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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杨杰：中国足球兵败韩国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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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杰：中国足球兵败韩国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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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杨杰：中国足球兵败韩国反思 (419 reads)      时间: 2002-7-09 周二, 下午10:57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杨杰：中国足球兵败韩国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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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rts.sina.com.cn 2002年07月05日12:16 金羊网-羊城晚报



　　编者按：韩日世界杯尘埃落定，一切都成为历史。只要是中国人，就不能不关心中国队，但在官方的有关总结尚未公布之前，中国队在世界杯上的糟糕表现，犹如一块谁也不愿触动的伤疤，在球迷的心中静静地结痂。不过，作为一块历史疤痕，却是圈内圈外人最终不可回避的，尤其是时至此刻，中国足球到了承前启后的转折点，对这块伤疤讳莫如深，还不如痛定思痛。





　　足球作家杨杰是最早冷静下来、试图用自己的观察和积累来评估这一历史事件的球迷之一。作为一个旁观者，他的观点也许有点偏激；作为一个评论者，他掌握的材料未尽全面；但我们不能不说，作为一个作家，他是很有责任感的；作为一个球迷，他是比较清醒的。此刻，他选择米卢作为切入口之一，来思考中国队在世界杯上的得和失，自然有他的理由。也许他没有涉及米卢的执教环境，也没有对米卢的执教对象作太深入的分析，但是，他鲜明的观点和旁征博引，很能诱发每个关心中国足球的人进行思考。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你可以认为他对米卢责之过甚，你也可以认为他看问题过于孤立……但最可贵的是，在他这里没有为了宣泄而宣泄的谩骂，没有那种小资式的不是天堂就是地狱的浮躁。而且杨杰说，这不过是他的系列文章之一。



　　今天，我们腾出版面来刊登杨杰的长文，就是要一石激起千重浪，在有关总结还然“难产”的节骨眼上，提出“一家之言”。在此，我们欢迎读者与我们、与杨杰一起讨论关于中国队，讨论与中国足球的有关敏感话题。来稿请传wbtyb＠ycwb.com(电子邮箱)或020-87779704(传真)。



　　引言之一：



　　中国足球兵败韩日世界杯，宿命色彩比博命意义要大得多。米卢之败，是老江湖迷了路，亡命特性也比薄命情调大得多。兵败之后反思失败，是人之本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生存焦虑和困境下的条件反射。由于中国足球俨然是“失败”代名词，它的每一次新失败大都是对以往旧失败的简单重复，对这座文化闹市里巨大的“痰盂”进行全面的学术性反思，价值存疑，也缺乏正经为文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如果在“足协应承担什么责任”、“球员应承担什么责任”、“教练应承担什么责任”、“社会和文化应承担什么责任”里进行选择，我们更愿意把“米卢之迷路”作为一个批判反思的案例。



　　因为米卢的到来，我们开始接近一个脱离现实的美梦；因为米卢的迷路，迷失了一个超越梦想的机会；因为米卢的离去，我们不得不打扫梦想破灭后散落于眼前的一地碎片。于是，我们需要说一说这个人，这个在世界杯上“快乐”地带领中国队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的足球浪人。



　　兵败宿命之于米卢



　　他率中国队实现了44年来首次参赛世界杯的梦想；另一方面，他对中国足球的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的贡献微不足道，令人失望。



　　韩国似乎不是中国体育的福地。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誓师出征，结果由“雄心勃勃”而“兵败汉城”，使出吃奶力气才摘下区区5枚金牌。此事被中国体育界视为“中国当代奥运史的奇耻大辱”。不少同时期发表的文学作品沮丧地宣泄了“汉城奥运会的失败沉重打击了民族自尊心”的社会情绪。高丰文指挥的中国男足也参加了那届奥运会，0比3负西德、0比2负瑞典、0比0平突尼斯，只积一分，三场球一球未进。时任国际足联秘书长的布拉特，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国队是“最没有进取心的球队”。



　　14年来，这句话像刺在中国足球面皮上的“刑徵”，历久弥新，及至2002年韩日世界杯，索性成了中国足球的一种“宿命标记”———三战三败，一分未得；0比2败于哥斯达黎加、0比4败于巴西、0比3败于土耳其，净失9球；战前制定的“三个一工程”无一落实；没有给世界杯作出任何值得一提的贡献，没有获得任何一个对手的尊重，也没有向世人传达多少有关中国的积极信息。



　　这种结局，是我们事先想过的所有结局中，最糟糕的一种。这种失败，是最失败的一种失败。跑龙套的中国队留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真实印记，由这样一些关键词组成：无能低效，幼稚羸弱，僵硬笨拙，迟缓乏力，攻不能克，固非金汤，“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对这种严酷的惨败事实，我们不必去遮掩，也不必顾左右而讳言。



