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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金融之劫（坏帐如虎）（3） -- 胡棋源 - (3436 Byte) 2010-3-14 周日, 下午10:26 (137 reads) |
胡棋源
加入时间: 2009/11/02
文章: 268
经验值: 1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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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棋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七章 悬崖边的增长
“亲爱的严肃投资者，相比未来几个月在中国将发掘出来的金山银山，1990年代末美国股市所产生的财富将显得微乎其微……我将让您在未来两到三年中十分富有。”
这是美国记者安德鲁·卡彭特给他的投资俱乐部成员的一封信。安德鲁·卡彭特从未到过中国，但却在2003年秋天成立了一个以中国市场为目标的投资俱乐部。为了显示俱乐部的鲜明特色，卡彭特干脆将他的俱乐部直接命名为“中国俱乐部”。然而，令卡彭特失望的是，随后两年来的中国证券市场差点没有让他的投资者遭遇灭顶之灾，更不要说他们期望中的金山、银山了。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热”一直在西方政界和经济界蔓延，卡彭特的例子则说明，到新世纪的初期，“中国热”已经开始深入西方的民间社会。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奇迹、一个迷，而是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的新典范，一个全球最热门的淘金之地。但正如卡彭特的经历所寓示的那样，中国——这个冷战之后当之无愧的经济增长模范生，可能还有另外一付不为人知的面孔。
一、高增长背后的政治理性
迄今为止，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经济传奇已经持续了26年之久，人们似乎早已经习惯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许多人那里，中国经济甚至已经成为高增长的代名词。如果说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还有人对这个奇迹抱有某种西方式的疑惑的话，那么在此之后，中国经济一如既往的持续高增长表现则在经验的层面上彻底粉碎了这种疑问。于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神话作为一种流行的信念，终于被牢固地确立起来。现在，人们已经不再怀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潜力，而是更多的在议论：中国无与伦比的竞争力是如何向世界输出了通缩，是如何对其他经济体构成了威胁。在这里，中国经济显然已经被看成了一架具有神秘力量的永动机，将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书写自己独一无二的增长奇迹。然而，除去这些肤浅信念的屏蔽，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更像是一连串巨大的悖论，神秘而又让人忐忑不安。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法制如此不完善、投资效率如此低下、技术水平如此落后、现代金融系统如此匮乏、贪污腐败如此盛行的国家中，高速经济增长怎么会持续得如此之长？在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任何改革的情况下，一个典型的前计划经济国家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在数量上争论中国经济增长（在GDP意义上）的真实性并没有多少意义，对我们来说更加紧迫的是要搞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取得的、它是可以持续的吗，它对中国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神话被含蓄地解释为中国走上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这条道路不同与也远远优越于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选择，包含了某种独特的智慧。真的是这样吗？26年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
中国长达26年的经济增长不是在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内发生的，而是在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非均衡背景下发生的，这就是那些建基于稳定制度环境之中的“经济学”很难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我们不能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简化为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不能将其简化为一个所谓的经济学问题，而必须在我们的理解中纳入那些在中国转型背景中起关键作用的非经济变量。（或者说政治和社会变量）否则，我们就可能迷失于那些过滤了事实的概念以及建立在这些概念上的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经济数据之中，而无法逼近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真实。