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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吴晗说到李泽厚（五）——论“以洋释中”造成的文明迷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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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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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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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吴晗说到李泽厚（五）
——论“以洋释中”造成的文明迷失
芦笛
五、文人的无耻与错乱
明白了上面说的文明困境，则不难一眼看出陈明和李泽厚争吵的实质。在我看来，两人的主张反映了中国文人的两大突出特点：陈明无耻得可爱，李泽厚错乱得有趣（以下引文据《多维网》予沉所作访谈录）。为什么说陈明无耻得可爱？请看：
“陈明主张把施、郑两家的私怨与大陆、台湾关系区分开，把施的私德与收
复台湾的事业区分开，把康熙作为国家的代表与满汉冲突区分开，从而肯定
施在当时为著国家统一和版图完整所做的巨大贡献，而这对当前局势有很大
启发作用。他不讳言自己是从中国当下现实利益出发看待历史，因为‘历史
是生长的，民族是建构的，文化是开放的’。他明确认为，施琅不是民族败
类、汉奸和卖国贼，而是有功于中华民族和整个中国的民族英雄。”
“陈明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道德和文化至上的原教旨主义，认为前者授
人以柄、危害极大，后者迂腐空谈、无济于事；对于一味强调民主的观点，
他认为没有切中历史和当下的情境与需要，至于全然反对武力，如果不是真
诚的迂腐，就是别有用心的掩饰。”
最精彩的乃是这句话：“历史是生长的。”是正常人都知道，历史乃是死的，已经发生了的事就再不可能改变了，如今陈大学者却提出惊天动地的革命性时空观来，认为“历史是生长的”！
这是什么意思？看看上下文就知道，他“不讳言自己是从中国当下现实利益出发看待历史”，所以，他真正想说的话乃是“历史是可变的，可以而且必须随时根据现实政治需要任意改塑”。
人类历史上能与此媲美的话语，大概只有戈培尔的“谎言重复千遍即为真理”。即使是法西斯“理论家”，老戈也没敢公开承认可以根据现实政治需要任意塑造历史！如此赤裸裸的无耻，倒有三分马悲鸣那种真小人式的可爱。
为什么说李泽厚错乱得有趣？愚以为，他在谈话中把典型的中国文科学人的错乱“思维”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句话都跟另一句话自相残杀。这种错乱无以名之，姑称之为“败絮思维”。这种痼疾只能在国产文科学者身上看到，这些人最好的前途就是作“学问家”，白首穷经，最后除了当个章句腐儒，满口“大洋古”术语、人名、语录之外，便到死也不可能弄懂最简单的学说的真意何在。为什么中国的文科教育会使得记忆力压迫、排挤、摧毁了理解力，我到死也没法明白。
这人闹的笑话实在太多，如果一一列举并指出其可笑之处，这文章就没法写完了，只能扣紧主题，重点讨论一下他的“伦理价值的绝对性论”。在此之前，还是忍不住要驳一下他那打着“吃饭哲学”的幌子贩卖的种族歧视。
他一面说他不是民族主义者，一面又主张歌颂民族英雄，甚至不惜违背历史真实，为了证明那“少数民族入关带来的总是落后和倒退，从政治、经济到文化都如此。世界历史已多次证实了这点，不仅中国”，竟然置起码的史实于不顾，胡说什么“清朝的入主使这一切被中断，退回到小农社会的闭关状态。‘三言、两拍’中所反映的浓厚的市民风尚、气息都消失不见了，盛行的是伪古典主义。而如果当时是李自成成功了，情况就会不一样”！
这话不但反映了典型的中国文人的错乱，而且反映了他们的无耻。李先生既然是文科专业人士（据说还是什么“著名哲学家”），想必不敢否认以下事实吧：
１、明朝从未出过一个好皇帝，而满清从未出过一个昏君或暴君（所有皇帝之中就只有雍正比较残忍忌刻，但那不是针对草民的）。满清皇帝从未出过或修炼长生术、或到处采矿搜刮民财、或罢工几十年不理朝政、或热衷于作木匠听任权奸儿戏国事、或残忍猜疑忌刻好杀、动不动砍忠臣脑袋的昏君暴君，就连最不成材的咸丰，比起明朝那一群昏庸透顶的烂皇帝来，也足可算励精图治的皇帝模范了。
