是我们将尽力而为之。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历史素材的收集、整理，将有助于人们未来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口述史，能够使更多的人对中华民族的苦难和发展进行反省和思考；我们还希望，通过本丛书，使我们的子女对那个特殊年代走过来的父母一代有更真实和更深刻的了解。
米鹤都
走出烏托邦
秦晓口述
采写: 唐欣、米鹤都
编辑：墨诞、米鹤都
秦晓，1947年生于山西，文革前为北京四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他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小学和初中在干部子弟寄宿制的北京育才学校受业，毕业时获北京市“金质奖章”，被保送进入北京四中高中。文革前曾担任团支部书记，并成为极少数的中学生党员。文革初期，参与发起、组织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后被打成反中央文革小组分子，是文革中最早觉醒者之一。之后，他经历了在内蒙牧区的插队生涯，走入工农兵大学的学堂。改革初期，曾任中共元老宋任穷的秘书，接触高层，后进入中信集团成为中信领军人王军的得力副手。新世纪开端，他接掌招商局集团，对资产结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此同时在企业文化中注入了均衡发展的理念，重建了百年老店的辉煌。
百忙之余，他始终在系统研究经济学理论，并获取了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学术刊物发表五十多篇论文，并出版了多部专著。曾被冠以“杰出”、“最具影响力”、“最具有价值”等光环。面临退休的门槛，他又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深度思考。
中农+中农
我家祖上是山西吕梁人，原来不姓秦，姓侯。我曾祖家里穷，把我爷爷给了姓秦的人家。秦家日子好过些，但也欠了不少钱，赶上国民党时期通胀，票子不值钱，把欠的账都还了，土改时就划为了中农。我爸爸说，如果当年不到秦家，如果没有通胀，我家肯定比贫农还贫，连孩子都养活不起嘛。我妈妈家相反，是陕北佳县一个世家，孩子们都受过教育，不过到了我姥爷那一代开始衰落。我几个舅舅都是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三舅阎揆要[1]就是黄埔一期的。他们认为知识重要，所以包括女孩子都要上学，我妈妈也就去勤工俭学。虽然我妈妈出身大户人家，到土改时也破落成了中农，最后父母两家在中农那里划等号了。
我爸爸叫秦力生，早年参加学生运动，被追捕，在学校里呆不住了，就跑到杨虎城的一个军校躲了两天，1936年经组织介绍到了陕北苏区。我妈妈叫阎佑西，1937年“七七事变”前去陕北延安，当时只有十六岁。去的路上曾遇到国民党军队检查，查出地下党给中共陕甘宁边区书记郭洪涛的一封介绍信。他们说，郭洪涛可是大共产党啊，跟我们走一趟吧。我妈妈还是个小孩，特老实。他们又一翻，翻出一封给我舅舅的信。我舅舅当时由组织安排在杨虎城部队里当团长，他的任务就是保护到延安的革命青年。检查的人见是阎揆要的妹子，赶快停止了搜查，还给我妈敬了个礼。我舅舅知道后就派了辆汽车把我妈接走了，住在他家里。我妈老是心急，要走。我舅舅说，天下雨，你根本走不了，多住两天。那次下了足有一个月的雨，我妈最后还是坚决走了。这样到延安的时候，“七·七事变”已经爆发了。所以，我妈算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没算上土地革命时期的干部。后来，我们和她开玩笑，是老天爷没让你参加土地革命。
我爸爸虽然是山西人，参加革命后，他的经历、共事的人都不在山西圈子里，像薄一波他们搞的决死纵队、牺盟会等，他都没有参与过。他主要在陕北苏区的圈子里，陕北的领导人如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我爸爸都特别熟。我爸爸到陕北时，正赶上朱理治他们来了，把刘志丹抓起来了，我爸爸也被抓起来了。把坑都挖好了，要活埋他们，恰好中央红军到了，给制止了。
我妈跟我爸是在延安认识的，这与马文瑞有点关系。有个周末，马文瑞叫我爸爸跟他去走走。我爸问，去哪啊？他说，去陕北公学。我爸问，去陕北公学干什么？马文瑞是找邵式平[2]有事，却对我爸说，讨老婆去嘛。我爸说，你不有老
婆了吗（马文瑞和孙铭是经我爸爸撮合成婚的）？马文瑞说，你不是还没老婆嘛。我爸爸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就跟着去了。我妈当时是陕北公学一期的学生，周末没上课，正站在院子里。马文瑞与我妈很熟，就招呼我妈说，你带我们去找邵式平。这就是他们的初次见面。我妈妈后来说，她当时看见我爸了，但印象不深。我们后来也没问过我爸爸，是不是那时候就有化学反映了。等我爸爸后来到富县当县委书记时候，我妈妈也分配到富县工作，才算真正认识。他们是1938年在富县结的婚，结婚时送了尤香斋（曾先后与谢子长、阎红彦结婚）一张结婚照。1993年我父亲去世时她把这张一直保存着的照片送还给了我妈妈。
我哥和我姐都是在延安生的。我是1947年胡宗南攻打延安时，在妈妈肚子里撤到了山西，4月出生在山西离石359旅的医院。当时我爸爸是晋绥三地委书记，跟359旅旅部驻地在一起。生我的时候，王震夫人王季青阿姨还给我妈妈送来
一百个鸡蛋。我跟山西有缘，不仅老家是山西，我也出生在山西，上工农兵大学时又跑到了山西，后来还在山西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其实，我自己在山西并没怎么呆过。
我是吃我妈奶长大的。我哥是吃保姆的奶长大的，那保姆长得黑黑的，我哥哥脸也黑黑的。高岗就开玩笑，说他是吃保姆的奶吃黑的。我姐比我大一岁半，没吃两天我妈的奶，就让给我吃了。那时拴了只羊，给我姐喂羊奶吃。1949年父
母先随部队南下进川。那时，西康是一个省，我爸爸到西康后，整个晋绥三分区地委就变成西康省委、省政府的班子，只有书记廖志高是中央派来的，我爸爸任省委副书记。我妹妹就生在雅安，后来弟弟生在北京。我们兄妹一共五个。
人家说我妈会生，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我就更幸运了，哥、姐、弟、妹一样一个，全齐了。
我是1950年初到西康雅安的，在那里呆了两年。我那时已经记事了，记得那时爱吃麻糖、醪糟。印象最深的是，我爸爸牵着我和我姐姐的手，一进省委大院的门，哨兵咔嚓一个立正敬礼。当时，我和我姐不肯去幼儿园，廖志高家的
孩子和刘忠司令员的孩子也不肯去，怎么办呢，就在省委机关大院搞了个幼儿园，还布置有玩具、小桌子、小椅子之类的，幼儿园园长还专门来给我们指导，吃饭也打个铃什么的。
寄宿中的少年时光
1952年因父亲工作调动，全家从西康到了北京。我被送到位于西山的六一幼儿园。那是个干部子弟幼儿园，条件很好，寄宿制。幼儿园出来后，上了培英小学。那时候，北京有几个干部子弟学校：培英、华北育才、育英、育才等。我们
