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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关于对“抗战时期人均粮食产量的异议”之反诘回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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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关于对“抗战时期人均粮食产量的异议”之反诘回秋实   
黄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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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关于对“抗战时期人均粮食产量的异议”之反诘回秋实 (913 reads)      时间: 2001-12-10 周一, 上午1:29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关于对“抗战时期人均粮食产量的异议”之反诘回秋实



　　　　　　　　　　　　　　　　--黄叶



　　秋实对与我的异议认为是“教训”，对原文又不细看，于是反过来“教训”一番。不过既然

秋实已经将反问提出来了，就回复如下。



　　秋实原文说：



　【却说1927年国民党开府南京的时候，面临的是一个连年凋敝濒于破产的农

村经济。每年都有十几甚至二十省受灾，有数千万到上亿的灾民。大量人口背

井离乡，田地荒芜，生产萎缩，农产量不断下滑。就在没受灾的地区，农村也

是普遍金融枯竭，资金短缺，农民无耕畜，少农具，缺肥料和种子，而且告贷

无门。面此困境，国民政府成立后，力图挽救农业危机，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

措施。】



　　注意前后文的用词。“却说1927年国民党开府南京的时候，面临的是一个连年凋敝濒于破产

的农村经济。”，后面说“面此困境，国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可见中间所指

的“每年都有十几甚至二十省受灾”是在1927年之前。这也是让人觉得有“自从党的…以来”味

道的地方。显然，秋实将1928年至1935年的灾害列举出来，从逻辑上看，仍然不能支持自己的原

文。这并不需要“放大镜”就可以看出来。根据我所了解的“一点必要的背景知识”，1927年以

前没有“每年都有十几甚至二十省受灾”。即使出现这种灾害，这个“每年”就在逻辑上有问题。



　　我在异议中提到，作对比的时候，县或者是省这样的单位不具有可比性，无论是用来表示改

良还是表示灾害的范围和程度，其意义仅在于表示地理位置或者方位。秋实没仔细看，就以为是

在说他以县为单位表示粮食产量，故有质问第五。就以秋实所举的1928年为例，邓拓的《中国救

荒史》记载：



【1928年　绥晋赣黔湘皖川浙滇大水，皖尤重

　　　　冀鲁豫陕甘察热黔闽鄂苏粤桂遭旱

　　　　水旱被灾区达二十一行省，共一Ｏ九三县，灾民约计七千万人以上 】



　　这里有九个省“大水”。而根据《中国水灾年表》，当年【七大江河水势平稳。黑龙江干流

中下游大水，呼玛、萝北等沿江8个县受淹。川、滇、浙、闽、黑、吉等省局地水灾。全国洪涝灾

害较轻】。实际上当年开始的北方大旱才是致命的，造成1928-30年死亡一千万人的大饥荒。



　　而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水灾是1931年，该书记载：



【1931年　苏皖赣鄂湘豫浙鲁八省大水，灾民一亿

　　　　陕甘川热等省大旱，陕湘等省虫灾， 】



　　这里是“八省大水”。仅仅根据这几段记载，无法知道灾害的损害程度。



　　即使灾民人数也不能给出明确的损害程度，因为各地受灾程度不同。两年相比，哪里看得出

受灾人数少的年份却致命得多。



　　邓拓的《中国救荒史》中的数据太粗糙。该书记载1931年大水死亡370万人，而根据《中国水

灾年表》：【据统计，湘、鄂、赣、浙、皖、苏、鲁、豫8省合计受灾人口5127万，占当时人口的

1/4，受灾农田面积973万hm2，占当时耕地面积28%，死亡约40.0万人，经济损失22.54亿元。为本

世纪以来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次大水灾。】



　　秋实立论时会提供确实的证据是有目共睹的，只不过这次的证据没找好，找了一篇破烂文章。

秋实原文是要说明“国民党时代的农村和农业政策，可圈可点处甚多”，立论的主要证据是那篇

文章所提供的数据：“大后方人口剧增五千多万，但包括杂粮在内的人均粮食产量，非但没有减

少，反而大幅增加——从战前八年的平均五百多斤，增加到了人均六百六十斤”。



　　虽然找不到统计数字，但我从历史课程所了解的“一点必要的背景知识”是，1936年是整个

民国期间，中国经济状况最好的一年，人均粮食产量最高。根据找到的《救星还是灾星(二)》，

作者甄士对粮食产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其中的数据有出处，要置疑也可以查证。秋实所依凭的

