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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老哈谈称呼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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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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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跟着老哈谈称呼 (1628 reads) 时间: 2012-12-09 周日, 上午6:09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老哈突发雅兴，琢磨起wife的称呼来，把“贱内”当成商人的专用语，把“婆姨”等同于“老婆”。关于第一点，我已经跟帖请教过他了。我严重怀疑“贱内”只由商人使用之说。在我印象里，那与“拙荆”一样，都是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上用的。而“婆姨”似乎只有老陕使用，与南方的“婆娘”等价，既是一般已婚女士的通称，又可特指“老婆”。“某人的婆姨”意思也就是“某人的老婆”，相当于南方人说的“某人的婆娘”或“某人的堂客”。

其实“老婆”是北方话，南方人原来并不用。而无论是北方的“老婆”还是南方的“婆娘”或“堂客”，过去都只在下层社会中使用，决不能用在上层社会的正式场合。这些称呼都是中共泥腿子执政以后才普及的。

因为不知道“解放”前后人的称呼发生了巨变，老哈才会有这疑问：

“我听到的，当今恐怕有超过八九成的人会在熟人中称老婆为老婆，斯文点的，有点装的，叫太太，可是我在国内北方大小城市，还是老听见叫‘我爱人’ 的，这称呼到底是不是仍然很普遍啊？”

这“有点装”的感觉很滑稽，说明中共对中国的传统礼仪的扫荡是何等彻底，老哈才会“甚荒唐，反认他乡是故乡”，把恢复原来的正常的体面的称呼当成了“装”。

在传统社会，知书达理的人提到自己的妻子，都是说“拙荆”，“贱内” “内人”、“内子”等。如果在交谈中提到对方的妻子，则称为“令正”。自己的双亲叫“家父”“家母”或“先父”“先母”（如果死了的话），对方的叫“令尊”“令堂”。自己的儿子叫“犬子”、“小犬”、“小儿”，对方的叫“令郎”等等。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对这些称呼是非常认真的，丝毫不能弄错。

民国以后，称呼自己的妻子就逐渐改用“太太”或“夫人”（后者一般限于官宦人家）。这称呼在传统社会中也用，但一般只在下对上或上对下时使用，既是下人对主母的称呼，又是老爷对下人提到自己的妻子时用的称呼。但在与平级的人的谈话时提到自己的妻子时则不能使用，否则要闹出大笑话来——如果说“太太”，那就是把对方当成了佣人。如果说“我太太”，那就很像“我家太太”，把自己降为妻子的佣人了。这情况有点类似对孩子提到妻子时可以说“妈妈要你干什么”，但不能对平辈的人说这话，否则对方成自己的儿子了。而若是说“我妈妈”，那就把自己降为妻子的儿子了。

因为奉行孔教，传统中国的社会等级与家庭等级很相似，就连尊称都带有强烈的家族气息，所谓“老爷”“太太”其实原来都是对长辈的称呼，却被很自然地移植到了社会等级中。最滑稽的是“少爷”，直译是“年轻的祖父”。家里有了几个钱，就连小青年也成了佣人的祖父。而“先生”原意也是“先于我生”，其尊严同样来自于家族社会的敬老传统。

但民国建立后随着女权主义的流入，再用“拙荆”甚至“贱内”一类谦辞就显得不够尊重自己的妻子了，于是便改为“我太太”。至于“内人”、“内子”因为没有过分贬抑，倒仍然还在使用中。只有乡下人泥腿子，才会使用“老婆”、“婆娘”、“堂客”之类。

共党进城后，这一套礼仪就被完全彻底破除了。共产党由两部分人组成，极少数是城市愤青，一般是初中文化水平，“高知”也就是毛那样的高中生吧，如张国焘那种辍学的大学生算是凤毛麟角了。当年罗隆基在鸣放中说“现在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让老毛恨进了骨子里去，其实，称这些人为“小知识分子”，已经是极大的恭维了。

所谓“知识分子”本是外来语，是intellectuals的翻译。在西方，只有大学教授、科学家、艺术家、作家等等才能算intellectuals。但在共党中国，凡是大学生都称为“知识分子”。我在70年代看《参考消息》，说尼克松对知识分子有自卑感，觉得很奇怪：他本人也是大学毕业的啊，怎么还会这样呢？出国后才知道那是用“知识分子”来翻译intellectual造成的误解。在中国，不但大学生可以是“知识分子”，就连中学生也算“知识青年”，可见知识在中国是何等紧缺。罗隆基说的“小知识分子”，其实指的也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那些知青。这些人以及抗战期间奔赴延安的知青们，就构成了中共的所谓“知识分子干部”。

党的大部分成员则是所谓“工农干部”，主要是北国青纱帐里钻出来的满头高粱花子的庄稼汉。“愤青＋泥腿子”搅拌在一起，便炮制出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党文化”，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偏激＋粗鄙”，由愤青们负责提供前者，泥腿子提供后者。

