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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无弦琴:以当代儒教政治学使疑儒思想烟消云散——兼答复东海一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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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无弦琴:以当代儒教政治学使疑儒思想烟消云散——兼答复东海一枭   
东海一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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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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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无弦琴:以当代儒教政治学使疑儒思想烟消云散——兼答复东海一枭 (407 reads)      时间: 2007-6-10 周日, 下午5:19
作者：东海一枭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无弦琴:以当代儒教政治学使疑儒思想烟消云散——兼答复东海一枭
文章提交者：悠悠无弦琴

以当代儒教政治学使疑儒思想烟消云散——兼答复东海一枭

我现在再次答复东海一枭兄，因为你对儒家文化有认同，所以希望通过大辩论，使大家清楚理解当代儒家的宗旨，去除意气用事和崇洋思潮的影响；希望通过大辩论，去除疑儒的思想。

儒教的宪政就是返本开新、继往开来而重建国政，建立人民为君父、贤能当道的礼法制度，复兴华夏文化之正道焉！一消除专制和社会腐败，二超越西方式金权结合、庸俗劣质的泛自由、泛民主的制度！
但是，这是一个渐进和理性的过程，不能急功近利地反政府、甚至于借助西洋夷狄势力的！这会引了动乱和人民之痛苦。

国政——天道良知的、历史文化的、人心民意的自由民主之礼法

一、何谓国政
何谓“国政”？“国政”者合乎儒家主导的中华文化之性质，依于历史进程而渐进产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国政之歧出、沦丧由来已久。例如：清朝的部族政权专制狭隘，使传统白衣卿相的士人政治，被满族贵族在上、士人政治在下的杂混专制模式所取代！这是国政之歧出。20世纪除辛亥传统之短暂的不成熟的初进之外，异质性意识形态入主中国、党国政治、社会天翻地覆、阶级斗争……可谓国政沦丧焉！
当代所谓的“国政”就是：大众与贤能结合、道德与功利和谐、个体和全体之和谐的、自由民主的中华模式的礼法政治（或者按流行概念说是“宪政”），彻底走出当代的夷狄化之迷途和强盗社会的“泥潭”！体现的是中华文化的：一、道高于政，二、民本民权，三、贤能政治，四、仁政，五、义利和谐，六、个体权利和社群之义利和谐的，七、社会（或日“家”）优先、家国和谐的，八、社会自治的、礼制的，九、礼治与法治和谐的。此追求的是人道人本的、“初级大同社会”焉！国政不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政治，不是个人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当然也不是社群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国政是新儒家主导的礼教礼法主义的。也就是明德（立国教）、自由、贤贤、平等、亲亲、兴文（即礼乐化、兴文教）、和谐（内圣外王与自然生命之和谐、个体与全体之和谐等等）、生生（返本开新、继往开来）、格致（即科学）、利用厚生的洪范十纲！无“明德”之“自由”是放纵人欲而异化、物化之自由；无“贤贤”之“平等”是泛平等、平均主义、庸俗主义，乃自由之敌、伪德也。
“明德”、“亲亲”、“兴文”、“和谐”、“生生”则使社会不陷于宗教迷茫，亦不陷科学即格致的工具理性、物质技术的泛化，亦不陷于利用厚生之功利化、物质文明至上，亦不陷于传统和现代之对立，亦不陷于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对立，更不能陷于金权政治！从而使中国回归中华文化本位，走向“安身立命”也。
综合而言，国政就是合乎天道良知的、历史文化的、人心民意的自由民主之礼法！就是合乎儒教即国教之不治而教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
西化的自由主义，新、老左派，模仿前苏联模式之流变，等等，由于无中华本位、不是从中华文化出发，故而皆非“国政”焉！




