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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失去了的“光荣革命”（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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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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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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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我们失去了的“光荣革命”（三）
芦笛
如果袁世凯不接受南京方面的诱降，是不是就只有军事解决一条路可走？
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如此，因为革命党人“立场坚定”，非要把“鞑子皇帝”搞下来不可。孙中山出于个人野心反对南北议和，一直在主张北伐，后来勉强同意让出临时大总统，无非因为实权掌握在真正的领袖宋教仁手中，自己不过是个名义领袖而已。
孙从来是个糊涂蛋，野心很大而脑子和胆子都很小，一辈子的专长就是不管实力对比，躲在安全的海外销金窟里偎红依翠，唆使国内黑社会土匪流氓或军人到处乱搞军事冒险。宋则比他明智得多，知道南军那乌合之众根本不是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的对手。但即使是宋也不会同意袁的要求，这一点他已经在那信里说清楚了：如果袁不接受他们的ＯＦＦＥＲ，他们就要大举北伐，同时“实行暗杀主义”。老袁决不会把那“北伐”看在眼里，但暗杀的真实危险他却不能不考虑。
说到底，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的根本分歧，不是什么主张或反对民主，而是是否把“鞑子皇帝”搞倒。换言之，辛亥革命不是什么民主革命，而是孙文鼓吹的“种族革命”，目的是“驱逐鞑虏”那些“外国人”（此乃孙文原话，其实他自己才是美国人，一生呆在外国的期间比呆在中国还长）。这就是他们的退让底线。
因此，如果袁不接受他们的收买，南北必有一战，但袁如果处理得当，实行我党“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统战政策，则战乱完全可以局限在南京一地，迅速得到平定。
如果老芦生于彼世，就会建议老袁集中兵力，迅速攻占南京，与此同时传檄天下（本人可以代之捉刀），列举孙黄劣迹，悬重赏通缉匪首，痛陈其鼓吹的“种族革命”后患无穷，必将导致多民族国家解体，说明国家积弱之至，断不可以暴力革命贾祸，并明确宣布赦免一切参与作乱者，规定各省咨议局为当地最高权力机构，明令各地已经成立的非法“军政府”放下武器，转为文官政府，所有“都督”均保留原职，但前提是必须转为民政长官，接受当地省咨议局监督，并不得再与南京伪政府往来。
如果老袁真的这么做了，则全国可以传檄而定。其时的革命党人和后来的共党根本不一样，乃是各怀异志的大杂烩。许多革命党人起事时都首鼠两端，被强推上马的湖北都督“黎大菩萨”自不必说，就连阎老西也这样。阎起事后曾主张推原协统姚鸿法为都督，因为姚父任陆军部侍郎，万一败了，有他爹在朝廷缓颊，也有个退路。乱党一致同意这建议，并推温寿泉与姚接洽，但姚坚辞不允。温回报后，众人才决定推阎为都督。在省咨议局召开选举大会时，阎部下张树帜发现众人属意立宪派咨议局长梁善济，竟然拔枪威胁议员，吓得梁从后门逃离会场，议员们于是被迫“选”了阎锡山和温寿泉为正副都督。
由此可见，如果袁使用芦策，则表面上看来轰轰烈烈的全国骚乱，很快就会平息──本来造反就是为了作官，现在中央既然明令保证到手的官位不至丧失，还有什么与中央对抗的动机？以北洋雄师之精锐，南京不难一鼓而下。如果孙黄等匪首就擒，则立刻公审后枪决并布告天下，以为懦弱的朝廷立威（其实清廷一味怀柔，甚至饶了谋刺摄政王的汪精卫是重大失策，等于鼓励乱党群起仿效）。
