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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政治观”可以休矣──我看丁子霖教授与高智晟律师之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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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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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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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道德政治观”可以休矣
──我看丁子霖教授与高智晟律师之争
芦笛
最近英雄母亲丁子霖教授发表了给高智晟律师的公开信，让我感动莫名。丁教授不但是挺身反抗血腥独裁政体“屠民治国”实践，搜集整理了流芳百世的“丁子霖名单”、因此开创人道主义传统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人，而且更能从一己哀伤中超越出来，看到中国民主事业的大局，为此给高律师写了那封语重心长、字字千钧的公开信。阅读那些处处能触摸到一位母亲眷眷之心的话语时，泪水不止一次湿润了我的眼睛。很明显，丁教授已把把永失爱子之痛升华为对青年一代的深沉泛爱。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看了那些诚挚的话语都不能不百感交集。
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高先生身为律师，竟然看不懂丁教授那些简单话语中蕴涵的深刻道理。他不但买椟还珠，完全错过了丁信主旨，在“政治化”上纠缠，闹出“‘政治化’是中共蓄意丑化异议人士的手法”的笑话（说明，非原话，懒得去看原文了，大意应该如此吧），说明此子连我党的基本教义是什么都不知道，连毛共造的最大的孽就是把全民化为以政治立场为道德的政治动物这个史实都丝毫不晓，而且竟然连孙中山的弱智语录都抡不圆，把孙的文盲定义“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弄成了“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啼笑皆非之余，我也觉得丁教授根本不必为高律师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可惜。很明显，如此浅薄而且毫无理解力的同志，真要安心本职工作也不会有多大出息。
鸡同鸭讲、聋子对话也倒罢了，真正令我吃惊的是，面对丁教授那严厉的灵魂拷问，“民运”头子们不是噤若寒蝉，便是揎拳撸袖大骂出口。倘若那些隔岸煽火，躲在安全的海外，教唆煽动他人为自己火中取栗的“民运”领袖们黑漆漆的心底尚有三分天良残存，面对丁教授那海外人士应该体谅国内人士处境、不要把人家捧到下不来的高度上去的诚挚请求，本该汗流浃背，恨无地缝可入。
然而良心家们绝不会有这种“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起码良心反应。这些人不但天良泯灭，而且连正常人的羞耻心都彻底丧失了。
当初刘荻女士被捕，胡平、高寒等人或为了向施主们证明自己没有尸位素餐，或为了沽名钓誉，化他人灾难为一己政治经济资本，竟然不顾人家死活，发起“愿陪刘荻女士坐牢”的宣言，害得在那宣言上签名的国内网友杜导斌真的坐了牢。我悲愤交加，请他们实现自己的诺言，回国闯关，陪刘荻、杜导斌坐牢，以此向中共施压，迫他们放人。为了解除他们的顾虑，我还特地说明此行只会有惊无险，只要约上西方记者团同行闯关，则中共根本不敢抓人。为了给他们打气，我甚至还提出自己愿意以观察员身份自费陪同他们前往。
尽管那文字贴在各大中文论坛上，英雄们却吓破了胆。那几位平时在论坛极为活跃的“民主闯将”都曾发誓“愿陪刘荻坐牢”，见了我那建议却噤若寒蝉，无一人敢搭腔。不仅如此，胡平先生不但丝毫不以发假誓欺骗愚弄公众、因而把国内志士诱入死地为惭，此后还竟然写出《精英与奴才》，肆无忌惮地辱骂那些拒绝被他愚弄欺骗，继续为他火中取栗的国内知识分子是“奴才”！
这就是立志把中国人民从中共暴政下解放出来的“民运领袖”，就是他们作演说、写文章时不可须臾离开的“良心”！
这其实不是我想说的事，不过是那些“民运”垃圾对丁教授的放肆攻击引发的怒火。之所以写本文，还是想向那些理解力奇低还特别能自命不凡的海外“精英”们解释一下，丁教授那封公开信到底讲了些什么。
据我的理解（声明：此文所说，全是我个人体会，如有误解，与丁教授无关，由本人承担文责，并向丁先生道歉），丁教授那信的主旨是：搞大而无当、毫无明确的现实可行的诉求的政治运动，丝毫无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只会招来中共残酷镇压，导致社会倒退。社会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以渐进方式去点点滴滴地实现，因此，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在于每个公民具体而微地去维护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具体到高律师身上，他能对中国进步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发挥自己的职业优势，通过自己的职业实践，帮助一个个公民争取与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这么做，要比他搞什么“反迫害接力绝食”有意义得多。
