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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哥白尼革命”（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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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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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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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四、近现代史上中国发生的“逆转型”
这段文字本来是想写在《辛亥国难百周年祭》的系列文章中的。今年是辛亥“百年大庆”，我本来不想写什么文字，是以朋友代胡佛研究所来约稿，都被我婉言谢绝了。后来BBC中文网编辑约我写篇一千字的短文，我觉得那不过是一挥而就的事，便同意了。殊不料该文刊出后，受到“民族英雄”与“民主英雄”两大阵营的猛烈炮轰，反倒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因此动念写出该系列，拟在网上免费推出（真是上不得台盘，人家给钱我不写，挨了骂后反倒愿白写了）。原准备赶在“双十节”前推出，只是我再没有当年的精力、体力与脑力了，至今未能写出一个字。再过几天我就要去度假了，很明显再无可能按原计划及时推出，只好在此文中草草说一下吧，好在并非离题万里。
我在旧作中反复强调指出，所谓“现代化”，就是“西化”，离开西方模式更无“现代”模式，所谓“现代化”这种说法不过是落后民族为了安慰自己发明出来的自欺欺人之谈。如果说孙白痴中山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真的存在，那“潮流”也就是“全世界欧化”（更准确地说是英美化）。
读过《文明真空》的读者应能明白，这“潮流”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相较地球上其他文明而言，以英美文明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在功利上更强大，美学上更优秀，因而势必扫荡其他文明，改变地球村中其他部落的住户的生活方式。
前已指出，在长达两千年的时段里，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一直是本民族的最适生活方式，然而在近现代却难以为继。这完全是因为鬼子“主权在民”的说道对民众具有无可抵御的感召力，因而在道义上获得了无坚不摧的侵略性，不但令昔日至高无上的帝王权威刹那间蒸发得无影无踪，也使得维系传统社会的“天理大义”变得一钱不值，让专制“理论家”们永失“话语霸权”。 过去“乾纲独断”乃是对雄才大略的英主的颂词，如今却没有哪个独裁者敢承认自己是独裁者。就连中国历史上最藐视民意的独夫毛泽东，也不能不在“独裁”前面加上个“人民民主”的定语，足见西洋话语威力之大。
如今我党抵御这“世界潮流”的最后一招，也就只有“文化民族主义”了，其实也就是所谓“后现代自由主义者”的“文化平等”那一套。他们偷换概念，把西洋先进价值观的软性入侵，说成是类似18、19世纪英法帝国主义攻城掠地的武装侵略，在愚民的虚荣心上狠下功夫，以激起同仇敌忾之心。客观说来，这套障眼法是否有效，倒是对个体智力的最佳测定方式。XX网友（为避免被老恶霸再度封名，只好在该同志脸上打叉叉了）与智力难民营的蠢妪李江琳就最好这一口，证明了该检验之准确性——如所周知，他们最显著的网络存在特点，便是头壳里什么都没有，但见一团乱麻。
“文化民族主义”得以售其奸，使得“帝国主义话语侵略”无法奏效，为中国以及其他烂污国家的前景增添了难以预知的变数，使得这些国家处于持续动荡中，靠的全是烂污国家的隐性文明的顽强生存力与抵抗力。先进文明可以轻易扫荡这些国家的显性文明，却无法使愚民迅速摆脱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与反应定式。不仅如此，当这些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显性文明被摧毁后，烂污隐性文明反倒大规模地翻了上来，成了主流话语，哺育出一种兼具东西方之恶、却毫无各自的善的恶性怪胎。借用敬爱的林副的话：“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在不同程度上，这历史为所有烂污野蛮国家共享。我在《野蛮的俄罗斯》中指出：
“（发生在俄国的）外来先进文明与本土生活方式的冲突……表现出了与其他后进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许多相似性，其持续的社会动乱乃是‘西化不遂’引出来的：先知先觉们察觉到了本土生活方式的野蛮与原始，试图从西方引入先进的生活方式来取代它，而这努力引来了旧有的落后野蛮传统的强烈抵抗。俄国表现出来的这种‘西化引起的持续社会痉挛’，在落后国家似乎是一种普遍现象，只有日本是独一无二的例外。迟至今日，俄国和中国都还处在这种痉挛之中，似乎还看不到它的终结。”
