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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ZT丰年:中国需要温和理性的华夏民族主义和恢复华夷之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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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ZT丰年:中国需要温和理性的华夏民族主义和恢复华夷之辩(上)
余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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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ZT丰年:中国需要温和理性的华夏民族主义和恢复华夷之辩(上)
(254 reads)
时间:
2004-5-04 周二, 下午9:08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无论古今,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和世界其它各国相比,都是最淡薄的。所谓民族主义,就是在本民族和外民族发生冲突中,站在本民族一边。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因为它对某个具体民族来讲,既可以帮助本民族抵御外来侵略屠杀,减少人类无辜的受害者,也可以欺压一个其它民族,制造无辜的受害者。而且民族主义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本民族成员的关怀意识,这并非有什么弊端。另一方面是对和本民族敌人的排斥,这方面常被称作双刃剑。当外族侵略、欺压甚至屠杀本民族、危机本民族生存和尊严的时候,同仇敌忾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不任人宰割、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不久前在抗战时代就经历过,在宋末蒙元入侵时,华夏人民英勇抵虽然最终失败抗,也是导致汉民族尚未灭绝、华夏文明至今仍然存在于世界的最重要的原因。当在另外一个方面,树立对非本民族的没有必要的仇恨,也常常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鼓励本民族欺压其它民族、转移矛盾,以获得自己坐大的权力。而这种伪劣的民族主义,不但能给其它民族造成遭难,而且也不能被本民族带来任何好处,甚至反而导致巨大灾难。纳粹、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 都是这种伪劣民族主义的各种形式。成吉思汗更是在“要把青天覆盖的地方、都变成蒙古人的牧场”这一口号,更是造成1-2亿世界人民惨遭杀害的悲惨命运。也没有给今天的蒙古人留下任何有益的遗产。伪劣的民族主义,不仅仅经常在外国看到,即使是我们中国也不乏先例。
但为什么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在世界上是最淡薄的。这和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途径有关。在古代交通讯不发达时代,在广阔的地区使用同一语音是不可能的。在世界所有其它国家使用的都是拼音文字,也就是说,在不同地区,即使语言同源,当发音差距显著,就不可能使用同一文字相互交流。
中国的文章是象形文字,与发音无关,所以在所有汉藏语系地区,都可以使用文字交流。人民有交流就有感情,就可以相互合作。所以中国即使两个地区的汉语相差几乎听不懂,仍然可以合作。这种趋势胜过了相互欺压迫害的愿望,使得华夏中国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统一的国家。在地方政权相互正当权力、进行统一的过程中,都是一些上层阶级权力争斗夺,没有相互民族仇恨。
而在世界其它地区,则是另外的情况,即使两个刚刚分离的民族,语言只有一点差别,文字就必须要有差别。哪怕是相互能看懂,也必须争夺谁是正统、谁的地位高。这和今天使用简体字的大陆与使用传统文字的台湾相互因担心自己吃亏相互争正统一样。所以,使用拼音文字的地区,即使引入相同的文字,语言类似,也很难用和平共处的方式,成为一个国家。而使用两种文字的国家即使统一成一个国家,也必然有天然的不平等,很容易发生一方因为自己语言文字不是正统,而被歧视和欺压的现象。如果没有民族主义,那么这种欺压就难以被节制,就会导致更大的灾害。所以世界上曾经发达和强大的民族除了中国以外,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对待自己民族同胞和其它民族有显著的区别。这种民族对全人类来讲是利是弊,不能一概而论,但是这种强烈区分本民族和其它民族的意识,在几千年的传统,而在中国是难
以见到的。