　　在米卢个人多达五次的世界杯经历中，如此全军覆没是唯一的一次。他个人的失败成为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中国足球“兵败韩国”的一部分，一个不可或缺又回避不了的部分。中国足球的失败总是无比复杂的，不仅与个体和局部因素有关，也往往与整体和全局因素相连，原由罄竹难书，又仿佛路人皆知。对于米卢，中国人已经在“十强赛”时把神化和宠爱他的言行做到了极致，做成了一种“图腾”，那段尚未风干的岁月和感情是真实的，就让我们收藏在心里吧。兵家大势，胜负无常，胜有胜的逻辑，负有负的理由，为胜利享受荣誉与为失败承担责任，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一个指挥打仗的人，在“战争失利”面前是不可能毫发无损又溜之大吉的。想当初，我们自愿选择这个名叫米卢(实际上应为博拉)的“神奇教练”，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将分享他的某些神秘的成功，也将随时承受他的某些奇异的失败。



　　史学界相信，评价前人的重要标准，是要评估他们是否给后人留下了有价值的遗产，是否对未来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用这个标准衡量米卢，一方面，他率领中国队实现了44年来首次参与世界杯的梦想，打了几场经典胜仗，堪称一段佳话。另一方面，他对中国足球的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的贡献，又微不足道，令人心寒失望。中国队的世界杯大败，比赛结果是一回事，比赛过程是另一回事。即使抛开结果不谈，我们从中国队三场比赛的过程来看，“米氏战法”在战略、战术和技术方面全方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换言之，米卢对中国足球的实际贡献是非常有限的，他没能在中国足球的“革命”和“面包”之间建立和谐而可靠的辩证关系。



　　我们都不否认，米卢是个好人，一个不拘小节、幽默浪漫的人，一个有着传奇经历和顽皮性格的足球名人。正因为这样，当我们凝视他渐次萎缩远去的背影时，心情是患得患失的。中国队阵亡于本届世界杯后，不少有识之士坚持一种观点：评价米卢的失败，应着眼于评价他的执教能力和用兵政策，而不应纠缠于他的私人生活和广告生意。



　　我赞同这种就事论事的评论观点！



　　引言之二：



　　“败军之将，不可言勇”，此理天经地义。战败后，中国队方面若将兵败的全部责任推到米卢头上，这是不对的；反之，米卢若将兵败的全部责任推到中国队方面，这也是不对的。剖析米卢的兵败，应该从哪里入手呢？俗语说，“个比个，看出高低；人比人，分出好坏”。在可比范围内，以下四人或许可以作为我们客观认识米卢的参照物。



　　米卢的两个前任



　　三位洋教头像三个医路迥异的大夫，分别在中国足球身上开了一刀，留下三块相互孤立、毫不搭界的刀口疤痕。



　　纵向对比米卢同中国队前两个外教施拉普纳和霍顿的不同，对了解中国队这十年来断裂扭曲的技战术演变状况极有必要。在带兵方面，相比于施拉普纳豹子式的刚武粗犷，米卢像一只温和软弱的绵羊；相比于霍顿绅士般的儒雅刻板，米卢像一个自由散漫的游医。他的为人和执教风格同这两人大相径庭，彼此的兼容性和衔接性很差。这三人像三个医路迥异的大夫，分别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在中国足球身上开了一刀，留下三块看上去相互孤立、毫不搭界的刀口疤痕。



　　施拉普纳：米卢并不神奇



　　施拉普纳1992年的上任，拉开了中国足球“洋务运动”大幕。其背景是，德国足球1990年在意大利第三次获得世界杯，威望如日中天，心怀敬仰的中国足球界很乐意无条件接受德国人的帮助和教育。施拉普纳是一名比较强硬的教头，他藐视中国队在亚洲的所有对手，要求中国队队员要有“舍我其谁”的大无畏气概，进攻进攻再进攻，“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进攻就是最好的足球”。谁要是在球场上贪生怕死或贻误战机，施拉普纳会暴跳如雷。他的治军风格拒绝一切形式的“柔弱”，很有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味道。他最大的劣势在于，中国在那时还没有正规的职业联赛，“专业足球”难以给他提供优良的建队环境和富饶的作战资源。他被迫挑选近100名球员进出国家队“赶集”，亦属无奈。



　　强悍的施拉普纳使中国队体能充沛，身体对抗能力大大增强。他的队伍里云集着一批横行霸道的“男子汉”，把前场“斜传高吊”作为常规性攻击手段，把后场“大造越位”作为依赖性防守手段，踢的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攻势足球”。施家军进攻时节约了不少时间，中后场防御工事的构建却始终不成功，是支头重脚轻的畸形队伍。施拉普纳“如果不知往哪踢，就把球往球门里踢”的名言，作为煽动进攻的诙谐口号是有趣的，实际指导意义却像“不知往哪爬，就往珠穆朗玛峰上爬”一样空洞。施家军明显攻强守弱和欺软怕硬，可以大比分战胜手无寸铁的巴基斯坦和约旦，也可以0比1分别负于武装民兵也门和伊拉克。