中国的特点，只在于国人特别愚昧，专干南辕北辙的事。本来，任何一个明眼人都该看出：中国人在近现代的任务，就是按西方模式改建国家，完成对外对内两个社会转型：对外是将country改造为nation，亦即将古老的“天朝”改造为西式民族国家，以抵御列强侵略，挫败日俄两大烂污帝国主义的领土野心，对内则是将官僚社会改造为西式阶级社会，走上资本主义的康庄大道，迅速实现“自强”。
经过60年的蠢动后，晚清总算走上了这条正道，却被以龟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乱党腰斩了。龟孙的名言是“以革命止瓜分”，亦即以制造内乱的手段去抵御外侮，或曰“攘外必先乱内”，他也果然达到了目的。本来晚清一度短暂“撅起”，在西藏和蒙古的“改土归流”新政都取得了极大成功，虽然引起了大英与老毛子恐慌，但两家都找不到干涉借口，只能坐视一个具有初步国防能力与现代主权的民族国家成型。不料武昌城头一声炮响，中国轰然自爆，外蒙与西藏立即脱离出去，新疆与东北也一度几乎不保，瓜分从隐忧剧变为现实，“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完成了八国联军连想都不敢想的伟业。对内，革命制造出了一个更强大的权力集团，却推倒了唯一可以遏制它的皇帝。孙白痴还专提不开的那把壶，特地提出“节制资本”的方针，“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资本主义”，国民政府因而获得了北洋政府根本不敢梦想的操控国民经济的权力，极大地强化了中国固有的官僚社会特色。
“解放”后就更不用说了。不管龟孙怎样浑，国民政府对外毕竟继承了晚清以及民初政府的民族主义外交思想，对内也没有以暴力废除私有制，以“国家”消灭“社会”，由政府强抢霸占全部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彻底剥夺公民的一切权利。毛泽东却以土杂版的“国际主义”取代西式民族主义，发扬“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的天朝传统，裂土封疆，对一切邻国跪送领土、资源与金钱，对内则不但彻底消灭了资本主义萌芽，更消灭了一切阶级，使得所有百姓都变成官僚集团的奴隶，造出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官僚社会的珠穆朗玛峰。
这里再解释一下“官僚社会”的意思：所谓官僚社会，乃是一种特殊的等级社会。我已在旧作中解释过“阶级社会”与“等级社会”区别，所谓“阶级”（social class），按西方政治学的一般理解，是根据财富、地位与权力的拥有量来划分的社会集团，通常分为上、中、下三个阶级（upper class, middle class and lower class）。马克思则结合了生产方式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两个标准来划分阶级。在共党实际操作中，阶级的划分其实按职业、财富占有量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综合标准进行。
从西方通用的阶级划分标准就能看出来，阶级社会不可能是平等社会，不同阶级占有的财富、地位与权力份额都不同。但在健康的阶级社会中，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该享有同等权利。社会严格实行机会均等，公平竞争，严禁上层阶级动用权力去侵犯或压制弱势集团的权利，剥夺他们的发展机会。民主社会特别讲究的权力制约，主要就是以公民权利制约官府权力，防止后者侵犯前者，从而造出权利不平等的社会病态。这设计是对事实上的不平等的有力补救措施——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确保了财富、地位、权力的不均等处于一种流动状态，避免了事实上的不平等被固定下来，使得每个人在理论上都有跻身社会上层的可能。在我看来，因为人性的不完美，人类可实现的社会公平也就只能是这个样子了。要做到各阶级的财富、地位与权力都均等是毫无可能的。
等级社会则完全不同，它是靠全部或部份地剥夺一部份社会成员的权利形成的。所谓社会等级，就是具有不同权利的社会集团。在这种社会中，社会财富、地位、权力等等全按等级严格分配。这种权利上的不平等基本是固定不变的。毛时代过来的大陆人都该明白这个意思：中国的城乡居民就分别处于不同的等级。城市居民有权在城市里居住，享有城市提供的一切物质文化生活便利，而农村居民天生就是下等人，除了极少数幸运儿可以靠参军（还必须提干）或上大学逃出地狱外，世世代代只有向黄土地奋勇刨食的权利，绝无移居城市、享受定量粮供应的基本权利。将这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空前不平等的烂制度，看成是实现了平等的天堂，只说明中国愚民之蠢，远远超出了诗人最狂野的想象。
官僚社会则是等级社会中比较烂污的一种。它的特点是，社会由一个把持了巨大权力的官僚集团统治，该集团不但能利用权力去聚敛财富（所谓“剥削”），而且能用它去“合法伤害”下一个等级的人（所谓“压迫”）。无论是平民对官府，还是官僚集团内部下一级对上一级，都对这种自上而下进行的压迫与剥削毫无自卫权利，只能俯首帖耳听任宰割，许多时候连身家性命能否保全都是问题。
