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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懂得思考吗－答案在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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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ZT 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关于信仰问题的对话
参与对话：摩罗、尹振球、余杰、任不寐
墨弟转帖于宗教论坛，2000年11月
〔信仰的饥渴正在折磨着我们，一切危机中最根本的危机就是信仰危机〕
摩罗：
不少朋友已经感到，信仰的饥渴正在折磨着我们。正是这种饥渴感使得我们
内心渐渐萌发了寻找信仰的愿望。我前几年老是说要寻找精神资源，实际上
就是自己在精神上感到虚弱，希望找一个比我们通常接触到的文化更加深层
的东西来支撑自己，但老找不到。在那个状态下迷茫了几年，然后来接触到
几个对宗教信仰比较关注的朋友，我觉得非常有教益。再后来，我觉得很多
读书人在这方面有比较明确的感觉，觉得现在存在一个信仰缺乏的问题。因
为我们单纯地谈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政治问题，谈着谈着就
会发现，问题本身已经消解了，回到了一个宿命的状态。好像只有引入信仰
问题才能使那些问题重新具有深入讨论的可能性。我觉得就连普通大学生都
感觉到信仰的缺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来提出这个问题就显得非常及
时。
至于怎样谈论，我看至少两种谈法。一个是，信仰总是跟一个个具体的生命
紧密相连的。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从个体精神需要的角度谈一下我们每个人是
怎样接触到这个问题的。这是就每个人怎样与信仰发生关联来谈。另一方面
是，我们作为一个读书人，对本民族精神文化是怎样理解的。我们民族文化
缺乏信仰这种东西，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谈谈为什么会缺乏信仰，在这么一
种土壤之中要引进信仰问题，究竟可行性怎样。此外还有忏悔问题，这两年
不断有人提。最近，余杰跟余秋雨还有一场笔墨官司，使得忏悔问题更加引
人注目。忏悔问题也是信仰里面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尹振球：
我觉得一开始应该谈一谈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信仰问题。刚才摩罗谈到信仰首
先是个体的精神出路问题，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它又不仅仅只是个体生命
存在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整个民族的生活，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共同体
的性质等等。今天，在这样一个世界文明的格局当中，在这个国际大家庭里，
中华民族到底在什么意义上继续存在下去，中国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这些问
题在我看来都与信仰问题紧密相连。今天我们的信仰问题已经危机到一个什
么样的程度，这个尤为重要，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完全可以说，中华民族今天已经是处在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潮之外我们的
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艺术生活、道德伦理生活、个体的内心生活等等，
问题都极为严重。就文化艺术生活来说，今天最引人注目的倾向就是“歌德”
、复古与矫情。完全无视、回避现实的苦难和危机，以一种大无畏的勇气放
声高歌太平盛世，如此麻木，如此无耻，真是少有。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
之下，各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纷纷登场、络绎不绝，甚至就连封建王朝都
唾弃的垃圾如《飞燕外传》者流都被我们的艺术家奉若至宝，大投入、大场
面、大制作，搬上屏幕。当然，弘扬的主要目标是明君良吏、忠臣孝子、烈
女义士、贞妇顺民，你方唱罢我登场。古典名著被大张旗鼓地搬上屏幕，实
际上是搬一部死一部，传统文化那种官本位、等级制、血腥弥漫、极端缺乏
人道精神的本质暴露无遗。每年元旦的国家新年晚会都是京剧晚会。那种抱
残守缺、死不松手、一条道走到黑的执拗、变态，真是这个民族的大不幸！
而所谓精英文化圈与娱乐圈，要么是无病呻吟的矫情，要么是低级无聊的搞
笑。整个文化艺术生活的这种凋败与反常，不仅充分反映出这个民族精神想
象力与精神创造力的极度匮乏，而且也显示了民族精神深处的病症。
余杰：
我插一句，我发现，凡是伟大的文学，必然与探索宗教信仰问题有深刻的关
系。俄罗斯的两大文豪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必说了，二十世纪两
位与诺贝尔文学奖关系密切的中国作家也是如此。一位是与诺贝尔文学奖擦
肩而过的沈从文，另一位是今年刚刚获奖的高行健。他们都是在对以中原文
化、黄河文化为主流的中国文化深深失望的基础上，开始了对另一种表面上
看野蛮的、骨子里却充满灵性和生命力的文化寻觅。他们都是走向中国的西
南部，在对边缘地区的亚文化圈和少数民族的原始文化、原始宗教的挖掘中，
企图发现另外的文明形态和生存方式。这种文明形态和生存方式比衰朽的主
流文化更加人性、人道，也更加温暖、和谐。他们比普通人更为敏锐地感受
到了大厦即将坍塌。因此，无论是《边城》还是《灵山》，在我看来都是一
曲挽歌。
文学家只能表达他们的切身感受，他们不可能承担救世的使命。但是，在今
天文化危机极其深重的时刻，人文知识分子至少应当为全社会彰显一道伦理
底线。
尹振球：
今天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也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就像余杰在随笔里所
说的，很多底线都被突破了。像枪杀无辜平民的警察，恶意虐待学生甚至能
把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对病人的死活完全无动于衷的医生，名为公仆实为
“公贼”的贪官污吏，这类现象已经是层出不穷。我们原来常说，中国人民
是勤劳、勇敢、善良的人民，可是，我们现在经常发现好像不只是某些坏人
才干坏事，比如有很多的地方是成村、成乡、成县的人在造假制假，而且有
的做的是伤天害理、谋财害命的假，像制造假药，制造假酒，明明知道这个
不是闹着玩的，是要让人致残致命的，可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不管不顾了！
如此猖獗的地下经济，这与其说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如说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
今天中国人的道德沦丧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在我看来甚至比政治问题经济问
题还要严重。
当然，更为严重的问题还是今日中国人的内心生活。无论是所谓的上层精英
还是下层百姓，从整体而言，已经丧失了生活的总目标，丧失了生活的真正
的理由；我们只有眼前最直接最功利的一个个具体的生活目标，就是这些目
标让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盲目地奔波忙碌；我们没有了判断善恶是非美丑的
