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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成败之鉴·党国要人志·中共首脑 2 】 毛泽东特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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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成败之鉴·党国要人志·中共首脑 2 】 毛泽东特辑 1   
所跟贴 【成败之鉴·党国要人志·中共首脑 2 】 毛泽东特辑 1 -- Anonymous - (19546 Byte) 2004-10-19 周二, 上午11:39 (1237 reads)
花田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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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从比例选举制案争辩看早年毛泽东对西方政治体制的认知程度 (382 reads)      时间: 2004-10-19 周二, 下午12:18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党国要人志·中共首脑 2 】 毛泽东特辑 1


以下黄季陆文原刊《传记文学》总第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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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季陆

比例选举制案的争辩



一、什么叫比例选举制

本文要记述的是民国十三年一月,我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提出「采用比例选举制为政纲之一案」,从提出到被搁置的经过。就个人来说,它是给我深刻教训的一次失败。而究其实质则是民主思想极权思想相撞击而发生的一个巨浪,亦可说是民主、极权思想早期的分野。从这一提案的争辩之中,我们就已看到毛泽东之流当时的一副横蛮、狡黠的面目,这是与他们后来的诸多悖谬的行径有其因果关系的。

在未说到本题之先,我想有先把比例选举制作一简要介绍的必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鼓吹曾经喧腾一时,为当时治政治学的人所向往,认为经由比例投票的选举方法,可以获得一项公平合理的解决,特别是在保障少数,容纳反对意见方面,可以充分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大约是由于手续计算上的繁复,此一制度并未能如预期的普遍被民主国家所采用。我在留美期间是最醉心于此一制度的人,但返国以后由于民主制度的推行在国内要解决的问题太多,此一较为繁复的选举制度。迄至目前似尚难有付诸实施的可能。这不是一项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项与现实离得较远的应用问题。

在原则上讲,在代议政治之下议员的选举,如果把普遍通行的联记投票法来作一说明,譬如:一个选举区之内要选出五个议员,选民是一万人,假使有五千零一个选民集中来投同样约五个候选人,这五个议员便都会被这五千零一人的团体所包办,而只少了一票的四千九百九十九人竟一无所得,这都能说得上公道?「多数决」是民主政治一项原则,而保障少数更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精神。在主张比例代表制的人,既不反对多数决制,而且十分尊重此一原则,不过多数只能获得他应有的议席,而不能把少数一概抹杀,竟以一票之差而一席不能得到,如上面所举的那一项简单的例子。因此主张比例代表制的学者便发明了甚多的投票方法来补救此一缺点,如:单一投票法,即是假如在五个议席选举的场合,每一选民只准投一个候选人。使选民很不自然的划分为若干小的集团,把多数党的优点予以冲淡,在政治上形成散漫与无重心,这是有违大党政治运用的好处的。另外一项简单的办法,便是「限制投票制」,这一办法限制选举人在五个议席的选举场合,只准投三人,其余的二名议席便任令少数党派去取得。在只有两党存在的情形之下,此一办法尚可勉强适用,但在两党之外选民如另有主张,便不易作有效的选择了。

我所主张的是「黑尔投票制」(Hare System),这一投票办法是把应选议席人数,除选民的总数,所得的商数确定为每一候选人的「当选额」(quota)如果应选名额为五人(候选人当然不止此数),选民可以就候选名单当中用一、二、三、四、五来表示他对候选人的优先次序,在计算票的时候,依次推算,凡足常选额者便为当选。这一选举办法,倒与我们今日实行的大专入学联合考试照考生所填志愿之先后为录取的一项依据有其相似之处。譬如:一万选民的选举应选五名议员,以五除一万,商数为二千,这二千便是每一候选人的当选额,如果候选人得的票数超过了当选额,便以其超额的票数依次转移给他次一选择的人。假如一万的多数是六千人,结果可获得三个议席,少数为四千人,便可得两个议席,如另有少数各约为二千人,便可各得一议席。这一选举办法,既不违反民主多数决制的原则,而又使少数能够充分的代表出来,我至今仍坚持黑尔投票制是最公平合理的选举办法。可惜计算略嫌麻烦,推行起来困难在所不免,我相信在民主政治进步到了更高的阶段时,终可有被采用之一日。

