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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 陈布雷外孙的回忆：欲辨真义已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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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 陈布雷外孙的回忆：欲辨真义已忘言   
dekuanyu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36

经验值: 4231
文章标题: ZT 陈布雷外孙的回忆：欲辨真义已忘言 (258 reads)      时间: 2009-4-21 周二, 上午9:30
作者：dekuanyu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欲辨真义已忘言
--纪念我的父亲
陈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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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生命之旅最终还是在2000年的门坎之前止住了脚步。他曾如此留恋的这个世界对此似乎并未在意，寒暑易节，熙来人往，转眼又是一年。

当每个个体生命走到尽头，回归自然的怀抱时，才显出同样的渺小与无奈，故而佛家才有众生平等之说。但在无神论者看来，个体生命只有在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中才有意义，才有人们赋予它的各种价值，也才有为现实这种价值而产生的冲突和因因相循的不平等。爸爸坚韧的走过了坎坷的一生，“咬定青山不放松”，几乎是出于本能的维系着这种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有时是那样贫瘠，现实世界是那样粗砺，简直就像对生命意志的考验。当数以百计的人们冒着严寒来向这位羸弱不堪、放浪形骸的老人作最后的告别时，悬于他们心中的并不是他的任何名声或功绩，而是他本不应该遭受的沉重的苦难。

有一种说法：一个人一生中好日子和苦日子大致上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前半生苦日子过得多，后半生剩下的就多是好日子，反之亦然。可爸爸的一生中苦日子实在是太多了，多是不成比例，多时已经让他不知道该对好日子抱什么样的期望了。每念及此，总使我唏嘘不已。可爸爸从没有那么多伤感，他总是以为：好日子也罢，苦日子也罢，反正是要过的。只要自己心里知足，就什么样的日子都能挨过。

被打成右派以前，王蒙曾有过这样的诗境：所有的日子都来吧，我们要用彩色的缨络编织你们……当所有的日子都过去以后，人们会发现，日子是我们一天天过的，可怎么编织它们却不全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照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说法，人的本质乃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现在常常被政府、企业和知识界的精英们在觥筹交错之际引用来作为建立关系网的理论依据。除了这种极端唯物的用法，这话实在也是“辩证”得让人只能对着他宿命的发呆，因为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所遭遇的这些社会关系是怎么样“总和”起来的。


（一）


袁家的祖籍在贵州修文，是个渊源久远的官宦世家。400多年前袁家的祖上中了武举，后官至明朝的贵阳守备。自此以降，这个家族代代有功名，鼎盛时期曾连出了三位进士。袁家子弟通过科举而做官，竟绵延了十八代之久。

清朝末年，我的曾祖父袁照黎中举，先在贵州某地，后到河南确山当知县，以后又升任观察使，负责督办黄河水利工程。到我爷爷袁祚廙这一辈，科举考试在1908年被废除了。虽说生不逢时，但官总还得有人做。袁家世代官宦，联姻不乏公卿豪门（我的两个姑奶奶一个嫁到清朝“盛京将军”赵尔巽家，一个嫁到军阀徐世昌家），自有做官的门道。加上爷爷精通文墨，又“一笔写不出两个袁”，在小站练新军的时代就进了袁世凯的幕府，不久又捐了一个营口道台的官职，也算是不辱没祖先了。

辛亥革命，风云色变，武昌起义，清廷倾覆。爷爷在道台的太师椅上席未暇暖，就只得挟裹公帑私囊，挂冠而去，躲进了天津的租界。随着北洋军阀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爷爷利用他的“原始积累”和与军阀政客们的关系，开始“二次创业”。他先是摇身一变，成了北洋政府凤阳盐关的总监，后来又当上了山东枣庄中兴煤矿的董事长和北京（电）报（电）话局的局长，同时还在北京经营房地产和当铺，开了面粉厂和油坊，全然不见前朝遗少的颓唐，俨然一个长袖善舞、颇思进取的“官商”（应该说是亦官亦商，不同于直接利用官的职权来经营的”洋务派“、孔宋家族和“官道”这一类官僚资产阶级）。后来外公陈布雷委托当时的北平副市长张伯瑾调查爸爸的来历，以决定是否应允女儿的婚事。爷爷这些头衔和家世及朱自清、吴晗、张奚若诸教授的溢美之词，竟把外公迷惑了，把爸爸这个专和国民政府捣乱的“害群之马”当成了“端庄青年”并托付了女儿的终身。这是后话。