标准，没有了追求正义、真理和光明的目标与动力，没有了确立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实际上，我们已经没有
了真正的内心生活，没有了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精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出了毛病，出了真正的根本意义上的毛病；也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我才对中华文明——走了五千年走到如今这种状态的中华文明产生
了根本性的怀疑。
我们不能不面对这个现实：我们的生活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我们的问
题已经不是局部的，不是偶然的，不是暂时的；我们的根出了问题，我们全
部的生活赖以存在的根出了问题，我们已经丧失了生命存在的根基；我们没
有确立所有目的的那个最高目的，没有确立所有原则的那个最高原则，没有
产生所有信念的那个最高信念，没有确定一切标准的那个终极标准。没有最
终的目的，我们怎么选择具体的人生之路？没有最高的准则，我们怎么确立
具体的原则并且义无反顾地信守不变呢？没有最高的信念，没有终极的标准，
我们怎么去判断？怎么去思想？怎么去行动？——而没有这一切，我们的人
生怎么可能不是盲目、虚无、荒诞的呢？一个社会的成员都是这种人生状态，
这个社会怎么可能健康呢？如果不从根本上去改变这一切，这个民族怎么可
能还有希望呢？所以，所有的一切归为一点，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仰，这
是我们今天的万恶之源，万病之根。
我们今天在这里如此沉重、如此郑重地提出信仰问题，真正的原因就在这里。
我觉得，我们分析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探讨它的出路，都要从这里出发。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始终不明白：中国为什么就这么难？在全世界早已是
“不证自明”的常识为什么在我们这里还是碰都不能碰的禁区？中华民族为
什么会被世界政治生活的主流完全抛开？自近代以来，为摆脱这种黑暗与贫
穷，人们舍命以求，一百多年了，其结果却是这样，为什么？现在我们应该
从这里去思考这个问题了。我觉得，我们从来就没有在信仰上为民主政体的
产生奠定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不仅是现在，而是五千年来我们的文化一直
就没有奠定这样一个基础。专制王权为什么会在中国长期延续？为什么人们
总是以一个新的王权代替旧的王权？为什么人们从不怀疑王权本身的合法性？
为什么人们真的认为某位“真龙天子”或“人民领袖”与其他所有的人就是
不一样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人完全是平等的
这种观念就从来没有在根本意义上确立起来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只
是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但人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为什么是平等的，要有一个
最终的答案。因为在实际层面上，人确实是有差异的，有生理、智力、遗传、
成长上的差异，有善恶、美丑、能力大小、成就高低上的差异。但是怎样才
能从根本上确立人与人的平等呢？我觉得这是整个东方文明，从古埃及、巴
比伦到印度、中国，基本上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古希腊，一开始与东方一
样也是专制王权，但是工商业文明形成以后，在工商业经济中富强起来的贵
族和自由民阶层否定国王的特权，希腊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非专制的政
体——城邦民主制，确立了公民平等的观念。但是，在这里，妇女、战俘、
异邦人和债务奴隶等是没有公民权的。真正的人与人完全平等的观念是从基
督教产生以后：在唯一的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现代民主政体也
是从这里才开始他真正的孕育和生长。所以今天的中国处在整个世界民主主
潮之外，决非偶然。
任不寐：
为什么提出信仰和忏悔这样的问题，对我来讲不是完全沉思默想或求真的结
果。不可否认，我们的时代出现了精神危机。
什么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呢？整个民族精神出现了分裂，一方面是实用理
性或我说的灾民理性，另一方面是并不理性的学术理性。这是两个世界的对
话，而这两个世界都失去了精神上的根基，前者因此丧失了任何精神品质，
成为一种动物哲学。后者或者回归偶像崇拜（新左派），或者出现精神上的
自我矮化。我这里说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主要谈的是“当代自由主义”的
精神缺陷。
90年代以来，我日益被一种忧郁或恐惧深深地伤害着。我担心，我们时代的
精神状况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了：我们这些被称为、或自称为民族良知
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经过９０年代整整１０年的演变，已经从“跪着造
反”（列宁）之屈辱、之被迫，转化为“能够跪着造反”之“成熟”、之荣
光了。
经济自由化政策为精神自由之成长提供了一个有限的不规则的空间，于是跋
涉过“算账季节”的垂死的思想重新开始滋长，但它必须在给定的“圈内”
成长，成为“病梅”。我所忧惧者有二：第一、混有“官话”的真话客观上
被为真话本身，“病梅”看久了就成了自然，相对真理变为绝对真理。这样
一来，一个民族的道德和理性的高度都会受到制约，在道德和理性上有残疾
的人被看作是正常的人，乃至成为“照亮前途的灯火”。在这方面，也许我
们应该警惕“戈倍尔悖论”（戈倍尔曾说过：混有部分真相的宣传比彻底说
谎更有效力），我用这个词来指这样一种现象：如果说，混有部分真相的谎
言比彻底的谎言更可怕，那么，混有部分谎言的真相可能同样是可怕的，尽
管二者的动机完全不同。第二、由于人类精神的有限性，“跪着的英雄”可
能会在葡伏着的群族中想象自己是站着的英雄，时间一长，他们对自己的想
象可能就信以为真了，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自体中毒”现象。这种状况事实
上近年经常发作，比如，它可以通过这样一种途径表现出来：他们将真正站
立着倒下的英雄们视为“不成熟”、“不理性”、“不学术”、“不人性”、
“不生活”而加以嘲弄，这种毫无是非意识、只有利害观念的态度，如果不
是为了转化内部良知的追问，可能就是真忘记了自己是跪着的了。
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一种精神残疾内化为道德残疾的精神危机，一
种对矮化了的精神世界的习惯。易言之，我们时代的精神是“小于一”（梅
尼日科夫斯基）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对任何自由都不断投置石块的政治实
用主义旷野上，我们不得不为这残疾的自由而努力；而在不断保卫矮化了的
精神的同时，不可能意识到精神矮化本身，而被视为在保卫神圣本身。我们
时代的精神状况于是陷入了双重危机：一方面是自由的残疾，一方面是残疾
的自由。或者，一方面是道德耻辱，一方面是受难英雄。或者，一方面跪着
呐喊，一方面却“天真无罪”。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没有天真过就
成熟了，还没有追求过就放弃了，并陶醉与这种伪成熟和真放弃。比更差的
好，而不是比更好的差，比更假的真，而不是比更真的假，这种“灾民理性”
成为真理、成为自我评价的唯一标准。
这里我也想谈一谈９０年代著名的“《南方周末》现象”，尽管我所说的上
