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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中国面临的经济萧条和美国30年代大萧条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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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中国面临的经济萧条和美国30年代大萧条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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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中国面临的经济萧条和美国30年代大萧条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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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maker
- (6274 Byte) 2009-3-09 周一, 上午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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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maker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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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09 周一, 上午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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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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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鸣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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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罗斯福新政中的民生保障措施
或许我们会给出错误的答案,但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其实更重要。我们的教科书上一般突出罗斯福新政大量投资公共工程,我认为是因为中国政府一贯喜欢投资公共工程而忽略民生保障,实际上,罗斯福新政中更突出的是民生保障措施和提高劳工地位,后一个问题在下面单独再讨论。
胡佛坚定的相信经过改良的放任主义、金本位、个人奋斗和谋利动机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相信节俭和克己是经济安全的根本之所在。1929年胡佛召集大企业的领袖得到承诺会增加支持、维持工资水平,但是最后他不得不对企业的自我恢复能力与合作精神心灰意冷。1930年联邦政府开始援助遭受旱灾的农民,拨款 6500万美元修建胡佛水坝。他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新政相似的救援措施,但是他缺乏罗斯福的个人魅力和领导能力,他被刻画成一个严厉冷酷、沉默寡言的人,甚至对人民冷漠无情,特别是在1932年7月28日强行驱散抗议老兵之后,实际上在那次的行动中,只有两个老兵死了。但是就是这两条生命注定让他无法连任。
在美国经济腾飞的时候,霍勒斯•格里利说:“年轻人,去西部吧,和国家一同成长。”萧条的时候,人们悲观的说:“去西部吧,年青人,然后把自己淹死在太平洋里,象挪威的旅鼠一样”。当中国现在的大学生就业困难的时候,也有声音说“要安排大学生去农村当民办老师”。他们都忘记了农村的希望小学都用来养猪了,湖北长阳的小学生从1998年的45000人减少到18000人,城市里也开始出现小学生的负增长,广州的民办中小学在2007年就开始大量关闭,广州丽江花园的学校一个班只有5个人。
