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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应小小衲先生之请，把以前在《独立评论》上张贴过的旧文再贴一次。   
所跟贴 张贴旧文之(3) -- 断章师爷 - (3586 Byte) 2009-8-31 周一, 上午4:57 (254 reads)
断章师爷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9/08/25
文章: 615

经验值: 27036
文章标题: 张贴旧文之(4) (277 reads)      时间: 2009-8-31 周一, 上午5:06
作者：断章师爷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雅人恨事（4）

断章师爷

朱国桢先生的第四件恨事是“茉莉香浓”。茉莉花开，芬芳浓郁，“满园花开香也香不过它”。早在汉代的陆贾大夫已经在《南越行记》中记载过：“南越之境，百花不香，惟茉莉素馨花特芳香，女子以彩线穿心，以为首饰。”南宋诗人刘克庄对于茉莉的浓香也有过出色的描写：“一卉能熏一室香，炎天犹觉玉肌凉。”茉莉花在夏季开放，一枝茉莉花就能使一室香气弥漫，使人觉得肌肤生凉，心旷神怡，忘却暑热。茉莉花清香浓郁，可以制作香精和窨茶，在窨茶花卉中，茉莉花居首位，用茉莉花薰制的花茶，入口芳香，老少皆宜。

茉莉花还是古代妇女们喜爱的装饰品，她们把茉莉花簪在发髻上或者用细线把它串成球，挂在衣襟上。晋代就有“倚枕斜簪茉莉花”的风尚。记得我们儿时住家附近的小菜场里还常常见得到卖茉莉花的妇女，穿着干净的竹布衫裤，篮子上衬着一条毛巾，并排放着用细铁丝串好的白色花朵，伴随着阵阵的浓香，用好听的苏南口音细声细气地叫卖着“啊要买茉莉花、栀子花、白兰花伐？”，在四周嘈杂、喧闹的市声中规规矩矩地做着轻本薄利的小小生意。

古人诗句中有不少描绘这种风俗的，例如：“情味于人最浓处，梦回犹觉髻边香。”以及“香从清梦回时觉，花向美人头上开。”等。不知为什么朱国桢先生会讨厌茉莉花的袭人香气，是嫌花香太浓郁，还是戴花人太招摇，那就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了。

不过近年来《茉莉花》在神州大地却十分走俏，我指的是民歌《茉莉花》，据说上世纪90年代，江苏省的南京、盐城等市，甚至安徽省、山西省等地都有人说他们那儿是民歌《茉莉花》的发源地，而且还在一些媒体上发表文章加以证明。最后是“当今太上”的故里有两位文化人忍无可忍地站出来在媒体上发表了一篇“《茉莉花》源自扬州清曲”的文章，追本溯源地从一部清乾隆年间钱德苍汇编的《缀白裘》集里，找到了《鲜花调》的曲谱和曲词。除了个别字外，与现在的《茉莉花》几乎一字不差，此外两位先生又广引博证，厘清了《茉莉花》与扬州的渊源。此后再没有听到其他不同的声音了。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两位先生的大作回避了扬州清曲的起源。扬州清曲又称广陵清曲、扬州小调，起源于青楼歌妓。自隋炀帝开凿运河，地居运河之中的扬州，为苏浙漕运必经之地。明清之季，又为盐商大贾所聚集，殷富甲于天下。扬州历史上以出妓女而闻名，多买贫家小女子，教以笔札歌舞，长即卖为人作婢妾，多至千金，名曰“瘦马”。史称“扬州瘦马”，还有专门培养妓女和姨太太的瘦马院。据说因为受过专业培训，许多妓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十叶野闻》中有段相关的文字记载：“入其中者，至十岁，梳双螺髻，贴五色花子，治修容，习媚态，作龋齿笑，度清曲“鲜花调”，歌慢词“寄生草”，曼声莺语，婉转断续，呖呖可听。”想想也是，好不容易才争来发源地的所有权，“月中歌唱满扬州，处处青楼夜夜歌”，却原来是一支调教青楼歌妓的小调，传出去的话，于“当今太上”的面子也不好看，所以干脆不提为是。