２、清朝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严格控制赋税，历代皇帝恪守祖宗成法，不敢擅自加赋，以致晚期改革时，中央政府竟然因此缺乏必要财力。民间还从未如明朝那样，因为自皇帝以下的贵族官僚集团疯狂掠夺人民，闹出自耕农不堪赋税搞“投献”，放弃土地作豪门佃农的悲剧来。按李先生信奉的“吃饭哲学”，百姓的日子远比明朝好过。这些事实，我记得就连立志光复的明朝遗老黄宗羲（还是顾炎武？记不住了，懒得去查，请李先生自己去查吧）都不能不承认。
３、满清吏治清明，后宫太监宫女人数比明朝少得多，不但严禁太监干政（后期这祖宗成法被老佛爷打破，但比起明朝来算是迷你巫见巨人巫了），取消了太监监军，严禁太监出京胡作非为蹂躏地方，而且从未搞过明朝的东西厂、锦衣卫的特务恐怖统治。
４、满清不但是中国历史上幅员最广、加入民族最多的皇朝，而且是中国历代推行民族政策最成功、最合理的朝代，朝廷尊重各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不加干扰，礼敬蒙藏活佛，祭祀孔孟，唯一的缺陷是没有把回部的统战工作做好。这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明朝和此前的皇朝不必说，就连后任政府也没一个有他们的一半成功。
５、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强悍尚武的皇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能灵活应变的皇朝，外有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具有全面文明优势的强敌，内遇拳匪、捻匪那些蹂躏内陆膏腴之地的巨寇，居然能苦撑不倒，内除悍匪，外抗强权，不但推出所谓“同光中兴”来，而且在覆灭前还锐意改革，实行宪政，这与宋朝皇帝向落后游牧民族称臣称侄、明朝以上亿军民的大国迅速亡于１０多万清军的千古丑事相比，端的是为中华民族放一异彩。
李先生不敢面对这些事实，全部立论的论据竟然一是《两刻三言》，二是“李自成能比满清做得更好”！
这就是中国的“著名哲学家”！Can you believe it？这种“虚拟论证”法，芦某还是第一次领教，请问李先生是从哪个哲学大家那儿学来的阿？您怎么不说“如果孔子复生作皇帝，一定会比所有的人都做得更好”？
粗知历史的人都知道李自成是何等鼠目寸光的草寇，连刘邦那市井流氓的胸襟都没有。进了北京，在全民心目中已经是获得了“天命”的标志，他不效法刘邦约法三章收揽民心，为待征服地区人民作个榜样，却纵使叛军吊拷降官“追赃”，大军驻在城里骚扰蹂躏百姓，弄得京城鸡飞狗跳，人心惶惶。招降吴三桂不成，“军师”宋矮子劝他不要去亲征，免得进退失据，他非不听，自山海关败回，竟然在草草称帝后便自动放弃北京这“天命证明书”，把抢夺来的金子熔铸成大饼，以骡马运载，在放火烧毁皇宫后便逃回他的陕西老家去，以为人家会放过他，让他在那儿作“富贵还乡”的好梦。
不意此等标准的上不了台盘的狗肉、黄土地孕育出来的榆木脑袋，竟然在李哲学大师眼中成了率领全国人民奋勇走资的党内第一号走资派！请问李先生作此豪断的证据在哪儿啊？莫非就是因为满清原来是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可难道黄土地走出来的满脑袋高粱花子的李闯王竟然比女真贵族还有文化？请问李先生看见过顺治小皇爷画的国画否？不知李自成的太子（if any）是否有那两下子？
最有趣的还是李先生的“伦理价值的绝对性”论，而这才真和本文主题相关，以上所说算是忍不住的题外话罢。
什么是“伦理价值的绝对性”？李先生作了如下解释：
“我认为，伦理价值从历史、社会中生长出来，但具有超历史、超时空甚至超
因果的特征。对待传统的伦理道德，我们要继承其抽象的精神，要肯定它具有
超越具体条件、情境的绝对性。从人类的历史总体来说，道德精神具有独立的
价值，不随时代条件和情境而改移。
本来，任何伦理要求都是历史的、社会的，都是在具体条件下产生的，比如华
夏自古就讲敬老，但有的部落却杀老，按其生存环境和条件来看，杀老是符合
现实要求的，在被给定的境遇下是道德的。还原到历史情境之中，道德本是相
对的，所以才有道德的相对主义、道德的功利主义，还有黑格尔到马克思的道
德的历史主义，包括文化人类学的考察也表明，道德标准与生存环境、现实条
件有关，确实是相对和变易的。
