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登录 |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 个人设置 网站首页 |  论坛首页 |  博客 |  搜索 |  收藏夹 |  帮助 |  团队  | 注册  | RSS
主题: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 4 & 5(zz)
回复主题   printer-friendly view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 4 & 5(zz)   
wood_pecker
[博客]
[个人文集]

游客
文章标题: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 4 & 5(zz) (149 reads)      时间: 2005-7-20 周三, 下午4:07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主题：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之四：我们需要一次深刻的启蒙
作者：天不管地不收发表日期：2005-07-19 09:49:55


[表状]


（道）——
—
自然——
—
逻辑——
—
自由的关切，后者基本上是西方人遵行的思想历史发展的路线。中国人的思想历史发展的路线则是（变）易（绝对的可变性）——
—
宿命（八卦）——
—
循环（阴阳五行）——
—
礼仪——
—
专制。这主要是儒家思想发展的路线，道家略有不同。老子《道德经》中的“道”非常类似逻辑的绝对不变性，其中也说了不少至今仍发人深思的话，例如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类，可惜道家的彻底的相对主义却又反过来取消了逻辑的绝对性。法家的刑名之学也有点逻辑概念论的味道，然而由于法家的绝对的反自由，使它只能与逻辑背道而驰。秦汉之后的中国人基本上丧失了对逻辑的兴趣，丧失了追求思维工具、方法、理论、规律的原动力。中国人迄今之所以缺乏逻辑，不在于中国人缺乏研究逻辑的能力，事实上中国先秦时期墨家及其后学的逻辑学成就比之亚里士多德也并无太大逊色。问题在于，秦汉之后的中国人自我丧失了对逻辑的兴趣，丧失了对这方面生命意义的追求。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是值得人们特别要加以反思的事情。孔子曾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然而中国人所“乐”、所“好”、所“知”的东西，从来就不是逻辑，不是人自身的思维及其不断扩散的工具、方法、理论、规律等等。所以，正是“愚民”的反智主义，使它们共同与逻辑绝缘。国人２０００多年来活该没有逻辑，也便没有哲学，甚至不懂得思维对于人自身的价值所在，中国人“命定”说不出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所以，中国人也就不可能会有近现代的科学。２０００多年来，中国人的思想基本上被儒家、道家、法家这三家所垄断，这三家，尤其作为最主流的儒家，全都缺乏逻辑。然而，这三家的另一个共同所具有的特点却是愚民，在主张反智主义的愚民政策上也的确是这三家的学说之所以能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苟延流传下来的一个共同的关键。从而可以认为，正是“愚民”的反智主义，使它们共同与逻辑绝缘。这是因为，逻辑作为思维的方法、工具、理论、规律，它本来应该是开发民智的产物。可是，长期以来，中国的专制统治者都是害怕和拒绝开发民智的，愚民政策原本即是他们稳固专制统治的最主要的法宝。如此一来，我们又从另一个角度同样有力地印证了中国人不可能有逻辑的历史原因。东汉时代传入中国的佛学有一点类似逻辑的东西——

因明学，然而因明学的逻辑不过有一点演绎的内容而已，而且很不完备，重要的是，它也同样不可能触及类似后来西方近代发生的归纳逻辑与直觉逻辑的革命性的演变。有一点因明学的逻辑便已经让少数中国的士大夫文人感到新鲜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或者引起了魏晋玄学时代的短时期内中国士人思想的活跃。也正是在魏晋时期，出现了一位叫鲁胜的学者对墨经的关注，这是墨家逻辑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短暂的复活。遗憾的是紧随着这种短暂的复活之后，重又复归沉默。鲁胜对墨经作注的专著依然无人关注，同样以佚失不传而告终，惟一只留下了一篇短短的《墨辩注序》，让今人知道曾有鲁胜这样一个人做了这样一件事，如此而已。中国人对逻辑的冷漠态度和无知状态真是根深蒂固。汉代的儒家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一头栽进了谶纬迷信的伪神学之中，儒学也因此而变成了儒教，不过是伪宗教。喜欢谈禅的宋代儒家士大夫或许曾受到过因明学逻辑思想的影响，有了一点讲究儒学理论体系的苗头，留下了所谓宋（明）理学，后人又称之为新儒学。新儒学的思想特别反映在朱熹的对《四书》的编纂注解的著述之中。