此中简单的道理，凡是有脑袋的人都能看出来吧？那“反迫害接力绝食”能让人严肃看待么？它到底有什么明确诉求？举出了什么具体的迫害事实？提出了什么可能让当局同意的措施？难道中共竟有可能承认自己迫害异议人士，因高先生的抗议而痛改前非？绝食又对当局构成了什么具体压力？成年人居然会想出这种“接力绝食”的儿戏来，不但绝食时期很短，而且是在密室中坐关，当局有什么必要理睬这种闹剧？高先生发起这种根本没有中共可以接受的具体诉求的运动，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当局不理睬，绝食者们该如何下台？如果当局公开否认“迫害”的指控，绝食者们又该如何应对？退一万步说，就算当局以空对空，泛泛同意“停止迫害”（这是绝无可能的，这里是纯粹虚拟），请问这对改善中国公民实际人权状况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所以，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成年人都该看出来，高律师发起的这场运动，除了表演价值外，什么实际意义都没有。其唯一“意义”，就是把很严肃的事喜剧化了，不但给自己出了个“如何宣布运动取得辉煌胜利”的难题，而且使得以后严肃的抗争难以唤起海内外舆论注意。在本质上，它和高寒马戏班串演的“网络竞选政府”的廉价闹剧毫无二致。如果我是中共，我就根本不会理睬这种儿戏，任其无疾而终。这种儿戏闹得越多，对中共越有利，因为它起到“狼来了”的心理麻痹作用，使得普通人对此类事心生厌恶，更加促进空前泛滥的“犬儒”思潮。
这其实还不是丁先生那封公开信的最宝贵的教诲。我个人觉得，丁先生反对“政治化”的主张和我完全一致。我在旧作中反复强调过，真正的民主斗争，应该是从公民切身利益出发的经济斗争，而不是大而无当的空泛的政治斗争。它应该有非常明确的具体的经济诉求，处在统治者的让步上限之内，并能根据统治者的反应随时作灵活调整，避免发生对抗，使人民遭受不必要的牺牲。这才是为西方民主化的历史证明的真正的争取民权之路（英国历史上重大的民主斗争实质上都是百姓与国王或贵族争利的经济斗争，北美独立战争同样如此，就连法国大革命都是国王征税引起来的）。
用这个标准来看，中共执政下有过的唯一合格的民主斗争，乃是７０年代末老知青争取回城的斗争。它具有明确可行的斗争目标，并没有危及中共统治，处于中共让步上限内，不会引起统治者的恐慌以及继发的过度反应，斗争因此取得圆满成功，不但使得几百万老知青重获在城市工作居住的基本人权，而且将此后的中学毕业生从“上山下乡”暴政下解放出来。虽然它没有感天地、泣鬼神的美学价值，但那是共党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实实在在改善了相当数量的人民权益的民主斗争。
相比之下，８９学运就完全是照抄中共在“解放”前发动的“１２９”、“１２１”运动，其特点是具有强烈的表演性，提出的口号非常模糊空泛，却具有强烈的煽情力，非常sentimental，富有打动人心的可歌可泣的悲情，却根本不是为了解决任何具体问题而发动的。示威者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和统治者通过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的意愿。他们的表演其实瞄准了民众而不是政府，说难听点便是“作戏给百姓看”。所谓“对话”的要求无非是为这表演所必需的一句台词而已。真到政府和他们谈判时，他们便什么要求都提不出来，正如蒋介石当初料定毛泽东不会去重庆而再三邀请毛去重庆谈判，毛去了后国府连个谈判方案都拿不出来一般。
这种以中共夺权拿手好戏为忠实蓝本的政治运动，只能让中共的paranoia发作，以为示威者们是要推翻自己，因此决定绝不蹈国府覆辙，以血洗京城“保２０年平安”，此乃他们的必然反应，熟悉中共思维方式的人不难在事前预知那悲剧结局。可惜国人竟然没从这惨痛的血的教训学会任何东西。几年后，法轮功又一步一个脚印地踏上那死路去，由此招来中共的长期血腥镇压。
这种中共式政治运动不但只会以悲剧收场，而且必将导致社会倒退。８９学运吓得中共停止了本来呼之欲出的政治改革，使中国从此走上了建设官僚资本主义的不归路，更使中共当局成了惊弓之鸟，从此把“稳定”当成了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倾举国之力镇压“动乱苗子”，使得统治者和人民之间丧失了良性互动的可能。
奇怪的是，如此彰明较著的事，天下竟然没有几个人看得出来，我们的“民主斗士”们至今还迷醉于共式政治运动中不能自拔，以为那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良方，却不知道这么一个简单的经验规律：但凡以“民主”为口号的运动根本没有可实现目标，必然只会是误国殃民的作秀，而不打这空洞招牌，只实实在在为自己争具体权益的运动才是真正的民主运动，上文提到的老知青回城就是如此。
仅此一端，便可看出党文化作了多大孽。从思想传承来看，毛共党文化其实是宋明理学的恶性发展，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奉行“道德宇宙观”，以政治立场去偷换道德，把政治完全看成了道德问题。而这正是为何中国会出现８９学运那种怪事──它其实是一场大规模的集体“道德表演”。
