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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封从德:柴玲没有「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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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封从德:柴玲没有「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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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封从德:柴玲没有「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 (1208 reads)      时间: 2002-1-23 周三, 下午9:14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柴玲没有「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



from《天安门之争》封从德 著,明镜出版社, 1998.

http://www.mirrorbooks.com/C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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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剪接的一段话,是前后拼接的。前半段(即「让别人流血」)与后半段(即「自己求生」),在录映带上相隔半小时,中间裁掉八千九百字,而且前后半段提问的人不相同,二人的思路并不一致。最后,柴玲并未逃离广场,而是坚守到六四凌晨与同学一齐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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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编者按:卡玛.韩丁的影片《天安门》,其中摘录柴玲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廿八日接受访问的谈话,引起社会上普遍对柴玲在天安门运动时的姿态的质疑。本文为柴玲前夫封从德寄来的澄清函件。原信并附有长达一万三千字柴玲录音谈话记录,证明确是两段谈话出自先后不同的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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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今年二月号十三□十五页文章的作者,在看过柴玲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的录像谈话被影片《天安门》作剪接处理的片断之后,直指柴玲「野心显然不小……她想以别人的血来成全自己」,笞责柴玲「暗藏心底的『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的『民运』哲学」,且在最后呼吁:「我们有权知道自己的同胞因何而死」。在这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年代,该作者为六四死难者鸣不平,并决心查出真相,实在难能可贵;同时我也感到她对事实的把握可能还有欠全面的地方,或许并没有见过柴玲录像谈话的全文,因全文从未真正出版过。现寄上柴玲录像谈话的全文校对稿,请转该作者,相信她读后能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若贵刊认为全文太长,不宜一次刊登,或请连载,或请尽早告知,我可另择一报,于录像谈话八周年之际刊布,以飨读者。



对「史料」的三点澄清



另外,贵刊在该文之后所附背景资料「柴玲让『别人流血』的一段问答」,有不准确之处。因篇幅不长,兹引全文如下:

「以下是《天安门》一片最具争议性的一段说话。记者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应柴玲本人的要求,六四发生前在一所国际公寓所拍下的片段:

「柴玲:『同学们总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后在无赖至极的时候用屠刀来对著它的人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

「金培力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

「柴玲:『我想我不会的。』

「金培力问:『为什么呢?』

「柴玲:『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我是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接著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

这一段「史料」有三点需澄清。一是金培力当时是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美国留学生,非正式「记者」;二是那段当中的提问者并非金培力,而是香港《天天日报》的记者梁淑英;三是整个段落是前后拼接的结果。(这还不算上文既不是《天安门》中那一段的全部,又在一些细小的地方有所删改,如删掉了「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一句,读者可参看我提供的全文校对稿。)

上面第一点是《天安门》作者卡玛告诉我的,她看过金培力事后的回忆手稿。就第二点来说,一些影片观众已经注意到:后半段中的提问者明明是女声;而梁淑英一九八九年的一篇文章也谈到该次采访(见六十四名香港记者合著的《人民不会忘记□□八九民运实录》。香港记者协会出版,一九八九年九月初版,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增订版。页二一三□五);尤其是梁淑英最近亲口向我承认,那个提问者就是她,不是金培力。



两个采访者,思路不一致



关于第三点,后半部梁淑英提问的那几句(即所谓「自己逃生」者),与前半部柴玲对金培力说的那一段(即所谓「别人流血」者)即便在现有的录像带上也相隔四十分钟,中间裁掉了八千九百字。

问题的关键出自梁淑英与金培力二人在录像谈话中的思路并不一致:金培力在录像之前已知柴玲的「南下计划」,而梁淑英则不了解情况。九五年五月,卡玛告诉我,她看过金培力的回忆手稿,当中明言柴玲见到他时便讲了「南下计划」;这一情况我也得到了柴玲的承认。而梁淑英这一方面,我是今年四月才找到她(本文所介绍的情况便出自这次电话的内容,亦徵得其同意)。在电话中梁淑英两次明确告诉我:在采访时,她完全不知道柴玲有去南方的计划。从录像全文中可知,就在梁淑英问柴玲「你自己会不会留在广场?」之前几分钟,金培力与柴玲有这么一段对话:

「金培力问:下一步呢?

「柴玲: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不过我相信一次大的革命很快就要到来的,要是他敢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不敢采取下策,保留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一次革命中,我想我还会再站出来,如果我还活著的话。……」

这段话在现行的各个出版物中都不见。梁淑英向我承认,她当时就是因为没有明白柴玲这句话,弄不懂柴玲为何一方面强调自己要求生,一方面又说「广场上的同学只能是坚持到底」,故才在几分钟后找到机会,插入柴玲与金培力的对话,问柴玲「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

梁淑英还告诉我,她加入采访,是很偶然的。那天上午,她在北京饭店见到金培力与柴玲等要出去作录像,才临时加入的。因此梁淑英在整个录像谈话中很少插入提问,而五月二十八日那天是她第一次见到柴玲。这一偶然性在卡玛的文章中也得到了印证(《天安门》页三七二)。

由此可见,金培力与梁淑英二者的提问在逻辑上应当是不太一致的。从全文展现的上下文可看出,正是因为金培力事先知道柴玲的「南下计划」,故对柴玲说「下一步愿意求生下去」时毫不惊讶,且在这段话之前甚至提示柴玲「你希望其它城市市民,什么上海、西安,也参加运动?」(该段问答亦全部被删去);也正是因为梁淑英不了解柴玲有离开北京的打算和目的,所以才去追问她「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