秦汉以后的中国著作家文人实在相形见绌得令人感到可怜，甚至卑鄙。可怜的是诗人，卑鄙的是御用文人，特别是那些为帝王撰写历史的文人。前者有诉不尽的哀怨和屈辱，后者有道不尽的曲意奉承和诚惶诚恐。学》放在《四书》之首，作为年轻人学习儒学的初阶。说白了，《大学》的内容不过是如下所列的八句话：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乍看上去，格物、致知，挨了一点逻辑的边，可是实际上只是两句空话，毫无如何格物、如何致知的具体内容。朱熹的这四个字倒是把明代年轻时的王阳明害苦了。王阳明诚心诚意地在院子里的竹子面前“格”了很长一段时间，到头来也没有格出什么知识，反而大病了一场。于是他索性抛开格物、致知这四个字，而直接从诚意、正心做起，这使他最后成了朱熹的辩论对手陆九渊《心学》的传人。我的判断是，所谓宋明理学，不过是伪哲学，与汉儒的伪神学相衔接，全都是毫无逻辑内涵的独断论的学问。不论汉代经学、宋明理学，都不能具有推进中国文明向前发展的原动力，它们至多不过起一点对已固化的文明的粉饰、修补、延续、重复的作用，如此而已。纵观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分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几乎全都是缺乏逻辑内容的现象描述性的文字堆积。尤其中国的历史文献分量最重，而且六经皆史。中国著作家似乎与西方著作家完全相反，他们完全不谈逻辑，而且所描述的东西也根本不受逻辑的指导。西方的著作家不然，他们不论是否自称哲人，其著作必然以逻辑思维问题为讨论的核心，或者有意接受某种哲学逻辑的指导。至于自称哲人的人们就更不用说，他们的著作连书名也都必选“工具”、“方法”、“理解”、“理智”乃至“逻辑”本身，以显示其逻辑思维的特征。如著名的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培根的《新工具》、笛卡儿的《谈谈方法》、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莱布尼兹的《人类理解新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等等。可以说，西方重要的思想家、著作家几乎全都围绕着哲学逻辑内容为核心从事自己的创作。在这点上，秦汉以后的中国著作家文人实在相形见绌得令人感到可怜，甚至卑鄙。可怜的是诗人，卑鄙的是御用文人，特别是那些为帝王撰写历史的文人。前者有诉不尽的哀怨和屈辱，后者有道不尽的曲意奉承和诚惶诚恐。现在的中国人完全有理由怀疑，我们中国历代的士大夫文人，他们到底有多少主动做人的智慧。一部《今古贤文》道尽了中国人做人的方方面面，惟一其中找不到“我思故我在”、“不经过（批判）理性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样的人生意义革命的箴言。不懂得这一点，中国人就将永远不会懂得什么叫逻辑，什么叫人的尊严。中国近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基本上是在没有多少进化秩序的混沌中度过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王朝迭代，重重复复，除了在文字表现形式上有一点局部的更新之外，例如字体的篆、隶、真、楷、行、草，文体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而在逻辑思想和理论的意义上，可以说，毫无长进。这种毫无长进的中国历史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初——清王朝的覆灭，才基本上告一终结。经过近代整整一个世纪的过渡，中国终于进入了充满变数的２１世纪，也就是今天。四、人类逻辑的现状和当代中国的机遇西方在漫长的文化史中创造了神学和哲学，中国在漫长的文化史中则独立地创造了自己的人学，也即以儒学为核心的人生意义之学。贯穿西方学说并使之不断进化的东西是逻辑。西方逻辑的发展经历了三大阶段：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到西方中世纪之末，是演绎逻辑的发展阶段；从培根、笛卡儿到康德之前，是归纳逻辑革命及发展的阶段；从康德开始及其后，是直觉逻辑革命及发展的阶段，直到维特根斯坦，逻辑被引向停滞和退行的语言逻辑（哲学）而告终。直觉逻辑在西方受到了严重的二元论的制约（包括所谓辩证逻辑），目前已陷入难以自我克服的困境。逻辑在现代所达到的最高且最普遍的技术成就即电脑的运用及其延拓，其中包括不断扩大的信息网络，此外，在基因结构理论、基本粒子超弦理论等方面也有了重大的发展。逻辑的困境在于它愈来愈远离人类生命及其社会进步的意义，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以至可能愈来愈损害人类自身。

