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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吴晗说到李泽厚（二）——论“以洋释中”造成的文明迷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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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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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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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吴晗说到李泽厚（二）
——论“以洋释中”造成的文明迷失
芦笛
二、吴晗为何要塑造一个假海瑞
四十年后来客观地看那场文字之争，如果忽略权力斗争的丑恶背景和由此导致的荒谬绝伦的人间悲剧，则不难看出它其实反映了以马列主义历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必然造成的悖论：那就是，要使用那套图解中国历史，势必伪造历史人物，这就是吴晗那个积极分子干的事；然而惟其是伪造，它就必然不能自圆其说，不但要露出马脚来，还要违反马列毛主义教条，让超积极分子姚文元同志抓住大打棍子。
凡是过来人都该知道马列毛主义那套狗屁不通的邪恶的“阶级斗争理论”。根据这套“理论”，人类的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所谓“阶级”不但是社会地位的分野，同时也是善恶划分。人民只由善良的劳动人民组成，剥削阶级则是邪恶的阶级敌人，也就是人民的敌人。既往文明社会都是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所以都是反动的社会，只有共党建立的“新社会”，才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善良社会。
这是共党社会与历史上有过的一切专制社会（包括纳粹社会在内）截然不同的一个特征，它把自己建立统治看成了截然分开黑暗与光明、正义与邪恶的分水岭，大言不惭地宣称“正义与光明自我开始”，跟圣经中“上帝说：‘要有光’，便有了光”也差不多了。
由此，马列毛主义理论中先天就埋下了否定既有一切文明的因子。这种反文明因素如果只是出自偏激文人之口，那倒无所谓。问题在于一旦大权在握的执政党以此作为全民意识形态之后，那就迟早要释放出摧毁文明的巨大破坏力来。
用这套反文明教义去图解中国历史，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它必然要否定传统文明。我在旧作中指出过，文明社会始于脑体力劳动分工，它主要是脑力劳动者创造的，和劳动人民没太大关系。传统社会中的脑力劳动者，当然只可能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而传统社会中一切官吏自皇帝以下，无一不是“地主阶级代表”。除了据说是推翻奴隶主阶级那阵子，这些人当然不会是好东西。而据说中国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就开始进入了封建社会，于是，从“封建社会”确立的秦朝直到清朝覆灭这长达两千年的时段，就完全成了暗无天日的世界，其中唯一的“亮点”就是无数次农民暴乱，这就是毛泽东那中华文明的千古罪人发动全面毁灭中华文明的文革的全部“理论基础”。
这种谬论对于史学家来说无异于灾难——只肯定农民暴乱，那他们还有什么活干？哪本史书不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写的？从屈原直到晚清诗人，又有哪个文人不是“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御用学者们当然可以歌颂“农民起义”，可惜那无一不是文明黑洞，只反映了文明的大规模破坏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大规模丧失。就算使上电子显微镜，他们也没那本事从中打捞出任何具有正面意义的玩意儿来，既无法发现人民怎么在叛军统治下过上了好日子，更无从发现暴乱匪徒对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有过任何建树。
正因为无法接受这种邪恶理论的逻辑结论，积极分子吴晗、翦伯赞等同志才苦心孤诣地想出了种种说道来，试图从横扫两千年文明史的屠刀下救出点东西来，先后发明了什么“让步政策论”、“道德继承论”。前者试图解释“阶级斗争推动社会进步”这种绝对无法解释的荒谬绝伦的P话，后者则试图缓和共党邪教否定传统文明的教义的破坏力，一厢情愿地把共产党人说成是几千年优秀传统道德的发扬光大者。
既然共党是继承人，那当然就得有先辈，可惜历史记载里实在找不到陈胜、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那些大土匪有什么“美德”，这本来再正常不过：道德修养主要是后天培养训练出来的。我已经反复说过，中国古代只有一科，就是以《四书五经》为教材的政治课，智育和体育是没有的，它固然训练出了多如过江之鲫的伪君子（特别是在宋代以后），但也确实训练出了不少志士仁人。要在以杀人越货为职业的“农民起义军”中去寻找类似的道德楷模，就算有可能，那概率也要低到不可胜计。