　　去年十强赛后，施拉普纳指出：“米卢并不神奇，中国队的技术水平与8年前(1993年)相比没有提高。如果让他在那一年带领中国队，一样会摔得很惨。当时中国足球残缺、非职业化，球员素质和接受能力低下。我像一个孤独的拓荒者。”施拉普纳这个观点，基本上是客观的，尽管这不能掩盖他既没有使中国队技术脱胎，也没有使中国队战术换骨，而且还犯了“冒进自大”战略错误的事实。



　　米卢出身于“欧洲拉丁派”的南斯拉夫足球圈，观念里的“技术美学成分”似乎要比德国人多。米卢信奉“技术足球”，重视对球的控制，训练方法“寓教于乐”，也不反对球员在生活和比赛中的即兴表演及个性释放。照理说，在这样的“老顽童”调教下，中国队即使成绩不佳，至少“技术水平”应该大有长进。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光是施拉普纳，国内外无数权威专家都曾异口同声地批评米家军“技术粗糙”、“技术是最大软肋”、“技术尚不如从前”等等。而在体能和作风方面，米家军则远不如施家军。



　　霍顿：米卢阵容不稳



　　霍顿对中国足球的积极影响获得了广泛好评。他使中国队球员懂得了服从“整体利益”的重要性，使个人英雄主义尽可能融汇到集体英雄主义中。做过球员、教练又身为国际足联讲师的霍顿，称得上腹有经纶，有着出色的理论阐述水平，著有《足球》、《怎样踢足球》、《足球的组织和领导》等专业著作。他十分系统地将“阵型结构”的基本常识，以及与之对应的整体攻防概念灌输到中国国脚的大脑中。在他手上，中国队的“战术素养”进步了一大截，逐渐抛弃了“游击战”习气，攻防的“稳定性”有口皆碑，很少像以往那样大输大赢、大起大落。霍顿用人以“阵型”度才，并不苛求人人都是“多面手”。他喜欢守纪律和有自信的战士，首先强调个人职责的明确，之后再强化点与点、线与线的紧密协作。同英国足球理念一致，霍顿不主张过多的中场过渡，追求快速简练的推进，坚持平行站位，反对擅离职守。他感觉到“在中国足球的环境里怀疑气氛太重，中国球员缺乏信心”，“宁可找弱队练兵，以提高球员自信心”。



　　尽管霍顿用兵有点削足就履和刻舟求剑，然而，霍家军确实让对手很难轻易冲散或打垮。准确地说，霍顿的打法让人一目了然，与施拉普纳休克疗法的“攻势足球”、中国版本的“防守反击”都不同，他更讲究“整体平衡”。如果说霍顿给中国足球留下了某些好东西，其贡献差不多全都在“战术思想”方面。



　　米卢的理论水平不及霍顿。米卢曾言：“我从来不公开谈论足球技战术问题。”实际上，这既是他的性格，也是他最大的缺陷。他给人一种“不出手就是高手”的错觉，似乎不屑于纸上谈兵，可是从郝海东、孙继海、李明和一些中方教练组成员的言谈，包括记者李响对他大量言行的记录和“解密”的国家队有关会议资料中，我们可以一分为二地察觉到，米卢做事情凭感觉、凭经验，随意性大。他不善于讲解战术和传授理论，不善于系统地制定训练计划。他更习惯于“身教重于言教”，习惯于“身体力行”，每每以年近六十岁的高龄满头大汗地参加球队分组对抗和教学比赛。对现代足球来说，主教练事必躬亲到这种地步，未必是值得歌颂的好事，反倒证明，这是一名欠缺管理智慧的指挥官治军思想不先进，带兵效率不高，用身体资本弥补理论弱点的老套做法。



　　米家军“缺乏学术气氛”和“庙算不明”是众所周知的(所谓“庙算”，指的是古代出师征战前，在庙堂或帷幄中商议谋划作战方略的一种程序)。孙子在《始计篇》里讲得很透彻：“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借助于孙子的这句话，无非是批评中国队的两个方面：一是此次兵发世界杯，我们的“战争准备”既不严谨也不充分，对于“为何而战”的严肃命题，从上到下都以一句儿童戏言“快乐足球”搪塞之，未战先怯，未进先退，几乎是一次“玩忽职守”的杰作；二是米卢没能为中国队建立一个最基本的清晰稳定的战术体系。从“军官”到“士兵”，普遍对“如何而战”漠漠然和懵懵然，教练有意无意装疯卖傻，球员一问三不知。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主力球员能够熟练表达“米氏战法”的一二三四。这是最致命的兵败硬伤。这样一支思想苍白、理论贫乏、纲领空虚、战术浑浊的球队，在本质上难以脱离“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低层次竞技窠臼。中国队依靠低水平的战术组织和技术能力去征服亚洲足球的鹿砦也许问题不大，企图靠近世界足球的城堡和宫殿简直是“难于上青天”。