二、虚怀若谷的总理

民国十三年,我由加拿大回到广州。出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一次晋见总理的谈话中,总理问我道:「你在国外研究政治学,近来在政治学的范畴内,有什么新的学术没有?它与从前的旧学术比较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我当即以我研究比例选举制的心得报告总理。他很仔细地听过了我的报告,显出很欣然的样子说道:「我近来也极注意此事,但手边还没有足够的材料。」

「我在美国俄州大学所写的论文,便是以比例选举制为题」我说。总理便要我把这一论文送给他看看。

过了一天我把我的论文面呈总理,在以后几次的晤见中,他都以研讨比例选举制为题材,很有兴致的问了我许多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实在是我当时的学识经验难于圆满答复的。在他给我的指示中,有一句话最使我感动,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他说:「你研究外国的知识,不仅要切切实实地弄清楚它的底蕴,还应当把研究的结果,注意到如何进一步运用到中国来,尤其是要配合到我们革命建国的需要上。」用现在的话来讲,那即是说理论要与实践配合,世界的新知识要与中国革命的需要配合。我听了总理的话之后:当即向他提出是否可以由我提一议案到大会,采用比例选举制为本党的政纲之一?总理点一点头微笑说「好」。

于是我把存在总理处的论文拿回来,漏夜赶写提案。提案的说明几乎是把论文的内容全部翻译过来,没有一点增添或改正,字数也在二万五千以上。大会开幕后已经多日,我才缮写清楚送到大会秘书处去。因为秘书处印刷不及,用油印困难很多,乃交由广州民国日报赶用铅印。一直到一月二十八日才印好,在一月二十九日那天才得列入议程,那时大会已快要闭幕了。起初因为对提案的名称总想不出一个适当的标题,我特请教于汪精卫,汪拿起笔来便写了一个「采用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案」,我觉得这一名称很妥当,便欣然接受了。

三、毛泽东的真面目

一月二十九号那天的大会主席是林森先生。宣布开会之后,即由我以原提案人的资格到发言台上作说明。

我那时对于会场经验不够,对于群众的心理一点也不了解,我等于是在作一专题演讲或在对学生上课,整整的说了一个多钟头。大会主席林森先生几次催我把话说得简短点,我都置之不顾,代表们以奇异的表情来聆听我的讲话。究竟他们接受了多少,我一点也没有考虑。我把世界现行选举制度的弊害列举了许多,把比例选举制的历史演进、派别以及其各自的优劣批评等等说了许多,最后才把我所主张的黑尔投票制(Hare System)的理由说出。我看会场没有良好的反应,虽然还有很多话要说,一是因为我说话的时间太久,二是我自己的兴趣似乎受了会众冷淡表情的影响,要说也说不下去了。最后只得终止我的说明,没精打彩的走下台来。主席随即以本案宣付讨论,于是在场代表纷纷报名发言,一场激烈的讨论便随之开始。

发言代表约有十人,王恒、刘芦隐是赞成本案的,戴季陶、刘伯伦是主张保留慎重考虑的,其它便是毛泽东、宣中华一些共产份子坚决的对本案表示反对,而本党同志中如王乐平、胡谦一些人,则均站在反对的一面。

为了保存历史的真实性:我特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上所载毛泽东,宣中华等的发言抄写在下面:「三十九号毛泽东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选举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采用比例选举制即是予少数派以破坏革命之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因此本案不能讨论,更不能付表决!」