因此，积极分子们别无选择，只能为某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摘帽，把他们在死后多年补选为“人民代表”，让这些好同志变成我党的道德前驱。海瑞同志就是这样一个“补选人民代表”。
《海瑞罢官》围绕着海瑞任应天巡抚时期搞的“反投献”的善政，把海瑞描写为一个劳苦大众的解放者。所谓“投献”乃是明朝最突出的腐败政治。明朝乃是中国历史上最烂最反动的朝代，明太祖制定的《明律》规定，官员得依据其等级，享受不同程度的徭役赋税减免，明朝中期以后，徭役赋税越来越沉重，许多自耕农活不下去，便“自动”把土地献给权贵大地主，自己作佃农，这样，交给地主的田租还要远远低于国家征收的土地税（亦即用人力折算的徭役和粮食折算的赋税）。
这么做导致了双重恶果：一是发生恶性土地兼并，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权贵大地主手中；二是大量土地得以逃税，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剧减。这两者结合起来便酿成了深重的社会危机。海瑞看到这点，便在任上搞了反“投献”，令豪强地主退田，由此得罪了朝中权贵，罢官而去。这就是整个剧本的虚构依据。
由此可见，所谓“投献”，实在是那个腐烂社会到不可救药的表现——农民竟然“情愿”放弃自己的土地，自耕农不当去当佃农，说明那赋税徭役已经沉重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让朝廷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并不是什么“退田”可以解决的，后者只是扬汤止沸，并非釜底抽薪。这道理哪怕白痴也能明白：苛政在那儿，你把田退给了物主，赋税徭役马上就来了，人家不是不旋踵又得献上去，销财免灾？
所以，海瑞这么搞一下，当然体现了爱民情怀，但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如果说有什么效果，那也就无非是为他增加了点“清誉”而已。
然而在剧本中，吴晗同志却把海刚峰描写成了人民救星，文元同志抨击道：
“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
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
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之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
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
日子过了!’作者要贫农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
‘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
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
地主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
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贪官’。剧本反复宣
传：‘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把‘恶官吏都扫尽’，
‘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
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
子徐瑛绞罪。据吴_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
‘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８〕。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
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
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大丈夫
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
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
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
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
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
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
一场大革命。”
撇去那些现代读者无法消受的党八股，不能不承认文元同志这儿的抨击相当准确，吴晗同志塑造出来的这个海青天，无论是用毛思想的土匪理论还是用传统价值观去审视都不堪一击。