二、 三重合法性下的儒教政治学原理
这三重合法性理论是儒家的传统政治学理论，当代由蒋庆先生首先明确性揭橥。本文所阐述的内容未必与蒋庆先生一致，这是由于各人背景、立场、理解的不同。然学术为公。
《大学》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尧舜之道、大同世、太平世皆是政治价值的终极关怀，是道德化的社会政治境界，不是具体特殊的秩序和制度。（这一点上甚至于某些儒家学者也有混淆。至于视之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观念皆文不对题焉！）儒家认为天下大治是人民自治的结果，贤能政治是善风俗之首要助力。（《礼运•大同》《击壤歌》等）这是中国政治的最高理想。而这中国政治的最高理想是依据心性天道合一的，天道和良知一也。孟子日“人皆可以为尧舜”。牟宗三日：“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线相承之道，其本质内容为仁义，其经典之文为《诗》、《书》、《易》、《春秋》，其表现于客观政治社会之制度为礼乐刑政。此道通过此一线之相承而不断，以见其为中华民族文化之命脉，即名日‘道统’。”

此理想社会原则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一、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希圣希贤，如此天下为公，揖让而授圣德。二、为仁由已、道德自律，教化为首。三、理一分殊、物各付物，是因人之心性之固有而发为德与礼，成事功！是各畅其性、各得其所，也就是礼义化的自由平等和多元主义。四、无为而治、德治。五、天下一家，家国和合。也就是尽心尽性尽伦尽制的内圣外王之道，这也是民本的最高价值内容！（因为它是自律和自律统摄他律的、内在的！它不是他律的外在的，所以不会成为以外力追求的乌托邦工程，不是基督教的天国，不是科学面貌的共产主义。此不可混淆的！）
此奠定了天道良知的合法性的内涵。
但是，任何政治都要受到历史现实的限制，即更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环境、民族、战争等等的现实限制，统治者大多是人兽混合的功利之辈。多数人不能成为士君子，士君子是少数，……于是历史现实上的政治是低级的、甚至于黑暗的，很少有闪光点。而天道良知的政治关怀，则是政治的最高价值判准，是政治的进步和退步之价值标准之首要根源！
天道良知的合法性就是：现实政治从其历史条件出发，是否趋向天道良知，还是背道而驰？趋向天道良知，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必然渐进合乎士、民的良心人情，邪恶和专制、腐败等减少，如此则是合乎天道良知之合法性。反之背道而驰者，则是不符合天道良知之合法性的！天道良知犹如太阳普照大地，万物才有希望和生机，虽然万物永远不可能与太阳同辉！天道良知的合法性就是检验万物是否面向阳光的法则标准，它是检验谁是黑暗、谁是不正不义的最高价值标准！
因为它是自律和自律统摄他律的、内在的，而不是他律的外在的，所以不可能成为以外力追求的乌托邦工程，不是基督教的天国，不是科学面貌的共产主义。此不可混淆的！

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即必须以中华文化为本位，要符合传统的个性和优性！
以儒家为本，以天道良知的合法性为最高价值关怀，以西为援，通变传统，返本开新，这是儒家的现代性！我们可以以西为援，但不需要以西方的现代性为标准。

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人心与道心相对，人心指个人自然生命，自然生命指利益、功利、权力、工作、受教育、吃穿住行、性、生子养老等人生需要和欲望，等等。由人心必然派生出个人权利，人心的合法性是个人权利的基础，前面所述的人心的内容理所当然可以成为个人权利的内容。民意是众意，指大众需要、共识和意愿等等。民意的合法性是大众权利的基础。大众权利是以普选为途径，大众在贤能的引导下，作主选择领导人，决定国家政治方向。人心民意的合法性指：个人与社群和谐，自然生命和礼义礼法和谐，由此出发判断政治的合法性！

这三重合法性不是分裂的而是和合的！任何一重合法性皆要受其他两重合法性的制衡与和谐化！是分立制衡而和谐化的！不是简单的分立制衡！
人心民意浸润于历史文化之中，受天道良知的理想之引领。所以，此人心不是无善恶是非的人心，是有人禽之辨的自然生命之人心，是庸俗的多数人自私自利而又受伦理风俗影响的人生、社会的态度。
文化与社会是由具体的人民来承担的。人民中有圣贤才智平庸愚劣之不等，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之不等。
所以，天道良知的合法性之自觉与大任是由贤能来承担的，大众从之！历史文化有雅文化和俗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相对之分立，雅文化、大传统主要由贤能、知识分子来担当。而俗文化、小传统则由大众为主，且与知识分子共同担当的！文化与社会的这种天然结构，决定了天道良知的合法性主要是由贤能主导，大众从之而担当！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则由贤能在上、大众在下，上下交合共同承担的！但是，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主要由大众为主，同时和贤能共同承担！


