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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 陈布雷外孙的回忆：欲辨真义已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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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 陈布雷外孙的回忆：欲辨真义已忘言   
所跟贴 ZT 陈布雷外孙的回忆：欲辨真义已忘言 -- dekuanyu - (8997 Byte) 2009-4-21 周二, 上午9:30 (259 reads)
dekuanyu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36

经验值: 4231
文章标题: 接主帖（2） (119 reads)      时间: 2009-4-21 周二, 上午9:50
作者：dekuanyu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四）


1974年初，农历除夕，浅灰色的天空中飞舞着细小的雪花，华北大地惟余茫茫。一个老乡在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从2400公里外的云南赶到这儿的我，吃力的骑行在南宫县城到薛吴公社的乡村土路上。他满头大汗，我冻得发抖，我一再说和他换换，他生怕我答应的五块钱泡汤，执意不肯。车拐进空荡荡的薛吴高中的场院时，我的脚已没知觉了。总算找到一个还留在学校的老师，他说爸爸和继母昨天就进城去接我，然后一起去北京过年，怎么没有接到呢？等我再骑车返回县城时已经是暮色四合，爸爸和继母在寒风中瑟缩着在路边迎出很远，脸上挂着欣喜而歉疚的的微笑。这是我们分离十七年之后的再次相逢，那灰暗的寒冷，不安的期盼，羞于流露的情感，遥远疏离的时空，阴差阳错的折磨，当时的场景像是缩写爸爸人生的神秘符号，烙在我敏感的心底。

妈妈带着我们离开爸爸的那年我才六岁，依稀的印象中他不常在家，很多时间一人住在清华，他对我们有点不知所措，很少亲热的表示（也许是因为他抽烟我们宁愿不要他亲热）。我小时候多灾多难，爸爸倒是也没少操心。我患小儿麻痹症后，他联系苏联专家，每周抱我去做电疗，又和妈妈、幼儿园的院长苏哲阿姨一起领着我上下楼梯练腿，使我总算没瘸。爸爸每次提到这件事都很自豪。又有一次我在幼儿园摔掉门牙，流了很多血，在医院缝完针，爸爸妈妈才赶来。见到妈妈又大哭起来，爸爸见我狗窦大开的样子，忍不住开心地笑了，我当时心里真恨他 。爸爸回家也总一个人睡在外间，躺在床上还抽烟，地上铺着一张报纸用来吐痰，本来整洁的家，他一回来就乌烟瘴气，脏兮兮的。妈妈对他的懒散邋遢的没落气深恶痛绝。那张恶心吧叽的报纸也把我们和他隔得远远的。

1962年夏，妈妈调到华东局工作，赴上海前夕，刚刚摘帽的爸爸提出要再见孩子们一面，妈妈还费了很大劲向我们解释：爸爸不是坏蛋，改好了。那天妈妈回避了，我们被领到姑姑家。爸爸高兴得有点手足无措，反反复复地说：五年不见，长这么大了。我们只顾自己玩，爸爸在一边看着，显得消沉而无奈，姑姑不断的要我们过去和爸爸说话，我们也拘谨戒惧，不知说什么好。临别爸爸还给我们买了礼物，姐姐得了一条围巾，弟弟得了一副乒乓球板，我得了一盒装在蓝色铅笔盒里的高级铅笔。在那个大饥荒的年代有几个中国孩子能得到这样的礼物？想到这以后不知何年再相见，爸爸忍不住亲了亲弟弟。

以后就是“十年生死两茫茫”。文革之初，拜父母离婚之赐，我和姐姐居然也有资格当“红卫兵”，造别人的反。而千里之外南宫县的红卫兵正把爸爸打得死去活来。这是一副何等混乱的图景？荒唐岁月，不堪回首。妈妈死后，我们都被下放到偏远的农村插队，在当时的大动荡中渐渐被人遗忘。1972年底爸爸"解放"出了牛棚，也知道了妈妈的死讯，开始找我们。爸爸妈妈的老朋友古念良、沈吾华夫妇从姨妈那儿知道了我们的下落，接着爸爸就开始和我们通信。要不要和爸爸恢复关系，当时是有争论的。1973年在邓颖超的干预下，对妈妈的结论又作了复查和改正，从原来的“自杀叛党”、“敌性内处”、“开除党籍”，改为“有变节行为”、“党籍不予处理’。所以如果还像以前一样，我们的家庭出身只算妈妈、不计爸爸，我们背上的黑锅会轻一些，“改造好”的机会也大一些（当时我们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过，这纯属自欺欺人，你说你划清界限了，和爸爸没关系了，他说你没划清，还有阶级烙印。与其指望人家开恩相信你，不如作一个正直无畏的人，对自己真诚些。妈妈死了，家也没了，我们总算都从农村抽调到工厂有了一口"大锅饭"可吃，既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也不图领导的"信任"了，背不背这口黑锅又有什么两样呢，爸爸总归是爸爸。同是受压迫、被歧视的人，何不守望相助、相互支撑呢？问题在于：十七年的分离是父子感情一片空白，印象也大多是负面的--多年来妈妈教育我们不可自私、不可懒惰、不可放任自己，爸爸都是现成的"反面教材"。不过感情是可以建立的，如果你需要并且愿意去尝试的话，爸爸的信写得很通达、坦诚，又不失尊严，是我了解了他也曾一度辉煌。文革搞到这种地步，大批老干部被打倒，爸爸不过是个"先行者"罢了。无篷的小船在风雨中漂流，也渴望有一个平静的港湾。六年多无家可归之后，想到除了云南林学院的单身宿舍之外，在遥远的河北又会有一个家，心中涌起一种异样的温暖……

