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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转帖]为马悲鸣网友转——秦晓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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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转帖]为马悲鸣网友转——秦晓口述   
所跟贴 [转帖]为马悲鸣网友转——秦晓口述 -- 莫非 - (22885 Byte) 2011-9-03 周六, 上午11:05 (1161 reads)
莫非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685

经验值: 9737
文章标题: 续 (421 reads)      时间: 2011-9-03 周六, 上午11:08
作者：莫非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草原之寒

　　我到内蒙草原的头一个印象就是冷，而且不是一般的冷。我们穿的是皮裤、皮德勒(皮大衣)、毡靴子。皮德勒是用七张羊皮做成的，很大，穿在身上，下摆可以拖到地上，把腰带系起来，大衣里边还能揣很多东西。按理说，这样穿

起来，应该挺暖和的吧?问题是，如果你在外头放一天的羊，冷风也把你给吹透了。回到蒙古包里，可以喝碗热茶、吃顿热饭。蒙古包中间有个烧牛粪的灶，还有个像雨伞样的顶，烟筒从中间伸出去。晚上除非有一个人不睡觉，不断地烧

牛粪，才能保持温度。但是，人都要睡觉，所以就等到牛粪变成红色、没有烟的时候，拿个布垫着，把烟囱撤下来，把顶盖上，靠灶里的余热来维持。所以，牧民冬天睡觉从来不脱衣服。

　　蒙族人睡觉的标准姿势是要先把腰带解下来，把皮裤脱到大腿上，然后，把皮德勒披在身上，先趴下，然后再转身，旁边老太太帮你把周边掖好，就不能动弹了，你整夜不能翻身，不能动的。刚睡的时候还暖和，等到半夜就比较冷

了，灶里的余温不足了。不像内地农民冬天热炕头上一坐，喝点酒，没有这样的事。早晨起来就好了，因为家庭主妇已经先起来烧茶了，火也升起来了。起来时，把皮裤一提，皮德勒腰带系上，再喝茶。

　　夜里上厕所，可是个大事。蒙族人上厕所很有特点，无论是男的、女的，都是这么一转，把袍子转开就蹲下来上厕所，利用袍子来遮羞和挡风。有时候，到蒙族人的家——浩特里去，主妇正在那蹲着，还跟你打招呼，唉，你来了。

其实，她在那撒尿呢。我们不会那么转。所以，要大便的时候，首先互相鼓励，走吧，早晚要拉。走到老远草高的地方，然后把皮德勒拉到头上，这么拉上来，底下冻得要命。旁边还有条狗等着吃你的屎。撒尿时，撒到地上就是冰，哇

，冻得受不了。还有一次，我们刚到那不久，不懂得要把蒙古包顶盖给拉严实了，等早上起来的时候，怎么就觉得是睡在雪地里?蒙古包里、身上、被子上全是白白的雪，好半天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发现顶没拉上，雪都进了蒙古包里

，把我们盖上了。

　　还有一个“冷”的事，就是洗衣服。我们洗完衣服后，就系在蒙古包的棕绳上，怕风吹跑了，还把衣服袖子系成一个疙瘩。老乡见了，问我们这是干什么?我们说，晾衣服啊。老乡说，你这衣服明年五月份再穿吧。我问，为什么?他

说，衣服冻上了，你根本就解不下来，硬要解就得破了，等明年五月的时候，化冻了你们才能穿这衣服。

　　我们的生活用水，夏天从井里头打，到河里头拉。蒙古包附近一般都有河，定居点有井，用一个装着木桶的牛车去拉水，拉回来，搁在那，喝完了再去拉。冬天，就在河里凿冰或者把雪化了用。家庭主妇干的一件事，就是化雪水，

然后过滤，因为雪里头有稻草、牛粪。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一牧民家里吃饭。我坐得很靠里，光线较暗。我接过一碗面，吃着、吃着，吃到一个硬东西，有点像肉，可怎么嚼也不像是肉，有纤维。突然，我想起来了，这是冻硬了的牛粪

。

　　我们那里没有小队，也没有村的概念。我们那个大队的面积，纵长一百多里。我们冬天骑骆驼，夏天骑马。冬天，马没有青草吃了，而骆驼养了一夏天，就可以骑了。知青住的也很分散，有时候大家也聚聚，不过都离得很远，要骑

马往一块凑。有一次过年，我们去看一个五保户老太太，帮着她包饺子一块过年。我们带着案板、菜刀、肉，赶着马车去。结果，过河的时候，那匹马怕冰，惊了，把我和三友全给摔下来了。这马惊了一路，最后把那辆车也甩掉了。我