上三年级的时候，华北育才和培英被撤销了，我被并入育才学校。育才学校的前身是延安保小，解放战争时期从延安行军2000里走到北京。对育才学校的生活，有几件事至今记忆还很清楚。
那时学校里有个小动物园，养的有猴子。有学生淘气，给猴子喂马蜂，结果猴子的腮帮子都肿了，当时只是觉得个别同学太调皮，现在看来，如果没有约束，人性中恶和丑的那一面就会冒出来。猴子有时乘管理员不注意就跑出来，爬到
树上不下来。我们都在那看着，那老师傅也真有办法，他就在树下喝小酒，吃苹果。猴子在树上看着，一会儿忍不住就下来了，也去喝酒、吃苹果。它一喝就醉了，耷拉着头，被牵回笼子里。我当时觉得这真是一物降一物。
我们学校的集体宿舍，小的五、六个人住，大的能住二十多人，都是上下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人晚上起来撒尿，回去的时候走错门了，迷迷糊糊地躺下来，下面有人叫唤起来，原来躺人家身上了，起来赶紧跑，第二天又过来换
鞋子，因为鞋子穿错了。不过，女生宿舍和男生宿舍不在一个院里，不然事就闹大了。晚上，我们经常在宿舍里讲故事。我那时候爱听连阔如说评书，然后我就给同学讲，还得有人放哨，一看老师来了，就赶紧不讲了。我的记忆力和口
头表述都得益于小时候爱讲故事。
我们生活老师姓田，那时大家都怕他，也恨得要命。他整起学生来太狠了。比如，星期六大家要回家了，都很兴奋，但中午还得睡午觉。有时候睡不着，就说说话，或者跑到厕所里去聊天。如果被他逮着了，有两个处罚办法：一个是罚
你倒尿盆，他随便说个一百多天，你还没脾气，就得倒尿盆一百多天。还有呢，就是罚你补睡午觉。周六下午四点钟下课，大家准备回家了，他让你再回宿舍去补午觉去，这老师也太坑人了。据说田老师文革自杀了，他可能历史上有些
问题，在当时的体制下，长期受到压抑，回想起来他当时的一些做法是和“个人的问题”相关的。
还有件事，大跃进的时候，教自然课的老师姓黄，是个华侨，在地里撒熟芝麻。我们问，黄老师你干嘛呢？他说，看它长不长？那年代，什么卫星都敢放，什么都敢想。“破除迷信”如果把科学也破除了，其本身就是一个迷信。
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我们参加了，是团体操项目。体育老师姓魏，是在朝鲜学的团体操，可棒了，带我们在先农坛体育场练习。1959年的建国十周年大庆，我们也参加了演出，最后举着花叫喊着往天安门冲去。但是，没让我上天安门
，上天安门的都是挑那种长着圆脑袋、胖呼呼的“标准儿童”。我们学校经常会有这种活动，我们班有的同学就属于这种“标准儿童”，给毛主席、刘少奇都献过花。
我到育才上学后，周末坐公交车回家。有时候，我跟同学就走路回家，北京那时的风很大，我们人小，有时能被风吹得走不动，就倒着走。在大风里从天桥一直走到西城我家，省下的路费还可以“逛天桥”，买糖耳朵、艾窝窝等小吃。
有时跟家里说这礼拜学校有活动，不回家了，其实是去天桥看耍把式的。那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了，耍把式的在真练以前先是一个劲地说，然后就来要钱了。他要钱的时候你绝对不敢走，不仅不能走就是你当时
不给钱，他就能让你脸面下不来。他就有那本事，连损带挖苦的，不光是有身份的人，连我们一个普通小学生都能感觉到难堪。然后，几个“托儿”上来，给弄点大票子，最后他演一下，这样你才能走。我们也得扔点钱，怕他骂你。这
就是天桥把式，人家就靠这个混饭。
政治意识的萌动
育才的学生分两个不同的群体，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全部是干部子弟，到后来就对周围的居民开放招生了。学校周围是宣武区的居民，这些学生不住校。这时，不同家庭背景的文化冲突就开始显现出来。有一个走读生，梳着个涂了油的分
头，他一进学校，就一直被我们这些同学起哄，搞得他最后都没地儿呆了。所有人都认为他这个发型是资产阶级的，跟我们不是一种人。走读生穿衣服也很垮，还有穿缗裆裤的。我们看见了就笑话他们。他们说话也都是北京土话，我们
就拿他们的话调侃。后来，老师很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我们后来才了解，当年满人进京以后，就把汉人都给赶到南城来了。汉人住的地方条件很差，但凡有点本事的汉人都走了，留下来的大多是底层的贫民。我去过那些同学的家里，胡
同里都是非常破的房子，密密麻麻的，就像贫民窟似的，车进不去，外观也很差，但是屋里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说起这些事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育才学校开始办初中部。本来要考四中，经学校动员上了育才第一届初中。上初中以后，逐渐成熟点了，不再按照生活方式、出身去划分人了，学会了按照好学生、差学生；政治上要求进步、不要求进步；是团员、
不是团员，这样来划分了。两批出身不同的学生之间隔阂也就越来越小，到后来，我们彼此还成了朋友。
初中时期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现在知道实际是“人祸”，死了几千万人），大家都吃不饱饭。那时那个饿呀，至今印象深刻。为了减少体力的消耗，学校也不组织那么多活动了，体育课也取消了，会也开得少了。那时，一斤粮票
能买五斤红薯，还觉得挺值。换成五斤红薯就吃红薯粥，觉得挺过瘾，结果五斤红薯真不抵一斤粮食，一会儿就饿了，饿得很难受。当时，给学生发机动粮，比如说一个人定量二十八斤粮食，其中有两、三斤是机动粮。在学校食堂吃完
份饭后，只要你愿意，撕张机动粮票给食堂就可以再得到点食物。照现在看，粮食定量也不算少，可是，那时由于没有一点油水，这些粮食就不够吃了。那会儿，我们吃完饭就一件事，算计算计要不要吃点机动粮。不算计的话，机动粮
早就吃没了，所以，你得计算好了匀着来吃。我们经常都是买半个馒头。当时觉得世界上没有比馒头再好吃的东西了，那么白、那么暄、那么甜。
在学校里，我当过少先队中队长，初中二年级就入团了，一个班上大概也就三、五个团员，我是团支部委员。其实，孩子王有两类，像我们这种是尚文的，学习成绩不错，平常为人也可以。我在育才的学习是属于超一流的。初中三年的
课程，除了音乐、美术这两科不是优以外，剩下全都是五分或叫优。而尚武的，是另一种人了。虽称“出将入相”，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是文比武高一等。初中时我就看我爸的《参考资料》了，父母也让我看。我从中了解了不少国际
和国家大事。当时最爱看的就是外国人说中国如何好。比如中国试验了原子弹，外国如何报道。看那些东西特别过瘾，能滋生民族情绪和国家意识。《参考资料》关于这方面的东西就很多。今天看，其实那大多是些非主流媒体的声音，
并不具有权威性。我哥哥是北大中文系学古典文学的，受他影响我也看点文学类的书。那时候出版了一批小说，《烈火金刚》、《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等，还有不少苏联小说。《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小孩——老鬼，就是我的