这个家非常简陋，"干打垒"的平顶房，砖地，一盘土炕占去了小屋的一大半，炕与门之间考墙有一低矮的土灶和水缸，门右边窗下那张简易的书桌才提醒人们这是个老师之家。爸爸怕分离十七年、千里寻父而来的儿子对这个家太失望，才决定在南宫迎我然后一起去北京。不想阴差阳错，被我撞破。爸爸过虑了。妈妈虽然批评爸爸，但他的批评给我们树立的道德准则却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从那以后我每次的探亲假都是昆明-南宫-北京。

爸爸从不吹嘘自己，即使是为了孩子们的"回归"。他们的朋友们则觉得责无旁贷，在我们面前对爸爸倍加赞赏，什么错划右派，全是扯淡。我的是十四姑父孙国梁态度最鲜明，他是北京市教育局的老局长，也是爸爸从小的朋友，1946年爸爸带“南系”的地下党员从昆明复员回北平就是通过他与“北系”组织建立了联系。当时姑父家里常常聚集着一批老干部一起骂"四人帮"，关注周恩来、邓小平的整顿，为蒙冤者上告出主意，为各地更多老干部复出工作想办法、找门路。爸爸自己不说什么，只是三天两头把我往姑父家带，让我自己去听去想。他反对"四人帮"，反对极左的立场是不言而喻的。姑父对爸爸特别的礼貌周到，每次都要送到院子大门口。他每次翘起大拇指对我说：你爸爸，好人，硬骨头。听那意思：你们若再有什么“左”的想法不敢认爸爸，那简直就是站到“四人帮”那边去了。那年头什么都要上纲为路线斗争。

1979年爸爸平反回北京，工作一时无法安排，在中央办公厅落实政策办公室帮忙。一天他指给我看对面房间一位高个的老人，说他是胡风，他们正在办理他的申诉。当时在胡耀邦主持下，不管是哪次运动、哪个时期、什么人批示的，冤假错案有多少平反多少。1980年春节爸爸和方群一起去给胡耀邦拜年，胡问爸爸今年多大了，爸爸说63了。胡接口说：“63大了点了，做不了多少年了”，他一指坐中的胡启立，“要向他那个年龄就大有可为了。”爸爸的问题还不止是年纪，二十二年右派已把他的锐气磨尽，再说那么多的老干部要工作，结果人浮于事，谁也干不好。可是早早退下来又不甘心，平反后走个过场就退，像没平反似的。1982年爸爸去北京经济学院当院长，1986年以后还当了几年顾问，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算是对他二十二年右派的政治补偿。政协定期组织委员们到全国去视察，了解民间疾苦。八十年代改革中的深层矛盾暴露还不充分，普遍的情绪也比较乐观，爸爸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并不高。有几次想就教育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作个系统些的发言，“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又使他心里添堵、兴意阑珊。他对"左"的论调非常抵触，常常把报纸一摔，再也不碰，如果是文件，那就让我们看完给他讲个意思，他实在没有耐心再听那种虚张声势的“训话”。如果是与人交往，他非常慎重，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见解，怕引起别人不快，就是事后也不加以评论，不贬低别人，不利用别人，厚道的近乎窝囊，微笑中总有种略显傻气的歉意，好像在说：阁下的高论真令人佩服阿……如果我在北京，他喜欢带着我去拜访他的老朋友、老同事，显配显配他还有这么个颇上台面的儿子(对我来说，如果老爷子以我为骄傲，为什么不呢？）。其实我感觉得到，二十二年的人下人使他的思想感情彻底平民化了，一旦又回到北京这个权力中心，和真正管事的官儿们打交道，他自信不足，资讯不足，显得局促。这时有我在旁边，他感觉会好些。他常抱怨弟弟不善与人交往，而且不肯"练练"，即陪他出访。我不禁心里暗暗好笑：我们"练"它干嘛呀，那都是你最该去练的事儿。爸爸的天真，有时使我纳闷，二十多年的痛苦压抑缓解之后，显现出来的竟只是思想感情的返璞归真。是他把自己的遭遇通天彻地地想透了，还是他根本就没有想……彻彻底底地只活到今天。