　　笔者在《战术如儿戏》一文里论述过：“两军交战勇者胜的大前提，不在于士兵的耍蛮力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在于他们的勇猛要符合一个合理的战术体系。这种体系，不能让组成这种体系的人懵懂不知，也不能让研究这种体系的人一头雾水”，“明白无误的战术打法是团队战斗力的支柱，个人的创造力需要好战术的鼓励。当一支球队大部分成员不知‘如何而战’，它的所有战术制定者和指挥者就是绝对不称职的。中国队甚至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主力阵容，从热身赛到世界杯三场球，每一仗都弄出一种生疏别扭的‘新班子’，人员的无聊更换走马灯似的频繁，战术面貌的一切都形如儿戏，输得不清不楚，死得不明不白。”



　　因此，我认为米卢是个经验丰富的营连长，或者和蔼可亲的师团长，却不是适合统率千军万马纵横捭阖的大将军。他多年来流浪于世界足坛的二三流领域，无法执掌一流国家队的教鞭，也无法入主一流俱乐部的帅帐，根本原因多半正在于此。



　　霍顿的理论等级放在国际足坛比量，顶多处在二流档次，即便如此，米卢在理论修养上也达不到霍顿的级别。正如现代战争已进入立体化“高科技战争”阶段，一名杰出的指挥官不仅需要基层作战经验，更需要高级战略理论和先进战术知识一样，米卢在这些方面力有不逮，显见落伍了。他甚至不会使用电脑，不会上网，来中国后才认识数码相机。他获取、储存和交换信息的手段很原始，逡巡于一个不透明的私人朋友圈里交流“天知道是否有用”的情报，始终不能置身于“技战术信息”最前沿，遑论像英格兰、巴西、法国、阿根廷、意大利、美国、日本、韩国的国家队主帅那样，娴熟地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高效训练和管理、进行精密的战术模拟和体能监控。



　　古语曰：“兵贵勇，将贵谋。兵之勇，得于将之谋。”所谓“谋”，指的正是统领三军的“理论谋略”，这种能力岂是嘻嘻哈哈的“小聪明”可以胡乱担待的？诸葛亮早有明论：“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可施其事。”(《便宜十六策》)孔明这番话反过来说就是：没有理论水平的将领，打不了大胜仗，成不了大气候。



　　霍顿是因为他兼任主教练的国奥队没能进军悉尼奥运会而被解职的，他在国家队的战绩并不糟糕。霍顿极少评议米卢，直到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几天，看了中国队与泰国队、乌拉圭队、荷兰埃因霍温队、葡萄牙队的几场热身赛后，才憋不住撰文指出，中国队应该保障主力阵容的上场热身时间，因为尽快使主力阵容稳定下来是至关重要的。由此而见，霍顿对米卢临战前的“儿戏做法”很不苟同。



　　米卢的两个近邻旁任



　　当希丁克和特鲁西埃争分夺秒进行着“魔鬼足球”式的艰苦练兵时，米卢却悠闲散慢进行着和风细雨的戏耍和玩乐，并美其名曰“快乐足球”



　　横向对比米卢的两个近邻“旁任”———日本队教练特鲁西埃和韩国队教练希丁克的不同，使我们更直观地体察到米卢的用兵失策和尴尬。这三人在上届法国世界杯就不期而遇：希丁克是荷兰队主帅，米卢是尼日利亚队主帅，特鲁西埃是南非队主帅。本届世界杯，三人又分别带领东亚三队参战，做派、成绩、际遇是云泥有别。