用毛的土匪理论剖析吴式海青天的荒谬已经由文元同志完成了，我个人认为他这工作做得很好，刘派御用学者根本就无法驳倒：
1、海瑞并不是贫雇农代表。后者无田可献，也无钱去赎回已献田产，“退田”或是“赎田”的受益者乃是中小地主和富农。
2、海瑞反投献“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他反对最反动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巩固明皇朝政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
3、由此可以导出下述结论（虽然文元没有明确给出推导过程）：因为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缓和阶级矛盾会消解阶级斗争，不利于提高人民的阶级觉悟，起来推翻地主阶级专政，所以它其实是旨在麻醉人民的反动措施。在这个意义上，改善民生、缓和社会矛盾的清官其实比疯狂掠夺人民、导致阶级矛盾激化的贪官更坏。
熟悉伪民运特别是激进派诸如徐水良、高寒辈主张的读者立刻就能看出，他们正是文元同志的嫡系传人。
犹记当初王司令在此坛歌颂国民党蒋匪帮，高寒化名“中国良心”，蒙面向“中国良心他爹”司令同志放黑枪，质问他先总统蒋公到底是不是独裁者。可怜司令竟然就此给点了哑穴，被他的良心儿子质问得张口结舌，傻瞪着两眼，什么都说不出来。我看不下去良心父子相残，因出来问良心：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政治家（包括龟孙中山在内）不是独裁者？这么说，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就没有一个好人？这下轮到良心儿子张口结舌，不能不以恶骂收场。
前段徐水良出来抓共特，把余大郎传达共党对民运的要求“三反一缓和”（似乎是什么“反暴力、反动乱、反台独，缓和社会矛盾”）当成罪证。为什么主张缓和社会矛盾竟然是必须予以揭露反对的特务罪行，徐同志没有说，不过，如果看官看懂了文元同志使用的毛“理论”，则不难立刻看出那完全来自伪民运的伟大导师阐述的“凡是有利于敌人统治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不利于敌人统治的我们就要拥护”光辉真理。因为减轻人民疾苦有利于共党统治，所以必须坚决反对，否则就是十恶不赦的共特。
这相似处远远不止此。伪民运也像其毛共先辈一样，个个是“解放教信徒”，深信社会进步可以以“解放”的形式实现“大跃进”，在“解放”之前乃是绝对黑暗的世界，在“解放”之后则一片光明。如同《圣经》里的耶和华和他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一样，他们也深信自己将给人民带来光明，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毛给大家带来了“马列之光”，而他们给人民带来了“民主之光”，但两者都是划时代的质变，是黑暗与光明、邪恶与正义的分水岭。至于人类社会进步只能是渐进的、平滑的，历史进程中决不可能出现毛共描绘的那种“阴阳脸”，被推翻的“旧”社会并非一无是处，建立起来的“新”社会也决不可能一片光明，这种人类常识是绝无可能被他们贫瘠的大脑接纳的。
还是言归正传。上面已经指出，文元同志讲述的才是真正的毛思想，以此标准来衡量，吴晗同志把地主分子海瑞美化为贫雇农的大救星，当然是伪造历史。
从传统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吴同志捏造的海瑞更是弥天大谎。
和党文化造出来的遍于全国的白痴们的理解完全相反，传统社会的人根本没有今天的阶级意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完全是西洋进口来的观念，老祖宗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名堂。因此，人类历史上比较出类拔萃的弱智壮举，就是全国人民在“知识分子”们率领下，去潜心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史，把一个个匪徒说成是奋起为本阶级求解放的壮士，把镇压他们的官军说成是地主阶级的鹰犬。
其实任何一个粗知孔孟之道的非文盲都该知道，圣贤根本没有什么西洋式阶级观念，只有“君臣”、“君民”、“父子”、“上下尊卑”这些粗浅分野。这种粗浅认识到了汉朝便发展为所谓“三纲”，也就是“君臣、父子、夫妻”，前者据说是后者的“纲”，后者必须绝对服从前者，而前者必须对后者慈爱。这就是传统中国人的政治观念。
除此之外，古人当然也意识到了社会分工存在，但那只是所谓“士农工商”的粗糙分界，并不是西方那种森严精细的阶级划分。无论是地主、是富农、是贫农、是长工，都是“农”；是沿街补锅的手艺人还是作坊主，统统都是“工”；是开当铺的西门庆还是卖汤饼的郓哥，统统都是“商”。这四种职业以称呼先后构成了一种尊卑体系，但并不是不可打破的，不管您是农是工是商，如果读了书，有了功名，便能升为“士”。从来没人想到地主和贫农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更没人有所谓“阶级意识”。
因此，只有党文化炮制出来的中国特有的白痴，才会以为历史上有哪个匪徒会在起事时慨然以“贫雇农代表”自居，以“推翻地主阶级专政”为神圣使命。镇压所谓“农民起义”的朝廷命官也绝对不会想到“我是代表地主阶级去镇压农民起义”。只有绝对而非相对意义上的白痴，才会天真地以为那是历史的真实。