２０００多年来，缺乏逻辑思维的中国文人已经炮制了大量的文字垃圾（凡是缺乏逻辑秩序的文字记录都可能是文字垃圾），这些文字垃圾尤其表现在中国庞大的历史文献资料之中。①见１９９９年《方法》杂志和《黎鸣文存》第二卷《人类的新生》，后者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２０００年出版。的历史形式。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曾在１９９９年即写出了题为《西方哲学死了！》和《为什么说西方哲学已经死了？》两篇论文 。。鉴于当前人类逻辑的状态，人类将可能在新的世纪面临新的逻辑思维的革命。笔者期望这一次的逻辑思维革命将会在中国发生，笔者认为，这是新的世纪赋予中国人的一次时不我待、千年难逢的伟大的机遇。笔者更希望在新的世纪，中华民族将有可能涌现出类似笛卡儿、培根、牛顿、康德、爱因斯坦那样世界最重量级的逻辑思想革命家，他们将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巨人，而且是全人类的思想巨人。从当前中国的学术状态来看，虽然潜在思维革命的可能性不是没有，或许还可能已经蕴藏有巨大的能量，但目前中国学术界的表现却并不太令人乐观。２０００多年来，缺乏逻辑思维的中国文人已经炮制了大量的文字垃圾（凡是缺乏逻辑秩序的文字记录都可能是文字垃圾），这些文字垃圾尤其表现在中国庞大的历史文献资料之中。二十五史即是显然的文字垃圾。其中虽然不乏有价值的史料，但５０００多万以上的文字之中，真能促进中华文明进步的东西则实在太少，相反，大多数成分却是阻挠、堵塞中华文明进步运动的垃圾。在这些垃圾中不可能生发出具有发现、发明、创造新的（科学、艺术、技术）思想意义的动力源。近１００多年来，中国人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被西方人用强力打开了文化大门的中国人不仅被迫接受了西方人的商品物资，也被迫接受了西方人的思想，包括逻辑思想。但是，由于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习惯势力，以及近半个多世纪具体的历史运作过程的影响，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文人，包括文科的学人，依旧继承了历史中对逻辑的冷漠态度，甚至依旧满足于对逻辑知识的无知。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和康德的“不经过（批判）理性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样的逻辑思维革命性的箴言，至今仍未在中国文人、学人的头脑中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象。这也正是一些人认为，中国人仍然需要有一次大的深刻的启蒙运动的原因。比较而言，近百年来，在中国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也即理工科知识教育的人们，要比仅接受文科知识教育的人们在自觉关注逻辑知识方面显然强一些。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理论本身即逻辑理论知识的演化和具体化。笔者在前面也曾指出，牛顿力学三定律实即形式逻辑规律的具体化，后来的相对论、量子理论，乃至近期的基因结构理论、基本粒子超弦理论等等其实也一样。悟不到这一点，人们将很难成为一位有成就的科学技术专家。凡有所悟的理工科学生，都会自动地去钻研逻辑思维方法，关注新的逻辑工具、理论、规律的出现，甚至会去主动地发现、发明、创造新的逻辑方法、工具、理论。与此相反，中国的文科学者和大部分文艺工作者，却有在思维方法上大踏步回归中国传统的非逻辑的独断论和散漫的混沌论的趋势，这使得中国的文坛、学坛有可能重又回到过去大量制造文字垃圾的旧传统，从而有害地阻挠中国社会和文明的进步。中国当今的文坛和（社科、人文）学坛，有不少文人、学人要么继续崇古、复古，大量制造易经、老子式的混沌文献（例如众多气功、法轮功之类的迷信文献）或论语、孟子式的独断论文献（例如大量充满假、大、空、套、谎、梦话的无聊文献）；要么崇洋、媚洋，食洋不化，生吞活剥，以大量引用新问世的洋概念、洋名词为时髦，以此显示自己的学问，甚至毫不知其实际所指，便胡乱针对中国的现实张冠李戴，虚张声势，哗众取宠（例如近期一些所谓“后学”者们的宏阔议论）。这一切均表现了中国当今学坛、文坛的人们严重缺乏基本逻辑思维能力的怯弱状态。按理说，现状本不该如此。中国自从被强行打开文化大门到今天已有１５０多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经成立了半个多世纪。中国人从被迫接受到主动接受西方文化已经整整１００多年，要说启蒙也早已不知启蒙过多少遍了，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思想，包括逻辑思想应该已经有了足够的基础，所以，中国也早该从一个思想懵懂的儿童变成了一个具有足够智慧的成人。可是，为什么中国文人仍旧显得那么缺乏逻辑素养呢？

