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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张博树：党专制逻辑的列宁主义起源（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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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张博树：党专制逻辑的列宁主义起源（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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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ZT张博树：党专制逻辑的列宁主义起源（3-1） (180 reads)      时间: 2005-9-08 周四, 上午6:53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作者附信：《真话文论周刊》编辑，

用附件传上两篇论党专制起源的理论性文章，供《真话文论周刊》选用。这两篇文章先前在《改造与建设》网站发表过，但随着这个开明网站的被封（但愿能复活），它们自然也难见天日了。
我们当然都希望中国实现理性的、和平的政治转型。我相信，对党专制传统的学理清算应该是这种转型的必要条件之一。

-----张博树

（续前）从党专制走向领袖独裁：列宁主义的逻辑后果


现在，我们再把话题转回到一党专制的政治建构上来。

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关于领袖“专断”或“独裁”问题，米歇尔斯曾在寡头统治角度内作过深入讨论，但由于他所议论的主要对象并非执政党，所以从我们现在的角度和需要看，米氏的研究仍然是不充分的，它的有待继续的部分，要由我们来完成。换言之，我们的任务是要探讨取得政权后、并且是在一党垄断权力的条件下党的领袖走向独裁的趋势乃至必然性。是的，无论从逻辑上讲还是从历史经验上讲，我都认为这种独裁的形成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首先，由于列宁主义否认议会制度的合理性求求从而也就否认了多党竞争和建立在这种竞争基础上的权力制衡的合理性及必要性求求取得政权后的党形成党专制的局面乃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其次，在既没有来自外部的制约，又缺乏来自党内的制约和监督的条件下，党的领袖形成独裁和唯我独尊的局面也是必然的。而且，这种独裁还不仅仅是对党而言；由于一党专制条件下党的领袖同时又是国家政权的最高代表者，党首的独裁同时就是国家最高执政者的独裁。这样，从党专制走向领袖独裁（包括党内独裁和国家政权独裁）就成为列宁主义合乎逻辑的政治结果。

当然，这个东西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很多人喜欢用追求权力（对权力的贪婪）来解释独裁者的行为。这种解释固然说出了部分真理，但对了解共产党领导人何以会踏上独裁之路，却是远不够充分的。一般来说，共产党的第一代革命者多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并非单纯敛权的贪婪之徒。然而，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不同观点、不同策略主张之间的交锋是不可避免的。掌握权力往往意味着可以强行贯彻自己的主张；坚信自己主张的正确往往又形成对其他不同观点的排斥。在残酷的、瞬息万变的斗争环境里，形成集中的而非分散的、独裁的而非民主的决策模式和领导风格尤显自然。

取得政权以后，情况会发生静悄悄的、然而又是意义深远的变化：在革命斗争年代形成威望的领袖会在以后的掌权岁月里膨胀其自信心、自负感和成就感，更加听不进不同意见。在重大的国家决策问题上，由于没有任何有效的、来自党外的权力制衡和监督，决策者事实上丧失了决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纠错机制。党内“民主”则更加靠不住：在野的社会民主党尚且有形成寡头垄断的趋势，执政的、成为国家唯一权力中枢的党更不可能真的有什么“党内民主”。围绕权力会形成一系列新的规则，它们只能有悖于、而不是忠实于真正的民主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一党专制的政权建构本身就是促进领袖独裁的最大的酵母，或曰领袖独裁本来就是一党专制的必然后果和体制性产物。当然，“组织”的力量也不容忽视。无论在夺得政权以前还是夺取政权以后，“组织”都是成就领袖独裁的重要工具。在成为唯一的执政者后，“组织”的最大变化是党组织和国家政权机构的融合。党的织体成为国家政权的核心，国家政权不过是党的织体的外化。领袖则同时身兼党首和国家最高执政者二职，其作为独裁者的“使动性”自然获得无与伦比的畸形展现的可能。

