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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财富到哪里去了（2） -- 胡棋源 - (4258 Byte) 2010-3-14 周日, 下午10:22 (138 reads) |
胡棋源
加入时间: 2009/11/02
文章: 268
经验值: 1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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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棋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六章 金融之劫（坏帐如虎）
2005年1月19日，来自中国四川的下岗工人张小林在中国证监会门口引火自焚。四年之前，张小林借款20万元投资股票，但到张自焚之前，他的帐户上仅仅剩下1万元。
作为这个个人悲剧的宏观背景，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连续下跌了四年。从最高点算起，指数几乎被拦腰斩断。在中国几千万亏损累累的投资者中，张不过是普通的一员。其独特之处仅仅在于，他用一种悲惨的方式诠释了金融危机所具有的毁灭性。对于仅仅只有20多年市场历史，一直享受着令人愉快的经济增长的中国来说，金融危机一直是发生在遥远国度的遥远事件。但上面这个由于高度敏感而没有被正式披露的事件则暗示，金融危机可能已经悄悄潜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一、奇迹背后的坏帐之虎
中国经济持续20多年的增长纪录所以被称为奇迹，是因为它达到了常人所不能及，达到了传统智慧的解释能力之外。那么，究竟有哪些独特的因素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奇迹呢？在我们看来，在推动中国经济奇迹的所有因素中，中国独特的金融体系扮演了秘密武器似的关键角色。其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所以，对中国金融体系的解读，就成为解读中国经济奇迹的紧要一环。
中国金融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其程度极高的官僚垄断性质。这一特征，虽经26年改革而未有稍变。因为这个原因，中国金融体系被普遍认为是在改革步伐上最为迟滞的领域。中国金融业高政府垄断的特征，无论是在金融企业的所有制上，还是在金融企业的高管录用程序上，都表现得极为明显。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银行、保险、还是证券行业，金融企业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政府公司。其所有制的高度同一性，任何其他的行业都不能比拟。许多人以一种过时的范式将这些企业称为国有企业，但实际上，由于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官僚体系完全劫持了政府和国家，所以这些企业在本质上已经被偷换成官僚企业。于是，对这些企业高管的人事安排，实际上也就变成了某种官僚体系内部的分肥或者政治任命，而不是通过市场去寻找最优的人力资源配置。在中国的金融企业中，如果你能找到非官僚出身的主要领导人，将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一则光为流传的真是笑话有助于外界了解中国金融界官僚文化的真相：一位“五大”（五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到国内一家市级银行调查，他目睹的两件事让他难以置信。一是这位银行行长的办公室“大得可以打篮球”；二是办公桌上最高档的电脑上竟然有厚厚一层灰。对此，这位高级合伙人的评价是：这种银行居然还能存在，真是金融界的耻辱。”
在整个改革时期，通过对金融企业这种所有制性质及主要官员的人事控制，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实际上就完全变成了官僚体系的一个附属物，变成官僚体系实现其政治和经济目标的一个予取予求的工具。其在改革不同阶段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工具，还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中国金融体系的悲剧性发展即由此而生。