们追不上，只好第二天骑着马沿途去找，一直找出去四十多公里，一路看到刀、擀面杖，都在雪地上，回来再看那匹马，瘦得不行，在那吃草呢。

　　我们每次回北京时，都先从大队骑马走十几公里路到公社，再从公社坐车到旗里，班车是七天一趟。然后，再从县里头坐长途车到赛汗塔拉，中间还要住上一晚，再从赛汗塔拉坐从二连开往集宁方向的火车，经大同转车回北京。所

以，上火车之前的这段路，全得搭车。搭车就得求那些粮食局的、商业局的司机，得跟他们商量，伺候他们喝酒、吃饭。汽车司机是草原的“王爷”。有个女的，她的小孩病了，要搭车。司机不让搭，她火了，说你这么为难我们啊，将

来我要让我儿子当司机。那个司机说，那你就等着你儿子当司机吧，更不拉她了。那些司机每天喝得醉熏熏的，我们还得伺候他们，早上发动车的时候，还得我们给摇车。而且，前面驾驶室里副驾驶的位置只让女的坐。我们只能披个大

皮袄，坐在车斗里，顶着漫天大雪，走上两天。回来时也是这样。所以，要说起“冷”的事真是太多了。

　　[1]《联动宣言》使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


走出烏托邦

秦晓口述（三）


　　
牧区生活

　　我们的劳动方式是分散放牧。这一点和农区知青点不一样，农区知青点就是给他们安置费，可以盖房子，配上家具配上必需品，住在一起，每天下地。牧区是两、三户为一个小组，负责一群羊、一群牛。男的放羊、放牛，女的守夜

。还有的是放马的，但队里只有两群马。我在内蒙四年，基本上都住在牧民家里，我放过羊、放过牛、还打过井、种过菜、种过莜麦、垒过羊圈，除了放马没干过，其他的活都干过。放马需要能人，我们中间只有冯江华放过马。

　　我们开会、学习、念文件，都是说蒙语。蒙族牧民文盲多，念不了文件，都是我们来念。不过我只会讲，不会念，现在都忘了，讲不出来了。

　　那时队里评工分，基本上跟评先进分子似的，很左的。晚上大家开会评议，谁思想觉悟高，谁的工分就高，而不是考虑多劳多得，很多老实疙瘩都给评得高。不过，我们知青没挨着饿，因为我们是吃商品粮的，种莜麦是当饲料用的

，每年都发粮票买面，所以粮食不缺。钱是按工分发的，我第一年赚的钱按当时的标准不算少了，除去买点零食、生活用品还够回北京的路费。虽然环境恶劣，但是生活水平比许多农区要高多了，我在生活上不用家里任何补贴。当时，

孔丹在陕西插队，孔栋在山西插队，都没啥钱。我们还约上他俩，一起到井冈山、黄山走了一趟呢。当然，也要钻点空子，一张火车票邮寄回来两人用，要不预算也不够。

　　我们家当时也没钱，父母的工资也都被扣发了。每次我回北京，还让我给家里带肉、带黄油。大概是插队一年多以后，我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我记得那时我爸爸刚放出来不久，在厨房做饭，我在旁边看着，他边做边问我在内蒙的生

活等各方面的情况。我就跟他讲，讲着、讲着，我发现他做菜只有这么一小碗的肉末。我想，在内蒙都是吃大羊腿，这点肉够谁吃啊?我也不好意思说，继续回答问题。我爸爸把那肉末炒好了，把大部分搁一个碗里，放到柜子里头留到下

顿吃，剩下一点肉末来炒豆角。我想，完了，这么点儿怎么够吃啊。

　　在内蒙我被狗咬过一次。多年以后，我在香港见铁板神算大师董慕杰，还被他给算出来了。他给我写的就是“被狗咬，天注定”。那年冬天，我去打井。内蒙地层冻得很深，不用护井，头天把牛粪点着化冻土，第二天再挖化掉的土

层。有一天天快黑的时候，我拉个牛车到牧民家去讨牛粪。刚巧那家没人，他家的狗刚下了狗崽，护崽子。牧区的狗认蒙古人打扮，而我是汉人的短打扮，腰里系个草绳。那条狗欺生，一开始就对我叫，我也没当回事。过了一会，它就

开始对我呲牙了。我想，这下坏了。我手里也没拿东西，只能用手赶它，它就老要窜上来。我边轰边退，最后退到蒙古包了，心想我到家了，该没事了吧?谁知，就在我扭头开蒙古包门的时候，这狗就扑上来了。狗咬人不是上来就咬一口

，我当时穿着皮裤子、短皮袄，想它咬也不会咬到肉。可它不是这么咬，它先是咬住你的腰部，把你拽倒，然后把你的裤子撕开，再上去咬肉。我当时是双手抱着头，两个脚蹬。那边的牧民跑来了，拿簸箕敲着，把它按住了，可它还是