如果袁宫保采此策，则最多不过三四个月，全国骚乱即能迅速平息。在平乱后便简派督军接管改组各地新军，同时在全国实行宪政，让各省议会自己去对付那些失去了枪杆子的都督们，实现真正的地方自治。
如此一来，则全国政治势力中也就只去除了极端的暴力革命派，留下了温和的革命党人。他们和“宗社党人”构成政治光谱中的对立两极，以立宪派为代表的中间派则成了大多数，不但符合传统的“中庸”原则，而且也正好是理想的民主社会构架，能保证稳健可靠的社会改革顺利进行。这样一来，辛亥革命也就成了中国的光荣革命。
遗憾的是，中国的国情民俗，决定了这只能是事后诸葛亮的高见。辛亥之所以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似乎有一定的必然性（这话有点像“唯物史观”了）。最根本的原因，在我看来，乃是无论朝野都根本谈不上对西方文明有什么了解，只知道机械地照葫芦画瓢。
袁毕竟受出身限制，无论如何雄才大略，也不可能看出暴力革命派的存在与社会稳定不相容。革命党人一方则更混帐，他们不但害了莫名其妙的“排满偏执狂”，而且自宋教仁以下迷恋“一步到位”，丝毫不知道洛克早在两个多世纪前就说过，在改革社会制度时必须give allowance to tradition（这话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才准确，大概是“必须充份考虑传统，为传统留下充份余地，不可太超越传统”的意思吧）。
这就是辛亥留下的惨痛教训，可惜到现在国人还没多少看出这点来。其实如果光从纸面上来看，宋教仁炮制的《临时约法》，不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而且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一部宪法。据我所知，当时英国女性公民还没有选举权，而临时约法竟然规定了男女平等，都享有投票权。光从字面上来看，中国确实“一步到位”了，不但建立了“更先进”的共和国，而且论法定人权的充份，更是远远地把大英抛在后面。
可事实又是怎样呢？据我所知，直到民国２０年代（也就是西历３０年代），女奴贩卖还在内地大规模进行。一直到所谓“解放”，女奴（俗称丫头）制度才彻底废除，丫环们才纷纷从大户人家中解放出来。
由此可见，中国人的绝活之一，便是擅长脱离传统，在纸上“一步到位”，“迎头赶上世界最先进水平”。所以，既然要学西方搞民主，那就搞最先进的“共和国”。既然要讲人权，那就不论种族、性别、财产、教育程度，统统给予同等权利。
可惜，纸上的立法越先进、越完美，离开传统决定的现实国情民俗越远，也就越是一纸空文。急功近利的民族心态使咱们竟然看不到，任何社会改革如果想成功，就只能有限度地突破传统，只能超出传统一两步。想要一步登天，必然要被传统无情嘲弄。光看看历一世纪屡次废而不除的“过老年”（春节）就能明白这一点。
这是从国家的政治设计而言，从实践上来看，最坑害国家人民的传统劣根性，乃是所谓“彻底革命”精神。
前两天在网上逛，看到国内高中历史教师的示范教案，比较英国与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据说，过去说英国革命不如法国大革命彻底是错误的，其实前者比后者还彻底，云云。
我看了只觉得啼笑皆非：看来，衡量一场革命的标准，不是看它实际后果如何，而是看它彻底不彻底。如果彻底了，那么哪怕弄出天大的灾难如法国大革命者，都是伟大的；而如果不彻底，哪怕像英国光荣革命一样，则即使代价最小，收获最大，也就光彩不到哪儿去。这便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为何美国、法国模式至今对中国人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心理原因。正因为此，如果想为英国革命翻案，也必须违反历史事实，硬把它说成比法国革命还彻底！
这种认识谬误，看来还不能完全归咎于党文化的影响。记得鲁迅在怀念范爱农的文字中说，辛亥乱起，绍兴“光复”，范兴冲冲地来找他，说：“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们今天要去看看光复了的绍兴。”于是两人便上街去看那“新绍兴”。