爷爷先后娶了四房五位太太（正房是妹妹死后又娶姐姐，是为一房），育有十六位子女（但活下来长大成人的只有一半多一点）。我的亲奶奶王氏是苏州人，出身低微，曾给人做过丫鬟。那时大奶奶热衷于吃斋念佛，二奶奶天昏地暗的搓麻将，四奶奶周金子曾是天津出名的交际花，为摆脱军阀张宗昌的纠缠，宁肯嫁给儒雅风趣的爷爷作小，可是这位四奶奶又太“新潮”，不安于室。于是中规中矩，温良谦让，勤谨体贴的我奶奶倒显得几分得宠。

爸爸是奶奶的第一个男孩，在全体兄弟姐妹中排行十二。在他周岁的照片上爷爷以他那手严谨秀逸的小楷题了首小诗：“浑浑元气，双目瞳瞳，握拳擦掌，盼顾自雄，人皆愿子聪明，我独愿子如痴如聋。” 稚子憨态，跃然纸上，舔犊之情，溢于言表。那时爷爷正折腾在兴头上，一家老小搬到了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一所很大的宅院里，呼仆使婢，钟鸣鼎食，不仅有马车，还有汽车，处处都显现出官宦人家的排场。但那毕竟是一个非常动荡、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军阀混战，列强环伺，民不聊生，百废待举。北洋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争权夺利，乱乱哄哄，爷爷不仅官做不踏实，生意上也显得左支右绌，惨淡经营，后来又如《红楼梦》里说的，“底囊渐渐尽了上来”。

1929年爷爷死于脑溢血，那年爸爸十二岁。出殡的排场炫示着死者身前身后的风光，却无法避免袁家走向衰落。爷爷死后无人可以撑起门户，生意清盘，收入锐减，米粮库的府邸转让给了回国的洋博士胡适。各房奶奶们迁到了北兵马司的四合院，依仗着爷爷和祖上留下的日渐减少的财产，过起了贫民老百姓的日子。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爸爸及兄弟姐妹靠奶奶们一点一点卖古董字画，总算衣食无忧，并上完大学。

爸爸后来谈到他们从少爷到革命者的转变时，就事论事的提起了两条：家道中落和相对自由化的教育。家道中落使他们没有祖上的余萌可以托庇了，必须准备自食其力，必须去关注将来要在其中讨生活的社会。而当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社会弊端根本回避不了。但凡能了解事实、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青年学生，大都会站在大多数受压迫的中国人一边，站在代表社会进步的力量一边。家道中落，也是他们没有什么既得利益需要捍卫，欢迎社会的改造。爸爸的思想感情很平民化，但同时又有旧时读书人那么一股劲儿，以民间疾苦天下兴亡为己任，不时来上点书生意气、不平之鸣，一不当心就成了革命党。“折戟沉沙铁未销”，大家子弟不经受几代人的磨难，很难将仗义执言的锋芒磨尽，认同凡夫俗子也是天经地义。我曾问过爸爸：如果仍从当年的环境开始，让您重过这一生，您还会选择投身革命吗？他通常最不愿意讨论这种抽象的、假设的问题，但他又不想回避我的问题中那隐隐惋惜的含义，他说，如果天下清平，谁都想有一个稳定的职业，过体面的生活。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读书做官，如果日本鬼子没打进来，我们兄弟完成学业后，也许有人会走这条路，我的姐夫叶公超、表哥杨继增后来都成了国民政府的部长。但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弄得国是日非、民族危亡，不改变当时那种社会状况，个人前途也无从谈起。而且青年学生，一腔热血，容易被改造社会的激进思想所吸引，即使不切实际，也总觉得比斤斤于个人得失、窝窝囊囊、蝇营狗苟要高尚些。再说你实实惠惠，当一辈子缩头乌龟，谁能保证日后你就不会被打成右派呢？问题不在当年的理想是对是错，问题在于为什么后来就不能照当初的理想去做……

