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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作：文字狱古今谭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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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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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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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文字狱古今谭概
芦笛
文字狱好像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不知爱国者们自吹时为何会忘了这华夏风采，或许还没想到吧，我这就给他们提个醒儿。
第一次想到这上头去还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时正写英文自传，不知道“文字狱”在英文里怎么说，便去查汉英字典，翻出来一看大失所望，好像是什么“Literary Inquisitions”。后面这大写开头的词，我知道是特指西方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绝活，并非一般的“询问”，如果照抄下来肯定没人明白，于是便闭目苦思西方史上类似的例子，但想了几天也想不起来。当然，这或许是我太太太太太太太太不懂西方文化的表现吧。
文字狱何时在中国发明还是个待研究的问题。先秦时代似乎没听说过。那时的君王大概尚处蛮荒，不懂这些高级名堂，所以连据说是诅咒夏桀的民谣都会堂而皇之地流传下来：“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啊，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啊，您为什么还不落山？我真愿陪您一块死！）让文革时代的小芦同志如老太太念佛般天天在心里背诵，因而获得某种程度的心理治疗，幸免发狂。
第一桩文字狱似乎该算著名的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事大家都知道，就不用说了。不过我老觉得那并不是什么标准的文字狱。老嬴虽然坑了４６０位高知，但似乎只是因为那些人议论朝政，并没从人家不相干的文字中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地捏造出一堆罪名来，更没有株连九族。而且那死法也很痛快，比起毛的软刀子来绝对是安乐死。所以，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布“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我看还是叶群同志说的“伟大谦虚”，一亿倍还差不多。
后来的君王似乎都很宽容。刘邦虽是痞子出身，但奇怪的是似乎没有暴发痞子通有的自卑情结。当然，他和老芦一样，听见“教授”、“高知”一类便满心讨厌，以致郦食其（后面俩字似乎得念“意基”）被拒接见后，只好否认自己的高知身份，愤愤地说：“什么儒生？老子是高阳酒徒！”才让龙颜大喜，荣获接见。不过，有汉一代，似乎没听说有谁以文罹祸的。
这在今天看来真是难以思议。蔡邕说司马迁写的《史记》是“谤书”，我看那评价倒真是实事求是。马迁为了救叛国投敌的李陵，冒犯了当时的伟大领袖。汉武帝龙颜震怒之下，命人把他的“蛋包子给割了”（原文引用伟大的山西无产阶级革命家刘格平在文革期间的讲话）。此后老马“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如有所失，出则茫茫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于是满腔怒火便以文字发泄出来，从刘彻的祖宗操起，还要说什么：“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屈子放逐，乃赋《离骚》；马迁去势，谤书传世。”