许多所谓中国经济的悖论即由此而来。在那些貌似理性和科学的概念丛林中，我们将越来越远离中国改革的经验事实，将越来越远离中国经济的真问题。在我看来，在中国长达26年的经济增长之中，有两个因素最为活跃，第一是官僚集团的集体行动，另外一个则是市场活动的不断扩展。这是驱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的两个轮子。是故，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可以被概括成“官僚＋市场”的简单模型。其基本解释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实质上包括两个基本内容：其一是政治官僚按照传统方式单独组织经济增长的过程；其二则是政治官僚默许、督导、参与、推动市场扩展的过程。虽然在26年改革的不同时期，政治官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不同的推动作用，但这并不会影响这种基本图式的有效性。
我们先来看中国的官僚集团。
一俟官僚系统成为国家治理机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就在政治领袖和民众之外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利益。考诸中外，这一点几成铁律，无需多言。由此，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将官僚集团看成一个在给定条件下趋向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中国，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制衡机制，官僚集团几乎成为国家治理的唯一手段，对社会的影响至深至远。这一传统，并没有因为最近26年漫长的改革而稍有改变。这样，垄断了全部治理资源的中国官僚集团不仅作为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初始条件，也作为中国改革中最为能动的因素，自始至终对中国的改革路径及经济增长方式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除了1989年的短暂时期之外，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官僚系统一直就是整个改革过程中唯一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强势集团，其态度和行动一直在暗中规制着中国的改革进程。（事实上，这本身也是邓小平刻意选择的改革路径。在邓那里，中国官僚系统是在保持秩序的前提下，唯一能够依靠的改革工具。虽然邓也意识到这个工具不仅可能带来腐败，而且可能抵制他的改革<1989>，但与甩开官僚系统可能带来的失序相比，邓似乎宁愿选择前者。文化革命以及89年给他带来的心理恐惧和创伤强化了他的这种判断。显然，对邓来说，依靠官僚系统推进他的改革只是一种局部寻优，其中无奈只有他自己可以体会）所以，研究中国官僚集团（我们所说的官僚利益集团主要指由各级、各部门核心官僚以及国企官员构成的集团）的态度和行为，就成为我们研究中国改革进而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
在整个改革中，中国官僚集团的经济人理性中隐藏着三种主要的利害计算，或者说三种主要的行为动力。它们分别是：官僚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迎合上级的政治要求（经常体现为对GDP的要求）或者说政治利益的极大化；以及最大化扩张地方或部门的财政能力。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升官、发财、扩充地盘。由于受到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约束，这三种计算在改革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要性排序，因而也显示了不同的动机水平。但有趣的是，它们却同时指向并驱动了同一种行为，那就是最大限度的追求经济总量的膨胀。
在我们的视野中，邓小平无疑是现代中国政治领袖中最激进的增长论者。这在他“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著名论述中表现得格外醒目。（很清楚，邓的所谓“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在邓的心目中，除了经济增长这个唯一的建构性价值之外，其他诸如政治改革、社会稳定之类的价值都只具有从属的工具性价值。事实上，邓在80年代多次提到的政治改革的时候，都是将其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来看待的。同样的道理，一旦发现政治改革可能损害经济增长，邓就果断抛弃了政治改革。这就是为什么在“6·4事件”后，邓绝口不提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原因。邓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激进态度为他的继承者提供了主要的精神遗产，也为这个目标最后走向极端埋下了伏笔。正如我们在后来所看到的那样，邓的继承者不仅全盘接受邓小平的“发展第一”的思路，而且还将邓的激进增长论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不惜代价和不择手段的“唯经济增长论”；发展的内涵也由邓时代的“发展＝经济增长”变成了更加简单的“经济增长＝GDP增长”。导致这种极端发展的主要历史原因，是“六四”之后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六四”事件中对政权合法性造成的巨大伤害，让中国政治领袖集团只能将政权合法性完全寄希望于即期的经济增长。其中潜在的逻辑联系是：经济增长维持一天，政权的合法性就存在一天，经济增长越强劲，政权合法性也就越充分。