毛泽东发言的态度是如此的横蛮无理,好似在和我吵架一样。最可笑的是本案已经由主席宣付讨论,在他发言之前已有王恒、刘芦隐等几位代表发言赞成,本案已经在讨论进行中,而他却说本案根本不能讨论。按照会议的常例,一个提案既然已经在讨论中,无论你赞成与否,总得要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究竟是赞成的多而把它通过呢?或是反对的多而把它否决呢?除了最后用表决的方式之外,再没有其它的方法可以处决一个提案了。但毛泽东说本案不能讨论,已经是荒唐之极,而他更说本案不能付表决,岂不更是可笑、更是无知吗?共产党有一套祖传的法宝,那就是武断与无知,民主社会所习惯的一套表达民主的方式,共党是从来不会尊重的。继毛泽东之后站起来发言的是他同党的宣中华,他说:「比例选举制乃资产阶级骗人之物,本席反对黄君提案。」毛、宣二人交替争着发言反对,我看见情形不利,便抢先取得一发言机会,我说:「比例选举制是实现全民政治的一种新的制度,你们可以不赞成,却不可以歪曲事实,说它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它的作用在团结人心,纠合群力,来发达民权。如果用之来团结革命力量,打倒共同的敌人,是无坚不摧、无敌不破的。因此比例选举制的采用是有利于我们革命党的。如果你们一定要认为它有害于革命,那么你们不是有意的胡说,便是一种可笑的无知。我要为比例选举制呼冤!」话说到这里,我的情绪表现得非常的紧张,我对毛泽东、宣中华二人似乎是存了很轻视的态度。

我方把话说完。还没有坐下,宣中华紧接着站起来,又咆哮了一番,无可理喻的表示反对本案。宣中华还没有坐下,毛泽东又紧接着起立发言,他们好似事先有了安排,用一种循环式的发言战术把时间占据,不让其它的人有发言的机会,使得一个会场似乎只有反对的人,而没有赞成者。共党这一种战术,在以后的若干情形下,成了万变不离其宗的用来占据会场劫持众议的手段。在北伐前后,民众运动方在萌芽时代,一般的讲。民众既无组织,又缺少经验,共党的确能善用这种有组织的技巧,以极少数的人,弄得对方头昏眼花,无法对付,终于受其劫持。

毛泽东大声急迫的说:「比例选举制虽然为各国社会党所采用,但只限于在没有当权时是如此。若在取得政权后,便摈置不用,因此一制度实有害于革命之本身。如此自由给予反对党,革命专业便十分危险。」

他这一番话,说得真真可笑,他的座位离我不远,我正拟向他质问究竟有甚么事实可以证明比例选举制是为各国社会党所采用?有那一个社会党在当权以后便把比例选举制摈弃不用?可惜没有适时取得发言机会。其实当时正是一九二四年英国工党第一次选举胜利,由麦克都纳(McDonald)起来组织内阁,而英国工党在野时既不曾有过比例选举制的主张,组阁之后的工党当然也不会有摈弃比例选举制而不用的事实。他的话实在是闭起眼睛瞎说,这显示那时他的知识,实在对这一问题是一无所知。由他的话中可以看出一点,那倒是千真万确,就是「如以自由给予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这就是极权主义的一个不可移易的教条。反对党固然不应有自由,反对的意见,甚至凡是不相同的意见,在共党政权之下,是不容许存在的。换言之,反对者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该死。他当日如此说,现在统治了整个大陆便是如此做。这是极权国家从苏俄起便是如此一套的作法。今日民主世界与极权世界两大思想的分野,便是在这一重要的基础上发生其冲突。在民主的世界唯一可宝贵的原则是:反对的意见和不同的意见,不仅不会该死而且可以并存。反对党的存在,更为民主政治能敏活运用的一个重要关键所在。老子有一句名言:「万物相生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倒是对今日民主政治真谛的一种深透的了解的说法。中国的哲人.在几千年前便已体会到今日世界民主政治的真谛,可见民主毕竟是人类所需要的真理。合于人性要求的良好制度。极权国家的谬误。是把反对的意见和敌对的意见等量齐观。所谓反对与敌对的意见的区别,前者是意见主张的不同,在公平、对立之中可以获致和谐、协调,后者则是以武力暴行抹杀对方,有我无人的专断行为。所以极权便是一种暴政,既不容许不同意见的存在,更不容许反对的政党的并存。毛泽东当时的发言真是一语道破极权政治的真谛了。他以后的种种行为便是在演绎当日他所发出的那句极权政治的老话。四十年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岂仅是一政治的因素吗?这实在是一种带有世界性的思想战争。这一战争的开端,远在四十年前,此一事例便已发其端了。

毛泽东发言之后,会场情形顿趋紧张,正反两方的代表都纷纷要求发言。最后由主席予戴季陶先生一发言机会,戴先生说:「本席曾有见于本案之不能仓卒表决,故主张保留作为本党明年第二次大会后必须提出之案,因为本案为一新的政治主张,牵涉理论与事实极广,大家对本案都没有经过仔细的研究,我们以一年为研究的时间,在下次大会时再提出讨论较为适当,请大家注意。」

继戴先生而后发言约有刘芦隐、王乐平、胡谦、刘伯伦等数人。除刘芦隐之外仍属怀疑本案者居多。最后由主席宣布讨论终结,提付表决结果,以大多数赞成戴先生主张,保留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必须提出之案,本案便如此结束。

事隔四十年,党的代表大会已召开至第九届,并不曾有一次遵照此一决议而提出来讨论过!