一个男人蒙受了可能经受的最大耻辱，要报复当然可以理解，但不能因此把历史记载写成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为后世开了滥觞。为了糟蹋汉武帝的祖宗，老马什么都捏造过来了。百多年前的历史，在他笔下跟真的似的，好像他当时在旁边录了音。他塑造的那个无赖刘邦，作为中国第一个文学形像实在是太栩栩如生了，以致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几桩烂事。
第一件当然是众所周知、无庸置疑的鸿门宴。老刘那种怯懦奸猾，与老项的冲天豪气和胸无城府成了强烈的对比色。谁看了那种浓墨重彩的油画都只会同情老项那顶天立地的英雄，讨厌老刘那种奸狡的无赖，而刘逃回营中去后“立诛杀曹无伤（为项羽通风报信的人）”，又让人从心里直打寒战。
第二件是项羽穷追刘邦，刘邦嫌逃的速度不够快，把车上的孩子一脚一个踢了下去。司机赶快把“红旗”停住，把孩子抱了上来。一会追兵又近，刘邦又毅然实行减肥政策，司机又停车救孩子。如是者三次（大概是三次吧，反正国人喜欢这个数字，决不会是四次）。刘邦大怒，拔出剑来要杀司机。司机说：“您打天下为什么，不就是为孩子么？”这话根本没有说服老刘──谁都知道“妻子如衣服，衣服破，犹可补”么，何况伟大领袖？后世红太阳不就是一路生一路扔，扔得两万五千里路上处处留下星星之火？──但刘邦苦于不会开车，只好听了司机的。不听也不成阿，老停车，逃的就更慢了。
第三件是楚汉鸿沟对垒。老项把老刘的老爹和浑家都捉住了，捆在砧板上准备烹，以此威胁刘邦投降。谁知老刘根本不吃那套，笑嘻嘻地跟老项说：过去咱们结拜为兄弟，所以啊，我爹就是你爹。现在你要把你爹烹了，好啊，一会儿煮熟了，“幸分我一杯羹！”
上面这些“史实”，现代人一看就知道多半是虚构出来的。鸿门宴和鸿沟那俩事可能还有点影子，那弃子女逃命的事多半是胡编：请问您是怎么知道首长跟司机的对话的阿？连林副的秘书李文普到底是自伤还是他伤，今天网上都还争个没完没了，何况是连记录工具都紧缺的古代，时间还隔了那么久？
可老迁就有那本事，造谣甚至造到太公头上去，说刘邦他爹从来喜欢老二，不喜欢他这老三，因为他好吃懒做，百无所长（恰与后世伟大领袖一模一样）。老刘打下天下来后便得意洋洋地问他爹：“吾业所就，孰与仲多？”人家皇帝在深宫里跟老子讲的话，老迁居然也有本事听见！
但老迁骂了汉武帝祖宗照样一点事都没有。因为他成了“无根水”，跟太监似的，无秽乱宫庭之虞，汉武帝可以很方便地招他入宫，倒还因祸得福，备受宠信，以致任安（少卿）看着眼红，教育他要利用这机会为人民多作好事，这才引出上面引用过的那篇《报任少卿书》来。可见那时“封建社会”中臣民享有的言论自由，比起后世的“社会主义社会”来，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阿。
汉朝名存实亡之后，才有曹操杀孔融和杨修案。这俩事《三国演义》上有，谁都知道，我觉得似乎不能算文字狱：军机大事，岂能由儒生莠言乱政？陈琳代老袁写檄文，把曹操的祖宗三代都操过来了，老曹也没有杀他。弥衡击鼓骂曹，骂得口沫横飞也嘛事没有。弥衡的《鹦鹉赋》我看过，该同志似乎不能算一流文人。连这种其实没多少才气的狂生都如此宽容，老曹还恭恭敬敬地贴上路费，礼送共产党员出境。这种好事，后世的“右派”们上哪儿找去？
以后的朝代都差不多。唐朝时骆宾王代徐敬业写《讨武□(上明下空)檄》，武后听了竟然责备宰相，说如此人材没能罗致到，实为宰相失职。后来白居易和他弟弟白行简，一个写《长恨歌》，一个写《长恨传》，大讲特讲唐玄宗的私生活，人人觉得风流香艳，举国传颂，到了“童子解吟《长恨赋》”的地步，竟然就无人去举报里面的“汉皇重色思倾国”、“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等等反动话语，是对已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恶毒攻击，而“温泉水滑洗凝脂”、“始是新承恩泽时”、“芙蓉帐里暖春宵”等形体描写和色情描写，更是对“今上”祖先的不可容忍的亵渎与侮辱！
这其实也不算什么。那时朝廷有所谓“牛李党争”，官员们分为两派争权夺利，动不动血流漂杵。李党中某下作文人为了打倒宰相牛僧儒，以牛的口气捏造了一篇传奇小说，说他微时夜行迷路，遇到了作了神仙的薄太后和下属的王昭君、赵飞燕（汉成帝的老婆）、杨玉环等有史以来惊天动地的大美人。薄太后一一征询美人们的意见，问谁愿意陪宿，最后安排昭君陪他睡了。这小说文笔倒是挺美的，但把前朝皇后编排成妓女一类的角儿，而牛宰相居然去嫖了一次，虽然最后没跟杨太太太后睡成，但也够恶毒的了。不料李党把这小说呈给“今上”看后，“今上”笑笑说，这无非是牛的仇家写出来坑牛的，决不可能出自牛之手！