愤青们是标榜“反封建”的反传统斗士，觉得“先生”、“太太”、“小姐”之类的称呼反映了阶级压迫，于是一律废除，将用于指代夫妻的“太太”“先生”改为没有性别的“爱人”，将用于称呼陌生人的“先生”“太太”“小姐”改为同样没有性别的“同志”。而北方泥腿子在征服了南国后，则把“老婆”推广到南方的日常用语中，不但取代了南方泥腿子用的“堂客”“婆娘”，还在城市里登堂入室，使得许多人在比较casual的场合都说“我老婆”，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北国泥腿子对南国城市文化的败坏。

赶紧补充说明一下。这里所说的“南方”，可能不包括广东那瘴烟蛮雨的化外顽国。盖我看香港电影里也动辄“老公”“老婆”地乱喊。那地方并未被共党污染，可能原来也就是粗鄙的吧：）

共党这一套后来就搞不下去了。早在文革后期，人民群众就开始反感“同志”的称呼。在许多地方，若想向陌生人要打听事儿之时，便称对方为“师傅”，这样听上去比较礼貌。我记得，在我家乡，这称呼一度非常流行，不管对方的职业是什么，哪怕是共军或警察也罢，都称之为“师傅”。90年代后期我回去，发现那称呼又改了，服务人员跟港澳台一样，称顾客为“先生”，而向我兜售商品的小贩则管我叫“老师”。我的模糊感觉是，后者远比前者更普及。

其实，就连“老师”这称呼也是共党强制性改造的结果。传统社会的老师都叫“先生”。这规矩一直保持到50年代中后期，学校里才废除了“先生”的称呼，改用“老师”。但在大学里，称呼老教授们仍用“先生”。这残存的习惯直到文革爆发才废除。那时老教授们基本都成了“牛鬼”，什么称呼都没有了，只剩下裸体的名字。等到后期“落实政策”，大学里充斥的已经是所谓的“工农兵学员”。那些人压根儿就不知道过去老师的称呼是“先生”，于是就再没人这么叫那些“高知”了。至此，“先生”的称呼被彻底废除。直到改革开放十多年后又才死灰复燃。

“爱人”的称呼也出现了变化。“乒乓外交”后，国门开了“一线天”，陆续有海外华人获准到“京上广”访问，回去后自然要发表观感。我在《参考消息》上不胜讶异地看到，某篇文章的作者对“爱人”这个称呼极为不适与反感，说那是lover，情人的意思，并不是指正式挂牌营业的太太。

那反感也传染了我。大学最后一年，我们去实习，我太太来看我。某女生问我：“你爱人哪天回去？”我不耐烦地打断了她：“什么爱人！是我老婆！我们是有licence的，不是黑市经营！”惊得她目瞪口呆，过后跟女生们说，老芦真是个粗胚啊，竟然管他爱人叫老婆！

改革开放港澳台文化大举入侵大陆。犹记90年代回国，向路人打听“公共汽车站”在哪儿，那人竟然懵然不知所对。待我改问“公交车站”在哪儿之后，他才答复了我的问题。进商店，见到“收款处”变成了“收银处”；在人们的谈话中，“旅馆”或“饭店”变成了“酒店”；“工作”或“上班”变成了“打工”。就连好些北方人的普通话，竟也或多或少带上了点港台味。最不适应的是完成式如英文一般，要加上个“have”，成了“你有去过吗？”“你有看过那部电影吗？” 虽然很不习惯，但我并无老跛的愤愤，反倒觉得是好事。大陆有如让北方痞子文化蹂躏，不如让南蛮子的软性文化腐蚀。

“太太”和“先生”们也就是这样联袂登陆的。我辈海外赤佬得风气之先，是最先改口的那部分人。我出国后，在与港澳台新马的华人来往中，自然而然也就跟着人家说“太太”。跟老哈的感觉不一样，我不觉得这么说“有点装”，反倒觉得从此多了个选择，不必在舍弃“my lover”之后只能改用“我老婆”，被全体女生视为惊世骇俗的粗胚了。

“小姐”登陆的下场则很不妙，最后竟然变成了风尘女子的专用名词。于是大陆至今没有一个适用于陌生女性的称呼，构成了我永久的困惑，每逢我向柜台后服务的女士问事时，喊过“小姐”之后心里都要打鼓：人家会不会误认为那是侮辱，翻脸痛骂我一顿？

最搞笑也最活该的就是“同志”的没落。感谢伟大的香港人把这个我深恶痛绝的称呼变成了“基佬”的代名词。我想，在他们作出这个伟大的发明后，如今大陆上除了党棍外，不会再有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了吧？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12-12-09 周日, 上午6:35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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