同学，还有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的小孩，我们学校有好多这种人，现在想起来他们的父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书看得多了，知识面就更广了，这样就在同学中有影响力，大家都愿意围着我。
学雷锋是初中时的事情，也是属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没有很刻意地上街帮人做好事，好像也干过，但没什么深刻印象。那时，我们也关心政治，记得当年有两件大事：一个是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还有一个是中苏关系的破
裂和中苏论战。我记得我们全家都坐着静悄悄地听播送《九评》。在我的意识里，这肯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我也有极大的激励。播音员夏青和齐越，铿锵有力地说：你们撕毁的合同不是几个、几十个，是几百个……你们倾伏尔加河
之水也洗不尽对中国人民欠下来的债！那语调，那每一句话，让人听着都特别的激动，特能激起义愤，真的感觉是出了心中的大气了。
在育才所受的教育，首先是理想主义教育，此外，还灌输一个强烈的意识：你是革命的后代、是接班人。对我来讲，长期住校，学校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我们对社会的了解没有其它的渠道。育才学校无形中让你有一种压力，那就是
所有人都告诉你：不能有优越感，不能有干部子弟架子，要多吃苦，你是要承担责任的，要接班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上的切割是很成功的，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那时都以炫耀、显摆自己家怎么怎么样为耻。如果从家里带点吃的
到学校，从来都是大家分着吃，不搞特殊化。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将来比别人的责任更重大，我们要接班，接父辈事业的班。
育才的这批学生，今天看，整体上人品都是很好的，没有特别追逐官啊、利啊的，一般人日子过得很平淡，干的是本本分分的事。同学之间现在还有联系，每年我们聚一次，经常是找些很低档的餐馆聚聚。其实，找个高档地方吃顿饭对
大家也不是什么事，可他们都说这样挺好。这也是育才朴实的校风培育的结果。
“红二分白五分”
我初中毕业得到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我平时的学习就很好，所以，也没注意我那个成绩可以得“金质奖章”，由此被保送上了四中高中。
四中的校风和育才有一些差别，就像陈元总结的那样：以天下为己任。动不动就想国家大事。
我到四中报到时，学校就指定我做班里的临时负责人，正式开学后就当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孔丹（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长的孔原之子）和李三友也都是所在班的团支部书记。到高二的时候，我们认为，应该踏踏实实地学习，学习好了
，将来在工作中才能为国家做出贡献。我就提出不当团支书了，要求换换人。于是，团支书就换别人当了。后来搞四清，有天几个同学来找我说，你还得当团支部书记。然后，就跟小政变似的，突然召开支部会，大家又都选我当了团支
部书记。于是，我们几个又都回来了，由我们来控制局面。
1965年北京的四、六、八中发生了学潮，提出学校搞的是修正主义教育。当时，这几个学校的学生都是串着的，同时闹。本来，北京市的中学是不搞四清的，学生闹起来直接给中央写信，北京市没办法了，得收拾局面，就派工作组来了
。他们怎么写的信，开始也没给我们打过招呼，我们是后来被卷进去的。
当时的主流思想，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反修防修。这两件事给我们的影响很深，而学校的四清，正是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了。当时挑头闹事的主要是高三的一些高干子弟，他们认为学校里有阶级斗争，有的老师出身不好，就重点栽
培出身不好的学生，而革命的子弟被排斥了，还有就是鼓励走白专道路。所以，学校里应该搞四清、搞阶级斗争。
我一开始不大接受这种观点，主观上并不认为教育制度有什么大问题。我们都是致力于学知识，学好了去建设祖国，觉得老师也还是挺胜任的，另外觉得出身不好的子弟怎么说也跟地富反坏右不一样吧。但后来，我也参与了。主导这事
的是比我们高一届的学生。他们当时拿一个其实不怎么求上进的干部子弟学生说事：第一说这个同学是老革命的后代，而学校排斥他，不发展他入团；第二说有些学生开玩笑摸他头，嘲笑他，这反映出阶级情绪，是恨这些干部子弟。然
后，另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就召集开会，跨支部发展了那个干部子弟入团。我们当时都觉得那个团支书没条条框框，很正义，真是个英雄。我当时也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还写过一篇作文，是评论“抢椅子”这个搞笑的哑剧。剧情是这人
往椅子上一坐，另一人把椅子蹬掉，这人就坐空了，互相拆台。我在作文里批判这个表演实际上是宣扬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在四清时被认为是篇有阶级斗争意识的好文章。
学潮的事越闹越大，那么多高干子弟都参与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认为可能是中央有人在借此整他。所以表现得很强硬，当然也很谨慎。他让万里、张文松牵头，开始时把工作组放到学校外面，分别找人谈话，就像进了敌占区似的。然
后，工作组再进学校，软硬手法都用了。那次到我们班来的工作组长是孙岩，她是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的夫人，是个延安的老干部。她完全是以一个前辈的口气跟我谈话，说你们这些孩子的父母我都认识，你怎么样？听说你刚开始不太
主张在学校里搞阶级斗争？这是对的嘛。她还表扬我说，这里就你政策把握得好。
后来万里在中南海里给我们训话，他嘲讽、调侃，话说得很严厉，底气也很足，训得我们没脾气，都静悄悄地听。他说，你们老说红二分比白五分好，我看还是白五分好。后来，闹学潮的领头学生也挨整了。邱承光（邱会作之子）当时
也是主要的学生领袖之一，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学习又特别好。四清结束时，邱承光不断地写检讨，总也过不了关。他准备高考的时间很短，不过考试成绩还是非常好。
