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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权与国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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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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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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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民权与国权
芦笛
前两天写《宋教仁》，恶补了一番民国史，于是又想起这问题来。
民初政治非常活跃，虽然党派林立，大抵分两大派：“民权党”与“国权党”。前者主张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民权利，而后者则主张牺牲人民权利，赋予中央政府巨大权力，以此实现富国强兵。这其实也就是今天的“汉奸”与“爱国贼”的分歧，可见在中国毫无新鲜事，什么都是祖宗早就吵过的。
思云和老马在《策马入林》中也议论过此事，老马还有段蛮风趣的评论。记得他说，政客们在野时都是“民权党”，巴不得政府越软弱无力越好，待到自己当了国，立刻就变成了“国权党”，巴不得自己拥有的权力越多越好，云云。
这说来也是人之常情。记得６０年代《羊城晚报》上有篇杂文，说公车门的登车台阶是分水岭：没挤上车的人都在叫：“别关门！还能上人！”待到一踏上那台阶，立刻就改口：“再也挤不下了！快关门！不能再上人了！”
这点在老袁和老孙身上特别明显。老孙当临时大总统前，坚决反对责任内阁制，坚持要当大权独揽的大总统，等到要让位了，立刻把政体改为责任内阁制；而老袁当初跟清室夺权时，拼命兜售责任内阁制，待到他坐稳了总统，立刻便废除《临时约法》，取消责任内阁，集大权于一身。
所以，确实也就是老马说的那回事。套句老鲁的话，中国政客们的区别，只在于“想掌权而不可得”与“掌稳了权”之别。老孙和老袁的最根本区别就是这点，后来老孙在广东搞独裁的程度，远远超出老袁，蒋介石就更不必说了。民国变成了党国，还谈什么“民权”？
但奇怪的是，众所周知，无庸置疑，在中国，鼓吹“国权”的人是大多数，决不仅仅限于政治家，草民百姓也如此。前段我才在坛里看到有人主张，谁能使中国强大就拥护谁。因此，似乎可以说，中国百姓看重国权，远远胜于民权。
问题是，我在楼下的帖子里已经说过了，民权（人民权利）和国权（政府权力）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衡量一个社会的先进程度正是由两者的比例决定。政府权力越大，人民的自由也就越少，社会也就越不合理。据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代政府根本没有近代那么大的权力，跟现代比就更不用说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蒋的党国相对晚清和民初是一个大倒退，而毛的“新中国”就更是大跃退了。直到如今，中国社会还没有恢复到国府时代的水平。
为什么说民权越充分、政府权力越小，社会就越先进？这不光是从道义上看，从功利的角度上看也是如此。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人民拥有的自由越多，越具有主动首创精神，社会富裕得也就越快。
要明白这一点，只需看看改革开放就行了。所谓“改革”，其实不过是“改错”，根本不是什么伟大事业，无非是为人民松绑，把原来无理剥夺的部份经济自由还给了人民而已。尽管这改错非常有限，但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在短短２０年后便创造出了经济奇迹。任谁都想得出来，要是革命家们不去建立那拥有空前权力的极权政府，剥夺了人民的一切自由，霸占了一切资源，而是放手让人民自己去发家致富，则如今中国会富到什么地步。
从文化上看也是如此，中国文明史上仅有两个短暂繁荣时期，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一个就是民国军阀混战时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者一模一样，都是在战乱死人的同时出现文化繁荣。
此中道理郭沫若早就解释过了（他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不过也同样适用于民国军阀混战时代）：列国忙着交战，没功夫收拾文化人。而且，你要收拾谁，人家可以跑到外国去。等到海内混一之后，政府有了余力，文人也无路可逃了，自然便万象肃杀。
可惜这么简单的道理，似乎就没多少人明白，尤其是那些“民主精英”更是至死不悟。其实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重要的不是民主而是自由。民主只对政客有意义，如果一个社会既能靠严格的法治保证健康运转，又能保障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则那社会哪怕不是民主社会也毫无关系。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就是这样。这也就是对李外长“你爷爷奶奶有向过英国人要民主吗”之问的回答。