　　三人帐下的东亚中日韩三队，实力原本在伯仲之间。由于韩日是联办世界杯的东道主，特鲁西埃和希丁克两人显然压力巨大，同时也胸怀大志，他们的任职合同、带兵方略和出兵誓言中，都包含着立志突破极限、改写历史的远大目标。米卢虽然也想再创奇迹，但因为“任务压力”相对很小，“作战目标”低得不能再低，便有意无意地放松了对自己及中国队的“高标准严要求”。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对于首次打进世界杯的中国队，能参赛就如同夺取世界杯了。”这句妇孺皆知的话，往好里说是“丢掉包袱轻装上阵”，往坏里说就是“不求上进不思进取”。清人陈谵然在《寤言》中说：“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城。”米卢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因了“鸿鹄之志”与“燕雀之心”的天壤之别，中日韩三队在战备工作的所有环节上，在球队竞争力、战斗力的质变和量变上，在对“为何而战”和“如何而战”两大战争要素的理解上，产生了根本性、决定性的差异和差距。当希丁克和特鲁西埃全神贯注、争分夺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魔鬼足球”式的艰苦练兵和辛勤备战时，米卢却心不在焉、悠闲散慢、杂乱无章地进行着和风细雨的戏耍和玩乐，并美其名曰：“快乐足球”。这种反差强烈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世界杯扑面而来。难怪在世界杯前有些长期采访中国队的记者忧心如焚地质问：韩日两国在磨刀霍霍，中国队却在莺歌燕舞，我们参加世界杯是去打仗还是去旅游？是去作战还是去鬼混？



　　米卢的“战备松懈”，是战略上极大的失职，这丝毫不能用所谓“快乐足球”来推脱和解释。我们知道，任何一项对抗激烈的竞技运动，特别是犹如“和平时期战争”的足球比赛和世界杯这种竞争极其残酷的“世界大战”，蕴涵其中的“快乐意义”是相对的，与嬉戏性质的“玩乐”完全是两个概念。由竞争而产生的快乐，只青睐那些敢于无畏追求和做好充分准备的人，只青睐为之付出巨大努力和代价的人，只青睐勤奋、自信、强健、坚毅的人。胜利者的快乐是可信的，失败者的快乐如果不是虚构和佯装的，那么就是可疑的。



　　特鲁西埃：战术是第一战斗力



　　1955年出生的特鲁西埃比米卢小11岁，江湖辈分比米卢低，也没有米卢名气大资历深，但是他比米卢“正规”和“正经”。特鲁西埃是富有文化内涵的法国人，善于思考问题和有的放矢，不喜欢随心所欲地“耍魔术”和蛮干。他有很好的仪表和口才，关注球员的心理活动甚于他们的生理反应。他从1993年起先后在非洲五个国家及当地俱乐部执教，屡屡以弱胜强，被非洲人称为“白巫师”。他和其他“正宗”法国籍教练一样，足球理论知识很扎实，社会文化知识也不贫乏。他给日本人带来了对足球战略、战术和技术的全新理解。日本球员评价他说：“他教会我们用脑子分析对手，用战术信念踢球，任何情况下不要失去战术信念。”



　　特鲁西埃说：“我不会让队员放任自流。我会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战术，说服他们依靠战术来踢球。”特鲁西埃在国际足坛上没有如雷贯耳的名望，在日本的四年里深受批判和抵制，常常与媒体关系紧张。他曾在寓所前与记者口角，恼怒中把10000日元钞票塞进记者衣袋，由此受到舆论谴责和日本足协警告。他对法新社记者诉苦说，日本没有足球文化，日本人怀疑一切，不懂得怎样欣赏足球，如果我率队大胜马尔代夫他们会把我捧上天，如果我没能战胜法国他们就会轰我滚蛋，全然不看对手是谁和比赛质量。



　　文化隔阂反倒促使特鲁西埃我行我素。他在一本名为《情注足球》(PASSION)的书里表示，文化的差异、媒体的攻击让他心烦意乱，但有一点他什么时候都铭记在心：赛场才是足球教练真正的表演舞台。特鲁西埃兼任日本国奥队教练，穷一年之功调教出一大批少年老成、进步惊人的青年军，陆续夺得1999年世青赛亚军、2000年悉尼奥运会8强、黎巴嫩亚洲杯冠军和去年的洲际杯亚军，震惊世界，轰动一时。他强行统一了国奥队和国家队的技战术风格，为日本足球的“世界杯工程”及其未来发展培养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和战术理论保障系统。日本球评家感叹地说，特鲁西埃把未来十年的事都给做了，请他来是物超所值。



　　在关注特鲁西埃几年后，我们清楚地感觉到，他比米卢成功的地方在于，使日本足球保持了“战术稳定和风格连贯的发展”。他的日常训练科目围绕三点展开：一，从不疏忽和中断基础技术训练；二，循循善诱或者不惜咆哮训斥，以使每一个而不是某几个队员全面接受和领会球队的战术思想，谁不明白或执行不力就清理出国家队；三，坚持与世界级强队交手，以赛代练，快速积累球队实战经验，哪怕以0比5败于法国队险些导致他下课。特鲁西埃的“足球哲学”是地道的欧洲思维：在比赛中，战术因素占六成，个人能力占三成，运气因素只占极小的比重。所以，在敢想敢干、整肃军纪、强调战术和深谋远虑方面，米卢的所作所为逊色于特鲁西埃。米卢本人也多次坦承：“日本队的打法是亚洲最好的。”米卢用兵过分迷信“运气”，赌徒心理强烈，赌得过就成仙，赌不过就拉倒，他常常把球队实力建立在“非战术”因素上。