但是，我之所以仍然坚持康德的绝对主义伦理学，是因为，康德把上述的独立
性和绝对性鲜明地揭示了出来，康德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特征，那就是
理性主宰感性，我称之为理性凝聚的人性力量或心理形式。”
窃以为，这段话最能暴露国产文人的“败絮式思维”，其特点是卖弄一大堆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洋术语，掩盖自己的惊天动地的错乱。李先生一面承认“任何伦理要求都是历史的、社会的，都是在具体条件下产生的”，一面又说什么“伦理价值……具有超历史、超时空甚至超因果的特征”，这种有趣的自相矛盾，大概在他那大哲学家看来就是所谓“二律背反”吧。李先生在采访中确实使用了“二律背反”这个术语，正好暴露了他那“哲学家的贫困”。这位言必称康德的“哲学家”同志连“二律背反”是怎么回事都没拎清，以为哲学悖论（paradox）和逻辑上自相矛盾（contradiction）是一回事。
任何非科盲都该知道道德是怎么回事，它乃是人类特有的功利设计。就连白痴都该知道，伦理道德乃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动物界中根本不存在。没人谴责狮虎凶残，也没人笑话兔鹿怯懦，那是人家的生存手段，狮虎不够凶残就得绝种，兔鹿不够怯懦也就立刻要被淘汰。所谓性道德更是如此，“乱伦”在动物乃是家常便饭，在人类则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所以，道德伦理乃是和人类相伴生的发明，正如语言文字是人类特有的那样。
人类为何要发明伦理道德？很简单，为了更好的群体生存。这道理荀子早就在两千多年前解释过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阅读我的有关旧作：人类体力不如狮虎，轻捷不如飞鸟，为了求生，必须结成社会。如果不人为制定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则社会必将毁于内斗，于是伦理道德便应运而生，其功能乃是给人欲加上个“刹车”，使得社会成员知道主动克制自己的贪欲，不要干出损人利己的事来。由此造出了“义”与“利”的永久性冲突，所谓“义”就是道德束缚，也就是人类的社会性；所谓“利”就是人的贪欲，也就是人的自然属性或生物性。利欲乃是天生的，义心则是后天洗脑的结果。因此，建立并维持道德修养需要主观努力，乃是一种逆水行舟的勾当。
如果大众明白了伦理道德的发生机制，则立刻就能明白不管是“伦理要求”也好，是“伦理价值”也好，都是人为设计，不是什么类似万有引力那样的客观规律，何来什么 “绝对的”，“具有超历史、超时空甚至超因果的特征”？连人类本身的存在都不是超历史、超时空甚至超因果的，何况是人类的发明？请问“三从四德”的“伦理价值”怎么个绝对法？
任何脑袋正常的非“哲学家”看了前文都该知道，中国传统文明面临的困境之一，正是因为传统“伦理价值”被西方输入的价值观冲得云落星散，传统的“绝对伦理精神”和西洋的“绝对伦理精神”格格不入，而现代人又不幸受了洋货影响，因此左右为难，不知道该拿古人树立的道德模范们怎么办。这悲剧本身就体现了“伦理价值”因历史、时空、因果关系引发的危机。如果“伦理价值”真如李先生梦呓所说的那样，能超越历史、时空甚至因果关系而存在，那现在怎么还会有围绕着陈明先生伪造历史的各家争鸣？
事实是，无论是东土还是西洋，“伦理价值”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用不着知道李先生那吓唬外行的“文化人类学的考察”，任何一个非白痴，如果稍微知道点西方社会风气的流变史，也该知道这一点。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同性恋。哪怕在自由主义故乡英国，上世纪５０年代同性恋还是犯法的事，电脑大师图灵为此被捉将官里去，被警方强制注射性激素，导致长出乳房来，因此愤而自杀。可如今人家教会正在争论是否该以上帝名义为同性恋夫妻祝福！