这似乎就是王怡认为宪政的关键在于实行地方自治的原因。他认为，民国的最大错误，是用集权的中央政府取代了事实上的地方自治（凭模糊记忆引用，如果错误，由本人负责）。
这说法当然有道理，不过我觉得，他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没看到彼时国人酷爱国权的时代原因。
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现，把上面说的“国权民权不两立”的道理外推到底，则可以得出：“无政府的社会是最先进的社会”的结论来，但很明显，这根本就不能成立：如果彻底取消国权，则法治根本也就不存在了，谁还来保障民权呢？
所以，理想的政府，还是道家主张的“清静无为、不生事扰民”的政府，把对人民正常活动的干扰限制到最低程度，但必须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起码权力，否则人民连生存权都成问题，还谈什么其他权利？
还不止此。国权和民权的问题还不是上面说的那么简单，还得考虑别的因素。我觉得，民初的国权派还是有相当大的道理的，而军阀混战虽然在客观上减弱了政府控制人民的权力，但并非什么好事。
首先，谁都看得出来，军阀混战必然导致大量人命财产的损失。其次，到底是该强调国权还是民权，得根据国际形势具体决定，不能脱离现实去空谈理论追求。正因为军阀混战导致国权丧失，才使整个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显得特别脆弱，而那正是帝国主义猖獗的时代，特别是日本在旁虎视眈眈，中国随时有亡国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现实可能去奢谈强枝弱干，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相反，统一中国在那时确实是当务之急，哪怕是弄出个国权空前的“党国”来也顾不得了。
其实，如果当时“国权党”占了压倒优势，免去了后来那段军阀混战史，中国一直统一在老袁强大的中央政府之下，则后来抗战绝不会打得那么惨。哪怕光从这点来看，闹革命的国共两党都是民族的千古罪人。
奇怪的是，有的论者竟会忘记了这一点。例如思云拥护孙中山旨在建立党国的革命，按理说应该是国权党了。可他却又赞成孙大炮卖国，认为西藏、新疆、蒙古甚至东北乃是１８行省的包袱，应该及早抛弃才是。却忘了彼时不同此时，在那种时代干这种事，无异于将中国柔软的下腹部直接袒露在鬼子们的刺刀下。
记得６０年代末期中苏交恶，战云密布，敬爱的林副统帅为此下了第一号备战命令。我当时看中国地图，只觉得心头无比沉重：中国所处的那战略态势，完全是挨人家痛打的嘴脸。外蒙如同长入中国内腹的肿瘤，老修的快速装甲部队只需从内蒙的东西两端最瘦处突入，便可毫不费事地“倚天抽宝剑，把汝截为三截”，新疆、中国本部、东北立刻就要断成三段。须知西北有中国的导弹发射井，而东北乃是当时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和唯一的能源产地，更不用说连当时的西方观察家都纷纷说，如果老修装甲部队从外蒙直扑北京，则朝发夕至，京城弹指可下，那语气之肯定，就跟谈论已经发生了的事实似的。
如果外蒙保住了，哪还会有这种危险？新疆和东北便再也不会变成兵家大忌──天然的“战线凸出部”，伸长了脖子专门邀请人家下刀。老袁对本民族的历史功绩之一，便是他依靠当时那点脆弱国力，还居然通过外交谈判使得外蒙取消独立，而老毛子竟然也就承认了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虽则只是名义上的。
由此可见，现实之树常绿，而理论总是灰色的。如果脱离国情，根据一般的空泛原则，奢谈什么国权民权，无非是赵括式的“非书生”而已。王怡谈论那段时间的历史时似乎也忘记了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应该承认的是，现在的国际形势可不比当年了，帝国主义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连邓小平生前都看出了这一点，公开承认没有爆发战争的危险，否定了毛“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闹剧。
所以，光从理论上来看，现在倒真是削弱国权、加强民权，实行地方自治的好时机。极而言之，不妨实行方励之说的“中国必须解散”。不但藏、蒙、疆、台、港可以放弃，就连明代留下来那点家产亦即“１８行省”也可以各奔前程，这才是真正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问题是这也是纸上谈兵。理由早说过无数次了：合理的不一定是可行的。汉族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根本就无法破除，而且民族间的仇恨简直是深不可测，咱们根本就跟前苏联不一样，没有和平分家的可能。真要自行大卸八块，则一定是“边庭流血如海水”。那时连民命都难以保证，还谈什么“民权”问题？
所以，看来这国权还不能放。问题是，这不过是强行压制社会危机，为未来储蓄大难而已，等到将来国权终于锈断烂光之日，便是两千年周期恶梦重演之时。我唯一的希望已经在给南京老右的跟帖里说过了：希望后代自相残杀时，用到中子弹就行了，千万别使用“两弹”，这样十停人口死到只剩一停之后，幸存的那一两亿人还能在焦土上勉强活下去，then start it all over again，直到下一轮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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