说到教育，爷爷本身就是个享乐主义者，他奔波生意，周旋应酬，沉迷酒色，自然就不讲究那么多“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古训。爷爷早年寓居在天津意租界，家中早早的就有了报纸，电话，颇得风气之先，不由人思想不开通，见闻不广博。爷爷死得早，家里奶奶多，各自为政，相互牵制，所以爸爸他们受教育的环境是比较宽松和自由化的。启蒙时是家中设馆，请先生来教，但内容已不再受四书五经、八股文章的局限，而且增加了数学和自然。以后上中学，眼界更开阔，兄弟姐妹多，相互影响，对社会思潮和局势的了解和探讨也多。在那个大转变、大动荡的年代，爷爷是个并不墨守成规的“弄潮儿”，只是他的转型并不成功，“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先是我三伯迷上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开始追求个性解放，甚至与四奶奶的丫环生出了一段恋情并因此受爷爷的责罚，竟一病不起，撒手尘寰。接着是我的八伯袁永辉开始左倾，他是个壮怀激烈的热血男儿，没有那么多儿女情长，从小就自觉地砥砺意志，锻炼身体，随时准备坐言起行，去承担大任。他是弟弟妹妹们的头，也是他们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1935年底北京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八伯是清华大学学生中的活跃分子，紧接着他又随一批学生一起南下，参加了革命武装。抗日战争时，八伯已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参谋处作战科科长，是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令人难以相信的是，1941年在康生发动的山东解放区的“抢救运动”中，八伯竟然被当作潜伏敌特枪决了！直到八十年代末，在爸爸的奔走申诉之下，八伯的冤案才平反昭雪，并在清华园勒石树碑，以纪其事。

其实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出身于官僚、地主、资本家家庭，并非为生计所迫或为其它利益所驱动的"另类"革命者，为数不少。我妈妈陈琏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客观上说，当时国民党当局宁可丧失东北，退出华北也要坚持"剿 共 "打内战 ，在农村则拒不实行"使耕者有其田"的土改以缓和阶级矛盾，这些不得人心的政策把大批本来附属于统治阶级的青年推向了共产党的怀抱。从主观上说，象我父母这样的革命者，都受过教育，具有独立人格和侠义心肠，所以能超越阶级局限去追求为理想献身的那份崇高。可叹的是，并非所有的革命者都理解这种崇高，特别是当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不再需要理想而只需要服从的时候， "另类" 革命者总是最先被怀疑、被清算的。我父亲兄弟三人参加革命，都曾出生入死，结果一个被错杀，两个后来成了右派，加上我妈妈在文革中的惨死，简直是无一幸免！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中国革命的主力是农民，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农民革命的色彩。农民的理念是"均富"，大家都一样，凭什么你们比我过得好，凭什么你们比我懂得多，凭什么你们有一种我没有的品质，所有不是由革命而得到的东西都应该被革命“革”掉，为了成为彻底的无产者，你们就特别应该被不断革命、不断修理、不断折腾。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革命，无法产生具有生产性的制度安排，又无法包容和学习多样化的世界，只能关起门来，愚弄群众，运动群众，甚至是胁迫群众去进行内斗，通过内斗，在非常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靠人们被斗出来的"觉悟"建立乌托邦社会主义。这是一条错误的路，失败的路，但却不是一条不可避免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先生能在30年后将中国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就证明了这一点。30年的弯路使真正的革命志士也跟着一起蒙羞！

(二)

在全国50多万右派中，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只是极少、极少数(按今天的标准衡量恐怕根本算不上）。绝大多数右派分子都是被"阳谋""引蛇出洞"，抱着真诚的善意向领导提了些意见而祸从天降。我的六舅舅陈遂，上海交大的毕业生、建设中学的教师就是这样当的右派。他被送到宁夏去劳改后就音信杳然。直到文革结束后，家人才得到通知，六舅舅已在大饥荒的1962年死去。当时劳改队让饥肠辘辘的劳改犯自己去挖野菜充饥，六舅舅误食毒草，不治身亡，享年36岁，连家都没成。

爸爸的这个右派倒不是这么糊里糊涂当上的，可以说是在劫难逃吧。当时他在清华大学负责党务工作，不可能不说鼓励群众“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的话，上上下下的领导都说过类似的话，而且是党委会布置他去作这样的动员。结果他被清华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当作“党内右派”的典型登上了《人民日报》，通栏大标题是：“在斗争的紧要关头被判共产主义 袁永熙做了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内应”，如此骇人的罪名，下场可想而知了。

我们小时候妈妈曾对我们做过这样的解释：你爸爸因为放松了思想改造，居功自傲，个人主义膨胀，结果犯了错误，走到了党的对立面。这是唯一逻辑上说得通的解释。从1939年到1957年，妈妈和爸爸风雨同舟一起革命了十八年，她很清楚爸爸绝对不会去反党，至多就是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反对了当时清华的领导。至于反对得对不对，只有一个标准：看谁在政治运动中倒下。如果上级和党委一班人都不站在你一边，那你的反对就是站在了对立面，反对领导就是反对党，其他的申辩都是白说。