稍知点西方社会演化史的同志都该知道，人类进化的标志，就是所谓“礼崩乐坏”：一方面，社会对个人行为的要求越来越宽松，另一方面，人道主义精神越来越发达，社会越来越体现出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文艺复兴乃是西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大跃进”，而这全靠突破了教会强加的对人性的禁锢才得以出现。但即使到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社会伦理要求也非常严格，人权和自由的内涵远远没有今日丰富，特别是性道德要求颇严苛，跟咱们传统社会也有三分相似，只是没到那个极端程度而已。另一方面，当时的人的价值根本没有今日高。１９世纪英国的血汗工厂全靠雇用１２、１３岁的童工发财，却没有多少人认为那是不道德的事。随着时代发展，社会伦理观念无形中发生了翻转：尊重生命、尊重人的价值成了最大的道德，而对社会成员私生活自由的限制则越来越松弛，个性因此越来越解放。
这种变化，在我看来乃是人类进化的正常途径。中国社会发展之所以在宋代以后进入停滞甚至倒退状态，我认为与儒家走火入魔变成宋明理学分不开。理学家们拿肉麻当有趣，竟然喊出“去人欲，存天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反动口号来。这些违反人性的道德要求左右开弓，一石二鸟，一方面把人的价值贬到了最低点，一方面为人性施加了空前的束缚，使得社会从此丧失了为满足人欲而进取的勃勃生机。正因为这种倾向和西方的进化方向背道而驰，才造成了东方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狭路相逢之时一败涂地。
这是所谓时间上的“纵比”，空间上的横比又如何？东西方价值观念最本质的差异，就是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和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西方社会以个体权利为出发点，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派生价值观念诸如自由、平等、机会均等等等，以及保障这些价值观的社会制度诸如民主与法治。东方社会则以集体为本体，强调个体为集体无条件克制甚至牺牲自己。这正是民主何以在东方国家难产的原因，唯一的例外乃是日本人。但倭人的本事是举世无双的学习和调适能力，人家既然能用单音节汉字表达多音节的倭语，自然也就有本事在集体主义框架上，建立本来是从个人主义温床上生长出来的民主制度。
因此，无论是纵是横，所谓“绝对伦理价值”完全是国产“哲学家”的专有梦话。亏“哲学家”还把康德拉进来，连累人家的名声。其实李先生该引用的不是康德而是程老夫子的“去人欲，存天理”。他那说道不是和李先生的一模一样么？在程朱，作为人类的主观价值体系的伦理道德，竟然成了“天理”一类类似自然规律的东西，而“人欲”这个真正反映了自然规律的属性却成了可以消灭的东西。请问李先生，程朱口中的“天理”，和您的“绝对伦理价值”到底有什么不同啊？
那么，到底这“绝对伦理精神”是什么劳什子？现代人该如何去“对待传统的伦理道德，我们要继承其抽象的精神，要肯定它具有超越具体条件、情境的绝对性”？李老先生把他知道的西洋哲学家的名字全卖弄过来后，最后总算开出了具体的方子：
“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虽千万人吾往矣’，‘富贵
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从这里升华出一种巨大的、崇高
的和永恒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延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
们要注意人性能力的培养并敬重这种人性能力和道德精神。”
所以，李老先生的“绝对伦理精神”或曰“抽象的伦理精神”，其实乃是“道德审美迷醉”，林思云先生就最好这一口，为此歌颂日本少壮军人爱国者的“内心世界比中国的爱国者更纯洁”，对神风特攻队更是顶礼膜拜。
我早在旧作中指出了，正因为“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违反人类的生物学天性，乃是不折不扣的“逆天行事”，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只有少数坚忍卓绝的志士或傻子才能干出来，于是它便对不具备这种本事的大众具有一种强大的美学诱惑力，正如男女被自己没有的异性副性征吸引一般。李先生和林先生尽管年龄差距很大，专业毫不相同，但都沉醉在这种“道德美学享受”之中，这非常自然，乃是人之常情，其实不需要什么文化，更不需要冒充懂康德和黑格尔。