学潮结束后，中学生中开始发展党员，孔丹和当过卫生部副部长的佘靖是1965年入党的，他们是北京市中学的第一批学生党员。我是1966年2月入的党，和李三友同一批。马凯比我们高一届，本来要去留苏，因为得病没去成，留校当
了老师，也是最早的学生党员。学生党员和老师一样，晚上也要留下来跟党员老师开支部会学习文件，变成跟老师一样的待遇了。
参加建设的接班意识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之前，学校基本上还是接班人教育，祖国进入了建设时期，就跟苏联的小说《水泥》描写的那样，要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
在此以前，接班人的概念就是要建设祖国。中国的工业、技术还很落后，我们父辈是职业革命家，现在，国家是我们的了，我们就要去做建设的事。即便在讲阶段斗争之后，我觉得我们的思想也还是这样。所谓的红二分比白五分好只是
个极端说法。我们那时候有个明显倾向：重视数理化，不重视政治课程。当时，我的外文字典被我翻得很破了，可政治教科书却像新的一样。虽然，我们也能把政治考得很好，但是知道那没什么用处，我们绝对不想当职业革命家。我们
想的都是考清华学工科。而且，我们前面几届的学生，都是这样。起码，当时我们主观上，没有想当职业革命家的念头，因为，那不是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那时候是有机会出国留学的，从我们的前一届，国家就开始派留学生了，出去都是学外语。当时选的都是一些政治上可靠的人，像我们这些人，如果想去很容易。可是，我们都不愿去，我们认为那不是主流，主流是学科学技术，只
有学不了理工科的人才去学文科，出去的都不是最优秀的。而且，我们认为从政不是学出来的，
我们说的接班人，是个大概念，是说我们这第二代人要接国家这个班，和毛主席说的那个党的领袖的接班人是两个概念。少先队员之歌的歌词不是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吗，不是指要做职业政治家，更不是当领袖，而是泛指的
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文革前毛主席对教育路线做了批判。他的这些批判，对我们影响很深。文革开始后学生的造反，就是结合了当时的反修防修和主席对教育路线的批评，因为毛主席讲过这个问题。
对我们这些学生而言，文革早期之所以能接受批判校领导、破四旧，直接的思想基础一个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个是阶段斗争，这两条是接受的。就算我们这些人有分寸，破四旧基本上没有参与，对校领导也没那么极端，但
是，我们还是卷入了，只是对当时采取的方式不赞同而已。
文革之初
文化大革命给我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人民日报批“三家村”的那篇社论，火药味很浓。运动刚开始，我们感到是出了问题，彭、罗、陆、杨被点名了，又不断冒出知名的文人。后来，江青在北大的亮相讲话和紧接着的形势，使我越来越
觉得事情比我想像的要严重得多。当时北大已经闹起来了，江青出席北大的大会，赶上下雨，人家给她送雨伞，她说，我们没那么娇气，不要雨伞。还说，赞同我们的站到这边来，不赞同的就滚开。她讲话运用的那个语调、会场的气氛
，就好像在进行战前动员。而且，由江青出面，调子这么高，用词如此激烈，我就觉得中国的政局是不是出了什么严重问题？或者说是毛主席有什么大想法、有大的动作了？
文革一开始在中学也就是批判校领导、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些事。然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于是工作组就来了。接着毛主席回到北京，说工作组派错了，又宣布撤消工作组。7月底，北京召开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就在
这个会上，毛主席出来接见我们。当时，刘少奇检讨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邓小平是坐在那里讲的话，他第一句就说，“和大家平等，坐着讲”。毛主席突然走进会场，在主席台转了两圈就走了，也许是要说话，但底下使劲鼓掌，
没法说。没几天，毛主席走出中南海，在府右街对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都传递出很强的信息。那时社会已经开始乱起来了，但是，还没大乱。当时，我们也联想到党内斗争，毛主席
说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是什么意思？可谁也没有意识到文革是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顶多认为这些领导跟不上形势。
四中校文革是学校领导垮了以后成立的，工作组进来又重新改组了。校文革是选出来的，孔丹是主任，我和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等是副主任，各年级都有代表做委员。
付洋、付亮（彭真之子）也在我们学校，我跟他们兄弟俩不是很熟，不过，我们也没有觉得父亲出事了，他们就怎样了，我们对他们还挺好。后来，我们串联去上海时，付洋还跑来加入我们。不过，我们这些人的父母也很快都出事了，
当年，没有几个干部不出事。那时候，大家看报纸，看谁上天安门了，上天安门的就是还在台上，没有名字的就是下台了。
在海淀区中学成立红卫兵之后很长时间里，四中还没有红卫兵组织。可能是接受了四清的教训，我们几个校文革的人不赞同成立红卫兵，认为这样做不利于团结广大群众，更不主张武斗。那时候，武斗的概念还不是群众之间的打仗，而
是打校长、打老师、打地富反坏右。我记得，有一次，一帮学生搞突然袭击，把杨滨校长等弄去游街，带高帽子。孔丹正召集我们开会，听到消息后我们立刻冲了出去，拉着手拦着，不让他们搞过激行动。那帮学生就向校长、老师泼墨
水，我们几个都被泼了，我后来还看到过当时的照片。随后，孔丹主持开了个大会，他试图把秩序给扭过来，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导同学说，认为校领导有严重问题，可以把他入另册嘛，不需要用这样的方
式来批判他们。杨滨是个老革命，我们是一路保护的，但也要有策略。我记得我还特别叮嘱看管杨滨的同学说，杨滨还有好多事没交待呢，不能让她自杀，也不能让她受罪，你们负责看住了。那两个小孩就听我的，盯着。后来，杨滨一
直说，孔丹、秦晓、赵胜利保护了我。她临终前还这么说呢。文革中四中的老师、校领导都基本上没有挨过打。
四中红卫兵组织是怎么成立的？是刘辉煊，他是高一的学生，当时算是比较激烈的。他在会上叫板说，各校都成立了红卫兵，你们在革命大潮中相形见拙了，提出要成立红卫兵。后来红卫兵中流行的那首“老子英雄儿好汉”也是他编的
（文革后他以礼平的笔名写了《晚霞消失的时候》，对文革、红卫兵运动做了很深刻的反思，用真、善、美来认识科学、宗教和艺术，在七十年代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于是，我们就顺势而为成立了四中红卫兵。我记不清红卫兵的领
