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似棟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3/12 文章: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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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似棟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一議六四
—從鄧小平的經濟建設為中心談起
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中國政治統治集團類似一家公司, 掛二個招牌, 一個是中國共產黨, 一個是社會主義, 其實是一回事。大老闆是鄧小平, 陳雲、 彭真等元老是這個公司的董事, 胡耀邦, 趙紫陽是這家公司的經理, 職位雖高, 但畢竟是打工仔, 隨時可以炒魷魚。鄧記公司和它的前身—毛記公司有著根本的不同, 雖然都挂著那兩個招牌, 萬萬不可同日而語, 萬萬不可相提并論。
絕大多數中國人深受毛記公司三十年的苦難, 所以對鄧的新公司是滿懷希望, 不乏稱頌。鄧記新公司的核心業務改變了, 不再是政治鬥爭, 而是經濟建設, 這正是它的歷史功績。但是鄧小平和整個公司的決策失誤可能也就在這一點上。六四的源頭可能也就在這一點上。
理由一: 搞經濟要有人才, 搞市場經濟要有市場經濟的人才。 毛記公司高層只有一個懂經濟的, 那就是陳雲。 鄧記公司開張後, 有意從以前的指令性經濟逐漸改為市場經濟。 陳雲改做了董事, 直接管事的人幾乎都是經濟文盲。 多數中共幹部對計劃經濟都一知半解, 不要說市場經濟了。直到六四後朱鎔基上台才算填補空白。 鄧手下兩員主將, 胡耀邦和趙紫陽都不懂經濟, 趙還肯用心學, 而胡忙於政務, 一點學不進, 所以六四之前, 他們倆也有些矛盾。由於懂經濟和管經濟的各方面人才稀缺, 所以鄧記公司的經濟搞得并不太好, 這個不太好不是說比毛記公司還不好, 而是指原本完全可能搞得更好。 八十年代初的公司業績增長是相對前公司的恢復性增長, 八十年代後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港台外的資金純輸入, 都是得利於政治性政策的改變。八十年代後半期開始, 經濟病灶逐漸生成和顯現。 物價飛漲和官倒猖獗是老百姓最頭痛的事。 見錢眼紅原本是人之常情, 在全民經商的氣候下, 沒有顯性的商業經濟規則卻有隱性的腐敗貪污規則, 誰個不動心。各朝各代各國都是靠嚴刑峻法制衡的。 反觀鄧記公司, 一系列粗糙的經濟政策和法規是政治權力生硬的產品, 反而留了許多漏洞給官們搞非法經濟, 所以根本不可能真正建立機制去防範, 制裁腐敗貪污。
所以當時世道不好不怪老鄧怪誰? 但不是說老鄧的改革開放的心眼不好, 而是說老鄧不自量力, 你應該知道貴公司沒有足夠的經濟人才和專家, 只有前公司留下的大批政治鬥爭人才和專家, 何必急匆匆侈言工作重心的轉移呢? 不自量力的毛病是共產黨的通病, 老毛以前搞大躍進, 你能說他想害中國老百姓, 不見得吧, 其實也是不自量力, 不懂經濟硬要管理經濟, 以為打下了江山就什麼都懂。
鄧不搞經濟, 難道還去搞階級鬥爭嗎? 不是的, 鄧最好的選擇是把公司業務重心轉移到法制和法治上去。一來, 中共幹部從階級鬥爭轉行到法制法治比較
容易, 二來, 政黨搞法制, 政府管秩序也算份內的事, 不比搞經濟, 越俎代庖, 越幫越忙, 越搞越亂。
理由二: 鄧記公司的前身是毛記公司, 鄧記的有些人曾經與毛記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對毛記公司要清帳查帳的話, 一定會查到那些人的頭上, 甚至查到鄧的頭上, 如反右事件。鄧記剛成立就大張旗鼓把業務重心轉移到經濟上來, 有一個好處就是讓大家往前看, 免了回首往事自傷和氣, 自挖牆角。這樣毛記公司的帳目就沒有理了, 如紅衛兵問題根本就沒人追究, 責任者對受害者說一聲平反就完了。平反這個東西荒唐透頂, 只有莫名其妙的中國人能理解和接受。所以, 從一個意義上說, 工作重心的轉移是對毛記的階級鬥爭為綱的否定, 從另一個意義上說, 工作重心的轉移也轉移了民眾對毛記公司罪惡的注意力。 因此毛記公司的債務沒有完全地暴露, 也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