述“精神矮化”问题在“中国经济学”界和高等院校中尤其突出。我知道，
就此问题讨论“《南方周末》现象”可能要冒极大的道义上的风险。因为，
我和大多数人都理解这份报纸在９０年代对我们的意义，我曾经这样评价过
她：《南方周末》是９０年代的安慰。是的，我们对她应该充满感谢之情。
不仅如此，那里的编辑和记者有我非常敬重的朋友。但是，仅仅出于“学术
理性”的目的，我愿冒这样一种风险（尽管现在我也不确信，我是否应该发
表此文，尽管我相信那里的朋友肯定理解我究竟想说什么）。我之所以把
“《南方周末》”称为一种“现象”，是在“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这一视
野下提出来的。无论如何，《南方周末》属于“圈内作业”。我希望我们在
向《南方周末》致敬的同时，永远要记住这一点，而记住这一点，才能记住
我们的耻辱，看清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道德状况在人类精神谱系上真实的
位置。“因为我们是记者”，但结论应该是：“所以我们很耻辱”，而不是
“所以我们很神圣”。沈昌文先生说的很好：“我得承认，我是一个怯懦者，
想到而大多不能做到。我当年在编发顾准前辈的文章时，就有过应当允许
‘跪着造反’这念头，但临了还是扣了不敢发，更不用说别的稿件了。所以，
对于《读书》工作的这些年，许多事没有按着列宁的教导认真去做。”（《
南方周末》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９日版“回忆〈读书〉”）我倒不是鼓励编辑
朋友去冒风险，何况我自己更加怯懦，而是希望当我们自诩“我们是ＸＸ”
时，能象沈昌文老先生一样持有一种忏悔的姿态。
这就是我提出“忏悔理性”的主要根据。精神矮化是被迫的，但比彻底丧失
精神要值得庆幸得多；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必须同时记住这种矮化，
在神气活现的时候、在要承担民族良知这个角色的时候，更多的是怀有一种
忏悔之心。我们已经做的，和我们应该做的，的确像差太远了。我们甚至连
最基本的道德常识都无法坚守。２０年来，几件简单的是非事件我们不敢置
一词，１９９９年，那么简单的善恶问题我们沉默着，甚至不同程度地成为
同谋，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自称是自由主义者或人道主义者呢？是的，“基本
启蒙”是重要的、“首先是存在”是重要的，这些道理我完全赞同，但同时，
我们还要记住，仅仅是“基本启蒙”是有限的，仅仅是“存在”是耻辱的。
“耻辱地存在”，或“忏悔地存在“，这是克服我们时代的精神危机唯一的
道路，由此我们可能拒绝遗忘，使未来建立在一个真实的历史起点上。
评论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的时候,我不能自己拎着自己的头皮离开这个时代。
我知道自己是耻辱结构上的一部分，是一个“小于一”的精神实体。小于一
而自认大于一这种虚妄意识，来自人性上的有限性。比如，我每次都为自己
能在传统媒体上发表一篇文章感到兴奋，开始还有一点内疚，久之就完全成
为荣耀。对我来讲，我已经忘记了这是一种乞丐式的自由，而不完全是自由
本身。我甚至把这种有限自由同那些不能有限自由或拒绝有限自由的人相比
较，从而陷入一种虚荣之中。事实上，每次被允许“跪着言说”，不过意味
着一次耻辱。我倒不是完全主张知识界拒绝向任何传统媒体投稿，因为我已
经说了，有限自由的存在毕竟比毫无自由的存在要好的多，我的观点侧重在
这里：我仅仅意识到了“自由”却忘记了“有限”。
我，一个精神残疾的人，无权提出如此令人反感的结论性的意见。仅仅是为
了面对自己的耻辱，我不得不把话说到极端。我在此也向万能的主祈祷，祈
祷主赐我更多的勇气，以使我能早日超越这时代加诸我心的不堪忍受的耻辱，
或者早日停止我不断加诸这个时代的耻辱。
我们的境遇、我们当下的这种生存状态“逼迫”我们为精神自由寻找一种出
路，为我们的忏悔意识寻找最后的根基。而忏悔问题，从常识层面上讲，是
一个道德诚实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信仰问题。
余杰：
刚才尹振球谈了一个也是我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信仰跟民主制度的关系。
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由非民主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我观察
到，在转型的过程中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宗教信仰传统深厚的国家，转型
相对而言要容易得多；而缺乏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家，则需要付出更多的鲜血。
前者如俄罗斯、东欧诸国，后者如非洲和拉美某些国家。我认为中国的民主
化是必然的，尽管会有很多曲折。如果在民主化进程中，我们引入以信仰为
核心的精神资源，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转型的痛苦降到最低，转型后的
建构也将更加迅速。
我们需要有信仰的普通公民，也需要有信仰的政治领袖。一个世纪以来，中
国为什么一直出不了像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哈维尔、金大中这
样的伟大的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我看还是因为信仰问题。没有终极信仰的
政治最后必然会沦落为肮脏的交易和血腥的争斗。我前段时间给《亚洲周刊》
写了篇文章，谈南北韩首脑会晤，并由此谈到金大中的民主理念和政治伦理。
金大中刚刚获得年诺贝尔和平奖，他是当之无愧的。不仅在于他推动了韩国
的民主化，还在于他积极与北方和解。我在阅读他的自传时，有一段特别让
我感动。金大中被特务绑架到公海上，塞到麻袋里，并在其手腕上系上一块
三四十公斤的铁砣，准备扔到大海里。这时，基督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他
还没有来得及祷告，基督就出现了。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金大中心中充
溢的不是仇恨、不是绝望，而是基督和爱。这个情节我在许多文章中反复引
用。我相信，当选总统之后，金大中之所以要与北方和解，除了民族利益之
外，更重要的是，他心中那满腔的对北方处于饥饿中的同胞的爱。一个缺乏
爱、缺乏信仰的民族，要想获得民主、自由、公正，无异于建立空中楼阁。
摩罗：
我觉得中国读书界最需要这种言说，关于信仰，关于爱，关于和平主义，人
道主义。我一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就觉得无比兴奋，觉得非常亲切和安慰。可
这样的文章在目前的中国实在太少了。
任不寐讲信仰跟理性不能处于对立状态，这对中国人有一定的提醒意义。我
感到信仰的重要，是自己精神生活出现某种危机，一步一步挣扎着走过来的。
在这走过来的过程中，因为缺乏这种资源，我在民族文化中找不到这种资源，
只能遥想异域的古人，如释迦牟尼怎么样，耶稣怎么样。想到他们我就觉得
他们的民族至少在这个意义上要比我们高一筹。十字架的诞生，信仰的诞生
并不是出于某种狂热。创立宗教的人实际上是对人的弱点、人的有限性有了
非常充分的体验以后，才慢慢地在心里感觉到需要这样的信仰，这样的神，
需要这样的佛和上帝。正因为需要这东西，以后慢慢地在民族精神生活当中
就创造出了这样的东西。而他们对人的有限性，对人的弱点的认知肯定不只
是个体生命体验的问题，肯定有一个对人的存在作理性审视的问题。只有在
理性审视的前提下，才可能产生对此岸世俗生活的否定与超越，然后才有信
仰产生，才有宗教产生。被称为当代圣人的潘尼卡就认为：是上主从虚无中
创造了我们，又在信仰的基础上造就了我们的理性。这句话充分肯定了信仰
与理性相互依存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那些学人尽管也很了不起，但是他们就没有这么一种巨大的理性
力量从根本上来审视人的弱点，人的有限性，以及存在本身的悲剧意味，他