　　当然，与米卢和希丁克不同，特鲁西埃在温格举荐下于1998年8月就出任日本队主教练一职，任职时间比两者要长一倍。再有，身兼两职的特鲁西埃多了张“青年军”底牌，他对日本青年球员的情况了如指掌，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征调最优秀的新兵入伍。特鲁西埃戏言：“如果继续执教各个国家的国家队，我将成为第二个博拉·米卢蒂诺维奇。”这表明他尊重米卢的神奇经历，同时还暗指，他的训练理论和方法更适合目前的世界足球发展潮流。



　　希丁克：打好地基再建大楼



　　图：希丁克酷似一个职业经理人或CEO，他以管理“大公司”的理念、思路、手段进驻韩国队，最终令韩国队脱胎换骨。



　　同希丁克对比，米卢的劣势更为突出。希丁克出生于1946年，和米卢是同辈人，在国际足坛享有米卢无法比肩的声望。他年轻时是荷兰国脚，从教后不仅担任过世界劲旅荷兰国家队主教练，还执掌过欧洲许多豪门俱乐部教鞭，譬如荷兰埃因霍温、西班牙瓦伦西亚、西班牙皇家马德里等。1998年世界杯，希丁克率领荷兰队晋级4强，此次又指挥韩国队一路血战，连克数支欧洲豪强杀入4强。在世界杯历史上，同一名教练统率两支不同的国家队打进半决赛，这还是第一次。希丁克的大师风采可谓冠盖群雄。



　　18个月前，毛遂自荐的希丁克出任韩国队主帅。他承诺：“我保证把我的足球知识、执教经验传授给韩国队，并把韩国队带到距离世界级水平相当接近的层次。”他果然说到做到。韩国人是个性情孤傲的民族，在足球发展上长期以来闭关自守，国家队帅位从未对外国人开放过。希丁克的入主在韩国足球史上开了“外帅”执教的先河。和米卢在中国、特鲁西埃在日本一样，他在韩国同样遭遇到激烈的文化冲突。他说：“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我不会退缩。在足球观念上需要改变的是韩国人而不是我。”希丁克以强人作风要求韩国足协“绝对放权”，他要按照自己的想法组建一个由他指定人选的教练班子，他不允许其他人插手球员选拔和战术制定事务，与什么样的球队进行热身比赛，也必须由他说了算。韩国足协满足了他独揽大权的要求。



　　米卢在中国的执教方式，被郝海东比喻成“拎个包就来了”，意思是米卢像个跑江湖的“皮包公司”。郝的话虽然有点刻薄，但也算是一句真话。希丁克的做法与米卢不同，他带来了一个完整的高级助手班子，由四名荷兰专家组成，均非等闲之辈。第一助教皮姆曾任荷兰费耶诺德队主教练和埃因霍温队技术总监，主要负责对韩国队员进行基本技术和战术组合的训练。第二助教雷蒙曾任荷兰国家队助教，主理“体能培训、监测、调整和管理”。第三助教充当皮姆和雷蒙两大训练体系之间的协调者、支援者。还有一人借助于专业电脑软件等技术设备负责“情报调研”和“技术分析”。简言之，希丁克是以管理“大公司”的理念、思路、手段进驻韩国队的，他酷似一个职业经理人或CEO，与之相比，米卢确实像一个开小店的个体户。



　　米卢虽然也临时邀请过南斯拉夫人德拉甘短期客串中国队的体能教练，胡里奥也像是米卢的某种私人助理，但他们不是“临时工”就是“身份不明”，外界搞不清楚他们的职责和名分。这些人的时隐时现，看上去更像是喜欢呼朋唤友的米卢一时心血来潮，信手“抓公差”。再如，希丁克并不因为自己是“大学教授”，就不去过问韩国队在基本技术上的ABC。韩国队日常训练的主要内容，离不开在高对抗中的基本传接球、射门、铲球练习。希丁克使人们相信，即便是成年人，只要正确训练，基本技术也是可以迅速提高的。米卢的“成年球员技术特点已定型，无法改正他们的不良习惯”的观点，看来经不起严格推敲。