这三重合法性的信仰，落实于礼法制度、社会文化上就是首先落实民权与贤权和合的原则。因为天道良知的合法性须贤能担当，起教化之体用，唤醒、引领大众。历史文化的大传统也须贤能担当，起教化之体用，唤醒、引领大众。同时它浸润小传统、浸润风俗习惯、民心民志，起教化之体用。
至于在现实中，贤能起教化之体用，尊重人心之自然需要，唤醒、引领民意之方向，使它们不堕落于唯功利、背离天理人情甚至于人欲化；贤能使人民不被政客所煽动和操纵，有理智辨别是非、真假；贤能引导人民在选举领导人、选择宪政方式、选择国策上有理性！

“良知”、“人心”必然产生个人道义和个人权利。“良知”、“人心”是人权的信仰根基。民本和民意的合法性是民权的信仰根基。“天道良知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是个体贤权和集体贤权的信仰根基！“天道良知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之和合而制衡，就是必然地要求人权和民权、个体贤权和集体贤权的四权之和谐！西方的自由主义主张个人至上，只要人权不要贤权，使人权高于民权！而保守主义、社群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则强调社会和传统的重要性，但它们都没有贤权的自觉。这是西方政治学的致命缺陷焉！
没有贤权的自觉，就无举贤制度和贤能政治制度可言！更谈不上大众与贤能结合的优质政治！就会陷入庸俗劣质的多数人政治的困境！

蒋庆先生日“王道政治比民主政治更周全更完善更具有包容性。王道政治要求政治领导人不只对现世的人(选民)负有责任，还要对天道、自然、历史文化以及过去的人与将来的人负有责任。因为不仅人有人权，天也有天权、地也有物权，历史文化也有历史文化之权，过去的人与将来的人也有人权。只有天权、物权、人权、历史文化之权、往者之权与来者之权能够在政治中得到综合的实现，能够既各住自位又和谐共存，生民才会安居乐业，国家才会长治久安。如果天道被否定了，自然被破坏了，历史文化被抛弃了，过去的人与将来的人的权利被剥夺了，人世间只剩下当世之人的私欲泛滥横流，整个宇宙秩序与人类心灵秩序都被打乱了，那里还有政治秩序不乱之理。因为政治秩序是从宇宙秩序中派生的，同时政治秩序又是人类心灵秩序的体现，所以政治家就必须承担维护宇宙秩序与人类心灵秩序的责任。维护宇宙秩序与人类心灵秩序就是维护政治秩序，西方民主政治做不到这一点，只有中国的王道政治能够做到，因为中国的王道政治参通天地人，协调欲情理，能够使三重合法性并存制衡而调适上遂。”


“天道良知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之和合而分而制衡，就是体现圣与凡、大众与贤能结合、道德与功利和谐、个体和全体之和谐的政治学基本原则！
三重合法性的制衡和合，就是去人心之恶、去民意之劣、去历史文化之僵化过时者焉！
三重合法性的制衡和合，是善与善、义与义、利与利冲突的和谐，是“诸神竞争之和谐”，即“和而不同”、道并行而不相悖之和合焉！
三重合法性的制衡和合，最终追求的是礼义统摄下的自由、民主，以贤能政治引导大众政治，通过礼法而保障之，所以是王道政治的、优质的自由民主！而不是西方式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金权结合的庸俗劣质的自由、民主！