而中国并非没有民族冲突,但民族主义却被天下主义代替。所谓的天下,是古中国远离其它文明地区、缺乏对其它文明了解而产生的一种世界观。他们人类都是天的子民,受上天蔽护。上天委派天子来管理人类,建立和组织有秩序的社会,建立法律制度来保证各个成员分工合作,利益冲突依靠制度和法律解决,而不是依靠弱肉强食强食的暴力解决。古人直觉的判断,人类在有秩序的制度下依靠自己的劳动生存,这才符合天道。天子就是华夏的君王。华夏的礼仪的道德规范,才能够对符合人类的利益,区分人和禽兽的区别。在现代,这些概念被从新定义成为文明和野蛮。其实野蛮这个次,就是从当初华夏周围夷、蛮、戎、狄等尚未定居民族生活方式来的,民族的名称并不是贬义,但是华夏通过文明的方式成为富有地区以后,周边民族有组织的抢劫和其尚未开化的生活方式,使得蛮夷等从民族的称呼逐渐转变成形容词,专门描写不遵守华夏道德规范的行为,才渐渐变成贬义。后来的把用来描写自称是胡(匈奴的另外一个译音)的民族的行为,渐渐用“胡”字发展成胡说、胡来形容词,也是这种情况。
我们从春秋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古人虽然没有用现代的语言描述,但是却有很清楚的文明和野蛮的观念。而且很清楚文明才是对人类最有益的生活方式。所以儒家先贤孔夫子坚决主张尊王攘夷,强调华夏礼法,就是认为这样的道德规范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但是古人先贤也很清楚地指出,文明和野蛮不以血统来划分。夷蛮只要放弃弱肉强食、杀人抢劫的生活方式,遵守华夏礼法和道德规范,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就可以算做华夏。而华夏民众采用野蛮的思想意识,放弃华夏文明的准则,就是夷蛮。华夏没有自己的文明秩序,还不如夷蛮有文明秩序的社会。这就是所谓“华夏之无君、不如狄夷之有君”。所以,华夏文明的显著特点就是对天下个民族一视同仁,不以血统和群体来划分人类高低,而是以文明标准来划分。颇有些民族虚无主义的特色。
今天这种世界观受尽了中外各类自以为是者的嘲笑。他们说华夏古人井底之蛙、愚蠢不堪,以外天下只有自己文明,对周边的民族当作狄夷来蔑视。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而且中国离开其它文明较远,不知道其它文明的发展情况,只看到周边民族没有吸收华夏文明所带来的弊端。我们可以从后来被称为狄夷的北方游牧民族生活习惯中看到,他们茹毛饮血的生活,不会耕地纺织,生存难以得到保障。看见华夏生活优越,就用暴力杀人抢劫。有的在自己部落内部弱肉强食,儿子长大后就把年弱的老人杀死。绑架妇女和抢劫普遍。因为抢劫女人还常常杀死自己的父老兄弟。父子共强奸女人,没有辈份,而且经常被其它男人人掠走。所以妇女对养育后代责任感也不强。这样没有道德规范的社会,是不适合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因为农业生产周期长,在一年中,只要有一次被破坏,就没有收成。在一个有君王法律秩序的社会,成员分工合作,农业社会丰富的收获,造成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远远大于其它社会。古人把华夏礼仪是天道,发明了天下主义,不仅不是愚蠢的表现,而是高度智慧表现。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也是养育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存繁衍的宝贵财富。在人类生态环境恶化的今天,也未必没有积极作用。
古人的天下观念没有任何血统和种族歧视,是一个超前的思想意识,是在世界各国发展历史中,非常罕见的。当然,这也并非说明华夏古人天生比世界其它民族更善良,毕竟当时中国周边个部落民族大多是汉藏语系,不仅人种相同,而且语言相似,文字更是沟通容易。一旦能够充分交流沟通,民族壁垒就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了。我们要知道,这种华夏文明是天下中心、周边都是狄夷的思想,是中国古人在不知道世界其它文明发展情况下,从野蛮和文明的对比开始的。这个思想影响了中国两、三千年,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才改变。在这期间,不但没有出现过周边民族文明程度高于华夏的情况,而且华夏在汉到晚清以前都是世界首富,而且不断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掠夺和破坏。所以华夏民族对周边民族没有血统上的歧视,只有希望他们放弃野蛮吸收文明的责任感。天下主义、华夷之辩的指导思想对中国坚持文明的发展方向、避免野蛮的堕落,有著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其天下观念一直没有受到挑战和修正,也并非古人愚昧无知。