咬了我的屁股。狗嘴是最脏的，被狗咬了的地方永远好不了，一到气候变化就会发痒。

　　最严重的是我们那儿正闹狂犬病。据说是有条疯狼，下山把一头猪咬了，猪疯了又把狗咬了，那个地区狗就得狂犬病了。在我之前，就已经有几个人被咬了。其中一个是我们大队的一个能人，他有条狗，跟他关系特别好。他每次放

马回来，狗都跑上去跟他亲热。他妈妈也很有名，年青时也是个放马能手。一天，他妈妈告诉他，你的狗不对了，狗的眼睛发红。他不相信。第二天他再跟狗亲热的时候，那狗就咬了他一口。他知道狗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咬他的，就果

断地拿起马棒把那狗一棒打死。然后，他都没来得及和他妈妈说话，就骑着马跑到县城打了狂犬疫苗。他打的那针是医院的最后一针了，等我到那儿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药已经没有了，你赶快回北京吧。我就赶回北京。那时北京已经消

灭狗了，医院没这种疫苗，后来还是到药品进出口公司买到的，然后带到医院去打，每天一针，打了十四天。我在家里歇着，查了一下书，狂犬病潜伏期是十四年。我那帮朋友们都来看我，有点像是要告别的意思。

　　说到狼，草原上狼是很凶残的。它不像狮子、老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狼是群体的，但没有得到头狼地位的公狼不能和母狼交配，有性的压抑，所以很凶残。狼晚上来吃羊，并不直接吃，而是把羊裹走，裹到山上慢慢吃，而且还玩

羊。我们刚去时，有一天一位知青发现她放的羊少了，我们都很紧张，把羊都赶到羊圈里头一只只地数，结果少了几十只，而且，还是一个自留羊的羊群，这些羊是牧民的额外收入。这事就大了!着急呀，到处找。后来，老乡说，你们的

羊被狼圈在山上了，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见。狼把羊群圈起来，慢慢吃，当成它们的库存了。等我们把羊救下来的时候，发现有的羊已经被吓死了。

　　在内蒙还有一次差点被蛇咬了。我当时住在老乡家里头，旁边是一个小孩和一个老太太。我刚睡着，觉得手上凉了一下，我一下醒过来，心想是不是小孩碰到我了?一看，不是。我马上反应，是蛇吧，立刻起来了。我跟那老太太说，

有蛇。她点上灯，把我的被子一掀，一条蝮蛇就爬在我的被子里头。内蒙的蛇基本都是毒蛇，扁头的，秋天冷，就钻到我被子里头了。老太太把小孩叫起来看蛇，他们要从小教育小孩蛇是害人的。老太太就跟农艺师似的，拿火筷子把蛇

夹住，挑出去，让小孩看着把它打死。

　　我经历的另一次“劫”是差点让铁丝给勒死。那次到公社去参加一个婚礼，快结束时，我出来给我的马饮点水。我骑着马去公社的水井，没看见井旁边有根搭衣服的铁丝，我走着、走着，唔，这么一下子，铁丝正好勒着我脖子了。

幸亏，勒着我之后，马也有感觉，就站住了，可我还是被勒在那里下不了马。我就憋着气，憋了一会，我那马好像明白了，往后倒了两步，我才下了马。下马之后，胸口像要炸掉一样，但却吐不出气来。我趴在马鞍上用脚使劲跺，大概

用了二十多分钟才把气慢慢吐出来，我也算是知道上吊是什么感觉了。脖子的一层皮被勒下来了，全是血，老乡帮我抹了好多香油，说是土方，可以消炎。

　　启蒙与反思

　　到内蒙之后，我觉得北京人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没觉得这个世界突然变了、不能生存了。我从来没有那个想法，精神状态挺好。说真的，现在的人可能不会相信，那时候我们就没想到以后还能回北京。我当时也遇到很多涉及前

途的问题，比如说，我是基干民兵，有卡宾枪，短的那种，枪长了背着上马会蹭马屁股。我放羊、放牛的时候，都是背着枪的，而且还要参加训练。后来，内蒙清理“内人党”，我被调到盟里去搞专案。有一天，盟里负责搞专案的人找

我谈话，说现在队里生产很忙，让我赶快收拾东西回去。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到学校去外调我们，学校说我们几个是反中央文革小组的，有政治问题，不能干这事。于是，把我专案组的差事给免了，枪也缴了。不过，我也没觉得这是什

么大事，回到队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时候，对理想主义的改变和破灭，仅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我们会想很多问题，想文化革命、想毛泽东，林彪出事后想林彪的事。还有，我们和一帮朋友通信讨论，看书、学习，当然也看些小说。我觉得看些书对我是有影响的。那