们达不到这样的理性高度来审视。有的人对这些有非常深的体验，比如孔夫
子，老是说没见过有谁像好色那样好仁。他对人性的弱点应该是体验最深的。
但是他老是只能从道德角度批评人性的弱点，并只能从道德角度提出弥补的
要求，企图用道德克服人性的冲动，而不能像异域的圣哲那样从更高的角度
来体察人类的有限性，来悲悯人这个荒谬的存在。尽管他提倡的“仁”是出
于对人的爱，但他因为人们达不到他的要求而给予谴责，实际上就是还不具
备真正的大爱之心。所以，在这种比较之中，我的民族文化自卑感非常强烈，
我到现在也摆脱不掉这种自卑感。中国人为什么就达不到这一步呢，而印度
人和希腊人、希伯来人在那么早就那么透彻，不但对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有那
么透彻的理解，而且对人类作为一个类的存在的有限性也有这么透彻的理解，
对人类花了那么漫长的历史逐步建立起来的此岸生活和整个存在方式，都有
如此冷峻的穿透力。他们一眼就把人类看穿了，洞悉了人是如何的可悲，如
何的可怜。而我们中国人老是没有这种穿透力，对人的有限性和社会的荒谬
只有一般意义上的感叹。比如人面对战争，面对整个社会政治生活，觉得
“离乱人不如安宁之犬”，只停留在发发感慨的程度，不能升华为更高的东
西。这种不能上升可以说是缺乏信仰，同时也是缺乏理性。所以我觉得中国
两样东西同时缺乏，不光是缺乏信仰，在理性上也达不到一个我们从西方典
籍中所感受到的高度。任不寐把我们的文化叫做灾民理性，我觉得真是妙绝
了。
我们所面临的不光是建立信仰的问题，还有一个建立理性的问题。在没有理
性的土壤上建立理性这与建立信仰同样艰难，我们必须同时从事建立信仰和
建立理性这两项工作。只有这样才是对我们灵魂的真正的拯救，因为一个健
全的灵魂应该是信仰和理性的完整的整合。没有信仰的人绝对不会有理性。
同样，没有理性的人也绝对不会有信仰。我们今天寻找信仰为什么这么艰难，
就因为我们从来缺乏理性。我们今天寻找理性为什么这么艰难，就因为我们
一直缺乏信仰。
另外，我想强调一句，尽管从人的精神结构来说，每个人都有信仰，但我们
今天谈信仰，肯定是谈先验意义上的、终极意义上的信仰。
〔信仰与民主制度的关系，以及希腊城邦民主制度的局限〕
任不寐：
信仰问题我想到至少两个，一个是在中国提出信仰的必要性。这个信仰的必
要性或信仰为什么被我关注，我觉得是在两条线上走过来的。一个可以说是
“上帝诞生于比较之中”，通过反省我们民族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位置，
150年来我们提出了很多中西文化比较的答案，最后留下了一个宗教问题。
我发现，精神危机不仅仅是我们时代的困境，而是中国历史的常态。这是我
走向上帝的第一条路。第二条路可以说是“基督呈现于反省之际”，面对无
辜受难的人，我的邻居，一个孩子，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敢做。悲
剧就在那里，每日在我们身边，我没有勇气对那个警察说：先生，你不能这
么干！我们咀嚼着自己的耻辱，我们只剩下忏悔了，一切犬儒主义的面具都
掉下来了。
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就是在98年一个冬天的夜晚，那是和广西的朋友在聊天。
大家对国内学界及海外学界的不满溢于言表，问题在每个人的身上都非常之
多，谈得我们义愤填膺。但最后我发觉自己有一个很震撼的感觉，突然发现
10多年来、或者从来如此的整个话语系统出了问题，这个话语传统就是否定
性的、而不是内省的言说。
为什么我们沉迷于这种否定人格呢？就是当我们讨论别人的缺点时，我们感
到我们有一种成就感，因为他们在否定他人的时候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觉得自己比被谈论的对象要高明。这时候我觉得自己出了一身大汗。我觉得
整个的这套东西都消解掉了，就是这套话语系统是成问题的，而这套话语系
统恐怕是从传统上继承下来的。我们的一切文化符号，不都是在否定人格的
基础上构造的吗？而忏悔，是否定人格真正的超越。
这是我所讲第一个问题，即信仰问题的必要性。第二个问题是：对我们来讲
主要是信仰什么的问题。原来我觉得信仰应该是所有人心灵秩序中的先验结
构，每个人都有信仰。比如说。我把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义务的时代、权利
的时代、责任的时代。那么在义务的时代，人们信仰物力，就是吃饭、喝、
跑、穿衣、吃好，这就是上帝。那么在权利时代，上帝就是上帝。上帝就是
上帝，人就是人，人不能取代神，这是在神正论这个层面。当我们进入责任
的时代，应该是人人走向上帝，所谓朋霍菲尔说的：人参与上帝的受难，这
点我觉得是当代神学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提出信仰建构的出发点之
一。我们把人定义为有责任感这种位格存在，而不是一切为了吃的这种动物
存在。忏悔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对人的责任存在的确认，不谈这个前提，忏
悔就可能被理解为“思想改造”，或“呼吁忏悔”就被理解为一种话语权利、
甚至当作炫耀宗教，作忏悔秀。事实上不正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吗？那么信
仰问题对中国来讲，我看主要问题就是中国并不是没有信仰，对中国来讲压
倒一切的、最重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物力，以动物的快乐为人的快乐；二
是伪信仰，伪信仰就是假装信仰的一个东西，假装信仰的东西实际上根本不
是信仰，它的背后还是利益崇拜。但社会批评者往往以为他们是真信仰他们
所标榜的东西或“次终极价值”，这就是当代自由主义者在反省中国极权主
义的一个谜点。
最后一个问题，信仰跟理性是否能够分开，我认为我们必须超越这种二元思
维的误区，这种贬低理性的思潮是后学在中国的私生子之一。黑格尔曾对此
有一个诘问：谁给你们的权利把理性和信仰分开的呢？这个对我来讲是发人
深省的一个提问。信仰跟理性分开完全是人类抽象思维的一种比喻性的说法，
实际上谁能把人灵魂当中的信仰作理性和不理性的分类，这完全是一种妄想。
细看《圣经》你会发现很多灵性的故事，渗透着深深的理性在里面，还有比
基督走向十字架的那种姿势更理性的选择吗？第二点就是人类对上帝的这种
信仰是不是毫无理性的支持，而且信仰真的能够超越理性吗？这个我觉得就
像理性能够超越信仰一样也是一个伪问题。二者之间第一不可分，第二是即
使作抽象的分类，也不谁压倒谁的问题。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谈信仰应作这个
说明，否则，我们的信仰可能就只能走向教堂，而未必是走向基督，因为信
仰跟理性对立起来，人的“有限”责任就完全转移到神身上了，基督受难对
人的邀请就被消解了。
尹振球：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信仰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的信仰，
与我们以前所谈论的信仰，到底有什么不同，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首先就必
须对我们原有的信仰问题进行认真的清理，也就是立足于信仰问题来审视我
们的传统文化。刚才摩罗谈到我们既缺乏信仰又缺乏理性也就是这个意思。
对传统文化的考察和反思，自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知识界的焦点话题。每当
我们遭遇现实的困境、面临历史抉择的时候，我们就总是要面对一个如何看
待传统如何看待西方的问题。
总的来看，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实际上是两个倒立的马鞍：
前一个马鞍始自鸦片战争之后，结束于20世纪中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它的
高峰；20世纪后半期形成了第二个马鞍，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大讨论是它的