我时时向同志提及此事,深以为是一种遗憾。不过采用比例选举制案。虽然在历次大会中未曾提出复议,却是自民国十七年以后,本党采行之单一投票制及限制联记投票制,实际上已带有比例选举制的精神了。

四、一个宝贵的教训

比例选举制案未获通过,我心中十分的过意不去。那一天又适逢总理没有到会,究竟总理对于本案被保留后的意见如何,我是极想知道的。在我准备提出本案之先,虽然曾经请示过总理,又经过他点头说「好」。但是我在大会发言一点也不曾把总理对本案的态度说出来。知道这事经过的同志,事后曾经责备我,说我如果当时把总理点头说好的经过向大家提一提,本案的通过是不成问题的。我为甚么不把总理对本案的重视向大家说出呢?其原因是:第一、我生性不习惯假借比我更有权力、更有威望者的地位来便利我自己的主张而获得人家的赞同。我以为一个真正的道理,能?诉诸于大众的理智与判断所获得的支持,当更为宝贵。我这一见解是否正确我不敢说,因为我生性如此,我也就如此罢了!我一生受了这一习性所召致的困难,不止此一次为然,此后所面临同样不快的事还多呢!

第二、我始终认定一个好的主张,要经得起大家的批判和考验才算数,一个问题经过许多意见讨论后而获得的结论,他可以使此一问题被人更了解,更能使此一问题的解决趋于完整。古人所谓:「集众思,广众益」便是这个道理。俗话所为:「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也就是说群体的力量胜过任何强者,所以我不习惯假借别人的权威来蒙蔽众人,使众人不能自由运用他的理智结成一个「众智成城」的力量。尤其是我对敬佩的总理,我不愿意以他的名义,使大众对本案不是出于衷心的赞成,而是近于盲目的接受,损及群众对他的威望。本案虽没有通过,而我内心却无丝毫愧作存在。采用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的提案被搁置以后,我很气愤的去报告总理。我的话还没有出口,总理便说:「事情的经过我已经知道了,这完全是由于你太没有经验,不了解会场的心理所召致的失败,好在只是搁置一年,在下次大会仍须提出讨论,还没有完全被否决。当前这一主张的采用并不十分要紧。」总理说完后,很慈祥的带着微笑望着我。我跟即却请问总理,何以本案是由于我自己召致的失败呢?他说:「会场的人数那样的多,知识、年龄和兴趣都不同,听说你在大会说明案由的时候,从古到今说了一个多钟头,既不是讲课,又不是说教,何必费掉如此冗长的时间使人感觉厌倦?」

我说:「如此复杂的一个问题,不详细的加以说明,如何能使人了解?既不能使人了解,又何能使人家衷心赞成?时间虽未免冗长,也是无可如何的事。」

总理笑了一笑,跟着说道:「大会代表知识水准很不齐一,你必须抓着大家的兴趣,使人感觉你所主张的是无可反对,才容易使大家赞成你的主张。」

「那么,有什么诀窍呢?」我迫不及待的问。

「依我的意见,只要几句话,就可使大家无可反对。」总理深具信心的说。

「要用几句甚么话,纔可以使人家赞成呢?」我又问总理。

「你第一句话应当说:本党信奉的是三民主义。我想不会有人反对这句话。」

「你第二句话应当说:三民主义当中,有民权主义,是不是呢?我想也不会有人否认这句话。」

「你第三句话应当说:要实行民权主义,必定要举行选举,是不是呢?我想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

「最后你再向大家说:比例选举制是最新、最进步和最能表达民权的制度,我想大家听了这番话之后,便不会坚决反对了,你说是不是呢?」

「因为你把话说得冗长,使得大家厌烦,本没问题的是倒反而发生问题了。

我听了总理这番教训,不禁顿足失悔,才知何以我在大会说明本案时的用力不讨好。如果照他这一指示作简要的说明,我想比例选举制被大会通过是不成问题的。这真是一个最足宝贵的教训。我时时以总理这一教训来规律自己,有时尚可勉强做到,有时仍然脱不了书生习气,而在面对群众的讲话时往往把话说得十分冗长,难道说这真是俗话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吗?