问题在于李先生的主张究竟有何可行性。论提倡这套，谁也比不上宋儒来劲，那阵中国还处在封闭系统中，毫无另类文明参考系，可理学家折腾半天，除了折腾出一大帮祸国殃民的清流伪君子和寥若晨星的真志士如史阁部来，到底对提高民气有何裨益？明朝乃是道学家们调子唱得最高的时代，却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糜烂、色情文化最猖獗的时代，李老先生提到的“两刻三言”和他不敢提的《金瓶梅》就是见证，明朝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亡国最迅速、出产汉奸最多的时代。
我已经在《史可法的选择》里指出了，闯贼攻陷北京，数千官员悉数降贼，死节者只有２０来人。辫子兵打进来后更妙，从头到尾，消灭南明政权的主力不是满人而是投降过去的汉军。慷慨就义的只有史阁部、黄道周、阎典史等寥寥数人，真正抗清的除了张苍水之外，竟然只有一个从未受过理学熏陶的大老粗、原张献忠部将李定国！女真以１０几万人马就轻而易举地灭了具有上亿军民的大明，还不是像后来的帝国主义那样靠先进火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见过这种奇迹。这和理学盛行究竟有无相干哪？它体现的“绝对道德精神”是不是“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延续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要提倡“绝对伦理精神”容易，寻找学习榜样实头困难（吾乡土话，意为“实在困难”）。到头来，咱们是不是得去向隔壁日本人学阿？
好在李老先生毕竟提出了学习榜样，那就是“民族英雄”郑成功。据说他尊郑为民族英雄不是依据民族主义，而是他独家发现的“抽象伦理精神”。这就是说，他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概念其实和古代的“忠臣”观念一样，与民族主义无关，而是一种道德楷模，只是他不好意思再使用“忠臣”这过时的美称，改用“民族英雄”来偷换而已。的确，明眼人不难一眼就看出，他从郑成功“这里升华出一种巨大的、崇高的和永恒的精神力量”，不就是古人提倡的“烈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么？因为施琅事了二主，所以无法“升华出一种巨大的、崇高的和永恒的精神力量”来，而老郑没有事二主，于是便可以放到李哲学家的“道德蒸馏器”里去了。
如果李先生稍微知道点真实的郑成功，就该知道他这昏话实在是昏到出了格。论个人道德操守或“绝对伦理价值”，郑成功根本不是什么好人，连施琅都不如。他非但不知民族大义，也根本不知君臣大义，从头到尾就是个首鼠两端、保存实力、意图在乱世搞点武装割据的寻常可见的军阀而已。他并不是没有动过投降清朝的念，只是后来发现这其实是自投罗网才打消了念头。如果他真心抗清助明，就不会拒不接受张煌言的合理战略主张，坐失规复南京的宝贵战机。后来他去“解放台湾”，也根本不是出自什么“民族大义”，无非是因为他是海盗世家出身，无法再在大陆割据下去，只好轻车熟路地逃往海外，避实击虚，拣软柿子捏，找个满清鞭长莫及的化外顽国，去安全实行武装割据罢了。
这是从大节上说。从私德上看，此人更是一塌糊涂，其残暴寡恩多疑忌刻，倒颇有点明太祖模样。光看他为“洗雪亡母之辱”，作为儿子竟然能下那种狠手，此人的心态就决不会在正常人之列。逼反施琅更完全是他的过错。是个血性男儿都咽不下那口气去。老施效法伍子胥，我看才是应该的，庶几有几分李老先生提倡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威武不能屈”的超越种族、超越时空的“绝对抽象道德精神”，虽然那终未能“超越因果关系”，是为一憾。
从李老先生这些出格的昏话，不难看出传统文明到了如何山穷水尽的地步，以致试图用西洋价值观去肯定传统正面人物已经成了不可能的事。李老先生在这儿唱的不是什么新鲜调调，无非是吴晗同志早就贩卖过的“道德继承论”。可这一套实在是捉襟见肘，窃以为还不如陈明先生的“实用可变史学”能自圆其说──毕竟，无论郑成功本人的“绝对道德精神”如何低下，从“客观效果”来说他毕竟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台湾，因此可以勉强获得“客观或事实上的民族英雄”称号，而如果把他视为道德典范，则他连传统忠臣的标准都达不到，无非是个才能远逊于曹操的乱世军阀而已。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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