金融体系作为市场经济最基础、最核心的架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金融市场的功能是按照市场原则将资金或者资本配置给最优者。这本来也应该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然而，这个正确的金融改革方向并不符合中国官僚体系的胃口。在改革时期，中国官僚体系有着在他们看起来更为重要也更为紧迫的任务。这就是经济增长和财富再分配。所以，他们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操纵金融市场。而对金融体系的独家垄断，就成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必然要求。对中国官僚体系来说，金融是一项不容他人染指的权力，而不是一种公民及组织可以平等分享的市场权利。一般认为，中国金融改革的迟滞是因为金融改革的敏感性和复杂性所致。但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金融体系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改革都可能导致官僚体系的独家垄断地位遭到侵蚀。也因为这个原因，中国金融改革20多年，表面上虽然热热闹闹，“创新”不断，但基本上都在技术问题做文章，而基础体制上的改革却了无进展。
贯穿中国改革始终，推动和维系经济高增长一直是中国官僚体系的首要任务。这不仅是一个经济任务，也是中国官僚体系赖以存续的合法性所要求的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这样，经济高增长实际上变成了中国官僚体系一个不可逾越的政治硬约束。这种硬约束对中国的金融体系造成了持续和严重的压力。这就是所谓“金融支持”，即金融体系必须对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这种支持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主要表现为对传统国有企业慷慨的政策性输血，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则主要表现为对改革时期不断繁殖出来的新国企的金融优惠，表现为对各级政府支持的项目的金融扶持，表现为对热点地区、热点行业（比如近年来的房地产、汽车等等）毫无纪律的信贷注入。对中国的官僚系统来说，是否提供这种金融支持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它们能否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即便这种增长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各级政府便有强大的动力为之提供金融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成长起来的新国企和政府项目公司，在本质上属于那种剩余索取权属于官僚内部人的官僚企业，其损耗财富的惊人能力比之传统的国有企业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里，金融不再是市场基于风险和收益原则进行资源配置的手段，而是官僚体系支持其高增长政治目标的一个政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没有比金融更为直接而且能够起到立竿见影作用的工具了。中国各级官僚体系以金融作为支持其政策目标的首选工具，实在是一桩非常符合“理性”的选择。结果，作为官僚体系“理性行为”的后遗症，中国金融资源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中，持续和大规模地被错配。众所周知，超高水平的投资一直是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接踵而至的一个普遍困惑是，在微观经济效率如此低迷的情况下，这种超高水平的投资率又是如何得以维持的呢，它究竟靠什么能够维持自我循环呢？答案是：政府的金融支持（仅仅是对增长速度的支持）。而要实现这种金融支持，就必须对金融资源进行全面垄断。没有中国官僚体系这种建基于垄断之上的不遗余力的金融支持，中国的超高的投资率就根本无法维系，（中国经济也断然不会出现什么“增长奇迹”。）非常不幸的是，这种政治性的金融支持经常是以金融资源的惊人浪费作为代价的。政治对增长速度提出的要求越是苛刻，金融资源的浪费就越是巨大。
鉴于上述原因，在应付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各种责难的时候，中国官员也非常乐于将问题完全归咎于金融支持所带来的“政策性亏损”，但对这种流行的说法，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它很可能掩盖中国金融在转轨时期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服务也服从于权贵需要的财富再分配功能。对中国的权力阶层来说，如何利用权力为中国官僚体系自己在财富分配中攫取最大的份额，是另外一个在改革时期具有压倒性的历史任务。这种财富再分配不仅仅是存量财富的再分配，也同样包括对增量财富的再分配。与冠冕堂皇的经济增长目标相比，财富再分配虽然是一个不能公开的议题，但同样是中国改革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主题，是支配中国官僚体系改革行为的一个具有硬约束性质的关键考量。它甚至是比金融支持更为重要的历史主题。就便捷性而言，金融可能是财富再分配最为快速的通道，因为它是直接经营“钱”的。金融体系的这种独特性质决定了，在整个改革时期，金融将成为中国官僚体系进行财富再分配最合意的手段。