高峰。在这两个高峰时期，知识界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都能认识到中国文
化存在的问题是本质意义上的问题。五四一代提出要用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来
改造国民性，塑造“新青年”；80年代的学者提出要告别“黄色文明”，走
向“蔚蓝色的海洋文明”。但是，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些观念在更多的时间
里往往被看作是“偏激”的思想而被否弃，一些所谓更“辩证”、更“爱国”
、更“进步”的观念被广泛接受。
余杰：
我插一句，近年来出现了许多所谓“反思八十年代”的文章，有的还是出自
当年八十年代的健将之手。我对这些观点大多是不同意的。但是，我认为，
八十年代不是不可以反思。我反思八十年代的角度是：在八十年代的启蒙文
化语境中，信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凸现。直到今天，关注信仰问题、
并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当代中国学者，寥寥无几。整个八十年代，各种
理论思潮层出不穷，但真正对信仰问题谈深、谈透了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当
的反响的，大概只有刘小枫一个人。
尹振球：
自80年代末以来，形势更是急转直下，主流意识形态拼命地强调“弘扬传统
文化”，学界也以“国学热”相呼应，不仅放弃了对传统的审视、批判和改
造、创新，反而把传统之中那些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观念死死抱着不放，
以此抗拒世界潮流，使我们与整个世界文明大潮的距离越来越远。问题最严
重的是，这十几年我们用这样的观念教育下一代，已经造成了极其可怕的后
果。当下中国的年轻一代思想文化观念普遍存在严重的问题，只有极少数个
别特例从这种“瞒和骗”的教育中冲决出来，能认同80年代的观念。这几年，
比如“中国可以说不”思潮，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等等，其中年轻人的表
现实在让人忧虑。80年代的启蒙前功尽弃，一切又要从头开始。所以我们现
在要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要明确地认识到中华文明五
千年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有着根本性的局限。我们的落后决不是从近代才开
始的。所以，我们今天谈信仰问题，不是要在我们已有的生活当中加上一点
什么锦上添花的东西，而是要全面反思我们的生活，要开始一种新的人生方
式。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应该反思近代以来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态度。
五四以来我们提出向西方学习科学和民主，当然这也是从1840年以来一个很
长的探索过程最后得到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本身现在看来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们应该看到科学和民主在西方文化当中是这棵文明之树开出的鲜花，这棵
树的根就是整个的既包含发达的理性又对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充满关切的宗
教信仰。科学、民主都不是人存在的终极的东西，它只是一种方式。当我们
把科学民主拿过来之后，首先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一个根和本的东西能让他们
在上面健康地生长，同时我们又没有把人家最根本的东西拿过来，这样科学
和民主也就不能在中国真正开花结果。现在我们是把科学和信仰对立起来，
把信仰与迷信等同起来，科学或者被看成是反迷信的工具，是可以解决一切
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者被看作是纯粹的物质力量，是生产力；民主则
或者被恶意地曲解为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或者被看作是包治百病的“女
神”。应该看到，如果不把科学和民主背后的信念——人的完全平等、人的
自由、博爱、和ã￠主义等基本精神变成我们的信仰和常识，我们就既不能健
康地拥有科学，更不可能拥有民主。当然，今天我们还没有回复到五四那样
的状态。我们一方面是要回到他们那种状态，另一方面我们应超越他们那一
代。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条通道就是看到科学与民主背后西方文化真正的根，
那就是信仰。
还有一个角度，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日益严重的“现代文明病”，人与自
然的关系恶化到如此程度，都市文明中人的生活的异化如此普遍而深重，我
们或者麻木不仁，或者束手无策。因为我们完全缺乏直面这一危机的精神资
源。80年代，我们接触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时候，看到西方知识分子面对
“现代文明病”的痛苦、悲哀和绝望，充满隔膜和误解，甚至加以嘲笑和批
判，很多人更加坚信资本主义必亡，庆幸自己生活在社会主义温暖的大家庭
中。今天，当现代化在我们身边开始逐步出现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自己根本
无力承受这份厚礼。我们能产生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这样面对现代
人的生存困境而疯狂、而颤栗、而运思的哲人吗？整个民族能真正的面对这
一危机的挑战吗？我看很难。我们今天不仅完全无视眼前的危机，认为“今
天是个好日子，明天是个好日子，我们赶上了盛世享太平”，我们在“走进
新时代”，而且，整个民族都被剥夺了思考危机、言说危机的权利和能力。
当然，这里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信仰问题——我们没有面对这一切的精神资源。
余杰：
近年来，教育与环保是我思考的两个重要问题。而这两个问题都与信仰有关。
我的意思是说，有信仰的人，在对待教育和环保两个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
会与没有信仰的人完全不同。教育问题我后面再谈，我先举一个关于环保的
例子。不久前《北京青年报》报道了一个故事，说挪威大使在八达岭长城上
奋不顾身地救助了一名摔下悬崖的中国女孩。事后他没有留下姓名便悄然离
去。后来，记者根据群众提供的车号才找到这位大使。记者问：“这是您第
一次到长城吗？”大使说：“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每到星期天我都会自己
开车去。长城两边的山崖上游人丢了许多垃圾，我和夫人一起去捡垃圾。”
按照某些中国人的逻辑，大使的行为是不可思议的：这不是你工作范围内的
事情，你何必要自己开车、自己买门票去长城捡垃圾呢？再说，长城又不是
你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为什么要替它操心呢？大使却说：“上帝只给了我
们一个地球，我们要珍惜地它的每一寸土地。”对于大使抢救一名普通女孩，
也有人表示疑惑：万一大使受伤了怎么办，大使救民女值得吗？大使又轻描
淡写地说：“生命的价值是一样的。”这就是有信仰的人与没有信仰的人之
间的区别。在中国，环保意识一直十分薄弱，除了经济落后的原因外，也跟
缺乏信仰有关。
尹振球：
刚才大家讲到人的局限性，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基本上是人文主义