中国的文科教育填鸭式、强记式的方法运用得太多，缺乏如理工科教育那样的原理式、启发式的方法。为，主要应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反思。第一，是中国的文科教育填鸭式、强记式的方法运用得太多，缺乏如理工科教育那样的原理式、启发式的方法；第二，文科的哲学教育没有发生作用，变成了政治观念的灌输，在没有进行基础的形式逻辑教学之前便不问所以地硬灌辩证法（矛盾说、对立统一说等等），这不仅不能让学生学到重要的逻辑方法，反而把学生强行推向了具有严重相对主义倾向的诡辩论；第三，中国文坛、学坛自由探索的氛围还不够，这一点与中国社会的封建传统习惯势力密切相关。尽管中国的现状仍然存在上述种种不利的因素，但新的世纪整个人类世界的逻辑大势却对中华民族显露出了某种千载难逢的赶超先进的机遇。问题在于，中国人能够把握到这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么，是否又被错过？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已经错过了多次有利的时机，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面笔者已经谈到，西方的逻辑在人类生命和社会状态面前，已经陷入了难以自我克服的困境，其关键即在于其历史传统遗留下来的二元论形式，这种形式仅仅凭良好的愿望和现存的理智是难以克服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笔者将会在以后的专著中详加论述，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回过头去阅读我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如《西方哲学死了！》、《为什么说西方哲学已经死了？》等。历史表明，在过去的５００年中，西方的多次逻辑革命不仅充当了文化垃圾的铁扫帚或破冰船的作用，而且充当了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源乃至文明进步本身的作用。然而在中国，正是因为缺乏逻辑这把文化垃圾的铁扫帚或破冰船，所以中国的文明便只能停滞在自己长期以来所造成的大量文化垃圾的重重叠叠的堆积之中，从而也就只能等待已经具有了“铁扫帚”或“破冰船”的西方人来强行打开自己的大门。到了新世纪的今天，情况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的逻辑作为社会进化的动力源已经发挥到了淋漓尽致，而且也已快到了强弩之末的程度，它的清除文化垃圾的铁扫帚的作用已渐渐老化甚至丧失。同时，在今天，最大量制造文化垃圾的也已不再是东方的。

西方文化垃圾甚至正在把人类自身变成自身的垃圾。西方的文化垃圾不仅在堵塞西方文化本身的发展，同时还更扩散堵塞全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国，而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现时代的文化垃圾不仅以文字的形式呈现，更以大量声音和图像的形式呈现，而且今天的文化垃圾更进入了高速传递的互联网络。这些文化垃圾更又引起和产生了大量物质、能源和生物基因等方面的对人类极其有害的垃圾，它们全面破坏了人类生存环境中的生物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使之不断污染和恶化，从而直接危害到人类的生存、健康和发展。西方文化垃圾甚至正在把人类自身变成自身的垃圾。西方的文化垃圾不仅在堵塞西方文化本身的发展，同时还更扩散堵塞全人类文明的进步。西方的逻辑现状如果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将只会沿着上述的情况愈演愈烈。人类终将会看到，新的世纪的一场逻辑的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它应是全人类都企盼的一场大革命。按照笔者的说法，西方哲学已经死了，所以将进行的已不再是什么哲学的革命，而应是全人类人学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不仅继承西方人类逻辑的成就，还将从东方人尤其中国人的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中吸取必不可少的养料。这将是一场综合东西方人类全部思想精华的逻辑思维的大革命。考虑到在当今的世界，了解西方的东方人包括中国人，要远比了解东方的西方人多出不知多少倍，所以，我预期，这场新的逻辑大革命将很可能首先由东方人发起，尤其可能首先由中国人发起。当然，实际情况将会如何，那只能等待历史去验证。但不管如何，笔者相信，总有一天，中国文化“琴声”中最弱的这根“弦”—— 逻辑会变得强大起来，而且会变得愈来愈强大，这决不会仅仅是我的愿望。