文章，不在我所能接触到的图书馆收藏之列，自然是“没有可能查到”，并不值得“据说”一下。

该文集在网上只有一个题目，无法打开。根据秋实所贴的读书笔记，可以看出作者的逻辑大有问

题。该文作者假定，“海外学者对于国统区经济崩溃的辩解”，是建立在该区域人口增加“估计

达五千万之众”而造成“粮食供需”不平衡这样一个思路上的。无法知道这些“海外学者”到底

是些什么人，是个别还是全部，或者是杜撰出来的。无法想象一个专业的学者会如此思路单一。



　　该文数据“显然的矛盾”在于，当时“大后方”人口两亿多，即使产量翻番到“四亿石”也

无法达到“人均六百六十斤”，反推战前人口一亿五千万，该区域产量“两亿石”，人均粮食产

量更远达不到“平均五百多斤”，连生存都成问题。即使将“石”跟斤的换算调整到满足这些数

字，则根据“稻麦播种面积约一亿多亩”，亩产将高得离谱。而这种一年之间粮食翻番的奇迹只

在大跃进期间发生。如果将战前人口调整到满足“平均五百多斤”，增加的人口“估计达五千万

之众”将会使“增产”成果化为乌有。原文的数字即使是真实的，也是将不同时间的不同范围里

的数据放在一起，胡乱演算，得出荒谬的结论。文中人均粮食产量数据在1937年突然增加，就是

一个很古怪的现象，莫非那些改良措施恰在该年产生显著效果？



　　秋实以为“由于科技人员和机构几乎全集中到川黔滇桂数省，由于农业特别粮食和棉花生产

成为关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政府在改良方面花费的精力是增加了，而非大大减少”，认为这会

使粮食产量突飞猛进。然而秋实却忘了一条基本的事实，品种改良是不可能立竿见影，非十几二

十年功夫不能产生效果，而其它耕作技术的推广也需要时间，绝无可能突然之间生效。这里秋实

将“改良”的概念转移了，我所说的“改良”是其原文中提到的农村经济政策方面的“改良”。

即使仅指农业品种和耕作方面的改良，粮食产量翻番这种救国救民的功绩，居然没有出现在负责

稻麦生产的农业专家赵连芳的生平介绍中，未免太奇怪了，写这种介绍的人没有必要为其本人谦

虚。根据对战前浙江农业科技进步的记载，新稻种增产达三成，新麦种的亩产只有二百多斤。



　　根据所了解的“一点必要的背景知识”，我原先还认为这种数据的问题是单位问题，文中所

列数据是真实的，所以将度量衡的变迁贴出。但仔细分析之下，只能认为该论文的数据一团糟。

对比甄士所举数字，该文的数字不可相信。



　　根据所了解的“一点必要的背景知识”，我知道红壤、紫壤地产量很低，现在仍然很低。秋

实应拿出数据支持自己粮食产量翻番，整体亩产增加54%的主要证据，而不是“请问先生可知当时

川黔滇桂等省的粮食单产水平是多少？如果亩产从一二百斤增加到了两三百斤，算不算大幅度增

产？”根据介绍云南的文章，1949年云南“每公顷面积产1738公斤，按人口平均有粮食246公斤”，

即平均亩产232斤。仅仅“如果亩产从一二百斤增加到了两三百斤”，未免真的“空口白牙”。



　　本人文中指出“中国历来的政府效率在跟官员实际利益挂钩时，就效率高，如征捐税、抓壮

丁”，秋实反问“地方乡绅从抓壮丁中能获得什么显著的实际利益？”，这样偷换概念未免太明

显。官员跟乡绅能互换吗？地方官员利用壮丁名额敲诈敛财，以致产生卖壮丁的行当，并非个别

案例。



　　秋实反诘道：“先生脱离正题，以这些失败的方面去否定我所提到的农业成就，全然也不顾

文章的逻辑，不知是否犯了论据与论题不相干的毛病？”如前所述，“农业成就”的主要证据，

即抗争期间大后方人均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完全经不住推敲。再者，所谓的“成就”和“失败

方面”总有个数量对比，在高赋税、高通货膨胀的政策导致广大农村人口陷入贫困和破产的情况

下，来证明“农业成就”，这算什么逻辑？真要讨论“农业成就”，也是战前十年建国的内容。

而战前的情况是，改良还在小范围试验阶段。



　　我的观点很明确，证据和结论必须互相匹配。小范围的改良，就不能声称大范围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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