传统中国社会就是这种烂污社会。正因为此，传统文化中才会留下那么多教人如何远祸全身、明哲保身的格言警句。直至今天，中国家长的首要职责，还是向子女传授可以是生死攸关的 “社会经验”。这些宝贵经验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千万不要得罪上级！”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献媚，就贿赂，就干裙带主义。
稍知西方社会发展史的人都该看出来，这种官僚社会与西方的阶级社会完全是两回事，用马克思那套阶级理论去分析更是把牛逼扯到马胯上。所谓“地主阶级”根本也就不是什么“统治阶级”。如果没有功名，不跻身官僚集团，他们反而是官府的主要敲诈对象——连白痴都该知道，杨白劳家里是抢不到白花花的银子的，只怕连上坟的钱纸都找不到一张，而喜儿因为从小吃糠咽菜，发育不良，呆头呆脑，面有菜色，又就被强体力劳动毁了身材，即使卖进黄府去，也只能做傻大姐一类的粗使丫头，连小红的位置都爬不到，绝无可能引动黄世仁的春心。因此，和珅贪污的那许多银两，只可能来自“富而不贵”的土老儿。商人与“地主阶级”才是被官府压迫剥削宰割的肥羊。余生也早，只听老前辈说过官府（即辛亥制造出来的革命军阀）如何敲诈富人，从未听说过地主有什么本事去穷骨头里榨油，遑论去欺凌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讴歌的哥老会“革命先锋”。
因此，客观说来，那种社会只有两大等级：官僚集团（含乡宦、有功名的乡绅［举人、捐贡等］、胥吏等）与平民。所谓“阶级”用梁漱溟的“职业分途”说似更贴近真实。毛泽东自己就曾在大革命时期承认： “一般地说中国社会分化还没有达到能够进行这种斗争（芦按：指开展农村阶级斗争）的程度。” （注）这话说得相当客观，只是不够全面：所谓“没有足够分化”，指的只是平民等级内部的地位与财富差别不是很大，但官僚集团与平民之间的差别则极度悬殊。后世所谓“阶级斗争”，说的其实是官僚集团与平民两大等级之间的斗争。其与西方“阶级斗争”的区别，在于平民从来不知道为整个等级争权利，大部份良民只知逆来顺受，小部份游民则盼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仿效官府结成体系外的暴力敲诈集团。
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引入，从晚清开始，中国毕竟出现向西式阶级社会转化的趋势。尽管辛亥革命与国民革命制造出了更强大的新官僚集团，社会上毕竟还是出现了许多传统社会没有的阶级：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白领阶级与蓝领阶级，等等。因此，虽然走了一段弯路，假以足够时日，各阶级的蓬勃发展终将压倒官僚集团，完成社会的西式转型。
这个趋势却被毛共腰斩了。毛泽东不但制造出了一个官僚集团的珠穆朗玛峰，更造出了一个毫无阶级区别、只有等级不同的新社会。它由三大等级组成；党官僚集团、平民与非人类的“阶级敌人”。全体平民，无论职业如何，都沦为奴隶，哪怕是按马克思的阶级划分理论来看也是这样：举国无一人拥有生产资料，就连不用于营利的私产都被剥夺罄尽，全民彻底失去了独立谋生手段，只能“一生交给党安排”，悉数化为必须由党饲养的会说话的工具，说的还只能是党的话，否则立即跌入享受非人类待遇的地狱。
这种“平等”社会最突出的特点，是在铲除了阶级分化造成的贫富区别的同时，实行了极限程度的权利的不平等。毛共不但彻底剥夺了公民的政治与经济权利，就连人民祖祖辈辈从未丧失过的迁徙居住权利都要剥夺。残存的公民权利则严格按等级分配，知情权就是如此，党要你知道什么，你就只能知道什么，不到那个等级，你就连国际国内时事都不得与闻。党创造出来的无比严苛繁复的社会等级，不但在中国历史上从无先例，有的甚至在苏联东欧国家也见所未见：不但“人民内部”分为城乡两大等级，两大等级内部又有极为复杂的等级划分（例如光是中农就被分为上中下三级），就连“阶级敌人”都要细分为七类，以便党按其级别确定暴力迫害的烈度！
此乃人类的堕落极限，再也无法想象有哪种社会比它更黑暗，更反动，更野蛮了。中国人把自己折腾到这种猪狗不如的地步，难道全是老毛子犯的罪？难道为国共两党以及今日的“民运”人士共同供奉的卖国父龟孙中山可以辞其咎？难道不是中国人民在志士们的领导下，七斗八斗斗出来的，而是反革命奴才们跪求恩赐求来的？毛泽东在世时，方励之和他老婆在干什么？为何不挺身而出，号召诸位好汉拍案而起，去七斗八斗，把那历史上最黑暗、最血腥、最残暴、最野蛮、最反动的制度斗倒，却要等老邓恩赐了一点权利后才突然勇敢起来涅？请问诸位89年的斗争又斗出了什么胜利果实？六四以后，《人民被日报•海外版》读来恍如文革出版物。诸位那时在干什么啊？为何不留在国内坚持苦斗，却要在脚上捆上神行太保戴宗的甲马，去丹田里提一口气，长安街上的硝烟未散就跑到了洛杉矶？如果老邓不去作南巡讲话，将经济权利进一步恩赐给百姓，那么今日中国岂不是还得在陈云的“鸟笼”里折腾，人民又怎么可能享受今日之“免于匮乏的自由”？莫非老邓那个力挽狂澜之举，也是诸位七斗八斗斗出来的？
注解：《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摘录）》，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47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11-9-24 周六, 下午8:24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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