时候，书也很难搞到，图书馆根本不往外借书。还好，我妈妈有个同事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我就通过她把书硬是借出来了。

　　我觉得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这样几本书：一本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是认真读的，给同学写信还引用过里面的一些话。罗曼罗兰讲的是“呕吐论”，他说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

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这是一种科学、理性的思想。我也认为自己需要呕吐，很多东西是值得批判，需要反思的。还有一本是夏洛特的《简爱》，讲述的是爱情的力量。在看这本书以前，我对爱情没有特别的感觉

，看过以后很震撼。再有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讲了两代人的思想差别和感情。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可能是一个和父辈不同的世界，需要有一种新的思维。这三本书是当时我最喜欢的，对我影响都很大。后来，我还

读了屠格捏夫写的《贵族之家》、《猎人日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也都特别好。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雨果的《九三年》我就不是很喜欢了。

　　当时的内部书籍：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我们都找来看。黄皮书是小说。优秀的作品有《冬天的童话》、《麦田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娜娜》等，还有一本是苏联的《这位是巴鲁耶夫》，那是很现代的、意识流的

作品，用的全是现代语言。灰皮书是一些政治类的书籍，像《托洛斯基传》、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篇非共产党宣言》等，也看了不少。白皮书是一些史料。

　　那时候，我们对中国出现的动乱，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看法，对毛主席的认识，已经形成了。我记得，我和刘进、三友已经开始议论毛主席了，说文化革命搞得那么乱，出现大规模的群众武斗，把过去的基本队伍——广大干部和工人

阶级打成保守派，已经不仅仅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了，跟主席有很大的关系。刘进当时说过一句话，她没有直接提毛主席，只是说：反正什么事都是“他”对，实际上是直接质疑毛。那已经是很大胆的了，我们都表示很赞同她的观点

。到内蒙后，就想读马列的书，是想看看马列是怎么说的，毛主席是不是按马列说的做的。当时读马列的书还受到了批评，说你们为什么读马列的书，不读毛主席的书?

　　“九?一三”以后，我们看得就更清楚了，到我们这儿来的知青也越来越多了。一开始还没那么多，后来，各队的知青都有跑到我们这里来住上两天的，我们一块唱歌、喝酒、聊天，进行交流。我们与外界的交流多是通过写信，然后

回北京时聚会。我那时候写了几封信，我在信里写，我现在只认同毛泽东的《实践论》，把它作为一个认识论、方法论，别的都要重新认识、评价。我写出来就在朋友之间传看。后来三友说，你一定要烧掉。大概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时候，我看形势不对，这信要是被人找出来，会要我的命了，就给销毁了。

　　我们那时更多地不是从个人角度去考虑自己受到的迫害，而是从一代人、从整个社会去思考这些问题。虽然生活在一个草根阶层的环境里，但还是有种精英思想。同时，把“接受贫下中农教育”作为体验和感受真实世界的实践。你

到了这个环境中来，周围的牧民很朴实，那种朴实的劳动者形象，就会对你产生影响。有的牧民还真聪明，也没学过什么无线电，可半导体收音机坏了，他捅咕捅咕就修好了。后来，大队买了汽车，他也能修车，现在想起来都挺怀念他

们的。后来，有些蒙族牧民到北京玩或者看病，来了就住到我们知青家里，我们都会陪他们玩，联系医院。

　　我后来回过牧区两次，其中一次是带我女儿一起回去的。我女儿是在国外长大的，我们爬到我们队的山上，放眼看去，那草原跟海一样无际，看不见一个人，只有一群马在山上吃草。我女儿后来说了这么一句话：爸爸，你们这儿的

老乡和一起插队的朋友都是好人，可能跟你们在这样的草原环境里生活有关系。不像那种人挤人、人斗人的，互相没距离的环境。确实，辽阔的草原陶冶人的心境，使人变得包容、开放。

　　生活轨迹的改变

　　大概是1972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了。从1968年底到1972年5月，插队的时间已近四年，那时已有不少知青返城了。可能是内蒙的知青少，地方大，国家给的招生名额就少一些。我们几个知青当时在北京，听说招生的来了，赶紧

从北京往回返。第一批是外语学院，要二十一岁以下的年轻人，说我们都超龄了，我们挺失望的。接着，第二批来了，我一看，学校太差，专业也太偏。我想，学校差点，那就找个通用的专业吧。山西矿业学院机械制造系是学通用机械

，而且属于一机部管。于是，我选择去那里了。后来，旁边的一个地区的生员不够，听说我们这批知青都是北京四中、师大女附中的高三学生，就跑过来了。招生老师问我，北大地球物理系，你愿不愿意去?我说好啊。他就当场定下要我