　　还有，在球队体力耐力的训练上，米卢的行径在希丁克面前不仅无颜相对，简直就是寒碜和出丑。希丁克认为，亚洲球队(韩国、日本、中国、沙特)的技术水平已达到欧洲一流球队的70-80%，但战术水平只达到对方的60%，而体能水平不到对方的50%。他的观点与特鲁西埃的见解大同小异。希丁克对韩国队实行的体能训练可以用艰苦卓绝、可歌可泣来形容，这方面的介绍现在满大街都是，看后叫人百感交集。人们普遍认为，韩国队正是凭借压倒性的体能优势，保障了自己的技战术发挥，同时遏止和消解了对手的技战术优势，因而获得了一系列“世界杯大捷”。限于篇幅，也源于回想起中国队邋里邋遢的“体能训练”便深感绝望的心情，这方面的对比就不再赘述了。



　　总之，在几乎相似的时间和条件下，希丁克一针见血地抓住了西瓜，而米卢是黑灯瞎火地捡了粒芝麻。希丁克通过严密的计划和严整的磨练，将韩国队带入一个崭新的境界，大有“蚕蛹化蝶”的大千气象。把世界杯上的中韩两队放在一起比较，即使最拥护米卢的人也得承认：米卢相形见绌。当希丁克以强劲的赛车动力驱使韩国队在康庄大道上飞驰，“老牛拖破车”的米卢却拨拉着中国队在暮色中的乡间小道上越走越远，直至走到了失败灭亡的尽头。



　　引言之三：



　　以成功学“心态、目标、行动”三元法则来检验米卢在这届世界杯上的功过得失，我们发现，他只能获得略高于1／3的分数。我们检讨失败，不是为了诋毁失败者的人格，也不是为了发泄因为失败而滋生的愤怒和痛苦。说到底，是为了在“米卢废墟”里寻找一些对中国足球的将来有所启示的东西。



　　“态度决定一切”来源于成功学　　



　　将“态度决定一切”当作米卢“语录”是不正确的，此言此论不是他的发明创造，而是他引而用之的一种观点



　　如果有人问：中国人最喜欢米卢的什么？



　　估计很多人会回答：喜欢他的为人善良和风趣乐观的人生态度。



　　米卢刚来中国不久我便注意到，他的许多言谈举止是“PMA”(积极心态)式的。有一次看报道得知，他随身揣着本名为“领导者艺术”的书，有空就捧起来阅读和抄写。我不知他读的是“励志大师”卡耐基版本的《领导人艺术》，还是“成功学”鼻祖拿破仑·希尔博士的《领导者艺术》。后来听到他说出“态度决定一切”等几个成功学方面的专有名词，还听说他在“十强赛”期间通过播放“励志影片”来激发球员的心理能量，我猜测，他也许对“成功学”是有所了解的。我在多年前接触和研究过“成功学”，对这门起源于美国的思维科学并不陌生。我觉得从这一角度“评判”米卢能得出一些新的感受。



　　将“态度决定一切”当作米氏“语录”，是不正确的。此言此论不是他的发明创造，是他引而用之的一种观点。在卡耐基、拿破仑·希尔、安东尼·罗宾等成功学专家的著述中，“态度决定成败”、“态度影响一切”、“态度和心态决定一切”的说法，比比皆是。拿破仑·希尔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有篇对美国商界名流发表的演讲稿，标题就是《态度决定一切》。安东尼·罗宾是这一学科的后起之秀，他从上世纪90年代起经常对来自美国NBA、橄榄球和其他体育项目的运动员、教练员进行“潜能培训”。纽约尼克斯队前教练赖里(PatRiley)曾称赞他说：“冠军永远属于那些不断进步并且保持巅峰状态的人，安东尼·罗宾是各行各业巅峰战士的终极教练。”



　　美国体育界的多数竞技明星都接受过程度不同的成功学教育，甚至作为必备的心理训练课程。埃里克森在英格兰队实行的那些使英国球员满怀自信的“心理调节法”，斯科拉里给巴西球员播放本队精彩射门集锦录像的“心理激励法”，都与成功学“积极暗示”理论吻合。米卢在中国队身上尝试使用的“心理训练”，虽然不够精细和系统，但仍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他在“十强赛”的一些比赛前，用《热血强人》这部激动人心的体育题材影片向中国队队员暗示“团结、进取、信任、胜利”的意义，是一种很成功的心理动员和“潜能刺激”，被人们津津乐道。



　　成功学的定义是：“研究社会主体——也就是人——在人生创造性的活动中，如何实现目标，如何达到目的。”换种说法就是，这是一门研究成功的发生和发展规律的应用科学。成功学有个“三元法则”，类似于指导成功发生的三部曲。简单地说，其主要内容为：第一，保持PMA(积极心态)，拒绝NMA(消极心态)。意为积极面对人生，积极面对世界，积极面对困难。相信自己是最好的，是独一无二的，是潜力无穷的。成功学认为，没有PMA，做任何事都将一事无成。第二，行事之前必须设立目标。有了目标才能避免无的放矢。这种目标设立要契合三点要求：1，远大的、长远的目标；2，明确的、具体的目标；3，可行的、现实的目标。第三，全力以赴地采取行动。所谓“心动不如行动”，有了积极心态和既定目标后，必须高效率地行动起来。没有勤奋、扎实的行动，“成功”无从谈起。