主题：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之五 ：中国文人难当大任
作者：天不管地不收发表日期：2005-07-20 11:05:12


[表状]


为什么中国文人难以承担现代知识分子的大任
中国文人古来称士，在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五个等级中，士是大夫的家臣、邑宰，是最低一级处于庶民之上的统治者。春秋战国末期，士阶层发生了较大的分化，它不必有统治者的宗族血统，更多表现在它具有见识上的一己之长。士不再是从前的兵士、卫士，而更多是学士、策士。历史上著名的所谓“百家诸子”，包括孔夫子及其弟子，都属于新崛起的这个士的阶层。先秦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最值得称道的时期。这段时期的中国人思想的活跃，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文化的原创性，在此后的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中，几乎成了绝响。继它而起的由秦始皇、汉高祖等所开创的大一统的帝国，一直到满清帝国的覆灭，这前前后后２０００多年，构成了中国漫长的中世纪，比西方的中世纪早开始约５００年，却又晚结束约５００年，比西方中世纪长一倍时间，长了整整１０００年，且几乎是从公元元年到公元２０００年。这里是否暗含了某种神谕？一方面是，如前文所指，中国文化只具备一种人类元精神，即中国古代圣人所倡导的爱人的精神、孝悌的精神，而西方文化具备两种人类元精神，即古希伯来人先知所倡导的信仰的精神和古希腊哲人所倡导的求知精神。

就完备的三种人类元精神而言，中国文化只具有其中的三分之一，西方文化则具有其中的三分之二。后者比前者多一倍人类元精神，所以后者（西方文化）的发展速度比前者（中国文化）整整大了一倍。三种人类元精神而言，中国文化只具有其中的三分之一，西方文化则具有其中的三分之二。后者比前者多一倍人类元精神，所以后者（西方文化）的发展速度比前者（中国文化）整整大了一倍。但由于二者都在元精神上有所缺陷，所以无论哪一个都不得不经历一个漫长的中世纪，也即人类精神受到某种蒙昧困扰的时期；只不过西方文化发展速度快一倍，所以它的中世纪只有１０００年，从公元５世纪到公元１５世纪，而中国文化的中世纪则正好是２０００年，从公元前１世纪到公元１９世纪。另一方面，无论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现在都面临一个新的开端，而且是一个新的千年世纪的开端（２０００年），这是巧合呢，还是神谕，天命所归？读者诸君，能解其中的奥秘吗？还有第三方面，即中国文化正处于冉冉上升之势，西方文化则处于悠悠下降之态，虽然一升一降，却是无论中西都将享有完备的三种人类元精神的新世纪的开端，是全人类成为一个大家庭的开端，我对这新的千年世纪满怀幸福的渴望，这与耶稣基督所预告的“千年至福”有关吗？人类文化的发展多么神妙！回到原话题。由于先秦时代思想的活跃和巨大的文化原创性的体现，这一时期的确曾经展示过思想者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孔夫子开创了私人办学授徒的纪录，显示了相对独立于权力系统的文化创造的一定的自由度。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创造的自由度是相当宝贵的，正是这种相对而言的自由度使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创造了诸子百家，创造了中国人最初的文化繁荣，独创了一种人类的元精神，仁爱的精神，并具体植根于孝悌的实践的习俗之中。这种元精神直贯２０００多年中国的历史，虽然在近半个世纪受到了不应有的破坏和打击。但秦始皇的一统中国的局面结束了这个文化原创的时代，尤其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更是为中国文化的历史降下了中世纪的帷幕。中国中世纪２０００年的历史基本上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从分到合，从合到分的极权政治的循环，以小农为主的自然经济状况２０００年来变化极少，中国人虽然拥有大量技术上的创造发明，可是并没有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多少助力。