这件事最让我震惊的是那皇帝（可惜记不得庙号了）不但英明地识破了李党的奸计，而且竟然不追究那诽谤小说。须知杨玉环乃是他祖婆，而“敬祖”从来是传统中国人最重视的一条。要是这种事发生在后世，我敢肯定全国人民肯定会给统统召集起来，在派出所、里弄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排成长队挨个去对笔迹，看是谁写出来的那个手抄本。
当然小心眼的皇帝也有。就是那位百年后老婆让人编排为妓女一类角色的唐玄宗，在接见床底下钻出来的大诗人孟浩然时，听到他朗诵旧作“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后，很不高兴地说，朕又不曾弃你，你自己不来找我，怪谁？老孟作大官的希望从此断送。南宋皇帝读了辛弃疾的《摸鱼儿》，因为其中“休去倚危槛，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把革命形势描写得一塌糊涂，据说很不高兴。但这些都没变成后世人熟悉的大狱。老孟虽然没能作大官，老辛可是作了大官的。几次丢官也都不是因为文字惹祸，而是刮起人民来刀子太过锋利，怪不得他不是“醉里挑灯看剑”，就是“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赞，刮民利”。
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展开，在我看来似乎发生于明朝。明太祖本是个文盲兼流氓，识字是后来的事。这种人作了皇帝，必然终生要为自卑情结所苦，生怕人家看不起他。有人曾跟他说，张士诚（另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为朱所灭）那名字是起事后儒生给他取的。张很喜欢，却不知道那其实是从《孟子》里来的，原文是“士，诚小人也”，所以，那其实是骂他是小人──“士诚，小人也”。朱元璋牢牢记住了这一课，生怕舞文弄墨的儒生绕着弯骂他，而他这文盲还傻傻地什么都不知道。当了皇帝后为此累兴大狱，甚至连“为民作则”这种冠冕堂皇的话都能闯祸：在朱那个凤阳人听来，那是骂他“为民作贼”（某些南方口音中“贼”读为“则”），好好的老百姓不作，去当土匪（“贼”之古意相当于如今之“土匪”）。
传统中国的文字狱在清朝达到高峰，那道理也跟明朝差不多。如果说明朝是文盲土匪当皇帝，满清则是无文化的蛮子入主高度文明的中原，当然两者都会引起自卑感大发作。前段电视里吹的雍正可是此道高手，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吕留良案。民间最流行的则是“雍正去头”和“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的冤案。前者据野史说是当时的主考官用诗经“维民所止”作考题，那“维止”两字被雍正解读为“‘雍正’去头”。不过据主考官后人金庸先生的说法，那其实作不得真。他先人倒霉，主要还是日记让皇帝看见了，跟后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性质差不多。
从文字狱在明清勃兴可以看出来，它其实是君王变态心理的反映。对草民来说，最可怕的就是出身卑微、自卑心理特别强烈的痞子做皇帝。明清的开国之君和清朝开头几个君主都极度不自信，免不得疑神疑鬼，胡乱杀人。因此，明、清前的朝代没什么文字大狱，恐怕与开国君主的出身较高有关系（特别是豁达大度的李世民。当然刘邦是个例外）。但即使是明、清两朝，中晚期也就几乎没听说过有什么文字狱。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后来的“金枝玉叶”再不可能有什么自卑感了，而哪怕就是入主中原的异族，传了几代以后也就自然淡忘了原来的蛮子出身。
明乎此，便不难看出中共执政和明朝开国之间惊人的相似：两者都是暴发土匪作皇帝；都靠不打外敌、专门以内战壮大自己，最后得以上台（朱元璋一直不打蒙古人，专门打“农民起义军”如陈友谅、张士诚等。直到后来再没“内敌”了，才派徐达北征，把蒙古人驱回漠北。我党则和日军默契配合，专门收拾抗战国军，“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两者都在执政后实行了一系列的反文明措施，毁灭了前人创造的文明成果，使社会大幅度后退（蒙古人入侵毁灭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南宋文明。朱元璋上台后制定一系列反动政策和酷刑，剥夺人民的迁移自由，系统摧毁在南宋已经相当发达的民间工商业；日寇入侵断送了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希望、最光明的时代。毛上台后全面倒行逆施，彻底摧毁传统文明和私有制，特别是百年来惨淡经营、荜路蓝缕、在帝国主义侵略夹缝中艰难地生长起来的民族工商业）；无论是老朱还是老毛，都特别强调个人崇拜，生怕被人看不起；最主要的共同特徵是，两者都是心理严重变态的君主，终生深受paranoia折磨。