确实公共工程署(PWA)通过扶植需要大量建筑材料和矿产的公共工程来刺激重工业的发展,比如纽约市的三区大桥。到1941年,公共事业振兴署在公共建设方面有纽约的长滩机场等全国共600个机场,超过50万英里的公路。
不过这些和民生方面的投资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11万个图书馆、中小学、医院,50万个排污设施,100万个新厕所,1460家托儿所,提供60亿份学校午餐,为贫困人士提供了3亿件衣服;在1940年1月的两周里,25万人接受了免费的内科和牙科检查治疗,100多万人出席了2500场免费音乐会。
1930-1940 年,城市公园从900个增加到1500个,运动场接待人数翻了一倍,游泳中心增加一倍,野餐中心增加了10倍,公共工程署花费4000万美元修建体育设施交给地方管理。公共事业复兴署雇佣了4万人,修建数以千计的游泳池和网球场,民用工程署(CWA)通过修补路桥、校舍、公园、运动场、游泳池等市政公用事业,花掉了9亿美元。至少有15亿美元用在永久性的休闲设施上。政府推行的童子军活动促进户外活动和培养刚毅的品质。
这些工作都得到了监督,当然也有质疑,比如一位“训练有素的专家”罗伯特•马歇尔指责民用工程署的有的工程是“做毫无价值的事(boondoggling)”。但是即使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公共事业振兴署极大的增进了美国社区中的便利、卫生和整洁。当时美国贫困家庭的廉租房屋肯定让今天的中国贫困阶层羡慕:平均月租金26美元,如果家庭的收入达到租金的5-6倍以上就不能享受。廉租房屋已经有了最大的窗户空间、阳台、草坪或绿化带,以及运动场。
当时美国的生育率是很高的,当人们发现很多贫困家庭有很多小孩的时候,当然会质疑救济的正义性,还好美国政府没有去做什么强制“计划生育”的事情,只是有社会团体去做宣传,大街上会有“No more Children”(不要再生了)的广告牌,美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1934-1936年,小学的数量减少了4000所。1932-1933年,芝加哥的教师被拖欠了一年的工资,纽约有11,000名教师失业。当时美国人的生育率肯定吓人,比如有一位41岁的工程师,是7个孩子的父亲,他不得不给政府干了几个星期的挖沟工作,不象别的普通失业工人那么感激政府的帮助,而是冷嘲热讽的说:挖沟真是一项高贵的职业。
新政坚定的共享繁荣和社会正义的终极目标,他象邓小平一样拿起了实用主义的政治工具,而民主的制度赋予了触动大资本家利益的硬气,而不是中国龙永图式的狗官对“刁民”的硬气。
社会保障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是寻求其与生俱来的受教育权利,还是面对疾病、工伤事故和技术性失业的成年人,或者是面临最终失业的老年人,社会学家说“最惊人的差别是美国人对于冒险精神的看重已经超越了对中等城镇的可靠安全的看重”,美国人脱离了恐惧,因为新政给了他们信心,今天的中国,应该要让农民工彻底摆脱对家乡那点田地的留恋,让中小城镇的年青人也勇敢的离开父母的温室,大胆的追求个人的成功,这才是我们走出困境的唯一办法。
在新政中还有一个注定流芳百世的功绩那就是治理田纳西河,1918年,内战后南方唯一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极力促成阿拉巴马州的水坝和硝酸盐厂,和平时期制造化肥,战争时期制造炸药,一些资本家一直贪婪的支持这个计划,它一直是政治争论的焦点,田纳西河的盆地一直受着水土侵蚀、资源破坏的困境,1933年,田纳西河管理局成立,罗斯福总统的坚定信念:权力资源属于人民。一个为了田纳西河促进防洪、航行、电力生产和森林土地合理利用的方案开始实施,沿河的农民缩减了玉米种植面积,把肉牛和奶牛的产量增加了几倍,反复无常、破坏性的河流附近增加了一连串的湖泊,9000英里的堤岸供人们休闲,1937年,当俄亥俄河的大水让 900个人葬身鱼腹、50万人无家可归,田纳西河治理的正确性就无人怀疑了。今天中国在环境治理、河流政治方面仍然是乏善可陈。
五,新政调整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关系,确保劳资谈判的平等。
美国经济复兴中的三R:改革(Reform)、复兴(Recovery)、救济(Relief)。胡佛把救济放在最轻的位置,1932年7月以后才有所改善,救济法案从仅仅可以动用3亿美元增加到15亿美元。罗斯福新政的主旨是促进消费、缩短工时、提高工资、禁止童工,强化劳资双方集体议价,减少竞争性浪费,制定最低限价。
胡佛认为1932年的竞选是“两种政治哲学之间的竞争,是个人主义和严格管制的竞争”,但是罗斯福认为是两种繁荣理论之间的两难选择:一种是试图让富人更富,希望多少有些好处滴落到普通人的身上,而他主张“让平庸之辈能够舒适而安全,那么,他们的繁荣就会像酵亩一样让所有阶层的人都蒸蒸日上”。胡佛虽然失败了,但是他还是出席了罗斯福的就职典礼。