导有谁了，只记得红卫兵的头头也是选出来的，可能也是孔丹我们几个人。
文革开始时，四中只有老红卫兵一派，首领也都是从校文革转过来的。这一点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而且这些人在学校都是当干部的，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有治理、秩序的意识，不能接受那种混乱的、失控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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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阎揆要（1904-1995），陕西佳县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陕北清涧起义，失败后曾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任警卫二团团长。后任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军委一局局长、第
一野战军参谋长等职。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
[2] 邵式平，时任陕北公学教导主任，解放后曾任江西省省长。
走出烏托邦
秦晓口述（二）
近观毛泽东
“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天，我们站在金水桥前面维持秩序。头一天晚上都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集中待命，第二天一早就站到金水桥前面去了。上天安门是临时通知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准备。后来，有些还不是首领的人
也上去了，队伍里好像很多人都有意见，就乱了。孔丹上了天安门，我没有上去，我们就在金水桥前维护秩序。总理特别细心，他大概是听到了什么，就带着雍文涛(北京市委副书记)等下来接见我们，说我代表主席来感谢你们，还和我
们照了像。我们在旁边，总理在中间。金水桥那么长的一溜，总理就一段、一段地跟我们照相。后来，我是跑到新华社要的照片。我现在还保留着照片呢。
“八·三一”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刚走下天安门，有一个外地学生拦主席座车。红卫兵们认为卫戍区不负责任，威胁了毛主席的安全，当场打了那个学生。四中有个红卫兵，是从八一学校来四中的。以前上课经常迷糊，老师
叫他起来回答问题，他顶老师说，你讲得什么呀?我都听不懂，把老师倒给弄哭了。那天和卫戍区争执中，他搧了黄作珍(北京卫戍区政委)一个耳光，把黄吓坏了，可他成“英雄”了。
我是“九·一六”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上的天安门。我记得上天安门的时候，廖汉生跟我们讲，不要去争着跟主席握手，影响主席身体。那天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毛主席走过来的时候，举着手看着我们。当时，我们离得很近，见到主席很激动，欢呼声很大，但秩序还好。不过，我看到主席目光是一个不很喜欢我们的目光。我当时心里不知道是种什么感觉，就感到主席不喜欢，或
者是烦，甚至是厌恶的表情，就那样地看着我们。面对这么疯狂的场面，我觉得他也担忧了。这给我的印象深刻，我事后跟很多人都说过我的这个感觉。
第二件事就是主席跟刘少奇长谈。当时，我们站在汉白玉栏杆上头，下边主席台上站了一排人，最中间就是毛主席和刘少奇。他们俩的长谈主要是主席讲，刘听。主席讲的时候还打手势，像是个认真的谈话，超出了在这种场合上谈
话的时间。而且，回想起来很奇怪，主席怎么在和刘少奇掰的时候，还谈那么长时间的话?会说些什么呢?这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我知道的“西纠”
“西纠”是1966年8月25日成立的。 “西纠”的成立有这么个背景：“八?一八”主席接见之后，红卫兵热情高涨。北京二中发了一个破四旧的《通告》，中学生就走出校园向社会冲击。第二天，《红旗》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林杰写
的“红卫兵是天兵天将”的煽动文章，红卫兵一下子狂热了。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从一场政治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我们当时一方面受到很大鼓舞，同时也对由此造成的社会混乱感到担忧。在我们的控制下四中的红卫兵基本上没有走上街
头去搞“破四旧”，而是希望建立规则，控制局势，借鉴当年周总理领导上海工人起义时成立的工人纠察队，我们也想成立一个红卫兵纠察队。
“西纠”成立是在我家对面的“九三学社”开的会，我也去了。“九三学社”那时候已经关闭了。成立宣言上把西城几乎所有的中学名字都写上了。四中、六中、八中是发起学校。“西纠”总部最早也就设在“九三学社”。从“西
纠”总部走几步就到我们家了。所以经常是一帮子人，一窝风似的到我们家去。我妈妈是陕北人，特别热情，不管是谁都招待，来了就一起吃。后来“西纠”总部搬到另一个地方，可以住下两个“连”的人，分别由四中和师大女附中组
成。“西纠”的司令是孔丹，陈小鲁是副司令，董良翮(董必武之子)是不是副司令，我记不清了，我是宣传部长，我记得王向荣是作战部长，赵胜利是后勤部长。
宣传部主要任务是从政策上规范红卫兵的行为。前后发了近10个《通令》，还根据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时三湾改编整顿的经验，写了一个红卫兵整风的文件。作战部的作用，就是哪里需要维持秩序了，比如地质部、北京车站，就负
责组织人员去行动。记得“西纠”在地质部跟地院的造反派对峙了很长时间，使地质部免于受到冲击，也保护了国家机密档案。
就象西方一位哲人说的“没有秩序的自由比专制更可怕”。“西纠”的出现在社会上立刻得到拥护，也具有了某种权威。很多人让我们去解决问题。比如，西单商场卖《毛选》，革命小将说，《毛选》不能卖，只能送。新华书店说
，这是国家财产怎么送啊?于是反映给我们。“西纠”就发了第一号《通令》，说《毛选》可以卖。那时，有很多人的家被抄了，找到我们去解决。抄家的方式我们是不主张的，所以，专门发了道《通令》去规范。还有，一些街道委员会
、派出所，告诉红卫兵哪些人是地富反坏右分子，鼓动红卫兵把他们赶回原籍。一些红卫兵就把他们都给赶到北京火车站了。而原籍所在地不接受，北京也不接受，这么来回折腾。加上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北京火车站混乱一片。于是，