梁淑英告诉我,录像谈话完她都还不了解柴玲的切实打算;是在谈完之后,在柴玲换衣服准备走时,才知道柴玲南下的计划。



柴玲并未「自己逃生」,她坚持到六四凌晨



柴玲当时并未「自己逃生」,私自擅离职守,逃离广场。相反,她一直坚守到六四凌晨,直到与同学们一齐撤出广场,这大家是知道的。五二八录像谈话是在中午作的,晚上她面对二、三百各校代表,在「广场营地联席会议」上正式请求辞职。是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学的劝阻下,她才打消辞职南下的计划,继续留在广场,直至六四。

关于柴玲当时「南下计划」的情况及其背景,几篇拙文可供参考:《柴玲「遗言」之所指及其背景》、《背离历史的历史总结》、《广场日志: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二十八日(撤与不撤)》。

柴玲所期待的「流血」,也不是今日在六四惨案发生之后所理解的「大屠杀」;与非大陆人士所理解的有所差异,这个词是党文化下的产物,广场上许多知识分子都当作平常词来用,我在上述文章中也有论述,兹不多言。



「期待流血」与「等待血洗」



另外,顺便指出一点,正是因为上面被删掉的那段话大家没看到,批评家们又没去核对录像,因此,有人硬是将柴玲「期待」一词理解为「盼望」(Hope);而从上引删文中「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一处可知,柴玲用的「期待」一词就是「等待」(Wait)之意。九五年五月《纽约时报》以「Hope」译「期待」,一位「民运理论家」还为之辩护。同年六月三日我在北京之春编辑部召开的讨论会上当众问之,就连这位早在九零年便在其《八九民运反思》一文中引用柴玲录像谈话内容并作深入批评的「民运理论家」也根本没看过录像全文!最令人不解的是,《天安门》一片的作者是仔细研究过录像全文的,也不会不知道对「期待」一词译法的争议,却依然在英文版中用Hope译「期待」,而在法文版中则更加耸人听闻,竟将「期待流血」译作「盼望屠杀」(espérons le carnage)!

柴玲在录像讲话中的言辞未经斟酌,说话很不成熟,有些观点于今看来也不妥当。对柴玲五二八录像谈话的批评,尤其是「献身」与「求生」两种价值观的混淆与冲突,我亦将另文详述。(参看《献身与求生的迷茫□质疑《天安门》》一文)



盼望加强六四史料研究



鉴于八九民运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我再次呼吁各个关注八九民运和中国未来的学术团体,以及各个以推动重评六四为己任的民运团体,加强对八九民运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以免再次出现类似的误解,或至少在误解出现之后能够及时纠正。这样,我们才对得起那些在八九民运中作过贡献与牺牲的人们。

还有一个情况需要提出,梁淑英和柴玲都说,五二八录像的当事人共有五位。另两位一是当时帮助柴玲联络金培力的同学,当时叫王力,本名韦安,六四后在台湾;一是国际公寓的女主人,可能是美籍华人,梁淑英还记得她叫某某莲,现居香港。另外,金培力我也没有与其联络,希望与这三人能通过《九十年代》或别的管道取得联系。当然,我更希望他们直接发表作为当事人的回忆,比如金培力那篇已写成的手稿。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于荷兰莱顿大学。笔者九八年按:本文开头的提要、编者按与文中的小标题都是《九十年代》所加。九七年四月,我将此函及柴玲谈话全文寄至该杂志,主编李怡先生与那位专栏作家都改变了看法。李怡先生在《苹果日报》上撰文说「看影片《天安门》时,笔者也误解了柴玲。今天,笔者相信封从德所作的澄清」;那位专栏作家也在《明报》上撰文:「让历史还她一个清白」。两篇文章刊登的时间都是六月三日,在香港回归中共前夕。我对他们的求实态度和勇气十分敬佩。)





附:《苹果日报》李怡专栏(一九九七年六月三日)



复杂情绪

柴玲在她说期待「流血」与她自己「不会在广场坚持」之间,说了甚么话,其实是很关重要的。由于篇幅太长。《九十年代》没有刊登。但我作为编者,是读过的。

在两段话中间,柴玲所表达的情绪是复杂的、矛盾的。她边哭边说,情绪异常激动。她说了她对学运的失望,由于许多人要与她争夺权力,使她觉得「特别累」,也「很悲哀」,她甚至说,「有时候我想,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不值得为你献身……」她又说,「昨天我跟我爱人说,我再也不愿在中国待下去了,我说我想到国外去,我们不是为死而战,而是为了生而战。」她还说,「我很喜欢这一种安详的,有一些baby,有一些小动物的那种……平静、安详的生活。」但「如果是在大家舍生忘死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中,我坐一边,不去冲锋陷阵……一旦这个权利到来的时候,我说,给我拿来吧,不要少了我的一份,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惭愧。我做不出这种事情来……」

这就是柴玲的矛盾。以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子,若不考虑自己日后过的日子,不珍惜生命,那是不可能的。她说了她想求生,是很人性、很自然的反应。她期待天安门广场会流血,也很自然而坦率,倘若她告诉人们,当局是会仁慈的,是决不会镇压的,那才可怕。

只要她说期待流血,以及她想求生的话,不是连在一起说的,我们又能对她有甚么责备呢?而最终,柴玲并未「自己逃生」,在矛盾中她还是一直坚守到六四凌晨,直到与同学们一齐撤出广场。

看影片《天安门》时,笔者也误解了柴玲。今天,笔者相信封从德所作的澄清。
http://www.mirrorbooks.com/C11.htm >封从德《天安门之争》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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