在这点上，毛的心理变态远远超过了老朱或世上有过的一切暴发痞子。当然，老朱和他关心的头等大事，都是“铁打江山万年长”。朱元璋后半生的脑筋全动到那上头去了，为此还订出了无数“祖训”。但这和老毛比起来真是小儿科。历史上还从来找不到像毛那种对自己的事业毫无信心、在潜意识中坚信它决不会成功、“天堂”迟早要让人家夺回去的怪人。
打个通俗的比方：毛就像在墙洞外给盗帮放风的小角色，因为主犯失手被捉，便紧紧抱着人家送出来的金银细软，撒鸭子一溜烟跑回家去。回去后天天对着那天外飞来的不义之财犯愁，不是担忧失主找上门来把它要回去，便是怕那匪首脱身后前来问罪。愁得日夜睡不着，便去没完没了地折腾本来已经孝顺得不能再孝顺的子孙，不是说此人是叛徒，就是指那人为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一直折腾到谁都受不了，人人起了叛逆之心而后快。
这比喻虽然浅俗，但我看就是这么回事。毛在东山小学堂时就受尽了地主子女的鄙视，后来到北大又让教授们轻忽，从小就养成了牢不可破的自卑情结和对知识分子的复仇心理。另一方面，中共的胜利完全是日本人送的，不义之财来得太喜出望外，当然难免会担忧煮熟的鸭子飞上天。
在我看来，这就是毛时代为何成了文字狱黄金时代的根本原因。毛有别于朱元璋的特殊贡献，第一是他把痞子反文化上升成了一种系统理论；第二是他永不熄火，老而弥坚，终生坚持作痞子革命家；第三是他相信暴民，依靠暴民去搞一切祸国残民运动。
这几个特点，决定了无论从深度、广度、频度、规模还是受害人数量来看，毛的文字狱都是最高最活的顶峰。从建“国”伊始批电影《武训传》起，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百万“右派”案，文革前批判几百部“毒草”电影、小说诸如《刘志丹》、《早春二月》、《北国江南》、《不夜城》、《逆风千里》、《红日》…，直到文革初期批《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文革后期批《三上桃峰》……从毛执政到他咽气那天，中国几乎无一日不在文字狱中度过，没有哪一年是平安无事、没有文人遭殃的。
毛最伟大的贡献，还是他通过文革，把文字狱从少数刀笔吏手中解放出来，使之走向千家万户，掌握了群众，让文字狱真正成了一种高尚的全民事业、神圣的人民战争。从此，文字狱不再为吴之荣一类知识分子垄断，受害对象也不再限于文人。那时有句流行话语说：“八亿人民都是批判家”，那意思其实是，八亿人每个人都是刀笔吏，也都有极大可能在瞬间内变成文字狱的阶下囚。
凡是经过文革的同志大概都记得那场面：身旁所有的人都如中风魔，以牛顿钻研地心引力的痴迷狂热劲头，成天举着报纸和杂志对着光照，查看上面印的红宝像后面是否印了“打倒”二字。有段时间，忽然哄传人民币一角钞票其实是“反标”（“反动标语”），它的图案表面上是某位劳动人民开拖拉机，但仔细看便能发现，那人其实是蹲在农村简易厕所里拉屎！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诬蔑为厕所，屎可忍，尿不可忍！
类似的事简直是数不胜数：上海某厂生产的布鞋塑料底上压了个商标，内有“天”字，那就是反标，因为那是把“工人”踩在脚底下；文革前出版的某期《中国青年》封底印的油画《你追我赶》，竟然暗藏了几十条反标在内，每一条都让同志们孜孜不倦地用老鼠钻迷宫的方式用铅笔连出，让白痴都能一目了然；郭沫若为金敬迈著《欧阳海之歌》手书的题目中，那“海”字其实由“反毛泽东”四字组成……
这些事现在看来是笑话，但当时可毫不滑稽。我有位同学下乡后为公社写大标语，一不小心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写成了“战不胜”，当场就给抓了起来，让愤怒的革命群众打成了紫茄子；我进厂后，有两位老工人是“专政对象”。一位是因为把《毛主席语录》装在裤袋里，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另一位在开会时信手在纸上胡写乱画，一会写“打倒刘少奇”，一会写“毛主席万岁”，结果让革命群众把那两句话重新组合了一下，就此成了“现反”。
这决不只是我个人的经验，那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席卷了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粉碎四人帮后，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揭发四人帮的罪恶，大部份报导跟我目睹耳闻的一模一样。记得一则报导说，有家工厂东面有个大烟囱，一刮东风，全厂就成了“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有个小青工聊天时说了句：“要是刮西风就好了。”就为这句话，判了他二十年！