陈小鲁带着“西纠”的人跑到北京火车站去处理这事。
关于《通令》的内容，我们是一起讨论确定的，其中制止武斗、制止乱抄家的《通令》是比较重要的《通令》。当时，李三友父亲(原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已经出事了，我和孔丹都知道他写得好，还是让他起草。“西纠”的《通令》
大部分是李三友写的，我大概写了两个。六中当时办了一个“红卫兵报”，我们就想收编它，谈的时候很难缠，不过报纸最后还是被我们收过来了，成为“西纠”的机关报了。当时这些小报都是找一帮人骑着自行车出去卖的。
“西纠”没有组织抄家、打人这类事情。打人的事是怎么来的呢?在“西纠”成立以前，社会上有流氓打了红卫兵，然后，北京市召开大会声讨。这个大会公安部门介入了，把这几个流氓五花大绑地押到台前。会场气氛很激烈，有人
动了手，情绪一下就煽起来了，给人的直接信号就是他们打红卫兵，是阶级敌人反扑，红卫兵就可以打他们。那时候，街头上的流氓根本不知道红卫兵的气势有多大，他们还以为地盘是他的。以后据说毛主席批评了这次会议。
8月31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叶帅(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孔丹说：你们红卫兵不能这么打人，把刘诗昆的胳膊都打断了，人家是弹钢琴的嘛，你们怎么这么过分?孔丹跟他说，我们成立纠察队了。叶帅说，好啊，我支持你
们。有什么事，你们找我。这事据说是许明(孔丹的妈妈，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报告给总理了。总理说，这事不能找叶帅，这应该是我做的事。于是，“西纠”的住房、汽车、司机、厨师和相关的费用，都是由国务
院给配的。
“西纠”也就存在三、两个月吧。据我了解，“西纠”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央上层的政治活动。要说跟中央挂钩，也就是总理帮我们安排了很多事情。后来陈伯达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做红卫兵群众组织的领导。于是，我们就集体辞职
，串联去了。我们走了以后，“西纠”总部剩下几个留守的人，也不是正式委任的。陈伯达有次带人到“西纠”总部来了。听说陈伯达当时挨个问他们的父母都是谁，当时，有人属于比较冲的，本来就对中央文革一肚子气，吊儿郎当地
一边玩钥匙链一边和陈伯达说话。戚本禹、关锋就说他不尊重陈伯达，双方就呛起来了。陈伯达后来就提出来要看“西纠”用刑的地方，“西纠”哪有这种地方呀?六中打人的事，我们是事后才知道的，所以，两边就呛得更厉害了。之后
，他们就给“西纠”定性为反动组织。这样一来，曾支持过“西纠”的雍文涛、周荣鑫(时任国务院秘书长)、许明等都因此受到牵连和迫害。其实，他们就是要整总理。当时江青说，揪出“西纠”的后台会让你们吓一大跳。
报纸上点名“西纠”是反动组织，除了孔丹是因为“西纠”的原因被抓，对“西纠”其他的人没有抓。我串联回来时，和徐晓东坐摩托车参加一个总理在场的活动，开摩托车的人还是总理派给“西纠”的。会上，我们把“西纠”《
通令》等材料递到总理手里，写了一个条子说：“总理，怎么把我们打成反动组织了呀?你不是支持我们的吗?”总理结束讲话时声明：刚才有人给我递来关于“西纠”的材料，“西纠”的东西我一直没有看过。一口否认了。当时，我们
都觉得要从政治上考虑，保护总理，就没再说什么。慢慢地，才知道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当初成立“西纠”，并不是要对抗文化大革命，而是为了整顿红卫兵内部的秩序，主张讲政策。面对红卫兵中出现的越来越不讲政策的现象，我们也感到担忧。我们都读过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知道革命运动起来后
，必定会出现这种现象，觉得可以通过组织、纪律去控制。“西纠”在这方面还是起了很大作用，不管是在红卫兵里，还是在群众中，说话、办事都挺管用的。因为，红卫兵纠察队毕竟是那四、五十个学校共同认同的组织。但是，中央
文革认为“西纠”有总理的背景，是对着文革来的，就硬是把我们给搞垮了。
为混乱担忧
陈伯达讲话后，“西纠”的领导层集体辞职，之后我们一起出去串联。第一站到大连，很受重视，市委书记、市长还亲自跟我们谈话，希望了解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从大连到了上海，就乱了。十月份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
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几个人正在上海，听到中央开会的消息，知道中央出大事了，就从上海返回了北京。
回到北京感到，毛主席打倒刘、邓的意图已经很清楚了，不过我们还是基本上认同毛主席的。当然，也不是简单地认同。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这一拨人，而且，在打倒刘、邓的过程中，我们的父母也都被冲击、被打倒了。我们不
认为我们的父母是坏人，但那时对毛主席还是相信的、迷信的，不可能去挑战毛主席。但是，对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搞成这样，把所有的老干部都打倒了，把江青弄出来，却不能接受。我本人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打倒
走资派”是从内心有抵触的，可是，并不一定表现得那么自觉。走到这一步已经不只是打击地富反坏右、破四旧了，也不只是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了，而是打倒“党内走资派”了。
我们第一次出去串联，没有明确目的，也没有去煽风、点火，就是去了解情况、看一看。我第二次出去串联是和孔丹一起去的，那次去是为了调查、了解中央文革的问题。先去广州，一路我们了解到两件事：一件事是，广州八一学
校的一些干部子弟开始堕落。当时干部子弟被冷落了、被打压了，所以他们变得很消极，从楼上往下摔自行车、吃喝玩乐。还有一件事是，像四川、湖南那些地方，把一些工人组织打成保守派，出现工人和工人之间武斗的现象，这是我
们思想上不能接受的。我们认为，工人阶级是基本群众，我们党依靠的对象怎么形成一派保守、一派造反的对抗局面?我们对这种状态很担忧，就跟九九(张延忠，张鼎丞之女)说，九九就跟选宁(叶剑英之子)说，选宁向叶帅反映了这些情
况。叶帅说，你们能不能搞个材料来?我们就写了个调查材料。后来，我们被四中军管会隔离审查主要就因为这件事，说我们几个是有目的地去搜集中央文革的材料。当然，也把我们到地质部去保何长工的事情，以及后来跟北航“八一纵
队”的苏晓前——苏静(中将，时任总参军务部长)的儿子、赖锐锐——赖际发(时任建材部长)的儿子、孙茜玲——孙大光(时任交通部长)的女儿在一起开会的事，都记录在案了。“八一纵队”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动组织。