。后来，山西招生的人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对我说，你这样不行啊，你都答应我了。而且，我也给领导汇报了，你要是变卦，我交待不了。那时候人都特老实，觉得答应人家在先，那就还是去山西矿业学院吧。何况我当时还是背着点小

问题走的，人家招生时已经不计较这些了。于是，我去了山西矿业学院。路书奇调到自治区外办，冯江华去了吉林化工学院，宋彬彬(宋任穷之女)到了长春地质学院，狄阜平去了西安交大，只有李三友没走成。

　　我老家在山西孝义，跟山西还是有缘。我到山西一看，觉得真是落后，干部素质挺低，学生也不怎么可爱。不像内蒙，有大草原，人之间的关系也很纯真，相形之下有时非常怀念内蒙。当时因为很多学生没有高中学历，入学先补习

半年的高中课程，我提出来不去上课，直接参加考试。那老师好像被我唬住了，一想，我是北京高三的学生，也就同意了。

　　我当时认为：要把数学、外语学好，这两门课是基础和工具。于是，我利用这段时间把高等数学自修完了。我觉得自学和讲课还是不一样的，我选了好几种教材：有同济大学樊映川的读本、有哈军工苏联斯米尔德洛夫的教材，还有

清华大学新出的教材。我稍微比较了一下，还是清华的好。清华教材薄，在你不易懂的地方讲得很清楚，易懂的地方就不罗嗦了。剩下的那几本则相反，在易懂的地方反复讲，不易懂的地方一带而过。要不仔细对照阅读，不会发现这问

题。另外，我要学英语。我问我爸爸，在太原能不能找个能教外语的人?他说，嗨，还真有这么一个人，专业不算一流，据说英语很好。他是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教外语的国际关系学院沈葆青教授的哥哥，叫沈葆诚。他是1949年去美

国的，在美获化学博士学位，1959年回国时是我爸爸跟他谈的话，把他分配到了太原燃化所。我就拜他为师，找了一本专为外国学生编写的英语教材(《Essential Englishi--special for foreign student》)，我觉得那教材就是放在现

在也还是一本很成功的教材。沈老师完全用聊天的方式教我，这样，他把我的学习兴趣调动起来了。每到周末，我都跑到他家里去学。他的太太、小孩都不在太原，他自己一间房子，弄个电炉子做饭。他是苏州人，爱吃，讲完课后，他

就带我下饭馆。我一直跟他学，混了有二年多的时间，给英语打下了基础。

　　我到山西时想法已经比较务实了，那就是要读书，毕业以后要工作。我们上高中时候，向往的都是学工程物理、工程化学，搞原子弹、自动化啊，机械系谁上呀?认为机械系不是最好的学生上的，只是容易考。当我们接触实际以后，

才慢慢知道，机械工程是通用的，将来找工作或再学点别的知识，都是个很好的基础。

　　那时候，我跟育才的同学还一直都有联系。育才的同学都比较单纯、老实。我上大学后一直跟初中的一个女同学通信，但信里谈的都是学习心得，也没有谈其它什么。我们那时候20多岁了，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中青春的萌动也来得迟

。只是有点朦胧的感觉，好像跟她通信有种特别的感觉和动力。后来好像没有什么过程，恋爱阶段就结束了。

　　当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年，华国锋搞了“洋跃进”，燃化部进口许多设备，需要懂外语的工程师。于是，就到我们学校里招学工科的去培训外语。我被招上了，集中到北京学外语。当时因为可以解决进北京户口，请的老师也都很好

。实行听、说领先的口语化教学，以应对将来跟外国专家打交道。集训了大概一年半，每天就是听啊、说啊，老是在练习。等我出来的时候，燃化部已经分成好几个部了，我1976年被分到煤炭部。

　　转折的年代

　　1976年1月8日总理去世，对我的触动很大，虽然没有哇哇地哭，但心里总觉得总理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四?五”事件时，我也到天安门广场去了。那时候去天安门的人真不少，大家都很激动。广场上的花那么多，越堆越高，而且

，还有不少人在广场上演讲。每个人都在议论、思考。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想到今后的国家命运，不只是悲痛，还有理性。

　　那时，毛主席开始还批评四人帮、江青，后来他找毛远新传的那些话，都是批评邓小平的。我当时看到邓小平带来的希望又让他给打下去了，就跟我爸爸说，毛主席会用江青。我爸爸说不会。这表明我当时对毛已失去了希望，没信

心了。毛主席去世是件大事，可我没有感到悲痛，当然也不是幸灾乐祸，但内心总有点“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那种感觉，觉得他再这么搞下去是不行的。