将政权合法性与变幻无常的即期经济表现相互捆绑，而不是努力重建政体本身的合法性，当然是一项非常冒失的政治战略。但在这种匪夷所思的冒失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路径依赖的困境。因为事实是，除此之外，当时的中国政治领袖集团已经别无选择。如果对于邓小平来说，经济增长还是最后一代共产主义领袖的政治理想的话，那么对邓更加弱势的继承者来说，经济增长则完全变成了政权延续的条件。不仅经济增长的内在意义已经与80年代大相径庭，其中隐含的强制性要求也彰显无遗。于是，在1992年之后，经济增长作为中国政治领袖对民众的一种政治承诺，在获得了至高无上的优先性同时，也转化为对官僚集团一种事实上的考核和录用标准。这就等于明白告诉中国官僚集团：要想升官，拿GDP的增长数据来！这就是从90年代初期直到今天，中国各级地方官员不遗余力直至疯狂做假地比拼GDP增长数据的一个重要原因。（十多年之后，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终于在“发展”前面加上了一个“科学”的定语。所谓“科学的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的新一代的政治领袖已经意识到了“唯GDP论”不断扩散的代价。他们准备在“发展”中注入自己的新解释。不过，在长达十余年的运行中，这种增长路线已经赋予自己以巨大的惯性。这不惟是因为政治领袖无法从正统性上切断历史【这从“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的新式语录中可以看出】，更是因为这种增长路线已经在经济结构上、增长动力上锁定了中国经济。明确否定官员升迁的经济增长标准，实际上就掐灭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其结果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长在短期内的失速，而其带来的失业及其他问题将不啻于对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一个重大的政治打击。由于无法在短期内开发新的合法性资源，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承受力将比他们的前辈更加脆弱。所以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GDP指标将仍然是考核中国官僚系统一个暗含的重要标准，虽然它可能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标准。这也暗示，中国的官僚系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动力来源，经济增长方式仍然会具有强烈“官僚强制性”色彩。可以放在最后面）
既然经济增长指标成为考核中国官僚的重要标准，官僚集团竭力追求经济增长以博取升迁机会就是一桩标准的政治利益极大化事件。换言之，是一桩划算的买卖。然而，让人多少有惊奇的是，对于中国的官僚系统来说，追求GDP最大化增长竟然是一件最不难的事情。个中奥妙在于：中国官僚系统仍然是一个具有强烈全能色彩的政治工具。所谓“全能”，就是对官僚权力管辖范围内各种资源具有强有力的整合和控制力量，可以用行政的强制力量以最快捷的方式任意配置资源。这种配置方式显然只服从于官僚系统的政治理性，而不是经济效率的最大化原则。而在“增长第一”的政治压力下，它服从的就只能是短期经济指标的增长要求。据称，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已经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为此，中国在2004年还与欧盟及美国争论得面红耳赤。不过，“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个结论只有一半是真的，另外一半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黑色幽默。的确，在26年的转型中，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相当迅猛，许多领域的市场竞争程度近乎惨烈，更远远超越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经验。这当然是一个事实。但更接近真相的事实则是，这种惨烈的竞争仅仅被局限于大多数次要领域和庞大的中下层阶级之中（这一点我们还要在后面具体论述，在此不详）。一个明确的证据是，在经济活动中占有绝对重要地位的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以及电信、能源、媒体、基础设施等具有全局控制力的关键领域仍然牢牢控制在官僚系统手中。鉴于金融、土地等要素市场以及上述关键行业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命脉功能，我们完全可以判明：与改革前相比，中国官僚系统的全能能力虽然在范围上缩小了，但在层次上却提高了，其隐藏在幕后的控制力不是减弱了，而是相对增强了。这就为各级官僚系统在管辖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动员经济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保障，足以让他们在短期内制造任何让上级满意的GDP纪录。