实际上，所谓“农民起义”，基本是由野心家率领的活不下去的农民铤而走险，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镇压他们的官军，都认定他们是“犯上作乱”的“贼”。《水浒》上就把那些暴徒的动机说得清清楚楚：图的无非是大秤分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镇压他们的朝廷命官也无非是因为“犯上作乱”为东海一枭至今在鼓吹的“天理”所不容，叛军乃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而已。
太平时代也同样如此，无论是统治集团还是人民，都丝毫没有阶级意识。皇帝将全国视为己产，将全民视为如同儿子，将自己看成是全民的大家长，便发错了梦也绝不会有什么“我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的可笑观念。朝廷是圣上的朝廷，国家是圣上的国家，圣上是全民的圣上，并不是什么“地主阶级的专政机器”。皇帝对子民并无什么嫌贫爱富之心，他当然严禁“以下犯上”，但那不过是因为那违反孔孟的“纲常名教”，最终要危及“君纲”，并非什么“代表地主阶级镇压人民反抗”。
地方官员又何尝不如此？他们个个是孔孟之徒，而强调上下尊卑凛然不可犯乃是孔教的第一条教义，这当然要成为他们判决民间诉讼的精神指南，例如对“奴背主”、“妻叛夫”的惩罚就特别严厉。但这并不是出自保护“同一阶级”的“阶级感情”，而是出自对孔孟之道的忠诚。
事实上，真正决定社会地位尊卑高下的既非财富亦非血统，而是相对周转率较高的“功名”，这和西方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同。“富而不贵”（亦即只是拥有财富而无功名地主或巨贾）常常是地方官吏的敲诈对象。所谓“鱼肉乡民”的主要受害人是这些人而不是什么贫下中农。这道理非常简单：后者榨不出什么油水来，也没什么机会直接和官府打交道。
所以，作为事实上的国教，孔孟之道当然是维护统治集团的最有力的精神武器，但它并不是为哪一个阶级服务而是为所有的统治者服务的。不管你是什么人，是北方来的奴隶主野蛮人也好，是起事成功的贫民匪徒也好，只要你坐上了金銮殿，它就为你服务。把这种通用的为统治集团服务的超阶级意识形态当成为“地主阶级专政”服务，其荒谬不亚于把基督教说成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精神鸦片”。
尽管孔孟之道是为统治集团服务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比较有限），它也同时为人民服务。孟子的“天命”论和“仁政”说，对后世儒生影响很大，在他们，“爱民”与“忠君”非但不像后世马列邪教认为的那样是水火不相容，反倒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唯其爱民，所以忠君；唯其忠君，所以爱民，根本就是一回事。这道理很简单：君王受命于天，代老天爷主宰万民，如果不爱民，就要失去上天欢心，导致国破家亡。因此，爱民才是真正忠于圣上的表现，而真正的忠臣就一定要身体力行这个原则，不但自己爱民如子，清廉如水，而且还敢于对不爱民的昏君进行苦谏。
这才是海瑞的真实的精神境界。他当然志大才疏，脾气古怪，又热衷于作大而无当的“清流秀”。但他不管是否确有沽名钓誉的个人动机，反投献的仁政效果到底有多可疑，此举正是传统忠臣清官的举措，那目的既是爱民，亦是忠君，在古人看来完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后世人当然可以说他试图缓和阶级矛盾，实际效果也确实是这么回事，但他的初衷不过是要革除弊政，与民休息，那当然是维护君王统治，但它如果真的奏效了，则对统治阶级和人民而言都是两利的。硬要说他是出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深谋远虑地麻醉人民，这种Ｐ话只有毛共文痞才有本事说出来。这些人就如同他们的传人伪民运分子一般，死也不承认统治者可以和人民有利益交叉点，死也不承认“维护既有统治集团的长治久安”和“改善民生”可以是并行不悖、甚至是相辅相成的。而这恰好是孔孟之道的神髓：儒家追求的理想社会目标，正是通过统治者节用爱民来求得既有上下尊卑关系的长期稳定。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孔孟之道当然极度原始甚至可以说是反动的，但历史地看，它确实有足够的存在理由。照毛泽东的匪徒理论，只有起来造反才能推动社会进步，但可笑的是，连毛共理论家自己也不能不承认农民造反并不可能造出一个消灭了剥削压迫的新制度来，那既然如此，起来造反除了周期性屠杀人民并大规模毁灭社会财富还有什么鸟意思？难道社会进步竟然是以人民大规模丧生为标志？这是何等土匪理论！既然古代中国人没有足够的想象力为自己设计个别样活法，那唯一明智的选择不就只能是在维护现体制的前提下尽可能修修补补，缓和社会危机么？
由此可见，用外来的西洋“阶级斗争”学说来强暴历史人物会闹出何等笑话来。可笑的是，直到如今，我党还死抱着马列毛僵尸不放，全然没有意识到，如果不把这弱智邪说扔进茅坑去，则文元同志的批判永远成立，毛共否定摧毁1949年以前的一切传统文明的反动作法便永远是正确的。于是，自秦朝到清朝，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除了那些匪徒外，就没有出过一个好人。难道这就是咱们的民族主义的崇高起点？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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