　　四人帮的倒台，我觉得是早晚的事。四人帮被抓，我很快就知道了。当时是徐文连(徐海东之子)跑到我家告诉我的。我立刻跟我的家人说，我们全家都激动得不行。我清楚记得，在四人帮倒台后的1978年11月14号早晨，我坐在汽车

里，听到播送为“四?五”运动平反的社论。[1]我听着、听着，眼泪就掉下了。那文章说得特别好，说到我的心里去了，很解气，语气不是很张扬的，但讲道理，有很强的穿透力。

　　到煤炭部工作后，我连续四次去国外考察。1978年出国，坐大轿车，车里边有厕所、有办公桌。我们坐着这辆车把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全部绕了一圈，看得很细。代表团的任务就是引进设备、考察技术，我给领导当翻译，口译

还能应付。当时出国的人还不多，我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围着我，让我讲国外的情况。我告诉他们，国外的一份报纸，有几十页或上百页之多。他们不能理解，报纸怎么这么厚啊?我出国后，发现人家物质那么丰富，包括罗马尼亚，都比

我们那个时候先进得多。咱们驻外使馆的人说，国内外的差别太大了，咱们是开始建设现代化，人家已经是在享受现代化了。

　　欲穷千里目

　　1978年开始恢复招研究生了。当时我还在煤炭部工作，没考。1979年又招第二届研究生，孔丹、马凯都考上了，我又没考。到了1980年，我说，我不能老是顶个工农兵学员的头衔，我得去上个学。于是，我就要求请假。当时我是部

里的业务骨干，而且正在筹备一个国际会议，当时的煤炭部副部长是贺秉章，他知道我，因为我们管出国考察、国际会议这些事，所以，他经常把我们叫过去汇报。他先是不允许我请假。我说，那我就请短点，只请一个月或者二十天，

他经不住我磨，就批准了。

　　我是1980年入校，读的是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制两年半。读研究生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我们班里只有两个学经济的，多数是跟学工科的人一起上大课，像复变函数、梁昆淼的数理方程等都是上大课，而且，还要有学分。可

那些课对学工程的有用，对学经济的没用。我们只要学应用数学就可以了，如概率论、数理统计、运筹学等，因为做数学模型需要。于是，我就找导师要求调整课程，不上复变函数。导师问，复变函数你怎么能不上啊?他觉得他的学生不

学高难度数学很没面子。我说，经济学里面、现实生活里面，没虚数，都是实数。我这一句话，讲得他说不出话来。我又提出，那个数理方程，一道题，能写一黑板，做一个礼拜。我说，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我不上这两个课，能腾出

多少时间啊。后来，导师同意我不上那些课，我就利用时间读了大量经济管理的书、专业技术的书。那时市面上已经开始有很多种关于经济管理的书了。我也是各种书都读，那帮经济学家，捷克的奥塔西克、匈牙利的科尔内、波兰的兰

德、布鲁斯，我比较喜欢匈牙利的科尔内，对他的理论印象很深。

　　那时《资本论》是一门主课。虽然《资本论》很难读懂，可我还是当功课去看的，包括好多辅导书。所以，我对《资本论》还算是下了点功夫。后来，1997年我到中央党校学习，还是学《资本论》。我就跟老师讨论《资本论》。我

说，老师，这书我读过，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她说行。我说，《资本论》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马克思的理论是经济决定论，历史的发展、文明的演进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而不是由某个单一的因素决定的;第二个是他的假设是资源

无限的，他认为只要解决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就会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来;第三是他假设人不是理性的，工人只要掌握了生产资料，就会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资源稀缺和理性假设是现代经济学

和市场机制运行的两个基础性前提。老师当然不赞同我的观点，但也未能正面回答这些问题。当时，孔丹也在那个班里，他就在后面拽我，因为党校里有中组部的代表，他怕我被抓了辫子。

　　研究生的后期，我的毕业论文早就做出来了。我学的是管理，管理的论文很难写。我的导师是系主任，他给我出了个题目，用投入产出法这个模型。我下了很大的功夫，最后论证出这个模型不适合我研究的经济问题。我就把我的研

究写成个小论文，交给了导师，这下导师没话说了，同意我自己定个题目。

　　我就自己琢磨了另一个模型——“逐步回归模型”，研究煤炭成本。当时煤炭部遇到一个问题：采掘业在保持设计生产能力的条件下的生产活动，到底是扩大再生产还是简单再生产是分不清的。比如，保持一百万吨产能的煤矿，煤

层采完了，要开新巷道或在新的位置上打井，这就相当于建一个新矿。所以，这既是扩大生产又是在简单再生产，这是采掘业产业性质决定的。而煤炭部每年向计委要钱，计委就说我原来已经给了你那么多钱，你有这么多的能力，怎么