或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即相信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是自己的
主宰，在现实世界中仅仅依靠自己创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刚才摩罗说，西
方人对人的局限认识得那么清楚，而我们最多也只有一些感叹。为什么会这
样？我觉得这里面的问题仍然还是因为我们在信仰上的问题。在基督教那里，
人神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是上帝，人是
人，人与上帝是有限与无限、暂在与永恒的区别，决无逾越的可能。这与中
国人可以成仙、成佛、成圣、成神完全不同。不仅如此，人自始祖亚当偷吃
禁果以后都有原罪，靠人自己无法解脱，唯有“因信称义”，因信仰上帝而
得拯救。所以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西方人自然认为人有着根本性的局限。
而基督教的“末世论”又是对此岸世界最严厉的批判，由此而形成人类社会、
人类历史也存在根本性局限的普遍观念。所以，在这种人生方式里面，一方
面通过对上帝的信仰确立一个终极价值，由此给出人生最根本的存在意义；
另一方面又直面人、人性、人类社会、此岸世界在本质意义上的局限，完全
否定人仅仅依靠自身、仅仅依靠人的本性、在纯然的此岸世界的人类社会中
能够获得真正意义的可能性。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信仰把这两极世界联系起
来，让终极价值进入此岸世界；也就是说，要让存在于一定社会历史时空中
的人，这个偶然、暂在、随时都可能死亡、遍体都是局限（或者说遍体都是
罪孽）的人，却要按照超越时空、超越历史、超越具体社会、超越人的局限
之上的永恒完美的终极价值，来指导、确立自己短暂而有限的人生之路。微
不足道的人却要努力按照那最终极的价值、最根本的意义去生活。这就造成
个体和社会存在的巨大张力：所有现存的人生状态和社会存在在那最理想的
方式看来都是有局限的，都需要加以不断的改造，推动它向前发展，靠近人
应该生活于其中的终极的价值状态。正因为如此，它使得西方整个的历史充
满了生机和活力，它总是在不断地否定，不断地批判，因而实际也就是在不
断地前进。
我们所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信仰，这种张力，这种终极价值。当然，我们也
就缺乏这种从根本意义上对人的局限性、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真正
的动力。我们总是容易对当下的状况感到满足，所以我们中国文化五千年当
中，对当下唱赞歌，喊万岁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回头看历史的时候总觉
得是有问题的，但是当我们看当下的时候，总感到我们的当下非常了不起。
尧舜的时候当然认为自己非常好，后来的哪一个朝代不是如此？秦汉，唐宋，
元明清，代代如此！当然，登峰造极还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今天谁也不能
否认镇反的残忍，赴朝作战的荒唐，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合作化运动都是
反历史的倒行逆施，更不说反右、饿死几千万生命的大跃进、空前浩劫文革
了，可是我们一路凯歌，文人们从未停止过放声歌唱。最有意思的是那些惨
遭迫害的知识分子，有很多是唱赞歌唱得最卖力的。看胡风写的那个《时间
开始了》，真让人欲哭无泪！
摩罗：
连胡风这样的人也要被看作异端，证明这个社会确实太缺乏思想空间了。萧
瀚把人们常说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改称为五千年不文明史。任不寐好
象也说过这话。想想我们的历史是如何地野蛮、血腥，如何地灭绝人性和丧
尽天良，我觉得这个新的说法还真是恰当。连胡风这样的自己人都要除灭掉，
就别再期望什么多元与宽容了。评价文明发展的水平，不应该以在自然时间
的流进中皇帝的更换和生民的更替为标志，而应该以爱这个世界的程度、自
律的程度以及与社会全体和平共存、友好互助的程度为标准。在一个五千年
来一直信奉屠杀、信奉成王败寇的社会，究竟有多少文明可言？有多少发展
可言？
尹振球：我们总是感到人类历史的伟大纪元正在从自己手中开始，最美好的
理想正在这里实现。我们总是非常容易乐观。对当下政权的尽忠和恐惧，更
容易让人称颂政治开明，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回头一看我们的历史，完全
是“超稳定结构”，所以有人说中国没有历史。归根结底，就是我们没有终
极价值，终极价值没有进入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不把终极关怀带到此在当
下的现实生活当中，就没有构成跟当下生活的那种张力，我们就不能否定旧
我，就不能前进。个体和社会都是这样。
余杰：
信仰问题在当下生活中的重要性，还应当反复强调。目前，新左派与自由主
义之争处于僵持状态。我认为，要想让这一讨论继续深入下去，应当让自由
主义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头，也就是宗教信仰问题浮出历史海面。新左派们
推崇的西方大师，许多都是与信仰问题隔膜的知识分子；而自由主义者们所
背靠的西方大师，则大多是有深厚的信仰根基的人。
在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上，新左派们口口声声地说社会正义、公平等，但
他们并不关心具体的苦难、具体的不公平，他们仅仅是在一个抽象的层面上
空洞地表态。相反，作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的著名记者卢跃刚，却将自己的
生命与那个被地方恶霸毁容的民女武芳联系起来。他用自己的笔为武芳讨还
公道，并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纠缠到一场持续数年的官司之中。我想，自
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应当以卢跃刚为榜样，都要像他那样将“人文精神”和
“终极关怀”与每一个受苦受难的同胞的生命勾连起来。假如自由派知识分
子都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与新左派的争论自然会“不战而屈人之兵”。
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明的长河之中，除了耶路撒冷之外，还有另
外一元的存在，这就是雅典。如果说前者代表宗教精神，那么后者就代表着
理性的精神。在西方，两者是融会贯通的。我们今天不能过度地强调耶路撒
冷，而忽视雅典的存在。
尹振球：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希腊的民主当然非常了不起，我对希腊的文明、
文化也非常地崇敬。但是有一个障碍，这个障碍非常能说明我刚才那些想法。
让我们回到苏格拉底那里去。我觉得苏格拉底是有意用自己的生命为希腊的
民主划上了一个句号。在希腊民主发展过程中，比如伯里克利的时代，希腊
的辉煌是非常了不起的。在那个清一色的古代专制世界面前，它能确立这样
一种城邦民主制真的非常了不起。我们读希罗多德的《历史》，读修昔底德
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它们描绘的那种社会政治生活，那种国与国之
间的关系，公民在广场上进行的政治演说，所有的国家大事由议会进行裁决，
还有驻外大使等等，真是非常神往。
但问题在于：民主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当人和人之间完全平等这一观念没
有确立以前，民主往往容易变成公众的或多数人的暴政，这个危险也是非常
可怕的。苏格拉底一开始对雅典民主非常有好感。但是，当雅典用民主方式
把它的十位将军送上断头台，就因为他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某一次战役中