如果说民族主义就是在民族利益冲突中站在自己民族一方的话,那么华夏民族和其它民族一样,并非天生没有民族主义趋势。但这种民族主义是被天下主义指导的。这种指导的显著特点就是只有在外来民族做出烧杀掠抢、违背华夏道德规范的时候,才会团结起来抗争。在理论上并没有欺压其它民族利益和生存权力的倾向。华夏民族并非完全没有欺压其它民族的情况,但是在世界上所以曾经强大的民族中(要知道中国强大时期在古代世界各国中是最长的),华夏民族欺压其它民族的频率和规模都是最少。在天下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华夏民族知道自己的生存来自于辛勤劳动和发明创造。掠夺他人的财富对天下人民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即使有华夏个别政权有欺压、掠夺其它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从来不是主流,也从来没有得到崇拜和赞扬。即使是在本民族生存受到严重危机的时候过分反击的行为,比如冉敏抵抗侵入华夏掠夺欺压的白种人民族羯族时,杀害了对方无辜的家属,也被深受华夏文明影响的历史学家批评。而白种人君王石勒接受华夏文明的管理方式做出积极贡献,也被华夏历史学家赞扬。这种没有民族主义、不以血统群体作界线、只以道德作界线的现象,在古代世界是罕见的。
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以血统为界线,只以保护华夏人民幸福生活作为追求目标的特点,甚至可以在岳飞的诗词上表现出来:“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路!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我们可以看到岳飞抗金石不是为了杀人和掠夺。而是为了免受女真的烧杀掠抢破坏了中原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们可以说,这种没有民族主义只有文明的责任感的天下主义,在中华文明领先的时候,是非常宝贵的。它不仅仅让华夏民族坚持文明的发展方向,也让周边尽快地吸收华夏文明,并为之做出贡献。古代华夏文明长期领先世界个文明,和这种优秀的人文理论是分不开的。中国因此成为世界首富,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周边地区贫富差距巨大。而不幸的是,中国北方草原是世界产马最多的地区,造成了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军事力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贫富差距使得他们不引入文明,直接抢劫华夏文明的诱惑力最大,所以不断摧残破坏华夏文明,终於使得
华夏文明落后于其它文明。这既不是古人的愚蠢,也不是华夏文明的过错,地理环境使然。古代创造原发文明的民族都早已被野蛮民族毁灭消失,而只有华夏民族是世界上唯一创造原发文明,而依然屹立于世界,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奇迹。
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古代的天下主义仍然在深刻的影响著我们。却不符合今天世界的发展情况。这使得我们民族具有潜在的生存危机。这是因为,在华夏文明落后于其它文明的时候,那些更强大的文明都是随著强烈的民族主义长大的,他们不把天下人类都看成同类,没有中国古人对天下的责任感。这集中表现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在文明发展之后,对世界所有文明弱小民族地区的野蛮侵略、掠夺和压迫的殖民主义。帮助西方国家社会和睦的是基督文化,其本身可以促进民族主义中对本民族关系爱护。对社会发展很有好处。基督教文明并没有鼓励压迫其它民族的民族主义,可是这种欺压其它民族的民族主义倾向,一直在使用拼音文字各民族中扎根成长,否则在文字不同的民族被政权统一的时候,必然带来全民族性质的大规模的民族压迫和人民痛苦。这是和中国的客观条件不一样的。所以当西方国家文明发展壮大以后,民族主义促成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的沙文主义。而且刚好当时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出世,这使得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欺压他国有了理论基础。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殖民地,其后进一步发展成为纳粹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各种形式。不仅给世界各弱小民族带来深刻灾难,也给西方国家人民自己带来深刻灾难。
我们应该公平和客观地说,二次大战以后,受到伤害的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倾向的确已经大大减弱了。欺压其它国家的现象减少了。和两次大战以前西方殖民主义各种罪行对比,我们可以说,其弱肉强食的达尔文主义、损人利己的民族主义都不是占支配地位的主流。相对以前残酷欺压弱小民族,现在社会主流不再提倡害人害己的种族主义,而且的确有有一小部分人对弱小民族也有一定程度的帮助意识。这值得肯定和欣慰。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世界其它民族的民族主义自有其文化根源。西方国家是从强烈的民族主义长大的,其对自己民族同胞关心爱护远远高于其它民族。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他们和曾经领先世界的华夏文明不同,没有天下主义,也就是说对世界其它民族基本上没有什么责任感。