我父亲被打倒得比较早，而且定性是很严重的。当时科学院有个叫王锡鹏的造反派，他夺了院党组的权，科学院党组把他的做法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来戚本禹插手，给他平了反。院党组开始的时候还能够维持，因为张劲夫在科学
家和群众中间威望很高。后来院党组就控制不了局面了，造反派们开始冲院领导办公的地方。张劲夫没地方呆了，就在我们家里召集了一次党组会议。我妈妈把窗帘都拉上了。其实，那次党组会也没做出什么决议来，大家都是在谈情况
。但是，这就跟一般的会不一样了，成了秘密会议、黑会。我觉得，当时可能是中央文革想从周总理手中夺科学院的权，总理见保张劲夫很难了，可又要把控制权给保住，于是采取主动，比他们更左，直接宣布了“张劲夫反党集团”，
包括党组成员：张、裴(丽生)、杜(润生)、秦(力生)、郁(文)这些人。随后，总理又派刘西尧到科学院来做他的联络员，把科学院实际控制起来。他在和中央文革的斗争中也是能拿一块是一块。科学院还有那么多科学家，还有国家那些
大的项目，乱起来可不得了。反党集团的罪名可比走资派厉害多啦，不过，这个反党集团成员都没有被抓，只是隔离审查。这事出来后，从我爸爸到我们全家从来没有怨恨过总理。
宣布我爸爸是反党集团成员后，先是抄家，然后是扫地出门。搬家的时候，我正在外地串联呢，是家里几个孩子和一帮同学用平板车搬的家。分给我们一个大杂院中三间小房，男的一间，女的一间，我爸妈一间。我妈妈是睡在柜子
上的，就这样一直落魄了好多年。我姐姐和陈昊苏(陈毅之子)谈恋爱的时候，张茜(陈毅夫人)说要到我们家看看。其实，她也不是要看我们家怎么样，只是表示她应该主动，不摆架子，还在我们家吃了饭。还有一次，我和我爸爸搭王震
的车回家，王震说，我到你们家去看看。我爸爸说，我们家破破烂烂的。他说，就是要看破破烂烂。我爸爸被解放出来后，任科学院革委会后勤组组长。总理也知道我爸爸出来了，有次开会时还专门问，秦力生呢?我爸爸就站起来了。总
理说，你为什么坐到后头?你要坐到前头来，你这个老干部现在要承担起责任嘛。对总理的用心良苦，我爸爸也是心知肚明。
从质疑到抗争
1966年底的时候，我就在想，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是什么呢?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关于资产阶级路线的定义，就是“依靠少数人去反对多数人”的路线。我说，中央文革不就在这样干的吗?不就是在
依靠少数人反对多数人吗?于是，我得出这么个观点：中央文革在推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刘少奇推行的资产阶级路线是一回事。
后来，我就把这个观点告诉清华附中的卜大华、张小宾等人。我没有参加联动成立大会，但是，开小会的时候，包括宫小吉起草宣言的时候，我跟他们酝酿过，他们也接受了这个观点。于是，这个观点就变成了联动宣言中的一句话
：团结起来，反对中央文革推行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
那年，在北京展览馆开过一次会。当时，老红卫兵已经被排挤了，但还没有完全死掉，也不甘心成为非主流，就开始折腾，包括联动也是折腾。那次会上，我上台讲了话，是我、王向荣、戴晓明三个人上去讲的，我们提到反对新的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台底下跟疯了一样，哗的一片掌声，狂呼：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那个时候，老红卫兵中间还没有直接对着毛主席叫板的。对毛那个时候依靠江青在那里折腾，把社会搞得那么乱，整了那么多人，肯定是不理解。其实心里很明白，但对毛还有幻想，也是自己骗自己吧。
1967年上半年，孔丹被放出来以后，我们开始很理性地去调查文化大革命，调查中央文革小组去了。我们认为中国这事是让中央文革搞坏了，毛也有责任，但没想那么深，也没想直接去质疑毛。后来，我们就办了个小报，起名《解
放全人类》，主要是想清理红卫兵的思想、红卫兵运动，为此还到外地去调查。第一篇社论是孔丹主笔的，标题是“从解放红五类到解放全人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体现出很理性的反思。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解放全人类》大概
出了三期，现在不知道哪里还能找到。
当时，“四三派”成了运动的主流，我们成了非主流。只要上面来什么运动，我们就挨整、写检查。现在一些当年的“四三派”的人写回忆录，讲的多是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他们所受到的歧视和压制，但对他们
在文革中夺权后，紧跟中央文革，表现出一种更激进的思想，对“老红卫兵”的打压却闭口不谈。他们长期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制度的迫害，但一旦翻过来搞的还是阶级斗争那一套，到现在都不觉悟，都没有反省，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根源及影响还缺乏更深刻、更理性的认识。过去我们在四中威信一直都很高，心里看不起那些“四三派”，也不买他们的账，他们也拿我们没有办法。记得有一次，我和孔丹去校广播室，宣传我们的观点
。那天，正好是学校副校长在广播室播念他的检讨，我们俩冲进去抢过麦克风就讲。孔丹主讲，刚开始讲，就被他们掐断了。其实，我们当时就是认为“四三派”怎么能当权呢?中央文革小组怎么能领导呢?后来，学校军管会搜集了很多
材料，认为我们是反文革、反中央文革小组的、反江青的，就把我们抓起来了。
抓孔丹的时候挺戏剧性的。那天他正在李三友家的大杂院里跟三友下围棋。领头的就是现在一个号称经济学家的“四三派”小头头，他长得瘦瘦的，像个螳螂样。他进来一看，本来奔着李三友来的，没想到孔丹也在这里，一下紧张
了。他第一反应就是两手一前一后举起来，大叫一声：大家不要动!活脱脱一个舞台亮相动作。孔丹问他，怎么了?他说，抓你们来了。孔丹说，是吗?就你们?抓我们来了?!孔丹后来老学他这个亮相姿势。
抓我的时候，我正在家。我们那个院子是个大杂院，院套院。前院的人听到有人正在打听秦晓，见架势不对，就跑过来对我说，有人抓你来了，赶紧跑吧。我说，跑什么跑，不跑。然后，进来一帮人，有学生、有老师，还带着居委
会的人，进来就宣布军管会决定对我拘留，还搜走了我写的一些文章的草稿。他们说，凭这几张草稿，就可以认定你的观点是反动的。我当时就觉得好像要经受铁窗烈火、带镣长街行的感觉，豪气顿升。我以为会把我往囚车上一押，我
那感觉就出来了。结果出门一看：没车?我还想，怎么没车呀?结果只好走路，走了好远才上了无轨电车。我对他们说，我可没带钱，你们买票吧。真窝囊!白显英雄气概了。