毛記公司的債務很多, 包括理論上, 法案上, 信用上的的債務, 幾乎欠每個中國人的債。毛一死, 全國的債主就想要回自己的那一份。那時候鄧有一個辦法就是宣佈毛記公司破產, 然後成立新公司。這樣鄧永遠不會為那些債務拖累, 也不會發愁。但是鄧沒有走這條一勞永逸的路, 他顧慮毛記公司一破產, 天下大亂, 靠毛記公司吃飯的上千萬人怎麼辦? 所以他只能照樣掛那二個招牌, 在毛記公司的基礎上成立自己的公司, 開除幾個毛的親信就算了, 然後實行自己名為改革開放的經營。因為兩個公司的招牌是同樣的, 前帳也沒有結清, 所以人們反而有理由說, 鄧記公司和毛記公司有因襲繼承關係, 所以毛記的債務應由鄧記償還。
比如說毛記公司原來發了一種叫社會主義的債券, 有社會平等種種好處, 中國人, 尤其是工農大眾都信, 搶著買。到了鄧記公司成立後, 發行了一種叫發財光榮的股票, 中國人就想股票比債券好, 又搶著拿債券兌現然後去換股票。但鄧記公司那有這麼多的現金, 所以就成了社會危機。還有毛記公司以前說人民當家作主, 最好的形式就是把一些九類分子罰為奴隸交給基層群眾管理, 有奴就有了作主的感覺, 但是鄧記公司成立後, 九類分子都解放了, 群眾無奴可管, 作主的感覺也就消失了, 而且社會各階層的地位差別也逐漸擴大, 群眾開始迷惑, 問:「我們還當不當家作主?」
鄧記公司從一開始就有二個敵人, 一個是左的敵人, 代表是鄧力群, 一個是右的敵人, 代表是方勵之。這二個鄧的對頭其實都有因為鄧記公司的表裡不一引起的。招牌還是舊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 裡面的經營運作卻已經改革開放了, 其實已經是資本主義化了。 現實和理念的矛盾天天刺激著習慣認真的書生。右的一方站在裡面實際運作的立場要求改換招牌, 左的一方卻又站在外面招牌的立場上要求用招牌限制實際運作。 如果表裡如一是人的美德, 邏輯性是人的認知基礎, 那麼左右兩派都沒有錯, 錯的是腳踏兩頭船, 既要社會主義名, 又要資本主義利的鄧記公司。如果鄧記公司有本事做到名利隻收, 和平轉型, 來個實踐檢驗真理, 那麼錯的就是認死理的左右兩派。
鄧記公司用左右兩手都硬的招數抵擋它的敵人時, 中國的老百姓早已看得眼花撩亂 分不清東南西北。 鄧和毛明明是一對矛盾, 怎麼還說是一回事呢, 老百姓犯糊塗了。 同時,中國老百姓, 除了少數富起來和腐起來的以外, 都開始感受到社會改革的壓力和代價。 而那些社會改革過程中的壓力和代價, 一半是鄧記公司行伍出身的高層缺乏經濟管理和社會管理的必備素質所造成的, 另一半又是毛記公司以前的虛假廣告造成的。那些虛假廣告曾經深入人心, 使民眾對公司的期望值太高。 這二個原因產生了中國民眾的信仰危機, 以往對國家, 對社會, 對領袖的迷信終於被現實吞噬。信念上的空洞感雖然不至於使中國人瘋狂, 且物質生活正在普遍改善, 但足以使他們感到失落和沮喪, 使他們尋找適當的機會發泄他們的憤懣。 鄧記公司的威權使中國平民不敢公開支持它不喜歡的左右兩派, 於是他們在沉迷中等待目標的出現。
這個目標必須是合法的, 又是非主管人物, 好象以前的周恩來。其合法性使風險減少到可承受程度, 然後群眾用對非主管人物的支持表示對鄧記公司及其政策的反感。 八九年時這個機會終於來了, 那就是胡耀邦逝世。其實, 中國人對胡如同對以前的周一樣, 并不了解很多。悼念的目的主觀上是情緒發泄, 客觀上是政治的象徵意義。
理由三: 鄧記公司說, 毛記搞階級鬥爭為綱是不對的, 天天鬥, 鬥得家破人亡, 國無寧日。這個話很得人心, 但仔細一想, 這不完全是事實。毛記公司有一時期也是以經濟建設為綱的, 如五四年到五九年。但由於經濟越搞越糟, 受到許多人, 包括自己公司的董事的責難, 才老羞成怒, 轉過身來拿起階級鬥爭這把刀的。這個情況與鄧記公司後來的作為也有相同之處。
所以我們發現一個規律性的社會程序:
一: 在相當落後的國家, 暴力革命成功使社會底層民眾掌握政權。窮人鬧翻身。
二: 暴發戶心態, 愛國情懷, 以及自卑心理使新的統治集團心血來潮, 大搞
經濟和其他社會改動。
三: 由於領導層沒有足夠的經濟知識和管理專家, 經濟在過度膨脹後, 社會
在一度亢奮後, 陷入混亂和衰退。
四: 統治集團內部和社會的普遍不滿招致統治者的壓制。如果壓制成功, 程
序回到第三, 如果壓制不了, 平民起義成功, 程序回到第一。
毛的壓制是文化大革命, 鄧的壓制是六四事件。以上程序的條件是社會文明的發展水平, 其中最重要的指標是經濟和生產力。只要一個國家, 一個社會的發展水平還是足夠的落後, 這個程序就會自動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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