在实践中,正如已经证明了一样,政府应该为了普通人的利益,更坚定的提高效率(打破垄断),增加收入,更大方的普及对低收入阶层的保障和转移支付。
新政促进了个人奋斗和自由竞争,青睐小企业而反对大企业,青睐普通公民而反对垄断,青睐劳资双方集体谈判而反对集中的资方权力,在劳动力市场上用拍卖原则取代了合同原则,让工人告别老缺乏工作趣味和创造性满足的冗长疲惫的工作,那种死气沉沉的非人身折磨,让工人们能够享受现代技术带来的幸福,而这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个人的创新和工会更大的集体威信,无论是在政治中还是在经济中。劳工不应该是在更大的国民收入中得到应得的份额,而是任何时候在国民收入中得到更大的份额。
坚持个人奋斗和利益动机的信念,也必须追求改良的实践以确保合理利润的持续、科技的进步、个人的积极性、小人物的机会、公平的价格、适当的工资和连续的就业。
1935年,国家劳工关系法、社会保障法、财产税法案、公共事业法和有史以来最慷慨的救济计划——公共事业振兴署。美国人认为在公平和效率方面,联邦政府比地方政府更高一筹,这一点,估计大部分中国人也这么认为。
1938 年初,仍然有600万人失业,200万人从事救济工作,325万人就业不充足,这比起1933年一千五六百万人的失业有改善但是改善不大,就是这样,资本家也开始把萧条的原因归结于劳工动乱和严厉的银行管制。只要看看新《劳动法》在今天受到的质疑和攻击,就可以想象美国当时大规模的罢工所受到的攻击了。
让罗斯福坚定的推行提高劳工地位的做法源自他本人的信念:国家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浪费比人们看的到的财政浪费要真实和严重的多。激发普通人的创造力和进取心才是经济发展最有力的推动力。
1933 年,大企业的首要地位,物质成功的魅力,金本位的神圣,禁酒的崇高,甚至自力更生的满足,都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并在很大程度上被弃之如蔽履。泽西城的一个小裁缝把套装的价格压至低于州里的法定价格而被监禁,大企业随即发现曾经帮助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管制之轭越来越无法承受,这里的大企业主也有一个吸取教训的过程:它们开始以为限制低价能挽回市场和利润,对如约翰逊将军在1934年1月苦口婆心的劝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把价格压下来,这是通向复兴的唯一坦途 ”无动于衷。
希望对价格和产量进行管制不但是徒劳无功的,而且还助长了垄断,这丝毫无益复兴,以保护自由企业的目的而对商业实施积极的管制迅速的崩溃了,那种认为国家能提高效率的迷信也被抛弃了。
在萧条的通货紧缩的压力下,大企业希望联邦政府帮助调控价格,而政府则要求大企业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于是原来难以达成的妥协在萧条的压力下竟然成功了。复兴法案第7A条款保证集体谈判的权利,重申“雇员有权组织起来,通过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进行集体谈判,而不得受到任何压制”。雇员在两人以上的所有雇主都要在国家复兴署签到,最后囊括了2200万人,规定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的最低月薪都是50-60美元,而蓝领工人的工作时间是每周35小时,只有旺季可以和白领工人一样40个小时。有800个行业的实业家代表齐集华盛顿和焦头烂额的官员们一起制订行业法规,官员们在为劳工争取利益,虽然他们肯定比不上实业家的精明,但是后果仍然是满不错的。变革一开始,公司迅速组织工会并希望强加给工人,而工人则努力试图消灭公司的工会,使自己组织的工会成为独一无二的代表。1930年,最高法院在裁决“德克萨斯州新奥尔良铁路公司”一案中毫无争议的裁决:雇主试图把公司工会强加给工人是对工人权利的干涉。1932年3月,胡佛总统签署了“诺里斯-拉瓜地亚法案”,宣布在雇佣合约中禁止雇员加入工会的“黄狗契约”为非法。
1935年7 月,“瓦格纳劳资关系法案”,禁止干涉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不得拒绝跟雇员代表谈判,不得助长公司工会,不得有就业歧视。1934年9月,35万纱厂工人罢工。由总统任命的、以新罕布什州前州长约翰•G•怀南特率领的调解委员会经过调查出具了罢工者更有正义性的调查报告。大公司开始雇佣私家侦探、安排眼线、安插罢工破坏者,从1934年1月到1936年7月,通用汽车在这方面花了近100万美元。
1936年11月,密歇根州爆发反对通用汽车的罢工,最后发展到14个州,13万人,密歇根州的州长弗兰克•墨菲不但拒绝出动民兵平息,还自己作为工人的谈判代表,谈判以工人大获全胜而结束。