朱国桢先生的第五件恨事是“三谢李杜诸公多不能文”。这儿的三谢是指东晋的谢安，南朝（宋）的谢灵运和（齐）的谢朓。李杜是李白和杜甫。谢安是东晋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世称谢太傅、谢安石、谢相、谢公。谢安从政初始就不对上峰卑躬屈膝；自己当政时又处处以大局为重，不结党营私，调和了东晋的内部矛盾；功成名就之时，还能激流勇退，不恋权位；因此被后世视为良相的代表，“高洁”的典范。谢灵运是南北朝时著名的诗人，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山水诗流派。谢灵运的祖父谢玄是谢安的侄子，就是在淝水之战中击败前秦20万大军的那位主帅，留下了“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历史佳话。谢灵运从小长得灵秀漂亮，聪明好学，谢玄视之若掌上明珠。《晋书》上说，“玄子瑍嗣，秘书郎，早卒。子灵运嗣。瑍少不惠，而灵运文藻艳逸，玄尝称曰：‘我尚生瑍，瑍那得生灵运！’”。谢灵运十分自负，曾说过：“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曹子建即曹操的次子曹植，这也是成语“才高八斗”的出典。谢朓与谢灵运同族，经历有些类似，时与谢灵运对举，亦称小谢。祖、父辈皆刘宋王朝亲重，母亲为宋文帝之女长城公主。他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是发展了山水诗。李白和杜甫两位不用介绍，也都知道他们是唐代最著名的诗人。

那么“三谢李杜诸公多不能文”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先看谢安，据《晋书•谢安传》中介绍，谢氏渡江后，寓居在会稽(今浙江绍兴)。会稽山清水秀，谢安年青时无意仕途，每天除了跟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孙绰、李充等名士一起谈文论诗，畅谈玄理之外，还经常与他们一道游赏山水，借以自娱。王羲之的著名代表作《兰亭序》就是与这班朋友雅会兰亭时所作，谢安也吟诗作文，以尽雅兴。(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可见谢安年轻时就是一位能“言咏属文”的风雅文士。此外，病重的桓温回姑孰养病时野心不死，授意袁宏起草加授“九锡”（九锡是天子赐给诸侯、大臣有殊勋者的九种器用之物，是最高礼遇的表示。王莽，曹操，司马昭都接受过九锡。后两晋、南北朝大臣谋夺帝位者，都照此例，先加九锡。乃以承天命之意。）的诏令。袁宏把诏令拿给谢安看，谢安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动手进行修改。前后修改了好几次，拖延了几十天，也没有定稿，一直拖到七月桓温病死。于是司马王朝面临的一场危机也就此过去了。(及温病笃，讽朝廷加九锡，使袁宏具草。安见，辄改之，由是历旬不就。会温薨，锡命遂寝。)谢安屡修屡改并不是他不能文，而是一种拖延时间的策略，说明他具有高人一等的政治智慧。袁宏是东晋文学家，文笔典雅，才思敏捷，深受桓温器重，使专掌书记。桓温北伐，袁宏奉命作露布(露布指古代的布告、通告和军旅文书等)，倚马疾书，顷刻间即成七纸。如果谢安真不能文的话，纵然权位高于袁宏，恐怕也不便擅自修改他起草的诏令。

再说谢灵运和谢朓，他们也不是不能文，《宋书•谢灵运传》中说他“少好学，灵心秀质，吐吸山川，与颜延之齐名，文章为江左第一”。《南齐书•谢朓传》中也有“朓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子隆在荆州，好辞赋，数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赏爱，流连晤对，不舍日夕”。可见这二谢也都是舞文弄墨的好手。

至于李白和杜甫尽管是以诗人之名流传后世的，其实他们两位的文章也很出色。这都是有史实可查的。《新唐书•李白传》中有“天宝初，南入会稽，与吴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李白是因其文章出色受贺知章赏识，才被引入宫中的。此外，《旧唐书•李白传》中也明明白白纪录着“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时。”。同样，《新唐书•杜甫传》中有“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旧唐书•杜甫传》中也有“旧集诗文共六十卷”的记载。谢灵运、谢朓、李白和杜甫并不是“不能文”，只是他们几位的诗名太大，盖过了文名而已。

朱国桢先生的这五件“恨事”与彭渊材先生的那五件“恨事”相比，了无创意。彭先生恨“鲥鱼多骨”，朱先生恨“河豚有毒”；彭先生恨“金橘太酸”，朱先生恨“建兰难栽”；彭先生恨“莼菜性冷”，朱先生恨“樱桃性热”；彭先生恨“海棠无香”，朱先生恨“茉莉香浓”；彭先生恨“曾子固不能作诗。”，朱先生恨“三谢李杜诸公多不能文”，说得不客气一点，朱国桢先生完全是在拾彭渊材先生的牙慧。