因为没有及时处理阵亡士兵的尸体而触犯了众怒，苏格拉底开始对这种民主
政体产生了怀疑。他觉得这种民主按照众人的意志来动作，缺乏理性的法治
传统，很容易变成多数人的专政，是非常危险的。苏格拉底正是从这里开始
对希腊民主以及孕育、支撑这一制度的全部希腊文明——它的多神信仰、哲
学传统、人生方式、道德伦理等等进行全面的发难、诘问和挑战，并以此影
响周围的青年。果然，雅典的公民无法忍受了，控告他毁谤国家的信仰、腐
蚀青年，最后通过投票表决判处了他的死刑。一个号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的民主城邦就这样把这位仅仅只是因为思想和言论被认为有“问题”的哲学
家推上了断头台。正是雅典人自己的这一举措，最有力地证明了苏格拉底思
想的正确性，同时也结束了雅典民主继续存在的合理性。或者说，苏格拉底
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给希腊民主画上了一个无法抹去的句号，宣示了探索、
开启新时代的迫切和必要。在西方，苏格拉底被看作是基督教的先声，因为
他所呼唤的新民主赖以产生的基础就是由基督教所奠定的，基督教真正开始
了一个新的时代 。
任不寐：
刚才摩罗说，信仰和理性是两项工作，我感到可以说是一项工作，终极意义
上的信仰并不是没有理性，恰恰是包容理性的。否则，基督教文化与自由主
义观念之间的相关性就无法成立。基督教是一个理性的宗教。有学者谈耶路
撒冷跟雅典的对立，在我们这里根本不是对立。讨论雅典和耶路撒冷谁更民
主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真问题，你可以举很多例子证明雅典存在民主，你也
可以举出同样多的例子证明耶路撒冷更民主。我觉得这种思维就是把两者看
作对立的。希腊哲学关于上帝形象的绘制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就像你刚才说
的，你干嘛一定把它们搞成对立的，然后彼此反对？
摩罗：
我没有说过信仰与理性是对立的。也许是我表述不准确给你造成了误解。今
天的讨论最好不要涉及异域多种宗教之间的优劣问题，这是下一步的工作。
我们每个人认可哪一种宗教，那是每个个体生命接纳和认可的问题。我们民
族当下需要怎么样的宗教，这关系到对民族精神文化缺陷的梳理和审视。这
也是下一步应该充分展开的工作。我们现在的工作最主要是，把信仰作为一
个话题在我们的文化实践中凸显出来。所谓信仰就是对这个世界的爱，信仰
的方式就是爱这个世界的方式。每个人都有选择爱的方式的权利，所以也就
有选择信仰的权利。每个人对于信仰的选择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能由别
人强迫或压制，也不应该由别人包办。我们在这方面恐怕还是低调一点为好。
尹振球：
你这说法我不赞成。我们今天谈信仰的时候，有些东西是无法回避的。因为
你如果抽象地谈信仰问题，他就会质问：“谁说我们没有信仰，我们有信仰。
儒家有儒家的信仰，道家有道家的信仰，佛教就是信仰，更不用说某某主义
的信仰了，谁说我们没信仰，我们有信仰。”实际上在当下，我们应该把这
些问题都提出来，我觉得你说留待下一步的那些问题恰恰是我们当下要做的
问题。而且只要你提出信仰问题，你就无法回避对我们近代史、现代史的反
思和审视，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审视，甚至包括对无神论的批判。当然我们是
不是都能把这些话题诠释透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仅仅只是
把信仰作为一个话题提出来远远不够。允许我们提到哪一程度我们就要提到
哪一程度。还有当下的一些非常严重的情况都是与缺乏信仰紧密相连的。这
些问题都应提出来。即使一提出来可能会使问题复杂，甚至可能超出了我们
自身的能力，但一开始我们就应把信仰问题从这里提出来。
摩罗：
在二十世纪刚开头的那时候，如陈独秀他们强调从境外借鉴资源，他们的努
力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资源让中国享用了一百年。但是它留给我们的结论
是：缺陷非常多。因为在操作过程中，在实践中，它所造成的灾难太大。我
们由这灾难推断他们的学说，发现他们的学说在学理本身这层面是有缺陷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缺陷，我们现在就应该找个补救的方式。余杰在跟读者交流
时，反复强调一个意思：“我所说的都是五四那代人所说过的话”。这话在
我听来觉得特别悲哀。为什么走了一百年，我们只是重复五四那一代人给我
们提供的一些现成的东西，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些新的东西？我们这一代人是
干什么的？我们这代人在跟陈独秀那代人比起来，经历了更多的挫折，更多
的苦难。陈独秀可以说面临的是五千年未有的变局，他们对这“变”本身有
无限的期待，怀有无限的信心。比他们早一两代的维新派更是非常有信心的，
但是他们还仍然为中国提供不了新的精神资源。中国享用他们的资源一百年
之后，让我们感觉到的是满目苍凉，满目苍痍。那几代人所具有的信心和朝
气，在我们身上再也找不到了。我们比任何一代人所承受的苦难、失败和绝
望都更多。我们为什么不能在鲜血浸染的历史土壤中，生长起一点点超越前
人的东西？
我们应该对五四那一代人理论与实践上的缺陷作一个理性的反省，再在他们
的基础上往前走一步，或者说谦虚一点，我们应该给他们补上一点点东西。
我们不说超越他们，不说走得更高更远，我们至少也应补上一点东西。有了
这个“补上”，那么我们在心理上能够得到一点安慰。十年之后，我希望余
杰回答读者的时候，他能够说：“我主要是重复五四时代先贤的话，同时我
也补上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信仰”。如果真的
能够在民族文化中凸显信仰问题，我们这代人就可以说至少尽了一点力。我
们必须在陈独秀的民主、科学之后，再补上信仰。我们必须尽力去补——于
事无补的可能性完全是有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放弃这种努力。再也不能继续
由科学、民主或者一些其他更加低层的概念来代替或压抑信仰问题。我们要
把信仰从遮蔽之中打捞出来，把它提供给中国文化界，也提供给中国历史。
余杰：
五四之后八十年来，几经周折，民主与科学在中国依然没有扎下根来。我打
个比方，这两个理念之于中国，就好像是油浮在水面一样，而不是像盐融水
中。这背后的原因在于五四先驱者们移植了民主和科学，却忽视了产生民主
和科学的西方浓郁的宗教文化背景。也就是说，移植了两棵树，却没有注意
到它们生长的土壤以及土壤中所蕴含的特殊的元素。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先
贤们，他们跟什么也没有做的我们相比，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正如摩罗
所说，我们也应当有给五四“添上一点东西”的自信与勇气。
任不寐：
刚才摩罗说到关于五四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供我们享用了一百年，这个概念也
许可以这样说，其实那是糟蹋了一百年。五四时期引进的那些东西使“灾民
暴政”更加可怕，更是走向极端，形成了巨型的集权主义，这个非常重要。
第二个，民主、自由和信仰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还是得从头开始，100多年来
我们发现，自由和良知或信仰是不可或缺、一损俱损的。五四最大的问题是
将自由当作富强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于是良知让位于实用理性，结果
是自由的淮橘为枳。这既是中国100多年来的实践所证明的，毁灭或无视信
仰或良知，自由终于成为奴役。也是俄罗斯的今天所证实的，缺少信仰，仅
仅依靠经济人理性同样不能走向自由秩序。自由是一种选择偏好，人类为什
么具有这种偏好而不是相反，良知信仰是唯一可以解释的。与此相关的，我
们提出信仰问题，应该类似当年俄罗斯的新精神哲学运动。作为一个文化运