看了自然是大失所望，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并不会因为换个政府，自然也就改天换地了。于是鲁迅幻灭，认为这革命换汤不换药，很不彻底，只是赶走了个皇帝而已。多年后他这感慨便发展成了恶毒的“打落水狗”论，成了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孙中山也有类似感慨。他在所谓“二次革命”失败后便多次说，他原来力主北伐，但革命同志不听他的，他一直就觉得这革命不彻底，所以这才失败，云云。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彻底革命”呢？根据本人自幼接受的党的教导，大概不外乎以下几条：
一、人事上的彻底。革命必须彻底铲除要打倒的政治势力，决不可“咸与维新”，旧政府的人员不但不可留用，还必须加以肉体上的消灭或压制，所谓“彻底砸烂旧国家机器”。对支持或疑为支持反革命的社会基础如某些阶级（例如法国的贵族和僧侣阶层，俄国和中国的地、富、资本家等），必须剥夺财产，加以无情镇压。
二、制度上的彻底。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原有制度，另外设计一套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
三、思想上的彻底。必须对国民进行高密度大剂量洗脑，否定被推翻的旧社会的一切，把被推翻的阶级敌人谴责为民族败类，把新政府的建立订为建国纪元，历史从那一刻才真正开始。根据这个原则，法国从１７８９年，俄国自１９１７年，中国先从民国元年、后从１９４９年才真正诞生。
这三条标准可以用一句古话来总结，那就是“斩草除根”。
如果按这标准来衡量，则英国革命当然是极不彻底的。可惜人家原来也“彻底”过，英国一度成立过共和国，还把查理一世砍了脑袋（远在法国处死路易１６之前一个多世纪），但这么一来却弄出个大独裁者克伦威尔来，让所有的人都吃尽苦头。这个惨痛教训从此让英国人世世代代牢记在心，无论是王室还是人民从此都不敢再走极端，生怕再逼出个玉石俱焚的暴力革命来。不但这顾虑构成了“光荣革命”的国民心理基础，而且在其后一直起作用。１８世纪和１９世纪人民都起来反抗过，但每次统治阶级都不敢把事情作得太绝，而是适当让步，采取改革措施，及时达成妥协，由此形成了和平改革的民族传统。
奇怪的是，近在咫尺的法国经历了远比英国更暴烈、更惨痛的革命血浴，却从来没吸取类似教训，暴力革命简直是弄出了瘾来。随便打开中学世界现代史教科书，就能看见法国在近代干了多少次革命，当真是乌烟瘴气。无怪乎她只能坐视幅员和人口都小于该国的英国变成世界超级大国，其散布到全球的子孙后代直到现在都在世界上称雄。
由此可见，一场革命如果想要真正取得成功，就绝对只能是不彻底的，否则只会斩断历史传统，弄出个怪胎来。这道理非常简单：革命越彻底，将“反动势力”铲除得越乾净，就越没有对抗制约革命政权的政治势力，则革命政府必然要堕落为一家独大的独裁政府，彻底窒息社会残存的生机，而这就是国共两党奉行武装革命干出来的好事。
正如鲁肃网友指出的，今日中国远非晚清可比：第一，中共对人民控制之严密，远远超过了古往今来一切专制政体，民间并无可以抗衡的政治势力；第二，国际环境截然不同。晚清正值西方帝国主义最猖狂的时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因此朝野再不敢夜郎自大，不得不承认西方的先进，虚心学习西方。朝廷颁布大诏，明定国是，推出实行宪政的时间表，并扎实推行“预备立宪”活动就是明证。而今天国际环境完全不同，中国并无被迫改革的国际压力，完全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胡吃闷睡地苟安下去，以致国内连谈“宪政”二字都犯忌。其政治上的倒退真是不可以光年计。
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并没有复制英国光荣革命的可能。那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就让咱们的先辈失之于交臂。如今回首往事，并不是想开追悼会，而是想总结沉痛的历史教训，俾大众彻底扬弃“彻底革命”的祸国之道，在吃足吃够一个世纪的苦头后，变得稍微聪明一些，至少不要奋勇跳进那已经是跳过一万次的陷阱。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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