三、儒教的礼法制度或日儒教之宪政
天下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性的自由民主，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历史传统，就有不同的自由民主！所谓自由民主的普遍性，充其量只能指相近或者说是类似的一部分共识而已。没有自由民主的标准模式，更丝毫不能以西方模式为标准！日本那样文明，其自由民主尚且不同于个人主义的西方，何况曾经领先世界几千年的大中华文明呢？！不“复兴政统、再造礼法”怎么行呢？！因此首先要透彻理解中华之道统、中华文化，再致曲而理解政统与传统政治之得失，再理解西方政治学和西方政治的来龙去脉和得失。如此才能返本、以西为援、通变传统、集大成而开新！
返本、以西为援、通变传统、集大成而开新，这就是中华文化、儒教的现代性的四项基本原则！除此之外，是丝毫不能以西方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为中国文明的任何标准！
绝对不能首先崇敬西学，因为有了先入之见甚至于西学视角，就难以理解与西洋迥异的中华之道、国学和自己的历史传统了。民国初年以来直到今日，中国学术研究机制和学术评价标准、文教体系、知识体系皆操纵于西学派之手，看看大陆和台湾，从社会科学院到中央研究院，对中华之道有多少人觉悟？！西学流行，学者皆引援西学作发挥，以此企图解决中国的问题！我曾怒骂当代权威之学中半数以上者皆有伪学之性质。唯大儒罗义俊闻后而赞许之。

蒋介石时期学习德意俄，形成党国政治……。其后大陆学习马列主义，其造成的是社会天翻地覆、阶级斗争、毁弃中华文化、全盘西化（马列化等）、文革、破四旧……。大陆社会近二十年又摇摆于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结果腐化成风、人民痛苦而无权、权贵和暴发户当道！中国已经被他们折腾成什么样？看看暴发户是靠什么发财的？看权贵贪婪无知的嘴脸！看看上海南京路上从垃圾箱里捡东西吃的民工！教育产业化、医疗改革等，百姓受尽压榨！……当代台湾，儒家政治没有经过返本开新，这种局面导致了台湾政治模仿西方自由民主的“半夷狄化”，这是歧途！金权政治、“3、19”枪击案、陈水扁当选为领导人、族群和南北纷争、最近被揭开的弊案的“冰山一角”，皆突出表现了西方自由民主这“多病美人”的诸多缺陷性！崇洋“娶回美人”也意味着面临“政治多病”！继而引发文化和社会“多病”！即使检调公正有力，打弊得力，但它能减轻民意低能乏识、政治领导人无能却巧言当选、金权政治、功利化甚至于人欲化的大弊吗？？？不能！这不是简单的清廉有为、司法公正就能解决的问题！

百年至今的中国曲折而痛苦的经验，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必须以中华文化决定中国政治的道理吗？
该猛醒了！学术上不能抄袭，同理政治上也不能抄袭、学步！谁敢说抄袭万岁？？？
只有无良心的人才赞同继续做洋社会主义、洋资本主义、洋模式的自由民主的“宝贝儿子”、“洋孙子”！
我相信我们国人是受尽蒙蔽，没有多少人是真心诚意愿做这伪学之“学奴”的！做洋社会政治模式、洋教洋学的“卫道士”的！

政治是特殊的领域，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十分复杂的，有经济民生、社会秩序、安全、法律、族群、各种集团对立和纷争的国情……它是各种庞大势力和巨大利益角逐的场所……它是需要合理开放的权威和智慧、高超的政治艺术的特殊领域。
而人民中的多数人是有缺乏道义责任、知识经验。民意有理性和非理性的、甚至于无知愚昧的、暴烈的，有道义、功利、人欲的，有族群、地域、宗教的、政治经济利益纷争的、有长远利益和急功近利相冲突的……因为大多数人是为生活而奔波的，且在当代消费化社会中沉迷于娱乐消遣和生活享受。他们一、对文化、政治、经济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二、或者是有公民责任心而缺乏知识的和判断才能。三、或者是思考浅薄、情绪化的、个人利益化选择的。四、更是人云亦云而易受操纵于媒体和政客宣传的！因而有了民众的多数是“阿斗”型君主之说，继而怀疑多数人的民主是否成为昏君政治，使得奸臣当道，如奸臣：陈水扁、布什，更严重的是希特勒。或者说民主成为多数人的专制！如古希腊。这样政治素质的大众所主流的民意，是难以担负当家作主的大任。
然而，人民不成为国家的君主，执政者必不能一心为民，继而为了一已之利而损民误国。这种政治迟早会成为专制政治、祸国殃民的政治。怎么办？只有走儒教的王道政治统摄下的自由民主政治的大道！