中国金融领域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方面，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贪污案件可谓登峰造极。在1993年到2001年间，这家银行的余振东等前后三任行长合计贪污了4.83亿美元，相当于40亿人民币。当然，余振东们是从来就不缺乏后继者的。最新的事件是，2004年年底，中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的两名官员贪污10亿元人民币公款之后潜逃境外。贪污并不是银行的专利，中国其他的金融企业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湖南郴州的一位掌管住房公积金的官衔极低的官员李树彪，贪污1.2亿元用于在澳门赌博，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输掉了这笔公款。此类贪污在中国的金融系统中屡见不鲜，大到像王雪冰、刘金宝一样的高级官员（在写作本章的过程中，有报道称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因腐败丑闻面临调查，这是中国最高层银行官员涉及腐败丑闻的最新一例
。颇为讽刺的是，张是作为因腐败而下台的王雪冰的继任者而出任建设银行行长的。对“张恩照事件”，《纽约时报》毫不掩饰的讥讽到：中国抢银行的方式与警匪片截然不同。）小到像李树彪、余振东之流的低级职员，几乎没有任何级别的银行官员没有卷入腐败丑闻。其丑闻之多，用一句中国的俏皮话来形容就是已经形成了“丑闻疲劳”。像余振东、李树彪之流大胆而鲁莽的“硬”贪污虽然难以胜数，但所造成的损失毕竟是可以计算的。无法计算且影响至巨的金融腐败，则是来自金融官员与各类企业的“软”的利益勾结及合谋。这类勾结和合谋不易察觉，但无所不在。它们一般以各种合法、合规的贷款形式出现，而实际上则多半是里应外合的金融诈骗。这种合法的金融诈骗在中国金融系统中不仅长期存在，甚至已经成为企业和金融内部人快速致富的一个标准途径。其后果，就是在中国金融系统资产负债表堆积如山但却根本找不到责任人的金融坏帐。一位来自中国金融系统内部的匿名人士曾经大曝内幕说：“呆坏帐中有80％是被违规核销的”。这间接证实了一个在中国普遍适用的潜规则：谁能贷到款，谁就能立即成为富豪。这就是所谓的贷款致富。事实上，中国的很多富豪都是靠这个有点黑色幽默意味的潜规则而直接致富的。对他们来说，所谓项目或者经营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主持的一项研究认定，中国的金融腐败指数达到了5.42。由于金融腐败指数似乎是中国学者的独家发明，这个指数无从进行国家比较，但大致的意思是说，中国的金融腐败程度已经很高。这显然符合人们的日常经验。不过，中国的金融系统本质上属于官僚系统，所谓金融腐败实际上不过是官僚权力的腐败。金融腐败与权力腐败完全是同一个问题。权力腐败与金融腐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意义和引发的联想却大为不同。在这个意义上，金融腐败指数有误导之嫌。但不管怎么说，中国金融系统存在严重的系统性腐败则是一个相当确定的事实。系统性的金融腐败在中国转轨时期的财富再分配过程中充当了异常重要的工具，其洗钱的能量让所有其他工具都瞠乎其后。虽然无法用定量的方式来加以测量，但看一看中国频繁爆发的富豪丑闻与金融腐败之间的勾连，我们对此就会心知肚明。马克思曾经说，金融是对内的掠夺。这个结论并非总是正确，但在一个腐败丛生的国家里，这个结论就肯定正确，而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而言，这个结论则可以被奉为至理名言。
在发生于暗处的腐败之外，中国官僚体系以堂而皇之的政策名义，在不同时期向不同利益集团所给予的金融扶持，也显著地创造了财富再分配效应。通过对资金可得性以及资金价格的垄断性控制，中国官僚体系几乎可以用任何理由在任何时候，将全民共同创造的金融资源配置给特殊利益集团，以换取他们短暂的顺从、合作或者忠诚。比如，中国的大型官僚企业就可以利用他们政治影响力而长期获得廉价资金甚至无偿贷款（现在，许多与官府密切的所谓民营企业也逐渐挤入了这一阵营），而那些长期被排除在政治表决权之外的各类企业（包括许多如今在政治上已经无足轻重的国营企业）却完全无法平等的分享金融资源，或者只能通过高价格获得资金。这种强制性的金融扶持和金融歧视，实际上就是在强制性地分配财富。无疑，中国官僚体系经常可以通过这种手段命中他们短期的政治或者经济目标，但同样没有疑问的是，这种短期的机会主义政成功却是以长期的金融错配为其代价的。
在转轨时期，中国官僚体系对金融所赋予的政治性金融支持和政治性财富再分配的特殊功能，对中国金融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在可以计算的范围内，中国的大部分改革成本都沉淀在金融体系中，但金融的奇特之处在于，它可以将这种成本向未来推移，从而尽量减少当下所感受到的痛苦和振荡。作为其后果，中国金融体系在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创造了世界金融史上仅见的坏帐率。从任何角度看，沉积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坏帐都像是一只凶猛的老虎。这只老虎蛰伏于中国经济奇迹的阴影之中，随时都可能对这个自命不凡的奇迹发出致命的一击。