我已在旧作中指出，在毛共执政前，这“道德宇宙观”就害苦了中国人。明清末年都有所谓“清流”，这些人的特点，就是把国政当成道德问题。在明末，主张与满清议和的人就是奸臣。在晚清，主张西化者也必然就是汉奸。本人孤陋寡闻，还从不知道外国历史上是否有这种把政见或策略分歧当成善恶之争的怪事。
到了毛共手上，这种“道德政治观”就达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极左的极权主义学说（如共产主义学说）与极右的极权主义学说（如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倾向于把政治“道德化”，而后者倾向于把政治“科学化”。例如共产主义学说虽然号称是“客观真理”，但它的主要诉求力还是道义上的。纳粹则只吹嘘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科学铁律”，对道德采取尼采式的鄙视态度。
因此，共产主义学说天生就有将政治道德化的倾向，尽管如此，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口里毕竟还是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科学产物”。到了毛泽东手上，它便完全成了脱离社会生产力而存在的“至善天国”。不但共产党人和“阶级敌人”的斗争成了善恶之争，而且就连党内的策略分歧也成了与“阶级斗争”等价的“路线斗争”，同样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无产阶级不是在某个历史阶段由特定社会生产方式客观形成的一个阶级，而是经“去人欲存天理”的思想改造肉身成佛，通过主观努力修炼而成的圣贤。
这一套思维方式被“民主派”全盘继承下来了。在他们，“民主”成了“善”，专制成了“恶”；“民主社会”成了“至善天国”的同义语，“专制社会”则代表“万恶地狱”；“民主斗士”成了“天使”，而“独裁者”成了“撒但”。在此，我们的“民主理论家”们完成的其实是化学上的“置换反应”：把《毛选》中的“共产主义”置换成“民主”、“无产阶级”置换为“民主斗士”，“地主资产阶级”置换为“独裁者”。这种“思维活动”，其智力附加值为零。
其实，稍微知道点民主常识的人都该看出，把国政道德化，恰是对民主精神的无情践踏。民主的根本精神在于对反对派的宽容，抽去了这一点，就绝对没有民主可言。一旦把政治道德化，反对派必然要变成撒但，那还谈何宽容、自由与多元？
这就是为何海外“民主派”甚至比拥共派还缺乏宽容力的基本原因：在他们看来，容忍不同政见，就是道德上的堕落，正邪不两立，善良和邪恶之间不但不可能共存共荣，就连试图调和折衷两者，都是旨在欺骗背叛革命群众的犯罪行为。和我党一样，他们坚信“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而他们所谓“正邪善恶”之争，也就是民主与独裁，甚至是倒共与拥共之争。
明乎此，则立刻可以洞见为何从８９学运直到今日高律师绝食那一系列伪民主运动具有如此鲜明的表演性，那其实是“集体道德表态”。在“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生死斗争之际，运动参加者们当然会感到一种强烈内心冲动，要挺身出来，在这“大是大非问题”上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道德抉择。这也就是为何运动越到后来，激进派就越占上风，温和派就越发灰溜溜：那其实是一场“道德打擂”，而所谓“良心”也就是表演者们所唱调子的高度。
这种黑白两分法之荒谬，成年人应该一望即知，似乎不必再说了吧？早在旧作中说过无数次了：民主不是“善”，不是个道德问题，而是确保社会成员合理分赃的手段，究其来源卑下得很，乃是咱们老祖宗看不上的“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并没有什么出尘绝俗的苦修士式的清高。变成自身利益意识强烈而且不耻于公开争利的“犬儒”，不但没什么丢人的，恰是萌生民主意识的第一步。
这种道德政治观，正是触发了国内“犬儒”思潮的根本原因之一。国人在参加８９年那场激情表演之后，无任懊丧地发现，越是良心高调唱得响彻云霄的同志，脚底抹的润滑油也就越多。胡平先生只知道痛骂“犬儒”，却不知道“犬儒”乃是政治骗子们大规模行骗的必然产物。当政治家们把只该针对自己个人的良心当成ＷＭＤ（大规模杀伤武器）投放政治战场大规模使用后，唯一的战果就是社会化大生产出彻底唾弃良心的“犬儒”来。如果胡先生在骂“奴才”之前敢实践“陪刘荻坐牢”的誓言，哪怕是按我建议的，在记者团陪同下，去首都机场虚晃一枪作个“闯关秀”，则国内“犬儒”恐怕立刻就要少几个。
不过，正因为此，我倒觉得丁教授过虑了，其实您大可不必为高先生的安危担心。这道理明摆着：
第一，高先生的绝食活动不会引起我党注意，他们再是惊弓之鸟，也不至于蠢到拿这种儿童游戏当真。
第二，同理，这种儿戏起点太低，海外人士再有心炒作，也无法将其拔高到能吸引眼球的地步。就拿我这个例来说吧：如果不是此事惊动了丁教授，我根本也就不知道高先生这场表演。所以，高先生被海外“民运”人士捧到无法下台的可能性似乎不存在。
第三，胡共似乎比江共聪明，例如“今上”似乎悟出了“昨上”勇于充当阿扁“托儿”之蠢，上任后一改对台策略，对阿扁的独立秀采取“冷冻死”，确实比前任高明多了。我想，他迟早也会悟出，江共小题大作只成全了许多人的“反共成名术”，因而对国内异议人士也采取类似“冷冻死”策略，只会继续封杀其言论发表空间，而不大可能使用人身迫害的笨拙方式去帮助他们扬名天下。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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