还要钱?谁也说不明白这些事。我就想用我的模型来说明这个成本是递增的，因为煤越采越深了，越采越远了，所有的工程、电力(通风、排水)、运输等成本也都跟着上升了。

　　我当时也没跟我的导师说，就先去北京郊区几个煤矿调查，然后到煤炭部的资料室查资料，把数据尽可能全面地采集了。那时候，我本来已经戒烟，当研究生也没钱了。可是，到煤矿要带烟，还得买点好烟带去。到了矿里，跟人家

见面，先要把烟递过去。自己不抽，把这盒烟拿回来揣兜里怪不好意思的，索性一盒都给了人家。这一盒一盒送，我也吃不消，我想还是自己抽吧，就又开始抽烟了。

　　我的导师这时急得要命，老问我题目定下来没有?我说不着急。调研完了之后，必须打报告去申请计算机的费用了。我还是没跟导师说，担心在计算中会失败。我找了一个同学，在国防科委的计算机站算了一下。结果，算出来数据特

漂亮，我这心里高兴呀，这才告诉了导师。导师也松了口气。我跟导师提出，论文完了，我要答辩，部里工作还忙着呢。他说，提前答辩要花好多钱，你还是跟大家一块去答辩吧。于是，我就等了一段时间。总算顺利通过了。

　　关注经济改革

　　等答辩那段时间闲了，就到图书馆找书看。我先看了本梁羽生的《书剑恩仇录》。这书当时刚开始流行，还真好看，我很喜欢。可我一想，这类书我不能看，如果继续看这类书，我是要入迷的，那就什么事都干不了了。从此，什么

古龙、金庸的书，我是一本不看。后来回北京，岐山、王军、孔丹他们都看这些书，我还是一本也不看。我在这段时间看了阿加沙?克里斯蒂的全套侦探小说，我发现侦探小说跟搞一个科研项目很相像，一开始有点什么线索，什么假说的

，然后，通过在实际中寻求证据和逻辑推理，逐渐缩小可能性空间，最后找到真相。

　　我是通过刘进认识金观涛的。在内蒙插队的时候，刘进曾经到贵州看望她的姐姐刘青峰和姐夫金观涛。那时，刘青峰写了《公开的情书》，刘进当时一字字地抄在一个红色的笔记本上带了回来。我们就传看那个手抄本，我们称之为

“小红书”。就这样，我们也知道了金观涛。

　　《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这两本书虽然在文学史上没什么地位，但在当时社会上是有巨大震动的。这本书我是在草原上看的，旁边牛在嚼着草，书中表现出与传统观念不同的一种新的思维。

　　我们都回到北京以后，跟金观涛见面了。刚开始谈的时候，谈不拢。金观涛好像认为，194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治理方式没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不能接受，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经常跟他辩论。

那时孔丹在读研究生，他想学方法论。当年控制论还没有多少人知道，金观涛就给我们讲控制论。控制论是自然科学方法论。金观涛试图用控制论来解释和揭示社会现象，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他用黑板给我们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讲，包括信息、可能性空间、黑箱、自组织系统、稳态什么的。因为这个关系，我们变成了朋友。后来，金观涛从贵州到北京来参加自然辩证法杂志召开的会议。我就跟我爸爸说，他希望能调到北京

来。我爸爸把金观涛介绍给许良英，他把金要下来，调到北京。

　　八十年初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触及经济体制问题，我的兴趣和关注也由所从事的职业工作转向经济体制改革。我参加了一些讨论，也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和研究报告。当时刘国光编了一套书，是把当时各个领域改革，比如财

政、税收、投资的那些论文集中起来，写了个总序言。这些书看完了以后，基本上对当时改革的主要前沿思想就了解了，但是现在看，那时候对市场体制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

　　反思文革

　　今天回首文革，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自认为是一个纯真的、充满理想的时代。但从现在的认识看，那是一个幼稚的、非理性的、疯狂的时代。其实我对文革、对红卫兵运动的反思在1966年年底就开始了，我们后来接触海淀区的一

些老红卫兵们，他们始终认为红卫兵的那段时期是他们最光辉的时期，他们的思想怎么停留在那个历史点上了呢?虽然当时也很纯真、很激情，然而却是中国的悲剧。

　　回顾起来，我觉得这段历史也有它的必然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类本身就有非理性的一面，在特定情况下都会干出像文化革命那样的事，法国大革命、德国的希特勒法西斯时期的出现也是这种情况，因此，应该用历史眼光看

待这些问题。

　　社会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后，人类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探索和追求。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马克思开始就是一个具有空想色彩的宏大叙事，它的主要理论支柱“劳动价值论”和“唯物史观”在理论上存在重大缺陷，也不

能为实践所证实，经列宁、斯大林又变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经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演变，从最初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一步步异化为专制的政治体制、封闭的意识形态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人的