最后再稍微介绍几句朱国桢先生其人。看过金庸先生《鹿鼎记》的人想必记得书中有一位善于钻营，贪赃枉法，为达目的从来不择手段的吴之荣先生。他为了功名富贵而举告浙江湖州庄廷珑先生所修的《明史辑略》中使用明朝正朔，又有对清朝不敬的词句，从而挑起了康熙时这桩著名的文字狱。庄廷珑先生所修的这部《明史辑略》就是朱国桢先生编撰的。朱国桢先生是明末天启年间的首辅大臣，因受权宦魏忠贤倾轧，称病辞官，回到老家浙江湖州，打算编一部《明史》，书未成而身先逝。庄廷珑先生是南浔富户，与朱国桢先生比邻而居。顺治年间，庄廷珑先生双目失明。他决心学习左丘明失明后发奋著《国语》的精神，编著有明一代的史书。此时朱家已经败落，庄廷珑先生不惜千金，买来朱国祯先生的《明史》遗稿，又延聘名士，补入天启、崇祯两朝史事，定名《明史辑略》。归安知县吴知荣先生因贪赃枉法被罢了官，听说《明史辑略》中有不少“悖逆”之言，就去庄家敲诈。敲诈不成，又上北京告发。清廷大为震怒，立即下令刑部大员严加审理。康熙二年庄家查抄，庄廷珑先生被毁棺戮尸，他的老父庄允城先生瘐死狱中，两个弟弟庄廷鎏先生、庄廷钺先生均被凌迟处死。因为这桩案子，有两千多人被逮捕，七十二人死于非命！顺便再提及一事。金庸先生的祖先查伊璜先生是前明孝廉，被庄廷珑先生礼聘为《明史辑略》的参校。庄案发后，查伊璜先生也被牵涉进去。清廷究治查办《明史辑略》一案，“江浙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与鬻书者亦同时被刑”。然而名列参校的查伊璜先生却未伤毫发！清初主讲浙江蕺山书院的史学家全祖望先生在《鲒琦亭集》二二《江浙两大狱记》中提了一笔：“惟海宁查继佑、仁和陆钎，当狱之初起即首告，为廷珑慕其名，列之参校；故得免于罪。”文中的查继佑即查伊璜。这就是说最先告发《明史辑略》一书的不是《鹿鼎记》中那位小人吴之荣先生，而是《鹿鼎记》作者金庸先生的祖先查伊璜先生。此事在明末清初史学家兼文学家张岱先生（即古代百科全书《夜航船》的作者）的著作《快园道古》卷四《言语部》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湖州庄廷珑作明史，以查伊璜刻入校阅姓氏。伊璜知，即检举学道，发查存案。此年七月，归安知县吴之荣持书出首，累计伊璜，伊璜辨曰：‘查继佑系杭州举人，不幸薄有微名，庄廷珑遂将继佑刻入校阅。继佑一闻，即出检举，盖在庚子十月，吴之荣为庄廷珑本县父母，其出首在辛丑七月。若以出首早为功，则继佑前之荣后，继佑之功当在之荣上；若以检举迟为罪，则继佑早而之荣迟，之荣罪不应在继佑之下。今之荣以罪受上赏，而继佑以功受显戮，则是非颠倒极矣！诸法台幸为参祥。’共衙门俱以查言为是，到部对理，竟得昭雪。遂与之荣同列赏格，分庄廷珑籍产一半。”这说明查伊璜先生早在1660年10月就向学道检举告发了《明史辑略》的“悖逆”之罪，吴之荣先生直到1661年7月才行告发。巧舌如簧的查伊璜先生辨解时说，若论功行赏，自己的功劳应该在吴之荣之上；若按罪处罚，自己的罪情应该在吴之荣之下。因此，查伊璜先生不仅未遭牵连，反而获赏分得了庄家产业的一半！对于祖上的这份“功德”，看重名节（名利）的金庸先生自然不会引以为荣的，是以他在《鹿鼎记》中把告密的屎盆子全扣在吴之荣先生一人的头上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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