五、戴先生谈笑说真理

戴季陶先生是极爱护我的一个人,事后他也责怪我那天的话说得太噜苏,不懂得群众心理,他虽有意耍帮助我,因为我把局面弄得太僵,他也爱莫能助,所以他才提议把本案保留为下次全国代表大会必须提出之案,以作补救。他告诉我一件很有趣的事,是他亲自经历的。他说:「据说:一次同盟会的会员们在日本东京举行大会,到会的人全是热血的革命青年,人数约一千余人。在这次的大会中,有两个故事非常有趣,足以作为向群众讲话时的重要参考。故事之一叫做『无言的演说』,故事之二叫做『革命在后头』。」

「甚么叫做『无言的演说』呢?」戴先生说:「当会场的气氛到一高潮,群众热血沸腾的时候,有一位革命同志名叫田桐(即湖北的田梓琴先生),他由会场跳到演讲台上,一言不发,咬紧牙根,鼓着两眼,表情十分激昂,紧握着右拳用力在演讲台的桌子上,咚!咚!咚!的捶击了三下便走下台去,台下瞬即掌声如雷,好似在怒吼一般。他虽一言未发,而他的三个拳声,有如一篇激昂慷慨的演辞一样。仔细研究起来,这一段故事告诉我们向群众讲话的几个要点:第一、一篇冗长的演讲词不一定是一个成功的演说,也许是最令人讨厌的。纵然不发一言,只要你能抓住群众的心理,用暗示来影响群众,也无异于演说的成功。第二、一次演说的好坏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你能道出群众要说的话,便是一篇最受欢迎的演说。第三、群众的趣味和群众的知识水准是要加以注意的,你不要以为一个高深可贵的道理便定为群众所接受,你必须用平凡易晓的言辞,生动恰当的譬喻和富于幽默的词调才能引人入胜,不觉得疲劳,能?做到『谈笑说真理』便不致令人讨厌了。四、演说的姿态,可以帮助你的表情,吸引群众的注意,呆板的样子。是大有损于你的演说内容的。」

戴先生更很有趣的告诉我。他说:「你不要以为你的演说受到了群众热烈的掌声。便以为是由于你自己的演说很成功,其实那是由于你讲出了群众自己所要说的话,群众鼓掌不是为的是你,而是为了他们心里要说的话,你把他说出来了,他们是为自己拍掌呢。」

这的确是至理名言!

戴先生接着又很有兴味的说第二个故事。

「另一个相反的故事,发生在同一时问同一会场。当田桐先生走下讲台之后,有一位学问很好的同志,他受了群众热情的暗示,随即登台讲演。他的本意是要阐扬革命的真理来博取会众的欢心,而他在说话时的安排则拟从反面文章做起。打算最后才把他革命的真理衬托出来。所以他讲话的头一段便指出如何不该革命的一套假设,不料热血沸腾的革命群众,对他的话忍耐不住了。起初满场报之以「嘘」声,他尚不知停止;继则报之以「打」声,他仍然继续说下去,最后会场中忽然跳出几个好汉,走上台去,抓住他的衣领,拳打、脚踢、边打边骂,叫他滚下去。骂他是反革命、汉奸……他才知道白己蒙受了冤枉,在无可如何之中,大声呼喊道:『革命在后头!革命在后头!他这样大声的嘶叫,顿引起满场轰笑,才知道这是出于一种误会,然而他的革命真理尚未及说出,便已先饱受一顿毒打了!」总理的教训告诉我们对人多的场合讲话,应如何扼要有重点。戴季陶先生所讲的故事,教我们要如何的了解群众心理,否则任你怎样的一篇大道理,任你用尽无数心机,如果表达的技术不适当,其结果是会召来相反的反应的。


[以上原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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