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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洪洞县里怎麽才能出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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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洪洞县里怎麽才能出好人?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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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洪洞县里怎麽才能出好人? (1196 reads)      时间: 2005-1-27 周四, 下午10:12

作者:芦笛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洪洞县里怎麽才能出好人?

芦笛

“年轻人”的一张帖子,引发了老中小帮菜的大讨论。从我个人看来,无所先生的大概算扛鼎之作。无剑先生的也极好。因为好帖太多,没能细看两位无先生的文章,不过他们的调子似乎都差不多,都是反对“道德救国”的。老文、老碑似乎也持反对态度,所以我这次是陷入了朋友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如果总结一下,他们的观点似乎如下:光强调道德教化,不从制度上解决,只会扭曲人性,让洪洞县里充满伪君子。无所先生更举出了宋明理学昌明的同时人欲横流的事实。而老碑则坚持“衣食足而后知荣辱”是客观真理。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从毛时代的旧社会过来,对封建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对人性的压抑扭曲的可怕,大概要比中、小帮菜们有更深刻的第一手的体会。我对传统的批判之猛烈也是有目共睹的,过去好几篇文章就是指出“道德治国”的荒谬与危害的,诸如《谎言之邦》、《毒眼》、《玉碎与瓦全》等等,其中《玉碎》的基调写得与无所先生的雄文非常相似。就是在此次与年轻人的争论中,我还指出:正是毛时代的禁欲主义造成了今天的人欲横流。

至于清清女士指出的谁作道德的裁判与终极权威的问题,我自己也无法解答,在以前的帖子里已经明确指出这一点了。我们的困境,是中国从来也不象西方,道德与政权从未分离,精神的东西永远和世俗的东西缠夹不清,国家本身就是“教会”,而可惜“儒教”又其实不是真正的宗教,“圣人”并不等於“上帝”。小霜说的那个儒家人本主义思想与西方民主法治相结合,我早就想过。可惜儒家是难以复兴的,因为它不是一种借上帝的口来布道的伦理学,不是一种宗教,所以一旦给废了,要再建它的权威是难矣乎哉。你可以枪毙俗人孔老二,然而谁也没本事去把耶和华给毙了。

然而道德问题决不是我们想象的那麽简单,今日的中国确实需要道德,决不光是一个简单照搬西方社会模式的问题。要详细说清我的想法,大概只有先戒网一段时间,埋头把《丧德之邦》系列写出来。这里我只想提请诸位注意一点:也许,全民道德的重建是扭转“和平恶变”、建立现代社会的前提,这不是物质条件的改善(所谓衣食足)所能代替的。

当初我在《大家》抛出“民主恩赐论”,被众人骂了个狗血淋头。其实我的想法简单极了,我真不明白大家为什麽就不能理解: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走和平演变的道路,决不能搞暴力革命。而所谓和平演变,靠的完全是执政者,老百姓就是想演变也没法演变。日本明治维新,靠的是统治者中的一大批仁人志士,从上到下地、不顾民意地强行推行一系列西化的政策方针。这些人之所以这麽干,并不是为了个人发大财,更不是人民起来斗争的结果,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迅速昌盛。哪怕是战前的军国主义的日本,执政者都是无私的志士,是为国家而不是为自己而疯狂扩军备战的。就是因为日本有这麽多的前仆后继的志士,日本才能先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赶上西方,后又从灰烬中崛起,成了如今坐二望一的庞然大物。中村先生来本坛不久就贴过一个帖子,已经把这个道理说得明明白白了。

因此,信仰的力量(在日本是效忠天皇),是一个前现代国家改造自己以追赶现代国家的原动力。举个简单例子:一群蚂蚁围住一块面包片,如果每人都只顾往自己那边拉,这面包片绝对只会循布朗运动的随机方向移动,每时每刻都随当时的合力而移动。不管个体的蚂蚁吃得多肥,那面包片是决不会“和平长入”蚁巢去的。