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投资一直占有相当显赫的地位。而中国官僚系统最擅长的就是“投资”。纵观中国26年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中国官僚系统始终都是经济活动中最狂热的和最重要的投资者（直接和间接），虽然他们同时也是最不关心回报的投资者。其中道理一目了然：因为在所有这些投资中，中国官僚集团的个人成本趋向于零，而其收益则可能相当大。所以无论如何，中国官僚集团的在这种投资行为中获得都将是净收益。那么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究竟有多大呢？2001年的统计是国有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是47.3％，接近一半（这是对国有投资比重一种最低的算法）；而集体和个人投资（民间投资）占有的份额是44.6％。这被许多人认为是国有投资地位逐步下降的明证。不过要是严格算起来，中国的绝大部分投资恐怕都只能算成国有投资，也就是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其中原因非常简单：因为绝大部分投资事实上都是通过国家承担最终担保责任的国有银行来完成的。轰动一时的“江苏铁本案”就是这方面的显例。在这个案例中，一个资本仅仅3亿元的私营企业，在一年时间竟然在政府的帮助下从国有银行中贷款30多亿，准备投资一个106亿的超级项目。谁能告诉我们，这究竟是民间投资还是政府投资？“铁本”最后的结局也证明了政府实际上承担了最后的担保责任。问题是，“铁本”之类的所谓“民间投资”绝非个案，而是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普遍性。可惜，我们的统计当局还没有敏锐到要发明出这样一套甄别技术。普遍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民间投资能力还远远没有壮大到像那些幼稚评论所想象的那样，这里真正的主人仍然是中国的官僚系统。（事实上，在大多数领域都严重投资过剩、资本回报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民间投资（如果它真是民间投资的话）还蜂拥而至的话，那才真正的匪夷所思）
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向来就是腐败丑闻最多，效率最低下的投资，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也不需要什么论证。但国家审计署2002年度审计报告披露的一些数据还是让我们暗暗吃惊。这份审计数据显示：全国9个省的37个国债环保项目中，只有9个按计划完工并且达到了要求，仅占全部项目数量的24%；而国家发改委重大项目稽查办公室调查四川1998年动用首批国债资金建立起来的11家垃圾处理厂后，结果发现竟然有8家无法正常运行。（与此同时，全国最近几年兴建的38个支线机场中，37个发生亏损，累计亏损达15.7亿元。）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启动之初，就有人鉴于以往政府投资的惨痛教训而大声疾呼，要求严密监控这些投资。然而，就是在这种舆论环境下，还出现了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胡子工程，就不能不让人有些意外了。这也正是那些早有思想准备的观察家们暗暗吃惊的原因。
中国各级官僚系统的“盲目”投资（其实一点也不盲目）是一个喊了将近20年的老问题，但问题就是眼睁睁的变得越来越严重。有鉴于此，中国政府终于以洗心革面的姿态在2004年七月出台了一个以取消审批制为主要精神《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这被许多政策解读专家毫不犹豫的吹捧为“中国投资体制改革的新起点”。不过在我们看来，中国政府这个痛下决心之举，解决的却是一个假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中国的官僚系统没有控制那么多资源，他们还能拿什么去投资？所以应该解决的真问题是：剥夺官僚系统对资源的绝对控制。很不幸，我们暂时看不到这种前景，
早在1996年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周期中的某种政治性特征。具体的含义是，中国的投资高峰往往与各级官僚系统换届、新官上任在时间上相当吻合，经常的情况是政治年也就是经济年。这一点我们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已经反复见证。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后，紧接着就在1988年出现第一个通货膨胀高峰。五年之后，1992年十四大召开，经济呈现全面过热，导致了朱鎔基那一次“恶狠狠”的宏观调控。又五年，1997年十五大之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抑制，经济虽然没有出现整体过热，但同样在所谓积极财政政策下，出现政府投资的大规模膨胀。如果按照这个规律，你预测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后会出现某种经济过热的话，那么你将比中国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更加正确。因为事实的确如此。但你可能还是难以预料到，中国2003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率会猛然提高到43.42％，一举超过中国现代史上最为疯狂的大跃进时期。[14]面对危局，雄心勃勃的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又只好停下脚步，解决这个新出现的老问题。看来，中国的经济周期的确受到了中国官僚系统政绩冲动的强烈影响。在看似盲目的经济过热背后，是冷静得出奇的政治理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经济过热，因为它完全是一种政治规划的结果。毫无疑问，中国官僚系统的这种政治理性不死，中国所谓的“经济过热”就将反复出现。
作者：胡棋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胡棋源于2010-3-15 周一, 上午9:04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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