1947年9月，我父母新婚不久，受社会上地下电台案牵连，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并在家中搜出了"民青"纲领等文件。在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面前，爸爸机智应对，使敌人无隙可乘，掩护了同志，保护了组织，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暴露。1948年5月底陈布雷和叶公超出面具保，释放出狱。由于与"民青"有关系已无法抵赖，爸爸在出狱时不得不签一份"悔过书"，不过他在"受共党蛊惑"，"误入歧途"这类词句前都加上了"并未"二字，以示不服。1948年11月陈布雷自杀，1949年1月我父母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逃出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归队。但在接下来的审查中，爸爸签的那张"悔过书"成了争论的焦点。

经过刘少奇批示，开除党籍，可以重新入党。当时中青委负责人向爸爸传达了这个结论，为了安慰爸爸的满腹委屈，特别强调了其中的"不影响使用"。1951年爸爸率学生代表团访问了英国、挪威和芬兰，这是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最初的民间代表团。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外交关系，且正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访问的最大意义是展现了中国青年的开放、友好、理性、和平和尊严，打破了西方媒体关于中国青年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赤色战争狂人的宣传。回国后不久，爸爸由团中央学生工作部副部长调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一路被"使用"下去。这个过程中蒋南翔起了关键作用。那时的共产党人朝气蓬勃，大家都想把自己的一摊工作做好，一点一滴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事物。为此想要配一个好使的班子也不为过。爸爸有资历、有能力、有把柄，蒋以为是个好搭档，那是爸爸一生中少有的、用彩色缨络编织起来的好日子。

清华领导蒋南翔是个有事业心又权势欲极强的人，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看得很重，当时他与高教部杨秀峰在苏联专家的分配和办学方针上有矛盾，总觉得清华遭人挤兑。1955年，中央决定组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要抽调清华的师资，还得周恩来亲自召集陈赓、蒋和爸爸一起协调，才把事情摆平。对外要当"天字第一号"，内部就得步调一致容不得半点反对。蒋那时对爸爸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有政权意识”，这是他的发明。意思就是，现在我们胜利了、掌权了，和那些旧知识分子的关系变了。他们已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转变立场，附到无产阶级这张“皮”上来。解放前他们是我们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是领导阶级，他们是被教育、被改造、被领导的对象，不服气就要斗争，这没有什么其它道理可讲。“政权意识”就是要按我们的观念改造世界，在各种运动、斗争中，拉得下情面，不手软，敢于坚持"左"的作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就是压制、打击不同意见之权，不这样使用政权，最后就会丧失政权，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不作"宋襄公式的蠢猪"。五十年代，“左”的路线尚在发育时，这种发挥曾被认为是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爸爸这人不太在意理论，想问题往往就事论事，宁可“俗”一点，平平实实地做人做事，也不愿意违心地去扮演自己不愿扮演的角色。爸爸过去搞学运有一种体会，凡事不能左，左就没朋友，左就被暴露，左就受损失，左就遭破坏。固然我们现在掌权了，可以不求人了，人家反过来要求我们了，可“人一阔，脸就变”，不亦小人乎？为了把清华办好，就要搞一个可以一手遮天的独立王国？爸爸也不肯苟同：事情都得大家商量着办，上下左右的关系还是要理顺，哪能尽如你意呢？这番见识使当初调他来清华的蒋南翔大感失望。如果爸爸只是思想懒惰，不爱学习，政治上有时未免天真，那作个人云亦云的糊涂虫就是了。可偏偏他在解决具体问题上又自有主张，不肯随便迁就，受到压制时，还会动点不怕事、不卖账、敢作敢当的“少爷”脾气，以为党内总应该还讲点民主吧，其实"政权意识"就是建立新等级秩序的同义语，上尊下卑，权力集中，说的就是不要民主，不管党内还是党外。一来二去就有了矛盾。爸爸不但没对蒋表示出应有的顺从与尊重，甚至还批评人家政治品德有问题，似乎他解放前搞学生运动时有些难以抹杀的功劳，就忘乎所以了，这大概就是所谓"居功自傲"说的由来吧。