文字狱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形成每个人的人生常规后，身兼狱吏和潜在被告两职的百姓们便不能不如履薄冰，栗栗危惧，凡事多长个心眼。那时人人都得带语录。大家都牢记只能把语录本放在胸包里，决不能放到下边的衣袋里，更不能放到裤包中；开会或放露天电影席地而坐时，屁股下面绝对不能垫报纸，因为那上面一定有红宝像和最高指示，只能垫《参考消息》；上厕所用纸就更别提了：如果有人看见您用印有“毛主席”字样的报纸擦屁股，那可是杀头的大罪。
可怜八亿人民的精神世界，就这样被区区一个人的变态心理挤成薄片，变得如同牛皮纸一样乏味单调。我年轻时颇健谈，这种酷刑对我来说就特别难以忍耐。什么话题里都可能隐藏着杀身大祸：谈政治当然不行，谈恋爱被禁止，谈女人是流氓犯罪，“讲吃讲穿是说说笑笑里的阶级斗争”，是“和平演变”的“糖衣炮弹”，谈过去看过的马屁电影或马屁小说是“放毒”，“宣传大毒草，为修正主义黑线翻案”，就连“今天天气哈哈哈”都犯禁──彼时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就是绝对不说“看样子天要变”一类的话，因为那“变天”可是个专用政治术语！
有时我禁不住想，如果不是年轻时健谈的我饱受压抑，或许几十年后跑到自由的海外来就不会在网上这么疯狂地写作。这世上大概有个“语量守恒定律”，规定了人一生必须说够一定量的话，而我那定量不幸又偏偏高于众人，所以现在得可着嗓子把以前的“失语”补上，哪怕是让人（？）咒我害脑瘤并反复地热切地敦促我去一头撞死也顾不上了。
奇怪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觉得这种人生无比悲惨卑微猥琐。相反，当时许多人似乎都以作出类拔萃的刀笔吏为荣，据说那是“路线觉悟高”、“心明眼亮”、“革命警惕性高”的表现。一个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居然会给颠倒到这种以心术败坏堕落为机智、以无情坑害同类为勇敢的地步，让人３０多年后回想起来还是不能不目瞪口呆。
鲁迅说：“见到短袖，立刻想到半裸，立刻想全裸，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群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力，唯有在此一层上才能作如此的跃进。”（非原话，记忆而已。）
老鲁没见过几个鬼子，所以才以为性幻想（所谓“烦他睡”──fantacy ）是中国人独有的。其实鬼子这方面的本事大概要让中国人瞠乎其后。他那话其实应该这么说：
“见到‘力’字，立刻想到刀子，立刻想到匕首，立刻想到鬼头刀，立刻想到三尖两刃刀，立刻想到刺进心窝，立刻想到鲜血淋漓，立刻想到阶级敌人，立刻想到特务，立刻想到间谍，立刻想去公安局或ＦＢＩ报案，立刻想到公审大会，立刻看见‘招子’迎风招展，人头挤挤，立刻听见枪响，立刻看见对方一头栽倒……。世上唯有以yqy 为典型代表的下流中国痞子的阴暗想象力，才会在此一层上作如此的跃进。”
好在哪怕就是为上帝抛弃的中国也会缓慢进化。如同明朝只有开国君主是痞子、清朝只有开头几个君主为蛮子出身所苦一样，中共也发生了类似变化。从毛共到邓共而江共，我党缓慢但不可逆地从一个邪教组织变成了世俗权力集团。随着领导阶层的年轻化与知识化，文字狱也逐渐成了历史。如今只要你不成心推翻共党，无论说什么也没人拿你当真。虽然国内舆论仍然受到严密控制，但国内论者只要没有什么组织联系，哪怕在海外网上广贴《胡锦涛速速跪下》也不至于闯下杀身大祸。老毛是１９７６年死的，不到３０年的时间中国社会就出现如此长足的进步，不能不让人对和平演变的前景充满希望。
可惜正如圣人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老毛给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留下的政治遗产，不是那么容易磨灭的。虽然由于统治集团的弱化和厌弃政治的一代“犬儒”新人的成长，毛共文字狱在国内濒于消灭，但这一痞子革命传统却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由所谓“民运”领袖那些毛泽东的真正传人带到自由的西方，打着“民主”的神圣旗帜发扬光大，薪火相传。如今您要找毛共党文化那套，到国内反而找不到，只有海外“民运”领袖那儿才能尝到原汁原味的“毛肚火锅”。正是圣贤所谓“礼失求之野”。