爸爸自己说他年轻时也是锋芒毕露，以后当上了右派才不得不收敛。他一再告诫我，要懂得在战斗中侧身而立（鲁迅），能不说的话就不说，更不要得理不饶人，因为一张狂就失分寸，就得罪人。他对我的倔强、直率、雄辨和玩世不恭几乎失去了信心，甚至恨恨地说："你会像风一样，将来下场很惨。"文革后期，社会上实惠之风劲吹，打家具、做裁缝、练厨艺，爸爸希望我这个"少年政治侠客"收收心，学点实惠的本事，我不屑一顾：要学就学"万人敌"。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连续读了七年书，然后又留在大学当老师。知识分子总是不满现实、批判社会的，可是我不做官，就没人找麻烦，下场也无从“惨”起。不过爸爸的这句诅咒，还是在我心头留下了阴影：我们这个家被反右和文革弄得支离破碎，连爸爸也没有自信把它从新凝聚起来。这个影响会一直延伸到将来。我们和爸爸重圆时已经长大成人，生活道路已经定型，十七年没有交集的经历，他也很难教导我们什么，他的经验还停留在过去，而我们已急不可待地冲向未来。未来并不会自动治愈这个家庭的创伤，甚至会"复制"出类似的创伤。2000年爸爸的预言开始应验：我曾长期追求、倾心相爱的女人终于也离我而去。家又破了。从这一点说，我和爸爸当年一样，下场很惨。老一辈的维系失去后，下一辈对长辈和家庭的承诺就变调了，关系就松散了，谁也不卖谁的账，配偶之间更是如此，一对一地deal，随时可以破局。由此又影响到孩子对父母的看法和将来的生活取向。十九世纪初老袁家“大宅门”的盛景已不会再现了。



（五）


1948年11月12日，外公陈布雷最后一次看到太阳升起。在他决心自裁以了却一切烦恼之际，他仍然放心不下半年前才保释出狱、自己有“严加管教”之责的女儿和女婿。他们至少是思想上“亲共”，这已是人所共知，自己死后，当局会不会再找他们麻烦，令人担忧。怜儿是他一生的心病，为父的话，她总认为是替国民党当局说的。在这生离死别之际，不要再触动这块伤疤了。于是他打电话叫来了正在中央信托局上班的爸爸，作了一番临终嘱咐。他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是从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终至不能自拔，如今悔之晚矣。”他默然了好一会儿，话锋一转，切入正题：“政治这个东西不是好弄的，你和怜儿像现在这样，凭自己的本事，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不是很好吗？千万不要再卷到政治中去了，千万，千万！”后面那句没有说出来的话是：你们如果再出事，我可就保不了你们了……更多的话也不必说了，到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为父之心就将大白于天下了。

可叹的是“布雷鸣过后，迷津仍不醒”（陈布雷早年在上海办报鼓吹国民革命时，文章备受推崇，有诗赞曰：“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在爸爸妈妈看来，外公之死预示着独裁统治的瓦解，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不会再有黑暗的政治，只有为国家快速工业化而实行的管理、引导和协商。妈妈是学历史的，当然知道新王朝建政后的权力重组意味着什么，但政治作为一种手段，只要不是为了一党一家的私利，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就是道德的，就是合理的。

话说回来， 如果爸爸愿意听从外公的劝诫，他有办法从政治中退出吗？没有。如果他不曾孜孜以求地寻找组织归队，他将是"脱党分子"，57年仍然在劫难逃。如果他49年对审干结论不服，不申请重新入党，对抗组织，下场更惨。除非当年中组部说，我们现在胜利了，不需要那么多人了，你既然没牺牲在敌人监狱里，也就不用回来了，该干吗干吗去吧。这固然令人齿冷，但如果能不荒废后来22年的人生，倒也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非要“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非要所有党员“从一而终”，这又是一种“强迫症式思维”。同路人也是一种缘份啊 （爸爸有个朋友邓锟，曾是东江纵队的红小鬼，后被谢富治批判为地方主义，愤而出走香港，与内地作生意发家，躲过了所有的运动，潇洒一生。我的中学同学孙恒志，89学运中因征集党员签名，被撤去上海市委研究室主任职务，派到宋庆龄墓看坟。他辞职下海，自己办了公司。可见退出政治，需以社会多元化为前提。）