中世纪时代的儒家学者们便以他们所建立的伪信仰传统和伪知识传统来滥竽充数，这两种伪精神传统是造成中国历史上的中世纪无限蔓延下去的重大的精神根源。中国文人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熟读死章句，个个都成了会学舌的鹦鹉。在圣人、大人面前除了俯首低眉，还是俯首低眉，思想上是１００％的奴性，只有在争权夺利、玩弄权术方面才显示出了是个有智慧的大活人。表现出来的进步是不可否认的，如语言的趋于统一，文字书法的趋于简便，文艺表现形式的趋于丰富等等，但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华民族在这２０００多年中对于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知识量的增长是缓慢的，尤其在理论性知识方面的增长更几乎是毫无长进。先秦时期曾经很有原创性的儒家学派，在进入了中世纪之后的中国，完全变成了只知一味复古述古、一味维护极权统治的保守的思想工具。在兴起了科举制度的隋唐之后，儒家经典更是成了历代读书人攀附权力、挤进官僚阶层的敲门砖。孔夫子的仁爱的主张成了吊在士大夫文人们口头上的面子话。中国文人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熟读死章句，个个都成了会学舌的鹦鹉。在圣人、大人面前除了俯首低眉，还是俯首低眉，思想上是１００％的奴性，只有在争权夺利、玩弄权术方面才显示出了是个有智慧的大活人。原先在孔子时代曾经具有的相对独立于权力体系的文化创造的一定的自由度，在中世纪时代几乎完全丧失了。这种丧失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极权专制者对思想的高度垄断，对异端思想者的无情的打击、迫害；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更主要的，是一代代读书人把科举入仕看作是自己惟一的出路，从而心甘情愿捐弃自己独立思想的权利，做一个只会重述经典的读书虫。中世纪时代的儒家，从提倡独尊儒术的汉儒董仲舒到把佛、道思想引进儒学的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明儒王阳明等，一个方面是把儒学改造成儒教的伪信仰，把孔孟神圣化，把儒家的经典的内容从意义上绝对化，比如上升为“天理”。另一个方面即是把儒学变成普适的知识，其实是建立一个伪知识体系以满足人们普遍的求知欲。中国人既没有如古希伯来人那样的信仰的精神传统，也没有如希腊人那样的求知的精神传统。中世纪时代的儒家学者们便以他们所建立的伪信仰传统和伪知识传统来滥竽充数，这两种伪精神传统是造成中国历史上的中世纪无限蔓延下去的重大精神根源。除非具有真信仰精神传统和真求知精神传统的西方人用武力粗暴地打破这种中世纪无限的蔓延，中国人恐怕只能永远在中世纪的梦魇中沉睡下去了。

而我们所称为的知识分子本应是知识的生产者，至少应是再生产者，而更恰当的则是指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思想的创造者。白的逻辑和历史。中国的士大夫文人，或者也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的文人或读书人，他们都是上述两种伪精神的传承者和散播者。在他们的思想武库中，根本不具备任何稍稍不同于这两种伪精神的语言，即使他们成为最最激烈的思想反叛者，如李贽、黄宗羲，他们也无法自己独创真信仰精神和真求知精神。中国传统的伪精神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染缸，任何人只要在这里出生、成长，他们就将终生染上这种伪精神的印迹而难以消失。要改造伪精神传统只有惟一一种办法，便是开放国门，让西方人进来，让中国人到西方去。更简便的则是，任西方的含有真信仰和真求知精神的文化信息在中国人中自由流通，任它自由洗濯中国传统伪精神的污迹。阻碍这种办法得到实施的恰恰是中国的士大夫文人，或一般而言，传统的中国文人。要想使中国传统的文人承当知识分子的大任，实在是太难了。中国现在把一般读过大学，甚至上过高中的文化人统称为知识分子，实在是一种语误。这就好像我们把一切会吃饭的人都称作生产粮食的农民一样荒谬。读过书只表明某人接受过一些传统的、普通的书面知识，而我们所称为的知识分子本应是知识的生产者，至少应是再生产者，而更恰当的则是指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思想的创造者。在西方，人们更通常称具有敏锐的批判力和丰富的创造力的社会思想家为知识分子，如马克思、罗素、波普、汤因比……可见，在一个社会中，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是不会很多的。而在中世纪的中国，即使不说为零，也只能是少之又少。为什么？因为中国文人尚根本没有生出可能承担知识分子大任的肩膀。第一、中国文人没有批判社会的思想勇气。