老芦不幸，在网上亲睹了几位这样的现代文字狱大吏的精彩表演。话说几个月前，著名“民运”领袖封从德先生光临某海外政治论坛，卖弄他用人民肉盾与鲜血换来的政治资本，与该坛网友随便先生发生激辩。封先生当下便使出党妈妈教他的灭门法宝来。他“内查外调”了一番，得意洋洋地对网民宣布，根据他的调查，随便网友２４小时都上网，所以，此人其实是个“超限战集团”！
其实封先生迟了一步，早让另一位“民运”领袖、坚定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高寒先生着了先鞭。那阵子该坛的网友忙着营救被中共迫害的刘荻小姐，搞了个义工组织。因为随便网友在坛里主张先查明刘荻是否有刑事犯罪再谈该否营救，高先生竟然在义工组织内散布随便是共特的谣言，并以此作为打击权力斗争对手安魂曲的钢鞭材料，说安丧失立场，与公认是网特的随便先生在坛里友好交流！
请注意这事件的讽刺性：刘荻因何获罪？文字狱。但世上竟有人一面强烈抗议中共文字狱，一面自己亲手以言治罪，在义工组织内部散布谣言还不够，还要把那“备忘录”捅到公共论坛上来，公然触犯所在国法律，对上网自由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公民进行毫无根据的政治诽谤！
痞子革命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前段另一著名“民运”领袖王希哲先生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不惜出卖战友杨建利的国民党员秘密身份和领取台湾经费的绝密情报，帮中共制造大狱。此事被马悲鸣、随便两先生加以揭露抨击。王和两人在网上发生激辩。随便坚持要王出示杨让他宣布私人机密的委托书，王竟然又祭起那无往而不胜的法宝来，诬蔑随便是共特。
这种文革时代的下作老把戏，竟然由当代“民运”领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光天化日下上演。我实在看不下去，便在别的坛子发文谴责。王竟然矢口否认有此事，当即便让网友贴出原话作为证据。到此地步，王居然还能狡辩下去，硬要说他用的那个“特务”是“广义的”！
老芦从毛共旧社会过来，但哪怕在那种暗无天日的世界里，我也没见过如此下作的表演。王先生是“李一哲”之一，当年共党组织群众和他们辩论，辩不过也没恼羞成怒，以诬蔑他们是美蒋特务而“胜利”出局。更没有发明出什么“广义特务”一说，以此来一网打尽所有持不同政见的人！
九斤老太说：“一代不如一代”，确实如此。毛泽东的海外传人虽是原汁原味，可和原货比起来，那气味更馊更臭更不可闻。
更令人震骇的是许多网民对此表现出来的麻木不“仁”，也就是麻木到了彻底丧失良知的地步。在我抨击这种现代文字狱罪行的帖子后面，有位网友跟帖说，骂人“特务”跟骂脏话差不多，在中文网上司空见惯，何必小题大作？
这其实也不算什么。美国入侵伊拉克战争期间，有位拥共愤青在论坛里发言，说如果美国入侵中国，他就要在美国搞恐怖活动，如爆炸加油站等等。这当然是错误的，但眼下许多中国青年就这点水平，其实不过是过嘴瘾，哪有那个胆量！就算真有，那也只是“言”而不是“行”，不过是大话而已，并不是什么具体的行动计划。如果连这种言论都当成罪行惩治，则网上绝对不会再有人敢讲真心话。
但就是有人要做现代吴之荣，向ＦＢＩ举报了这位“恐怖分子”，引起网人大哗。不料居然有位教授挺身而出，长篇大论地证明，那位吴先生其实是在履行现代公民的神圣义务，根本就不是中共统治下那种无耻的告密者！
老芦迟钝，实在看不出这种抓住他人一时失言作足文章、把人往死里整的卑劣心术，和我当年见够见怕、梦里都防着一手的宵小究竟有何区别。相反，我看见的所谓“民运”领袖无非是作了时髦包装的小毛泽东，而吴先生那种线民正是构成毛共社会基础的基本群众。
唯一可以告慰的是，郭沫若为少先队作的队歌歌词曰：“黑暗势力已从全中国扫荡，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中共残酷镇压反对派，当然把许多仁人志士赶出了中国，但确实也把毛共嫡派传人代表着的黑暗势力驱赶了出来。如果这些人真能老死海外，等到现代“犬儒”们熬成了未来中国统治者之时，则文字狱或许便能变成永不在祖国再现的噩梦了罢。
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１日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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