1936年5月,仅仅是一次预谋大静坐罢工,就让美国钢铁公司为工人增加了10%的工资。
工人的抗争当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保守派把1937年末的不景气归咎于工业骚乱和罢工斗争。参议院在1937年、最高法院在1939年强烈谴责静坐罢工是对财产权的侵犯,是一种过失犯罪。在民意调查中,67%的人支持裁定静坐罢工是非法,56%的人支持通用汽车。
1936年,每周工作时间比1929年缩短了9小时,通过缩短工时让1300万失业工人中的200万人重新就业。
另一方面,虽然工会努力把自己变成休闲中心,有干净、怡人的环境,游戏室、舞厅、餐馆、图书馆和电影厅,但是权力让领袖贪婪、自大和不负责任的症状也出现在某些劳工领袖身上。
中国的劳工在计划经济年代是国家一颗螺丝钉,完全没有追求个人成功的自由,而是完全按照官员的要求工作,对工资没有丝毫的谈判余地,这种后果大家都看到了:经济濒临崩溃,各种商品质量低劣、毫无市场竞争力而且还极度短缺。
在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的工会继续成为企业领导机构,和它在西方国家的功能完全不同。至于大量的血汗工厂,根本连这个花瓶一样的组织都没有,因为害怕男工的反抗,血汗工厂甚至编出女工在操作缝纫机器比男工强的谎言,排斥男工。由于资方的财富优势,一旦劳资发生矛盾,警方充当资方的打手,镇压工人,比如 2005年广东兴昂鞋厂发生罢工,事发后,厂方张贴告示,要求员工举报闹事者,知情不报者将受到处罚,警方根据现场录像、保安举报和员工间互相揭发调查了上百名工人。兴昂还开除了23名工人,兴雄厂更多。工人估计,事后整个集团有近千名工人被开除、逃跑或辞职。最后,竟然有10名工人站在了被告席上。他们开始是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最后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起诉。实际上根本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起到了策划、组织或带头作用,现在的罢工一般都是员工长期受压抑后的一种宣泄,而其中每个人行为造成的后果都无法达到最低的量刑标准。
在劳资关系中,政府更愿意倾向于资方,在他们看来,尽可能低廉和“安全”的劳动力,是地区竞争力的核心。一旦工人闹事,官员和企业都喜欢超规格的动用司法工具“惩一儆百”,以维护工厂秩序和社会稳定。这些愚蠢的官员和资本家都不会去接受和谐的劳资关系才是企业竞争力和地方投资环境的重要部分。频发的劳资纠纷,不仅影响企业生产,也削弱其国际竞争力。对政府来说,不仅危及当前社会稳定,从长远来看,作为一个群体,外来工对雇主、政府、社会的积怨,将是中国社会和谐的重大隐患。
更荒唐的是:2006年,广州农民工曾水林因为拿不到工资,站在洛溪桥上“跳桥”讨薪,没有拿到工资却给自己换来一年劳教。中国的法律是个怪兽,笑脸朝向富豪,利爪朝向穷人,一个诚实的劳动者拿不到工资却需要用劳动来“教养”,恶意拖欠他工钱的老板却露出得意的笑容,这种恐怖的现状只会加剧中国的贫富悬殊,漠视这种现象的后果是我们大家都去经历大萧条吧。
在这种司法维护员工利益严重缺位的社会中,讨薪的怪事特别多:行为艺术讨薪,广州万威胶业有限公司员工,因不满合同内容未签字,而被公司视为自动离职没有一分补偿,他们静坐在公司大门前,嘴上统一戴着白口罩;2007年30余名农民工在西安市阎良区邮政局给拖欠他们30余万元工资的陕西省第八建筑工程公司寄贺卡;西安市高新区江都建设工程公司西安公司工程部院内,23位农民工用人体摆出“诚信”二字讨薪,有自焚和自伤来讨薪,2006年6月,沈阳市于洪区大潘镇“沈阳荣顺达家具有限公司”门口围着黑压压一群人,一名青年女子站在工厂大门前,全身只穿着一条红色内裤来讨薪,在警察面前,老板把她打得钻进警车。
2005年,宁夏农民工王斌余因为讨薪不成连杀四人,几天前,黑龙江肇东市人于广生,因向肇东市龙阳建筑公司负责人张景文索要下属人员欠款未果,1月9日中午带汽油到龙阳建筑公司临时办公室点燃,将龙阳公司负责人张景文等6人和自己一起烧死。
虽然中国的劳工地位急需提高,但是我仍然认为中国可能不会出现西方式的强大工会和罢工,东方社会可能会发展成日本那样,企业对员工负责:高薪、终身雇佣和发展空间,而员工也对企业有归属感和忠诚,但是目前看来,很少人想去这么做,户籍制度也限制了企业和员工向这方面的努力,官员们则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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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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