历史上著名的文人，不说全部，也至少９０％以上是士大夫官僚，当不上官的文人也莫不汲汲于功名，攀龙附凤。也难怪，“学而优则仕”，求取功名，投身科举是中国文人惟一的前程。在此情景下不难理解，中国文人最擅长的是歌功颂德，其次是告密，再其次是玩弄权术，再其次是明哲保身，最次也须是息隐山林，至于处于乱世，投身暴动，以求一逞，用武器批判社会，那无关思想事，当别论。在中世纪的极权社会，不要说批判社会，即使说话稍不顺极权者的意，轻则遭贬，重则丧身，更严重者甚至株连九族。统治者防口如防川，岂容你批判！第二，中国文人没有批判社会的思想武器。公开批判不敢，暗中批判也缺乏武器，最后至多是恨恨地诅咒：“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中国文人没有真信仰的精神，没有“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精神武器；亦没有真求知精神，没有“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的理论武器，更没有可以令统治者遵守的法律，没有通行全社会的理性的公正。中国人只有刑和礼，而且“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第三，中国文人也没有批判社会的能力，这种能力只有在具有了基本人权的现代公民社会中的公民才可能拥有。在中世纪的中国，不要说中国文人，除了极权者以外的其他一切人也都只能有两种活法：要么顺从，要么以死相抗，除此之外，想逃避者极少有可能。中世纪的中国只需要文人，不需要知识分子，因此，只能大量产生文人，不可能产生知识分子。硬要只接受过伪信仰精神和伪求知精神熏陶的中国文人充任知识分子，自然是强人所难。“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文人无行，同样自古而然。中国文人实在如同一块难雕的朽木。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与西风东渐并行。西方人凭借船坚炮锐的优势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信仰精神与求知精神的传入与灭国亡种的耻辱和忧愤同时在少数中国文人的脑海中激起了怒潮。

中国文人在一种极其矛盾的境地中缓慢地摸索着前进，少数人成长为知识分子，成为中国近代思想革命的先驱，多数人在观望，在徘徊，在犹疑，或者只是口头上的革命派，实际上的权钱的钻营者。中国文人在一种极其矛盾的境地中缓慢地摸索着前进，少数人成长为知识分子，成为中国近代思想革命的先驱，多数人在观望，在徘徊，在犹疑，或者只是口头上的革命派，实际上的权钱的钻营者。鲁迅先生所说的“人一阔，脸就变”的人们，以及“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实际上的独裁者们，在近一个世纪中相继表演。在近１００多年中，中国正以蹒跚的步子迈向与西方文化相融合的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中国人很艰难；西方人也不轻松。事实上，西方文化正在从它１９、２０世纪的顶峰徐徐降落，与此相反，东亚、中国的文化正冉冉上升，笔者对２１世纪开始的新的千年世纪的中国文化还抱着希望。这也是促使作者撰写本书的最基本的动机之一。走向２１世纪的中国需要大量同时拥有三种人类元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信仰“真”、追求“善”、热爱 “美”，他们将是创造中国新文化的主力军。相反，我希望仍旧沉浸在伪精神中的中国文人尽快寿终正寝，他们才是新文化诞生的最致命的阻力。顺便说一句，我赞成继承孔子的爱人的精神，还有他具体提倡的孝敬父母、尊重长者的精神，但目前在海内外鼓吹的“新儒家”却令人遗憾，他们的空论更多叫人感到，他们仍旧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遗类。

中国文人的卑鄙的劣根性有必要在中国文人的群体中获得某种集体的忏悔才是，而不是仅仅要求某些个别人作出忏悔。为什么说中国文人“非常卑鄙”
在摩罗一本散文集的编者的话中，编者孤零零地引用了我在一次座谈会上的一句话：“中国文人是非常卑鄙的”。据说，这曾引起一些文人的不满。这种全称判断式的语句的确有毛病，但如果再加上一句补充的话：“不卑鄙的文人我改称其为知识分子”，我想，大概就变得准确了。今天人们正在媒体上议论（胡风事件中的） “舒芜现象”，我仍想重新提一下中国文人的卑鄙问题，而不想仅对舒芜先生一个人的行为多加指责。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更多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忏悔原本就是人们自觉自主的事情，别人是无法强加的。相反，我倒是更认为，中国文人的卑鄙的劣根性有必要在中国文人的群体中获得某种集体的忏悔才是，而不是仅仅要求某些个别人作出忏悔。好有一比，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的中国文人共同的卑鄙行为—— 相互攻讦、向上告密、栽赃陷害、捕风捉影、落井下石、作伪证、搞逼供信……直到根本莫须有构人以罪等等，就像德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迫害犹太人一样，并不仅仅是某几个人的卑劣行径和罪行，而应该是整个民族的民族性或某一群体的人们的共同的劣根性。