其实爸爸压根儿也没想过要退出，离开革命队伍，还能干什么？当然中组部也不会说你请便这样的话。相反，周恩来夫妇在一次家宴中还对爸爸妈妈说：我们在延安听说你们被捕，可着急了，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让<<解放日报>>发了消息，说国民党连陈布雷的女儿、女婿都抓，可见其内心多么虚弱。试图掩护你们。不管掩护是不是起作用，这话出自周恩来之口，就足以让爸爸肝脑涂地、万死不辞了。命运真是捉弄人，你不想退出吗？不知哪里飞来一脚，你就变成了右派，被踢出了革命的大门。被打倒是脱离极左政治的唯一途径。

爸爸背负十字架走过了22年，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下生活得很艰难。但有一点恐怕是他可以感到安慰的：他从57年就没资格再“左”了，没可能再去害别人，从而保持了他的灵魂清白。在 那漫长的岁月中，他都想过些什么，我们今天己无法去探究。他一定仔细地审视过自己的一生。因为他不得不写很多的“检查”和“交待”。看着这些材料，我感到心酸：就为了毛泽东先生一个荒唐而固执的想法，多少人竟然不得不这样浪费自己的才智。“左”的路线根源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具体的事件、具体的人物似乎没有必要再提。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没有当事人之间的个人恩怨和赀睚必报、人莫予毒的强迫症式的思维，左的路线也不至于为祸如此惨烈。为什么我们的革命要把人变成冷酷无情的执行党的路线的机器，而不是要让大家都变得更好更富于人性呢？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是要把全人类都变成无产者，还是变成有产者？为什么在“民主派”和“自由化”之前一定要冠以"资产阶级"的限定语呢，无产阶级不配享有民主与自由吗？

爸爸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加入共产党，他相信自己是投身于一个追求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正义事业。在他担任主要领导的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中，（据杨者圣先生在<<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一书中的考证，"一二·一"事件的善后是陈布雷）置老蒋的指示于不顾，另搞一套，因势利导，将学运化解。(P418) 实际上这对未来翁婿之间的斗法，可以说是各得其所，都让对方下了台阶。学运最难之处就是如何收场。陈布雷的措施使学运可以圆满收场，成就了爸爸的功业。四位烈士为民主献身。1957年在中途变调的“民主”实验中，他成了右派。但32年后，72岁的爸爸又带领"西南联大校友会"的同志，走向了天安门广场。当我在香港听到这个消息时，爸爸畏葸、羞怯的形象在我心目中陡然之间变得高大了……

1996年我和爸爸在北京最后一次团聚。当时爸爸已中风多年，深居简出。那年爸爸79周岁，按照"作九不作十"的惯例，郁文阿姨、乔石叔叔在家里设宴，请我们全家，为爸爸做寿。那天为了把他的轮椅从楼上搬到楼下，忙乱中忘了他的假牙，结果寿星老只能面对满桌菜肴在一旁陪坐，回到家里再一个人兴味索然地补吃带回来的菜。不久，我出了国，再也没有见到爸爸。

爸爸去世后，有人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凄风冷雨六十年--袁永熙的悲剧人生。”（陆怀峰。<<传记文学>>78卷第一期。）其实爸爸的一生很丰富，大起大落，波澜壮阔。他是陈布雷的女婿，又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第二条战线”上的领导核心成员；他坐过国民党的黑牢，也受过共产党的劳改；他管理过最高学府，也教导过农民的孩子。他曾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敌伪资产处置科的科长，也曾是<<人民日报>>点名的大右派；他曾被红卫兵揪斗，也曾在政协举手；他访问过很多国家，他和很多领导人有交往…… 这些都不是“悲剧人生”四个字就能概括的。访问者们如果没有对具体历史时代的了解，很容易被他邋遢的外表，谦卑的表情和平实的谈吐所迷惑。

今天我在地球的另一边，写爸爸上个世纪的故事，感觉上总隔着一层什么。这不仅仅是因为手头几乎没有资料，也不仅仅是因为我和爸爸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而好象是爸爸的经历很坎坷，而内心太简单，以至我都不知道该告诉人们些什么。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把我能表达的意思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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