其实，这种持续的打击早就已经开始。其打击力度从中国中央政府业已付出的成本中可以略窥一斑。
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震慑，激发了中国中央政府对中国潜在金融危机的紧迫感。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中国金融体系，中国中央政府发动了一场规模罕见的金融救援行动。这场持续救援行动是以中国财政部为四大国有银行发行特别国债为标志的。1998年，中国财政部以引人注目的速度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发行了2700亿人民币国债，以缓解四大银行的资本金亏空之急。紧接着，在1999年，中央政府又从四大银行剥离15000亿元坏帐。这多少显示了中国政治领导人改革金融体系的魄力，然而，中国领导人的魄力似乎远远不足以冷却中国金融坏帐生产线的热情。眼见得2006年金融体系开放的大限临近，2004年，中国政府不得不再次发起大规模的金融救援。在2004年一开年，中国政府就宣布，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约合4000亿元人民币）为中国银行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并在同年6月，再次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剥离2787亿元人民币坏帐。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为同样准备上市的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剥离600亿人民币坏帐。然而，2004年紧锣密鼓的金融救援行动并未包括中国金融系统两家老大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资产质量更加低劣的中国农业银行。同样是政府银行，其他三家银行获得救援，工行和农行相信也必然会得到类似待遇。不过，如果满足最基本的资本充足率，光工商银行一家就需要再补充4000亿元人民币，而按照标准普尔的估计，资产质量最差的农业银行要达到同样标准最少也需要补充1500亿美元，约合12000亿元人民币。这样算下来，中国政府2004年发起的新一轮银行挽救运动，最低也需要花费23000亿元人民币。加上1998年至1999年的那一次18000亿元，中国政府将为四家银行的救援行动花费了将近41000亿元。这个天文数字吞噬了中国40％以上的GDP。换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在2004年，全体中国人为中国的银行系统免费打工的时间超过5个月以上。中国银行系统的财富毁灭能力实在令人望尘莫及。需要提及的是，我们上面的粗略的统计并没有包括中央银行以各种形式对地方商业银行、信托公司、信用社等中小金融机构的救援行动，这种救援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都在悄无声息的进行着，总花费约有数千亿元。
与传统的银行坏帐生产线相比，中国新型的金融坏帐生产线的“产能”也不容小觑。在2004年，中国国有证券公司发生了大规模的倒闭浪潮，范围几乎波及所有有名的老牌证券公司，政府不得不以央行再贷款等多种形式予以拯救。据估计，中国国有证券系统隐藏的坏帐在2000亿元以上。这个数字与中国银行动辄上万亿的数字似乎相比并不惊人，但与中国券商的资产规模相比，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比率。在中国另外一个资产规模不断膨胀金融产业保险业中，险情也不遑多让，其流动性风险以及在未来的偿付能力都让观察家非常担忧。尤其需要提及的是，中国券商以及中国的新兴的资本市场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产物，而就是这么一个改革的产物，现在却成为了毁灭财富和金融腐败的代名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讽刺。这个现象也同时说明，制造坏帐的，可能根本就不是所谓传统的（在改革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国有企业，而是在“改革”之中大量冒起的官僚企业（中国券商是改革时期新型官僚企业的典型代表）。这毋宁是说，中国新型的官僚企业才是制造金融坏帐的真正祸首。
从1998年以来中国金融救援行动的规模和频繁程度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在发生金融危机，虽然这种危机不是以那种迅疾和剧烈振荡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对国民福利所造成的实质损害，一点都不亚于前者。然而，这些代价巨大的金融救援行动并没有为我们的未来买上一份保险，中国金融的前景依然危机四伏。
二、虎患何时休