也许我是这儿是犯了自己多次抨击的错误,不适当地使用了文学比喻来简化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然而我总在想:无论是老美的国父们,还是解放黑奴的林肯,驱使他们行动的动机难道就只是对现实利益的谋算?欧洲从中世纪进到民主时代,莫非这信仰的力量就一点也没起作用,全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斗争”使然,就如老马的“唯物史观”解释的那样?民粹主义当然比“精英主义”说起来响亮,在网上当然可以博得喝彩,然而那恐怕只是媚俗的作秀。且不说美国是个“精英”们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光是共产党在逆境中上台就充分演示了信仰与“精英”们结合起来能创造出何等难以思议的奇迹。至于那信仰是否正确,释放出来的力量是否健康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进化中信仰的力量是一个重要因素,那麽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就是:现今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信仰金钱以外任何东西的能力。“年轻人”被老文轻而易举地说服就是个例子:前一分钟他还信誓旦旦地要为解放台湾和老美拼命,然而老文一打算盘,算出了人命的金钱价值,小伙子便拜服而去。(这里对事不对人,如有唐突,万祈恕罪则个!)一个将金钱当作唯一的价值标准的社会是绝对没有献身的志士的。记得长谷川那个帖子就说过这个问题:他向大陆人表示对邱少云的敬意,结果所有的人都笑著告诉他,现在再没有那样的傻子了。当然不会有,如果一切都用金钱衡量,当兵本身就是得不偿失的蠢事,更何况是给活活烧死。

没有志士,没有信仰,又有谁来不顾自己的利益为国家设计健康的发展方向,在这方向确立后便无私无畏地为之流血流汗?就算是我党和平下了台,上去接替的政党还不是一样忙著兑现权力的金钱价值,难道又会肯去建立妨碍自己捞钱的合理社会制度?“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大伙狠劲拿一通,敢情这民主社会就自动实现了?有权者疯拿,无权者不拿,这“费厄泼赖”如“英特那雄耐尔”似的永远实现不了,就迟早要导致社会革命。社会革命能给中国带来什麽好处,老孙老毛已经给大夥儿表演得清清楚楚了。

我知道,大概有的朋友立刻就要用“志士祸国论”来驳斥我,其实未写完的《丑陋》系列里原定的就有《“良心”祸国论》这麽一篇文章。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志士祸国史。张学良造的孽远远超过汪精卫,更不用说胡赵体制就是“中国的良心”们颠覆的。就是在日本,也是那些爱国志士把国家领到了“一亿玉碎”的边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战前的德国和日本,正是那些志士们造成了那两个国家的振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关键是在信仰与现实中找到中庸的境界。但不能因为“过犹不及”,就彻底否定了信仰和志士的必要性。“无之则不然”,我绝对不相信一个没有信仰、没有志士的国家会变得强大起来,然后又自动变为现代社会。中国以前的毛病是咱们这个民族太愚蠢、太冲动、又太狡猾,所以专出哗众取宠的祸国殃民的伪志士。但不能因为金子让瓦砾掩盖了,就否认金子的存在或是怀疑它的价值。

依我看,道德不仅是让中国社会真正现代化的前提,它同样还是使中国在各方面繁荣起来的前提。一个以拜金主义为国教的民族在任何方面都不会有出息,因为世上除了金钱,还有许多东西是人类活动的动力。梵高当年疯狂画画,决没有想到他的作品日后可以卖高价──那时大约只有鬼谷子或是刘伯温才算得出来印象派会在日后走红。爱因斯坦想入非非,在苏黎世的专利局里琢磨他的狭义相对论,为的是那折磨人的求知欲与好奇心,绝对不是为了日后一举成名天下闻。就连我辈在网上过嘴瘾,也决不是为了名利。兴趣、责任心、道义感、感情等等都是没法作价的。这些东西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杠杆,其效果决不会小于金钱的力量。

然而如今在国内,凡是没法作价的东西都被弃之如敝屐。我早就说过,如果小春在国内,他多半是在首都机场向老外兜售墨宝,决不会去研究挣不到一个大子的丙骨文。上次回国,听到一位搞化学的亲戚说,他现在的研究课题是丰乳霜,因为那玩意儿最挣钱!这种国家要想出什麽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艺术家,当真是“索我于枯鱼之肆”!

方今之世,再没有比中国人更“实际”的人了,“傻子”、“疯子”已经在神州大地上绝迹。从我自身的经历里,我知道人一旦失去信仰力就再也无法恢复,一定要变成某种不可治愈的精神残废。无知者不信教,我还没有无知到不相信有个造物主的程度,然而我却没有信教的能力,因为我这方面的能力已被伟光正一劳永逸地摧毁了,就是想恢复也徒唤奈何。我们这个民族现在除了金钱什麽都不信,这倒底是进步还是退化?如果是后者,那就是一种无法逆转的“硬伤”。就是谈恢复,也是现在还没生出来的下几代人的事。

在我看来,不解决这个问题,制度问题就无望解决,而洪洞县里也当然就出不了好人,也出不了好货。

200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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