在交往中损人利己的思维仍然占主导地位。对於利人利己的双赢尽管有兴趣,但是,以天下各民族生活幸福为己己任的思想是极其罕见的,也从来不占社会的主流。仅世界上最发达和强大的美国,做出损人的事情数不胜数,造成了世界其他国家无数人民的痛苦。为了对抗苏联保障自己的安全,美国支援伊斯兰原教旨在暴力武装,而对他们危害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平民百姓不屑一顾。苏联被赶走以后,美国再也美元干涉的兴趣,任伊斯兰原教旨发展壮大,在阿富汗地区坑害无数人民,最后911坑害的美国才去打他们,却连累了多少阿富汗人多少无辜百姓的丧生,无家可归的难民更是数不胜数。在伊拉克暴力政权侵占科威特时候,危及他们石油利益才出兵。对萨达姆残酷杀害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不管不顾,任其杀害。理由是为了流萨达姆和伊朗打仗,让他们在相互残杀中消耗
自己。以便两边控制。
和古代领先的华夏文明不同的是,如果西方文明对人类有什么关心爱护,那是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才有。对於其它民族的痛苦,不是他们关心的事情,因为他们对世界没有责任感。现代的西方国家暴力欺压其它国家的现象减少,但是通过外交政策制造其它民族痛苦的行为并不减少。在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英国为了保证自己不丢掉在香港和印度等地区的殖民地,想方设法阻止美国对中国的军火支援。希望日本把中国打垮,让中国永远不能收回香港,不知道有多少中国同胞因此丧生。而美国和俄国为了怕其它民族强大,就心照不宣的联手鼓励其它国家内斗、内耗,一手策划两个德国、两个日本和两个中国。他们严厉要求中共和国民党分开割据。而当时中国敌对双方的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都认为中国必须是统一的,结果竟然出现极端反共的美国同情共产党、停止支援反共的国民党、而苏共站在国民党一边威胁停止援助中国、设法阻止毛泽东打过长江的奇特现象。这些国家都不是从意识形态考虑,而是从本民族称霸的角度考虑,认为防止中国(当然还有德国、朝鲜)成为强大国家的方法,就是让他们成为两个敌对的国家,在相互残杀和憎恨中消磨自己的实力和劳动成果。一直到今天,台独现象就是遭受当时西方列强和北极熊损人利己外交政策痛苦的后遗症。
如果说古人的天下主义造福了中华民族的话,今天天下主义残余正在悄悄地危害著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一向民族主义意识淡薄,加上和世界直接交往的时期不长(过去基本上没有),思想意识只限于书本交流,这难以知道其它民族的发展经历。所以常常按照古代中国的天下主义去揣测别人的思想。吃了大亏也不知道。这表现在中国更容易引入不以民族而以天下为目标的理论。比如,共产主义讲究解放世界全人类,“工人阶级无祖国”。不仅仅把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当作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斗争看待,而且更加糟糕的是,认为最危险的敌人就是自己国家的阶级敌人。所以很多中国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以为,对自己国家的敌人绝不能手软,而对其它国家或者民族反而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有天然的亲近感。这种对於共产主义的理解方法,在同样是共产主义的俄国是不存在的。俄国在建立苏维埃联盟争取以后,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非常强烈,在对待国内各民族或在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友时,都以俄国利益为最高追求。而中国引入共产主义以后,政策竟然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反动,批判不存在的“大汉族主义”,而且还给非汉族予以法律特权,造成了很多受害者。没有机会接触本民族受害的汉族,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这不能不说是华夏“天下主义”遗留影响的负面效应。
在中国很多汉族人都相信世界的民族早晚要融合,实在没有必要有民族主义。这也是过去的“天下主义”在中国人民不了解世界真面目的情况下的一种天真。很多人因此提倡形形色色的民族虚无主义,有人认为如果中国是外国的殖民地,中国人民可以生活的更好,这本身就是对世界上初香港以外给英国殖民地人民痛苦命运无知的表现(香港一只独秀是因为华夏文明的基础得到发挥)。有人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垃圾。只要是外国和中国不一样的理论,都比中国的好。如果民族虚无主义尊敬人类生命价值和尊敬、防止汉民族欺压其他民族的话,并不是坏事。可是,这些民族虚无主义意识,却首先引导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同胞生命价值和尊敬极度蔑视。这实在和西方民族主义引导关心爱护自己同胞积极效应背道而驰。甚至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竟然发展到对自己同胞天然的怨气和憎恨,变成了一种逆向民族主义。