将金融坏帐归咎为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经济学界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思维方式。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甚至断言：金融改革的成败在于国企改革。这无疑是一种出于习惯思维的错误诊断。因为，作为金融支持和金融腐败基础的那个体制，早已经不是千夫所指的传统计划经济，而是在改革中诞生并不断被改革复制出来的那个“增量”体制，是隐蔽在人们的理论洞察之外的这个当下体制。坏帐，不是历史的，过去的包袱，而是一种正在被源源不断生产着的疾病。这也是中国金融坏帐最令人担忧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规模再大的金融救援行动都无济于事。
1998年之后的事实也证明，情况的确如此。就在政府大量剥离坏帐并为金融企业不断补充资本金的同时，中国的金融风险却在以跟从前几乎一模一样的方式重新积累。由于国家救助以及充当最后担保人所导致的金融企业在经营上的自我放任，一般被称为“道德风险”。非常不幸，中国近几年的金融改革实践又一次充当了这个学术假说的经验证据。，
苦于经济增长的失速，1998年之后，中国政府为了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可谓竭尽全力。从中央政府的层面，主要是以大规模发行国债为标志的。发行国债在表面上，似乎摆脱了过度依赖银行体系的窠臼，但所谓国债项目大多必须配套大量的银行贷款。这实际上仍然是典型的政治性的“金融支持”行为。不用问，这种一以贯之的“金融支持”，又造成了可观的金融坏帐。有学者估计，1998年到2004年其间将近2万亿的国债配套贷款中，不良贷款接近8000亿元。对于中国的官僚金融系统，坏帐损失的多寡已经不能激起我们的惊奇，我们惊奇的是，“金融支持”的旧习竟然会如此根深蒂固。虽然，中国金融官员口口声声要洗心革面，但官僚体系的政治合法性所系，以“金融支持”强行推动经济增长，恐怕也是势在必然，不得不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希望发生什么奇迹。不过，我们由此也可以发现，为了政治合法性，中国在金融上已经和将要付出的血本。
虽然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和钱财，但中国政府所期望的新一轮增长周期，却一直启而不动。直到2002年年末，当一向对地方政府没有好脸色的朱鎔基即将告别政坛，地方政府终于可以放胆加入GDP大合唱之后，所谓新一轮经济增长才终告正式启动。这其中，房地产和汽车所带动的所谓的消费升级，起到了关键的拉动（在消费和投资两方面）作用。有人据此认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是有消费作为支持的,是与众不同的。但深入其内部，新一轮经济增长就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因为其本质仍然是中国官僚体系提供的“金融支持”。只不过，“金融支持”的对象发生了某些变化，从以前清一色对企业的贷款变成了企业贷款和消费信贷并重的格局。信贷消费虽然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通例，但它在中国所表现出的特征，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其判断为政府的金融支持，是国家信用向市场的一种廉价输送。在中国，信贷消费受到了政府的极力提倡和鼓动，其一窝蜂的场面颇似一场传统的“运动”，也与中国其他领域中普遍存在的速热速冷的集中消费类似。在消费信贷的时髦中，中国的官僚金融系统专业精神之懈怠、纪律约束之匮乏程度，与从前几无二致。结果，在短短数年之中，中国许多大城市的家庭债务比例就接近和超过了美国。以最能够象征中国“急速繁荣”的样板城市上海为例，其家庭债务比例在2004年已经超过美国，达到155％，与此同时，衡量家庭债务偿还能力的指标债务承担率则更是高达58.36％，远远超过美国的18％。[9]（难怪有人揶揄：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借来的经济增长。在如此短的的时间中就达到了如此高的负债率，使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国未来的市场容量）在中国这样预期收入相当不稳定的转型国家中，如此高的债务承担率所可能引发的巨大金融风险是完全可以推测的。事实上，这种金融风险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推测。有资料显示，在
2003年年底1800多亿元的汽车消费贷款余额中，有接近1000亿无法回收。[10]而在占消费信贷绝对份额的房地产贷款中，频繁的骗贷、畸型的房价收入比例、极不稳定的家庭预期收入，以及官僚银行在风险控制上的动机和专业水准，都引起了住房贷款坏帐的广泛担忧。上海市人民银行2005年初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在2004年上海市的新增贷款中，房地产贷款已经占到80％左右。与此相应，中国中央银行的谢平先生也提醒我们：中国目前贷款规模中，房地产抵押品已经占据半数。无需考虑其他细节，仅凭如此之高的贷款集中度，就完全可以嗅出其中的岌岌可危的气息。房地产贷款由于期限较长，其坏帐风险并不会在短期内曝露，但市场趋势一旦逆转，其坏帐爆发的烈度比其他行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方面的例子，远的有日本地产泡沫破裂所引发的长达十多年的衰退，近的有香港地产狂潮创造的大批“负资产阶级”，不同的是，中国的金融系统比日本要脆弱得多，更不论香港了。