　　从中看得出来，米卢的性格天性和精神面貌基本上是“PMA”的，这是他最大的优点。可是在其后的“目标管理”和“行动效率”两个指标上，他的“考分”是不及格的。之所以要使他同施拉普纳、霍顿、特鲁西埃、希丁克这四人进行对比，目的正在于此——米卢缺乏目标使命，缺乏行动效率。



　　“快乐足球”不应被夸大



　　米卢如同一只在弱肉强食的荒原上迷了路的老绵羊——由一只绵羊牵领着的，只能是一群弱不禁风的食草动物。中国队充当了供人饕餮的那类生物链成员和可怜的祭物。末了，还要让中国球迷承认，这是一种“快乐”



　　如今想来，我们在世界杯前对米卢的判断出现了几大误差。最具普遍性的“误判”有两点：其一，误以为他高举“快乐足球”大旗是一种精神训练法或者心理战术，以为是提高战斗力的一种文化手段。当中国队在世界杯里一触即溃、三战皆北，像腹泻似的迅速被淘汰后，听到米卢仍在发表“中国队不应该为失败遗憾，别忘了，他们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能见见世面已经足以使他们快乐”之类的言论，我感到他把“快乐”一词给弄得变形了。这种话就像“一个孕妇不应该为孩子流产难过，因为这是她第一次生孩子，能体验一下做母亲的感觉就是快乐的”一样，让人听着不是个滋味。这个“快乐”口号一度是一个虚无缥缈又使人不容易反驳的概念，此刻将之夸大其辞，则好像成了米卢全身而退的漂亮借口和挡箭牌。无论如何，把“兵败”与“快乐”搅拌在一起，是牵强附会的，有玩弄概念之嫌。这从一个侧面证明，米卢备战和用兵上的“吊儿郎当”，除了方式方法上的问题，也存在态度上的问题——正所谓“态度决定一切”，他这种仿佛“你我他都没有责任，责任在上帝身上”的草率态度，决定了他的草率行为，也决定了中国队草率失败的命运结局。



　　其二，在世界杯已经迫在眉睫的热身赛上，米卢调兵遣将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使中国队的“主力阵容”始终模糊不清。当时，我们以为这是他的“疑兵之计”，以为是他故意摆下迷魂阵迷惑对手，以防军情泄密。不料，在对阵哥斯达黎加的世界杯第一战，中国队的主力阵容根本不是大家所想象的“最强配备”，恰恰充斥着米卢在热身赛里举棋不定地考察和试验的那些失误频繁的生手。到了与巴西的第二战，他再次换上另一些慌里慌张的新手上阵。与土耳其的最后一战，他居然又换了一批疏于配合和磨合的新面孔。对比一下世界杯其他31支球队，我们有权发问：有哪一国的球队像中国队这样，非要把自己的阵容折腾得如此动荡不安、七零八落、面目全非、不伦不类？有哪一名教练像米卢一样，在三场比赛里分别使用三组不同的人马去冒险？……推陈出新不是这么个推法和出法，变阵赌博也不是这么个变法和赌法。这种“亡命徒”一般的捣鼓，太离谱太剧烈太轻率，想想就让人痛心。“凡举兵，须牢车健马，不可无谓击之”，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朴素的一种战争观了。可惜，米卢对此既不理解，也不在乎。



　　……



　　中国队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就这样狼藉一片地结束了。中国足球的“米卢时代”，也这样虎头蛇尾地收场了。打个比方说，米卢在本届世界杯里的形象，如同一只在弱肉强食的荒原上迷了路的老绵羊———由一只绵羊牵领着的，只能是一群弱不禁风的食草动物。中国队就这样充当了供人饕餮的那类生物链成员和可怜的祭物。末了，还要让中国球迷承认，这是一种“快乐”。



　　我们通过米卢来说事，仅仅触及了“中国足球发展问题”的枝节之一。只要中国足球的失败改变不了可悲的“宿命性”，它便没有在世界杯舞台上扬眉吐气的一天。如果第二个第三个第N个“米卢”式的人物在将来参与中国足球的建设，中国足球管理者就应该设法预防以上“赌博”式的亡命游戏，这是攸关成败、不可不察的一件“国之大事”。我们相信成功的发生和发展是有规律的，也相信失败的发生和发展同样是有规律的。与此同时，我们还记得拿破仑·希尔说过：“失败不是一种罪恶，只是尚未成功而已”——这是我们对中国足球最违心也是最衷心的祝愿。



　　杨杰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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