以上所谈，还只是党专制走向领袖独裁的一般逻辑。在各个具体的历史场景，由于每个共产党领导者个人经历、修养和素质方面的不同，领袖独裁的表现方式、程度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当独裁意味着没有人能够通过正常渠道和途径对最高决策者的见解、决定提出有意义的挑战时（所谓“有意义的挑战”指本质上不同、或有重大分歧的意见、观点、政策主张），这可能是一种程度较烈的独裁，或称强势领袖独裁；而若提出这样的意见还是可以被容忍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容忍，但这种容忍不一定意味着意见被采纳，则这样的独裁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弱势领袖独裁，或较温和的独裁。

现在我们就以列宁和他的后继者为例，看看这个党专制走向领袖独裁的大致进程。

列宁是无可争议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具有战略家的才能和极高的个人魅力。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他经历了无数党内斗争，最终基本能够控制这个党按照自己的主张和意愿发展，并夺得了政权。虽然列宁的性格中有偏执、暴烈的一面，但在列宁当政时期，俄共的党内独裁并未达到顶点，党内还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比如，在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列宁做的主报告，加米涅夫做副报告，两个报告的观点并不一致。列宁强调要适时地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加米涅夫则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尚不成熟，党和工人阶级的当前任务只限于监督临时政府。虽然加米涅夫的观点受到了“批判”，但毕竟在党的正式会议上讲了出来。再如1918年到1920年期间，俄共党内曾就企业管理中究竟应该实行“集体管理制”还是“一长制”有过激烈的争论。列宁本人主张一长制，但在不少场合遭到反对。1920年1月12日召开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就反对列宁提出的一长制原则，认为一长制会破坏工人民主的基础。在1月23日到29日召开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发表讲话，再次坚持一长制的管理原则，但仍然没有被会议接受，这个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在一般情况下实行集体管理形式的决议。直到1920年3月29日至4月5日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才结束这个争论，最终通过了列宁的一长制管理原则。这些都说明当时俄共党内尚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气氛。列宁主事期间党的代表大会每年都能如期召开，也是党内生活基本正常的一个证明。

在俄共历史上构成党专制向领袖独裁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派别活动”的批判和禁止。这一点列宁本人要负主要责任。所谓“派别活动”，用列宁自己的说法，就是党内“产生了几个具有各自的纲领、力求在某种程度上自成一派并规定内部纪律的集团”。在列宁看来，这种情况是不利于“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的。在1921年3月列宁写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中，列宁强调“在同派别活动进行实际斗争中，每一个党组织必须密切注意，决不容许发表任何派别言论。对党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时，应当使一切实际的建议以尽量明确的形式毫不迟延地立刻提交党的地方和中央领导机关去讨论和决定”。如果有人一定要搞“派别活动”，“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

从表面上看，似乎党员还是可以就党的工作提出批评的，列宁所反对的只是党内形成有组织、有纲领的不同派别。但经验会告诉每一个党员，他的个人声音（尤其是那些不同于党的现行纲领、主张的声音）是很难被党的领导人所听到、所重视、所采纳的；不允许党员以集合的、集体的声音讲话，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党员批评的权利。或者，我们再退一步，承认“党内有派”有足够的理由去禁止，问题是被开除出党的异议分子是不可能另外组党并以合法身份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的。这正是一党专制的可怕之处。党专制条件下的“取缔派别活动”只能强化党的领导人的独裁倾向，而丝毫无益于党的“民主”和整个国家政权的民主化。而当这种“派别活动”被解释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影响时，对“派别活动”的围剿又被罩上阶级斗争逻辑的神圣光环。这样，任何独裁者都可以轻易地打着阶级斗争和“党的统一”、“党的纪律”的旗号排挤乃至镇压党内对手，而真正形成对权力的垄断。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了不同政见之间的交锋，党的领导人对权力的争夺，也将越来越失去早先可能还具有的基于某种政治理念或策略主张而进行争辩的政见之争的性质，而变成赤裸裸的纯粹权力之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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