自由、理性和权利被压抑了，最后异化了。柬埔寨、朝鲜异化到什么程度了?苏联的斯大林的肃反、中国的文革都是一种异化，是激进主义发展到极致的产物。但我们对这个思想脉络、根源并没有做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我们评判文化大

革命，把这个归结为毛泽东的错误、四人帮的罪行，却并没有进一步挖掘、清算它的思想根源。

　　现在再重新认识这场灾难，愈感文革的产生有深刻的思想背景，而且由来已久，根子很深。概括说，是一个激进主义的异化的过程，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毛泽东和四人帮。

　　比如文革前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我们给知识分子带上资产阶级的帽子等，这些事现在看来不仅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诞的。对上述问题，当时一些中央的领导曾向毛主席提出过纠正，主席也同意了，但却遭到

了党内另一些领导人的反对。而这些持反对态度的领导人都是我们非常尊敬的革命前辈，他们在文革中也都受到迫害，但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后人都没有将这一反思追溯到文革以前。

　　翦伯赞是一个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例子，他一生都是跟共产党走的。解放后，把翦伯赞派到北大历史系当主任。北大历史系的人说，历史学家当中有叫翦伯赞的吗?没听说过嘛!根本就瞧不起他。为了让翦伯赞当成这个主任，当时把北

大历史系的一些人调到天津大学去了。翦伯赞一上来，就搞他的“唯物主义史纲”，提出历史要按照唯物史观写，先经济，再政治、文化。他的立场和观点算是够左的了吧?他最后怎么死的呢?是刘少奇专案组的一个军官，用枪对着他，

非要他揭发刘少奇是叛徒。他良心发现，说我不能瞎说，夫妇俩被逼得自杀了。一个老知识分子，曾经那么“左”，一生跟着中国共产党，最后下场是被更“左”的力量逼死。而我们现在只讲这些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没有去挖掘在文

革前他们激进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大折腾以后的中国，没有彻底清理思想，其关键是我们民族没有启蒙的基础，把阶级斗争史观作为评判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用阶级属性解构真、善、美。由此，只能分出敌、我，而不是以人的自由、理性、权利这些启蒙的核心

价值观做评判的尺度。法国大革命中，左派被更左派的杀了，激进主义也是到了极致。但法国彻底反省了激进主义，不然怎么会有今天?咱们还停留在邓小平、胡耀邦做的那些事情上。所以，一帮朋友聊天说给父亲写传什么的，我想如果

停留在革命、理想、共产主义这种思想认识上，而没有对这段历史的更深刻的反思，这种传记经不起后人的质疑和追问。文革后，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异化产生的思想根源做了比较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其中包括周扬的“异

化论”和“人道主义”、巴金的“真话集”、韦君宜的“思痛录”、陆定一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的质疑。更为可贵的是这几个人都是首先反省个人所作所为，而不象多数人仅仅是把自己作为当时政治运动的受害者。

　　我觉得大的历史背景要是不清楚的话，就不可能谈清楚这段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无非是中国历史这场宏大叙事大戏中的一幕，可能是走向异化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很典型的一幕。那么多人上街、破四旧、天安门广场集会、造

反夺权，这已经很极端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乌托邦思想的产物。

　　至于红卫兵的经历给我留下来什么，我觉得，就是被打到最底层后的反思。我首先要承认，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思想是比较幼稚的，可能跟别人比，还没那么疯，但也是头脑发热。如果说还有些理智，但远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

所以，首先应该反思这个问题。但我们在文革中对“四人帮”是有抵制的，对毛主席的一些做法也是难以理解，甚至是怀疑的，在这场运动中也受到了迫害。怎么把握这两个方面呢?我认为有这么三个阶段。

　　整党时，每个人都要准备讲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我这“三阶段论”在文革后整党中成为好多人的范本，全来抄我这个三阶段论。

　　第一个阶段——“阶级斗争”，这是1962年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那正是我们世界观形成的时期，对阶级斗争的理念印象比较深，也无保留地接受了“阶级斗争”观点。第二个阶段是文化革命，提出了“走资派”的理论。这

个理论是阶级斗争理论的继续，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第二阶段，我一开始是有保留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产生了怀疑和抵制。因为这样做实质上是颠覆了我们长期接受的传统教育，也无法接受父辈是反党的、是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到后来的第三阶段，就变成四人帮的“打倒一切、否定一切”了，对这个我是持反对和反抗态度的，也为此蒙受打击、迫害。

　　[1] 编者注：1978年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并为因该事件遭到迫害的所有人平反。此事件被写入历史课本，定性为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人民万岁!》，该报及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检讨在此事件中所做的一切不利于人民的反动宣传。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作者：莫非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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