在对新一轮经济增长暗中发动的金融支持中，中国官僚体系对金融资源的开掘并不仅仅限于传统的银行，他们甚至打起了社保基金的注意。有报道称，深圳市就一直在争取相关政策，以期能够利用该市积累的社保基金投资基础建设。在中国，这无异于进行一场必输的赌博。鉴于各类保险基金（尤其是养老金）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金融工具，聚集资金的能力非常强大，我们尤其需要警惕官僚体系以“金融创新”的名义滥用此类基金，以替代力不从心的国有银行作为新的“金融支持”和财富分配手段，并沦陷为又一个金融重灾区。这种沦陷，在1999年之后的中国证券市场喊声震天的“金融创新”声中，我们已经有非常痛苦的真切感受。
可以证明中国“金融支持”力度的一个重要数据是，中国国有银行提供的流动资金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7成。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这个数字异乎寻常地高出人家两倍之多。[11]这个数据的一个直观解释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做无本生意。当绝大多数企业都在用银行的钱“空手套白狼”的时候，银行实际上是在从事标准意义上的“风险投资”，其中巨大的金融风险可想而知。这个数据的另外一个更加深层的解读则是，经过26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在企业层面根本就没有发生有效的资本积累。企业，不过是一个名正言顺的贷款工具。这个真相，对那种“中国已经拥有了广泛的私营企业基础”的肤浅神话，是一种无情的嘲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1998年之后，中国政府虽然深切体认到中国金融系统的爆炸性局势，并采取了以财政挹注为主要手段的一揽子改革和救援措施。但遗憾的是，中国金融并没有因此而振刷一新。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官僚体系赋予金融系统的“金融支持”以及财富分配的功能并没有丝毫改变。尤其是在2002年所谓新一轮经济增长正式启动之后，中国的国有银行系统立即故态复萌，又一次创造了破纪录的货币扩张和投资狂热。据中国银监会的数据，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截止2003年年底的不良贷款比例为21％，这显然还是一个高得离谱的危险数据。鉴于中国官方数据一向存在的信誉问题，观察家普遍估计，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率要远远高于这一数字。国际平级机构标准普耳的估计是，内地银行不良贷款的占整体贷款的比例高达35％。不过，即便官方数据是真实可信的，仅仅考虑到2002年之后超乎寻常的货币扩张速度和经济过热情况，人们也完全可以预料，在未来几年中，中国将出现又一个新的不良贷款高峰。一位中国学者估计，在2005年之后的三年中，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每年将新增8000亿左右。这就是说，在未来几年中，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比例，将在21％的高基数上显著增加。熟悉中国经济情况的人都能判断，一旦中国不断膨胀的资产和制造业泡沫破裂（这将是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中的高概率事件），中国金融体系不良资产比率急速攀升将是一个必然的结局。这意味着，经过多年的拯救和改革，中国的金融系统将重新回到1990年代中期高危状态。中国的金融体系依然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当量极高的定时炸弹。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会吞噬像张小林一样的下岗工人，在一场金融危机面前，中国所谓的新生中产阶级也同样在劫难逃。
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体系就一直处于高危状态，即使按照最糟糕的商业标准，中国的国有银行体系也应该破产过无数次了。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金融系统不仅没有破产，而且依然以强大的能量推动着中国经济增长。那么，中国究竟有什么独家法门，能够创造如此特立独行的金融奇观？
作者：胡棋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胡棋源于2010-3-15 周一, 上午9:01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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