动，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对自由在信仰、良知层面上的理解--就必须回应并
超越目前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我们应该通过超越来弥
补知识界的分裂。尽管我以为，我们大多数朋友是“中间偏右”的。我批评
自由主义，也批评新左派。
但我感到至少自由主义还是讲道理的，也可以与之讲道理的，自由主义的主
要问题是，对于理论自由主义而言，它的自由缺少信仰的根基，对于经济学
自由主义而言，它的自由既缺乏历史前提，也缺乏宗教力量的制衡。至于新
左派，真是很难对话，一方面是不知所云，一方面是你若碰到了“爱国贼”
之类的朋友，遇到的就只有抒情和口号。从他们的言说方式上看人的有限性
更清晰，也许这从反面提出了信仰对“人文精神”的拯救意义。
〔信仰与个体生命价值的关系，以及悲悯意识与忏悔意识的生成〕
尹振球：
有好多事情是跟平民百姓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比如我跟摩罗说的，那个霸州
警察打死司机的事情。我觉得完全可以这样说，今天的中国比起五四那一代
人面临的状况还要严峻。整个社会基本的伦常都没有了，五千年都不正常，
都没有崩溃到今天这个状态，而且已经麻木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你看就
是这个人无缘无故地被一个警察打死了，可是这个县级市的市政府、市长、
市委书记还出来为杀人的警察辩护。这一政府行为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极为
可怕的，首先是这个无辜的人被打死了，可是官员们完全无动于衷，一点点
的悲悯与同情都没有，为什么官官相护的冲动完全泯灭了他们起码的人性？
还有，当这一案件已经被外界完全公布开来以后，已经成为舆论焦点之后，
他们对可能产生的压力——无论是下面的，还是上面的，都毫不在乎，认为
他们可以去保他，这充分说明在这些普普通通的官员眼里这个社会已经毫无
正义可言，他们完全可以颠倒黑白，为所欲为。
摩罗：对，可以诬陷被打死的人为歹徒。
余杰：
比这个事情更典型的是英国的。几个月前发生的多佛尔惨案，几十个来自中
国的偷渡客在集装箱中被活活闷死。中国官方除了谴责西方的移民政策就是
加大对偷渡的打击，没有官员去参加死亡士人的葬礼。在官员们心中，这些
人丢了中国的脸，死有余辜。但英国的一些老百姓不这么看。他们为死难者
举办了隆重的哀悼仪式，几百个肤色不同的孩子前去参加，他们手上拿着点
燃的蜡烛，为那些孤苦的灵魂祈祷。还有的孩子手上拿着那玩具，这些玩具
上写着“中国制造”的字样。孩子们说，那些死难者也许就是为我们制造过
玩具的人。
任不寐：
我们往往向死难者的灵魂撒尿，想想林昭，她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痛不欲
生。是的，我感到击中林昭的那子弹是打进了我的头颅，我感到闻说交子弹
费而晕倒的母亲就是我自己的母亲。主啊，我们这个民族、这个祖国都干了
些什么啊？！这样对待一个女人，一个母亲。一个和杀人者的女儿一样的女
儿，一个和刽子手的母亲一样的母亲。究竟是谁给这些野兽的这样的权力？
也可能大家都有这种感受，被秘密丢弃不是的林昭的尸体，而是我们自己的
身体，我们今天找不到自己，总敢到自己被活埋在无名的什么地方了。爱国
贼们辩论说，外国也有这样的罪恶。这种辩护的逻辑真是令人发指，难道那
里有罪恶所以我们这里就应该有罪恶？因此就不能先自我反省？说穿了，这
种否定人格仍然不是建立在最高的价值标准上，而是建立在灾民社会的利害
观念上。或者说，这是无神论恶棍必然得出的文化结论。
还有一个就是南京德国商人被杀案。凶手杀了德国奔驰公司的经理，被判了
死刑之后，德国人要求减刑。在他们的要求被拒绝之后，他们提出抗议，他
们认为极刑违反了人道主义精神。这就像摩罗所说的，面对这样的问题，我
们感到很自卑。这也正是忏悔问题提出的原因之一。
余杰：那个杀人犯是未成年人，十七岁。
摩罗：
美国有一个受难者家属联谊会，那些被人家杀死的人的家属组成一个组织，
要求为杀人犯减罪。
任不寐：
其实我们所讲的这些黑暗面，是我们提出信仰问题和忏悔问题的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我们面对这样的东西而无能为力，这是我们提出信仰问题更
为深刻的理由。我们不提那些是非分明的例子，就说通过反腐败来杀人的事
吧，一个生命就这样在我们眼前死去了，他通过电视屏幕向几亿人求教，但
几乎没有一个人在乎他的这种感受。人们评论着，很快去做各种生活琐事去
了。一个生命生活在我们的世界就如同生活在荒漠之中。太可怕了。我们对
此毫无办法。我只能紧紧的抱紧怀里的小女儿，祈祷她们的未来能逃离这种
疯子的世界。这样的案子在形式上出于这样一种是非标准，金钱比生命重要，
所以几千万的价值超过生命的价值。这是多落后的一种价值观啊。它不知道，
只有上帝才对生命拥有主权。一定要杀人，因为我们有病。
尹振球：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往往认为一大群人的苦难才是苦难。比
如说一下子犹太人几百万被杀死，或者哪个地方一个大的恶性案件，死了几
百成千人，才引起震动，而对某一个具体的个人，他的死却可以忽略不计，
这个状况也跟我们缺乏信仰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像霸州的这位司机，只要有
一件——一件这样的事情出现，整个民族都不能把他放过去。这件事之所以
出现，当然有其必然性，应抓住不放。每一件事件本身，我们把它追究起来，
都有其必然性。比如说霸州这个人被杀死，如果没有我们现在这样一种政治
专制性质——政府不是老百姓选举上来的，没有基本的舆论自由，这些政府、
这些警察如此胡作非为，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吗？每一个事件它本身并不是偶
然，它完全是所有的国家机器、所有现代的黑暗、所有的罪恶在杀害这一个
人，然后它把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杀死无辜者的事情不断地一次一次地去重
复。每一个被杀死的无辜者，他们的存在价值都是不可让渡的——我们必须
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理念，应该是这样一种状态。不是非要等到杀死多少人，
才是不可原谅的。它只要杀死一个人，我们就不能让它放过去，因为这每一
个案件会不断地重复。但是今天我们出现那么多事情，还是那么麻木。二战
之后，在审理法西斯案件的过程中，有人就说安妮（就是那个躲在地下室写
下《安妮日记》后来死在集中营里的安妮）是犹太人的代表，但是，曾经援
救安妮的一个妇女就认为，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安妮她只是她自己，她
不可以代表任何一个犹太人。安妮被法西斯杀死这一事件就是我们不能回避、
不能原谅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悲剧。六百万犹太人被杀死，只不过是法西斯把
杀死安妮这个悲剧重复了六百万次。这里重复的每一个犹太人，他的生命都
是别人无法代表的，每一个生命本身都是最高的价值所在。
摩罗：
西方一个普通人的表述就能这么到位。
任不寐：
就是因为心中有神。
余杰：
中国人通常是不经过别人的授权而自作主张地“代表”别人，电视和报章上
常常是“全国人民”如何如何。我想反问：你们凭什么“代表”我？
尹振球：
既然是每一个人，和上帝之间都有这么一个鸿沟，在上帝的眼里，每一个个
体都是不可让渡的，都有他存在的绝对价值。你所有的作为，哪怕是再惊天
动地，在上帝看来算得了什么——一文不值。上帝救你，并不是因为你做了
很多善事，纯粹是因为他额外加给你的爱，他才救你。这种观念不进入中国
的文化里，我们就很容易对每一个个体遭受的不幸完全漠视。比如报纸花边
新闻上说的，在西方某一个镇上，全镇的警察被动员起来为一个老太太找一
只猫。我们觉得西方人的生活多无聊，竟然动员全镇的人去找一只丢失的猫，
多荒唐。其实正好相反，在这里显现出来的是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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