天下主义只能适合于文明强大的民族。中华民族被游牧部落反复破坏后,天下主义就从优越变成危害了。满清政权把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辩,从文明和野蛮的区分,篡改成为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对抗。在满清腐朽的统治下,中国文化的尊严可以说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彻底破产。面对帝国主义的欺压,中国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丧失了信心,反思自己传统文化的弊端。是合情合理的。但遗憾的是,中国抛弃的不是自己的缺点,而是自己的优点。中国没有采用更适合落后民族奋起直追的民族主义代替天下主义,不提倡关心爱护自己的同胞,而是用西方各种非主流思想。
在中国传统天下主义影响下,中国和世界列强的想法难以沟通。中国人总觉得世界强国就要对世界发展负责任。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当他们发现西方国家绝非天使,反应也容易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西方国家都是魔鬼。不可能和平共处。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化精英的思想就一直在这两个极端中循环。而在其它国家思想,天下和民族扩张和称霸世界是同意词。尽管西方国家的个别学者很清楚中国天下主义的概念,但是大多数汉学家按照他们自己的文化,把中国的天下思想看成是中华民众自以为是、企图称霸世界的世界观。再加上别有用心的政客故意把蒙古帝国在欧洲和全世界的扩张和屠杀和这种天下观念混为一谈,使得西方国家常常存在对中国的一种恐惧心理,认为这是中国今天在极其落后情况下仍然想称霸世界的野心。不仅天下观受尽了许多汉学家的讥讽、嘲弄(具体可见剑桥中国史的有关描述),而且,西方政客内心常有让中国在内斗、内耗中衰落的思想意识,并经常影响他们的对华政策。
中国近代社会的很多悲剧,都是放弃了华夏文明和世界文明中对本民族弱者的同情,同时有继承天下主义的潜意识而引起的。中国在普及达尔文进化论以来,主流思想就认为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所以知识精英倾向于相信中国人应该学会野蛮。也正是因为如此,那些给历史上华夏人民制造无数灾难的游牧民族领袖成吉思汗,不再被中国主流思想家说蔑视,而反而开始称为英雄。那时知识精英不知道,西方国家的强大,有其文明发展做背景,可以不断发明创造。让中国人追求弱肉强食,不能帮助中国在对抗其他民族的斗争中取胜,反而减低了自己社会对弱者的同情和关怀,加深了在自己的社会内斗剧烈程度,降低了文明发展的前进速度,更加落后与世界先进文明。
其后,中国又开始流行西方非主流思想的马列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帝国主义扩张、各国人民不断遭受苦难时代,极其具有吸引力。而其中世界上人民只有阶级之分,没有民族之分的观念,也比较符合中国的天下主义。但不幸的是,这种思想进一步减弱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人们为了阶级斗争,改革土地所有制的弊端,大批的人被杀害,造成被害者的亲属和共产主义者有深刻的仇恨,直接影响了抗战期间中国军民的战斗力。不同阶层利益的矛盾,不是通过调和双赢,而是非要用你死我活的暴力斗争才能解决的程度,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悲剧。而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潜在影响,也不象西方国家民族主义那样,对这种阶级矛盾起到调和作用。
中国大陆政权在加入共产主义阵营以后,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华夏民族虚无主义又进一部恶化。斯大林自己是大国沙文主义,可是严厉要求阵营中其他国家消除民族主义。对中国,他要求批判从来没有成为主流的“大汉族主义”。并扶持边疆少数民族。这本来是他制造中国内部矛盾、防止中国强大的民族主义措施。然而中国领导人却在古代“天下主义”和现代“共产主义”双重影响下,认为批判大汉族主义,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后来虽然中苏关系恶化,批判大汉主义的基调却一直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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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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