其实“骄傲”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别人心目中认为你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对爸爸来说这个分寸尤其难以把握。1947年9月，我父母新婚不久，受社会部地下电台案牵连，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并在家中搜出了"民青"纲领等文件。在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面前，爸爸机智应对，使敌人无隙可乘，掩护了同志，保护了组织，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暴露。1948年5月底由陈布雷和叶公超出面具保，释放出狱。由于与“民青”有关系已无法抵赖，爸爸在出狱时不得不签一份“悔过书”，不过他在“受共党蛊惑”，“误入歧途”这类词句前都加上了“并未”二字，以示不服。1948年11月陈布雷自杀，1949年1月我父母在乔石、郁文夫妇的安排下逃出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归队。但在接下来的审查中，爸爸签的那张“悔过书”成了争论的焦点。在中央青委最初的意见中这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爸爸并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当然应该把原来的“角色”演到底。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认为，敌人不知道你是共产党员，你自己总知道吧，怎么能丧失气节，向敌人屈服呢？爸爸的老领导钱瑛则不同意这种说法：若不签’“过书”，分明就是暴露自己。不仅如此，同案已经被释放的陈琏、邢福津、陈彰远也要被抓回去，还不知会牵连多少其它人。共产党人的气节不能这么坚持。这两位资格一样老、在敌人黑牢中一样坚贞不屈的女共产党员为了爸爸的结论相持不下，官司打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那里。刘当然知道其中的是非曲直，他自己早年在奉天也有过这么一段。问题是左派们(这是不带引号的左)动辄以牺牲了的先烈来说事儿，占据着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刘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于是刘少奇提笔批示：“现在胜利了，对干部要求严格些有好处。可让其重新入党，但不影响将来的使用。”找遍党章也找不出"重新入党"这样的处分，要重新入党，唯有先开除出党，对政治立场不坚定，这样处分已是莫此为大了吧。帅大姐没话说了。小袁在狱中经受酷刑，严守机密，没给党造成任何损失，出狱后又积极寻找组织，所以准许他重新入党并注明“不影响使用”，钱大姐也该满意了吧。如果后来人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艺术没有概念的话，研究研究这个案例吧。

可后来问题还是出在这个左右逢源、收发于心、可以“各取所需”的结论上。当时中青委组织部长蒋南翔、学生部长荣高棠向爸爸传达这个结论时，为了安慰爸爸的满腹委屈，特别强调了其中的“不影响使用”。1951年爸爸率学生代表团访问了英国、挪威和芬兰，这是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最初的民间代表团。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外交关系，且正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访问的最大意义是展现了中国青年的开放、友好、理性、和平和尊严，打破了西方媒体关于中国青年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赤色战争狂人的宣传。回国后，毛泽东一度说要见一见，谈谈情况，后来也因为爸爸的“重新入党”处分而不了了之。不过爸爸总算官照作、级照评，由团中央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到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一路被“使用”下去。这个过程中蒋起了关键作用。那时的共产党人朝气蓬勃，大家都想把自己的一摊工作做好，一点一滴地建设社会主义新事物。为此想要配一个好使的班子也不为过，爸爸有资历、有能力、有把柄，蒋以为是个好拍挡，他对何礼和爸爸说，我们三代清华地下党的领导捏在一起，一定能把清华搞好。那是爸爸一生中少有的、用彩色缨络编织起来的好日子。顺风顺水更使爸爸觉得49年无端受一个处份本来就是冤枉，这种情绪如障目一叶掩盖了对他的结论中黑暗的方面：不影响使用并不表示你没有问题，重新入党也不表示你旧账已清、既往不咎了。多少旧政府留用人员、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专家、学者不是都“不影响使用”吗？由此我们可以接触到蒋、袁矛盾的核心：蒋认为“不影响使用”是我对你的施恩，因为你并不是没有问题。袁觉得“不影响使用”是我应得的补偿，因为我本来就没有问题。出于这种认知上的差距，爸爸在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会被蒋看成忘恩负义；而蒋的指示差遣，爸爸总觉得他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也有抵触情绪。

高饶事件后，清华有人向上级指控蒋，清华党委作了调查，认为是不实之词，警告处份了那个干部(后来按蒋的意思升格为留党查看，中央监委没批)。可是蒋认为是爸爸调和矛盾、斗争不力，说他是司令，袁是政委，有人打司令黑枪，政委看着不管。57年爸爸被定为三类右派再次开除出党后去找蒋，蒋不见，刘冰谈话，要爸爸着重检查对蒋的不满。62年爸爸摘帽，蒋说，你最后的检查，党委认为还好，我看还差，但我尊重大家意见，给你摘帽。你那时为什么反对我？看我不行了？现在怎么样？80年代初，爸爸早已平反，两人在一次春节团拜上不期而遇。毁了爸爸一生的蒋仍无丝毫悔意，恨恨走开。活在这么深的怨恨中，令人想着都不寒而栗。不管怎么说，政委并没有打司令黑枪吧，可结果却是把政委拉出去“毙”了！

爸爸曾不无悲哀地自嘲说：为什么我成了右派？两条：一是被捕而没有英勇牺牲；二是“被使用”而没有意识到要报答蒋南翔的“再造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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