商鞅为秦灭六国奠定了最早的国力基础，但他也是中国历史上人人相互攻讦、向上告密有功的始作俑者，最后他死于自己为之卖命的极权之下，且被五马分尸。官吏和官迷的社会成分一下子使之变得真相大白：官场中官吏们对上曲意奉承、对下耀武扬威的缺德品性使人丧失人格的主体性，这也正是中国文人卑鄙劣根性的根源。国文人是中华民族劣根性的最重要的载体，虽然，它也可能是中华民族高尚美德的重要的载体，但这里我们暂不讨论高尚美德，而只谈卑鄙的劣根性。中国文人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就已经奠定了行为卑鄙的历史传统。商鞅为秦灭六国奠定了最早的国力基础，但他也是中国历史上首创人人相互攻讦、向上告密有功的始作俑者，最后他死于自己为之卖命的极权之下，且被五马分尸。西方文人的传统是由两位烈士奠定的。一位是宗教先知耶稣，另一位是哲学智者苏格拉底。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苏格拉底则死在法庭判给的毒酒之下。两个人都死得非常壮烈，没有乞求，没有悔过，更没有自辱，甚至也不想到逃走。两个人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个人主体性的人格。由于有这样的传统，西方历史上文人多数的社会成分是教士或自由职业者。一般人都认为中国文人的传统是由孔、孟、老、庄等圣人奠定的。认真考察中国的历史，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象，真正中国文人的直接的祖先其实并不是孔、孟、老、庄，而是商鞅、韩非、李斯这三个枉死鬼。这三个人既是秦王朝以来兴起的大一统极权专制体制的集大成的大功臣，又是该体制之下最早的一批枉死鬼。韩非为大一统极权专制体制奠定了完整的理论基础，他是２０００多年来中国官场化社会的历史传统的最早的设计师，最后他死于秦始皇和李斯的共同的陷害之中。李斯是直接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大功臣，也是２０００多年来为中国文人设计了社会成分的设计师，他最后同样死于他为之卖命的极权之下，他同他的儿子一道被腰斩。他的“以吏为师”一语界定了此后中国历代文人的社会成分——官吏、准官吏、想做官而不可得的潜官吏。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群终生围绕官场为之奔走、效劳的官迷，官吏和官迷的社会成分一下子使之变得真相大白：官场中官吏们对上曲意奉承、对下耀武扬威的缺德品性使人丧失人格的主体性，这也正是中国文人卑鄙劣根性的根源。到了近现代甚至更甚，文人们都只能靠官府发给的薪水过活，而且还要论资排辈。
.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统治者的专制性、中国文人的卑鄙性和中国百姓的蒙昧性构成三位一体，彼此恶性循环，造成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处于封闭、停滞、落后状态的体制的痼疾。与西方文人的社会成分——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统治者的专制性、中国文人的卑鄙性和中国百姓的蒙昧性构成三位一体，彼此恶性循环，造成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处于封闭、停滞、落后状态的体制的痼疾。与西方文人的社会成分——后备军，死了秦皇又有刘皇、李皇、赵皇、朱皇……另一方面，向下成了灌输愚昧教唆卑鄙的教师。如此直接的历史结果即是中华文明、中国人的思维成就在近代比之西方的愈来愈甚的低下。面对新的世纪，卑鄙的中国文人要不要来一次彻底的集体的大忏悔呢？虽然这种忏悔仍然必须是文人们自觉自主地进行的，没有人能强迫，也不应该有任何人有资格可以强迫，真正能强迫人们的永远都只能是人们自己的良知和良心。我写此文的原意，无非是希望在新的时代能多有一些新的知识分子涌现出来，以取代历史上大量存在的无耻、无格的中国文人。这也正是新的世纪中国希望之所在。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返回顶端
显示文章:     
回复主题   printer-friendly view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所有的时间均为 北京时间


 
论坛转跳: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Page generation time: 0.413507 seconds ] :: [ 27 queries excuted ] :: [ GZIP compression enab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