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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改革死了（2） -- 胡棋源 - (10182 Byte) 2010-3-14 周日, 下午9:33 (200 reads) |
胡棋源
加入时间: 2009/11/02
文章: 268
经验值: 1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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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棋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当今中国虽然在表面上呈现出了极其复杂的形态，具有难以概括的特点，但只要仔细追寻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以来的历史，我们就能够很容易体认，无论是中国的分配模式还是与此高度相关的阶层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其实都内生于中国具有强大钳制力量的改革模式。这个以官僚阶级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改革模式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就是，政治权力本身的高度垄断，以及政治权力对经济、文化等社会总体性资源的无监督的强有力控制。这一点，历经25年改革未曾稍变。换句话说，在对中国官僚体系——这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具有“无与伦比生命力”的政治体系，的监督和约束方面，我们还停留在25年之前，甚至更为遥远的过去。25年来，这个古老的政治体系因缘际会，创造了让几代中国人都非常陌生的社会、经济景观。之所以陌生，是因为我们很难判断，我们今天对中国物质生活变化的感受，与洋务运动、一战以及其他类似历史时期的中国人是否一致。然而，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揭示而且在后面章节中要更加详尽揭示的那样，一直蛰伏在中国改革中的政治幽灵，完全有可能反过来吞噬我们已经得到的一切，将我们再次抛入历史黑暗的轮回之中。无论这个轮回被赋予多么炫目的现代色彩，但在精神上它仍然是历史的一次简单而粗痞的重复。这种危险，由于中国文化转型在90年代之后又一次悲剧性中断而变得愈加可能。从任何角度讲，文化转型都是引导、维持、最后巩固社会转型最重要的基础架构。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在25年的改革中失去了最多的时间。与那些在短期内能够发生深刻变化的经济体系、社会时尚相比，中国社会在后改革时期所出现的某种日趋固定化的精神指向，已经成为中国未来最致命的隐患。如果文化被锁定在一条歧路上，那么，中国人回头重来的时间就可能极其漫长。在某种意义上，在失去了原有的文化依托之后，中国人在近十年中重新堕入了某种“初人”状态。他们已经失去了对任何规则、制度、伦理的敬畏，剩下的只有对实力或者暴力的恐惧和崇拜。他们以最市侩的机会主义对待一切事务，一旦得逞，便飞快的贴现。他们不相信明天，蔑视人类一切美好情感和文明准则，以为那不过是他人获取利益而伪装出来的假惺惺的道具，但只要需要，他们就立即可以变为某种主义的信徒。他们只服从暴力的权威，在暴力圈定的边界之外，他们就完全失去了精神的依从，文化的指引、伦理的约束。简言之，他们是一群狡猾但完全丧失了自组织能力的原子化个人。中国人的这种文化选择是无奈的，因为仅在咫尺的，就是中国官僚体系在改革中不断“成功”的示范。在完全失去了对中国官僚体系的约束能力之后，中国人只能争先恐后的加入这种“市侩”比赛，以免在残酷的“物竞天择”中被淘汰出局。这其实就是我们在近十年的改革实践中所看到的文化事实。中国商界很知名的地产大腕王石先生，在2003年9月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曾经放言说，自己从来没有行过贿，但在场的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我想，如果不是这个论坛规格较高，回报王石的可能就不是质疑，而是一阵狡猾的讥笑了。对此窘迫，王石先生感叹说，“这个社会的诚信危机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不过，司空见惯的行贿或者诚信危机显然已经不是中国文化毁灭最极端的例证了。毫无疑问，建立在这个文化基础上的中国改革及其“市场经济”成果，不仅是畸形的，“坏”的，而且随时有塌陷的危险。
在对待文化改造的问题上，我们将毛泽东与邓小平做一个比较将是非常有趣的。同为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者，毛泽东显然要比邓小平更加看重文化改造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他总是试图用唤醒人们精神力量的方式来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一点不是偶然的，在毛看来，任何社会转型都意味着精神与道德的转型。“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文化改造的努力。毛对这种精神转型是如此迫切，以至于他不能够容忍慢吞吞的“改革”，而直接将它命名为“文化革命”。对毛泽东的激进性格深有了解的林彪，则干脆将它解释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林彪的附和虽然有奉承的意味，但的确是非常精到的。毛的“文化革命”无论在方向上还是方式上，我们都不能同意，但毛对社会转型文化本质的洞察显然具有入木三分的深刻之处，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就显得比毛要粗心得多。邓似乎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系列可见的制度、规范，更是隐藏在其下的对这些制度起着支持作用的文化和精神。如果不将市场经济置于坚实的民主和自由的文化基础之上，市场经济不仅可能是短命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所谓“坏”的资本主义在现代化的历史上比比皆是）。邓的这种粗心和实用主义态度被中国的官僚体系利用了。他们以“改革”的名义将改革的精神不由分说的变成了私下里的“官僚内部人的利益最大化”，并冷酷地将这种不择手段的疯狂攫取贴上“必然代价”的标签。如此，改革就被中国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彻底置于了文化的流沙之上。改革变成了打引号的“改革”。
在中国经济学界一直有“改革旗手”形象的吴敬琏先生，在上个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用忧虑的口吻评论了中国改革。他说，“我常常觉得，改革后十年中，好像支持搞正正经经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光是靠一些知识分子的理念支撑，会是苍白无力的”。所以他将继续改革的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家和民间力量的成长上，在他看来，如果这些力量不能成长起来，“就会越来越没有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吴先生一直以对中国现实的敏感著称，这一次看来他又说对了。不过，他将中国改革的后续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和其他民间力量上，则是误判了中国的形势。且不说中小企业有没有力量（更没有组织性的力量），即便他们有力量，他们也只会同意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他们甚至只会同意短期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中小企业如此，其他阶层亦然。而那些知识分子（仅仅是很小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改革，对许多人来说更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臆想”。此阶层眼中的改革，已经不是彼阶层所要的改革，甚至正是他们要反对的“改革”。中国社会文化对改革的整合能力已经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所有的阶层都已经被动“适应”了官僚体系对中国改革的全面宰制。如果当今中国还有什么力量真正拥护改革的话，那么它们就是中国的官僚体系。他们垄断了改革，所以对“改革”的意义心领神会。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的地位越是不受挑战，他们投身“改革”，推动“改革”的激励就会越强烈。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会成为“干部私有化”改革中最积极推动者的原因。而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最新“改革”中空前的活跃程度，也反过来证明了，官僚体系对中国社会的言论钳制已经达到了何等窒人的地步。中国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官僚体系滥权的抵抗力，中国文化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改革的批判力和塑造力。改革本身正在成为问题。从80年代初期“人人都支持”的改革，到90年代“部分人支持的改革”，再到现在“人人都不支持的改革（官僚体系除外）”，中国改革在早期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量已经成为几代理想主义者的灰色记忆，被尘封于历史的角落之中，生锈、发霉。改革死了，我们怎么办？
作者：胡棋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胡棋源于2010-3-15 周一, 上午8:47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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