李三友被关进来，他是高唱着《红灯记》中“临行喝妈一碗酒”进来的，我一听就知道三友到了。那次一共抓了四个人：三友、我、孔丹，还有刘辉煊。我们被关在学校里头，没过两天，我们就把口风串好了。孔丹有经验，我们心
里也没觉得犯了什么错误，反而认为我们是正义的，所以也不怕他们。第二天，我们提出来要锻炼身体，先是跑步，一个人带头，其他人跟在后面，跑到中途就开始互相串供。关我的那个屋子对面是厕所，我在屋里坐着，孔丹上完厕所
后，用手指了指，孔丹走后，我上厕所，把那个纸条拿出来看。孔丹还给我送西瓜，在西瓜里面放个条子。串供后把什么事都推得一干二净，就跟共产党搞地下工作似的，死活不认账，没有这些事。他们在我妹妹的笔记本里找到了一首
反中央文革的诗，是京工附中的李丹刚写的。我就利用他们让我回家取东西的机会，跟我妹妹说，你就说串联的时候一个人给你的，你就抄下来了，那个人你也不认识，那诗也看不懂。反正，我们是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承认。就这样
大概关了有两个多月吧。然后，就不了了之了。可是，还是不允许我们离开学校，说，你们都是党员，等到运动后期处理吧。我们也没理睬他们，后来就自己去内蒙插队了。
插队内蒙古
我们被放出来以后，没多长时间，学校就开始分配工作了。第一批是当兵，第二批是当工人，这跟我们都没啥关系，也不让我们走。据说，第二批当工人的，工厂在青海西宁、乐都这些很偏僻的地方。就这样，我们也根本不敢奢望
。第三批是北大荒，我们还真跑到东北农垦兵团驻北京办事处去了，要求报名去北大荒。人家后来答复，你们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你们是危险人物，是要受控制的。北大荒属于边境地区，万一有点闪失你们不就跑过去了?我们负不起责任
，你们还是回去吧。到最后，我明白了，学校的意思就是：你们几个甭想走，得整你们。
1968年10月，到内蒙插队的师大女附中的刘进，回京买文具和生活用品。她告诉我们，内蒙老乡怎么热情，草原怎么美丽，怎么浪漫。我们在北京已经被整得乱七八糟了，而且，总要寻求新的生活吧。可我有个习惯，从小不吃羊肉
。因为小时候，我哥哥弄了个烧饼夹羊肉给我吃，因为是凉的，吃得我差点吐出来。从此以后，我就再不吃羊肉了。有一次，家里骗了我一次，包的羊肉饺子，却告诉我是猪肉的，被我吃出来了，于是，我就发火不吃饭了。以后，我们
家做饺子，都是做两种肉馅的。可是要去内蒙，我知道非要吃羊肉了，这关如果过不去，在内蒙怎么生存啊?于是，我一咬牙，离开北京之前到西单商场饺子铺去吃了顿羊肉饺子。一下吃下去两盘，感觉还可以，就决心走了。从此跟羊肉
结下不解之缘。
当时对离开北京没有太复杂的思想斗争，也没什么浪漫情怀。尽管如此，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还是很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过去的革命家都是从农村起来的嘛，而且解放以后，农村也搞过四清运动。要了解中国的社会，先要了解中国
农民的情况，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就去呗。我们也没犹豫，扛起背包就走了。我们坐火车、坐卡车走了两三天才到了内蒙阿巴嘎旗。到那里后，觉得挺好，有解脱的感觉。我和三友、冯江华、路书奇、狄阜平五个人都是四
中的，彼此都熟悉，经历也差不多，而且还都是世交。另外，还有几个师大女附中的，她们是一拨。我们到内蒙阿巴嘎旗，知青办说我们不是正规途径来的，没有介绍信，不分配我们。于是，我们就在旗里呆了一个多月，住到大车店里
，是男女混住的那种。有时早晨起来，见一个老太太睡在我旁边!挺不适应。
我们每天都跑到知青办去，帮知青办刻蜡版、帮他们干活、跟他们聊天。知青办的人都觉得很少见到我们这样的，说文化有文化，说思想有思想，而且我和三友还都是学生党员。后来，他们被感动了，正好赶上毛主席发表那个最高
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于是就把我们分配下去了。我插队的具体地点是，内蒙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额尔乌登大队，属于边境的二线。
安置我们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我们有安置费了，住房也在知青点给我们解决了，然后，再把我们分到放牧小组，就跟老乡一起住蒙古包。有时候回知青点来换个衣服，取个东西，但不会在那里长住。老乡特热情，把我们看成是
北京毛主席派来的人。大队里也有两派，这跟家族渊源有关系。我们刚开始去时，是一派当政，后来，又由另一派当政了。我们从来没站到哪一派方面去，可能在私交上，跟这边亲近点、好点，那边可能交往少点。翻过来、调过去的，
说的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其实都是家族斗争，挺复杂的。
草原之寒
我到内蒙草原的头一个印象就是冷，而且不是一般的冷。我们穿的是皮裤、皮德勒(皮大衣)、毡靴子。皮德勒是用七张羊皮做成的，很大，穿在身上，下摆可以拖到地上，把腰带系起来，大衣里边还能揣很多东西。按理说，这样穿
起来，应该挺暖和的吧?问题是，如果你在外头放一天的羊，冷风也把你给吹透了。回到蒙古包里，可以喝碗热茶、吃顿热饭。蒙古包中间有个烧牛粪的灶，还有个像雨伞样的顶，烟筒从中间伸出去。晚上除非有一个人不睡觉，不断地烧
牛粪，才能保持温度。但是，人都要睡觉，所以就等到牛粪变成红色、没有烟的时候，拿个布垫着，把烟囱撤下来，把顶盖上，靠灶里的余热来维持。所以，牧民冬天睡觉从来不脱衣服。
蒙族人睡觉的标准姿势是要先把腰带解下来，把皮裤脱到大腿上，然后，把皮德勒披在身上，先趴下，然后再转身，旁边老太太帮你把周边掖好，就不能动弹了，你整夜不能翻身，不能动的。刚睡的时候还暖和，等到半夜就比较冷
了，灶里的余温不足了。不像内地农民冬天热炕头上一坐，喝点酒，没有这样的事。早晨起来就好了，因为家庭主妇已经先起来烧茶了，火也升起来了。起来时，把皮裤一提，皮德勒腰带系上，再喝茶。
夜里上厕所，可是个大事。蒙族人上厕所很有特点，无论是男的、女的，都是这么一转，把袍子转开就蹲下来上厕所，利用袍子来遮羞和挡风。有时
作者：莫非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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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 莫非 - (14864 Byte) 2011-9-03 周六, 上午11:08 (416 reads)
- 再续 -- 莫非 - (11131 Byte) 2011-9-05 周一, 下午4:51 (423 reads)
- 二呢？完了没有？ -- 马悲鸣 - (0 Byte) 2011-9-04 周日, 上午1:25 (29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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