所谓中华文化的儒教的政治大道是：大众和贤能结合的政体！道德和功利和谐的政治！个体和全体之和谐的、自由民主的中华模式的礼法政治（或者按流行概念说是“宪政”）
以贤能修正大众之缺陷和不足，以贤能之意修正和提升民意，为大众先导！但不是替民作主！贤能政治如果无大众政治为根底，就犹如无民主的权威政治，与夷狄同路！如果无贤能政治而只是大众政治，就会成为的功利化市场化庸俗化的政治！此也是夷狄之途！
这必然需要以贤权引导民权，以贤能政治引导大众政治，引导人权的作用方向（不限制、触动民权和人权内容）。如此才能落实“天道良知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之和合而制衡，体现圣与凡、大众与贤能结合、道德与功利和谐、个体和全体之和谐的政治学基本原则！

西方政治学是科学政治学主流的，即经验主义、实证主义、语言主义的……只能回答“是什么”，而不能回答“应当如何”。它们“是什么”派生“应当如何”，它们或者说是价值中立、或者价值观是被科学事实派生的！再者是：道德论和认识论上的个人主义、相对主义。
但是！政治本身不能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所谓极权主义说也“盗亦有道”，政治本身不能判断自己的价值，需要外在的原则、外在的目的价值来判断。政治正义从哪里来？正义是经过长时期的演变而来。是非善恶的观念长期演变为政治正义。无限后退的推理。在西方最后归论为宗教和神，而中国则归结为天道良知！政治归根结底有是非善恶的观念，也是有圣贤、贤能的信念和标准的。价值是没法外在证明的东西，只能内在实践体证和历史积累、验证。这就如几何学认为点没有面积，线没有粗细，物理学中光速最快，这都没有办法证明的一种假设——公理，西方人称之为＂先于人类经验的推论和假设＂。中国人所谓的正义就是天理人情，所谓贤能就是由此而出的德才兼备。这是先于科学的。罗尔斯的“正义观”也是这种性质的。“细察美德伦理学的著作……他们对于伦理学为什么应以美德为中心的论点，并没有什么严谨的理论论证。这种论证，就是在麦金泰尔‘集中关注美德与规则之间联系的本性’的巨著《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里面，也找不到。所以，在美德伦理学家那里，美德中心论的结论与其说得自于理论论证，不如说是得自直觉感悟。”

西方政治学的根本价值观是出于其历史文化而取舍的、不证自明的！然而他们的历史文化中没有天道良知的内在超越的理性信仰，没有贤能政治传统的，所以西方政治学缺乏贤能政治观也不足为奇，但不能以西学的学理来评判中国政治学的贤能政治之返本开新！
西方文化由于宗教的缺陷性和教派纷争、历史教训等等，因而政治学与宗教分开，也因此政治学趋向了科学化！这是西方文化造就的西方政治学的缺陷！特别是有价值缺陷的！西方文化是宗教性功利性科学性的，无道德人文为本，无礼义可言，宗教一衰落，功利和人欲便以科学为工具（科学即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语言主义、唯物科学主义等等）、以商业化和消费化社会为依托，而泛滥成灾！

儒家主张道德是自律产生的，不是他律之产物。这是不可违的根本原则。可以他律的是社会秩序、规则（包括普通伦理规则），这些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道德！道德以天道良知为最高价值，不是教义、教条、规范之物。当代人多数不觉道德和伦理的区别！更不识中西道德伦理的性质的迥然不同。

西方的道德与伦理是大同小异，皆是外在的规范。其源于基督教、或者社会功利性需要、以及抽象外在的形而上学、或者科学之派生。总之，不是人文实践、道德践形之自觉！中国道德则是源于天道良知，及其之致曲。中国伦理出自于人文或宗教性实践之自觉，及其之致曲和功利需要之和谐！道德高于伦理，伦理以道德为理想。道德是内在自律的，伦理是内在自律和外在他律之综合。……
教化是以道德伦理为主要内容的。因此，民意之提升，首先依赖于教化所引导的道德伦理之自律，和知识的学习。而不是他律的秩序和规则。西方的“积极自由”不然，“积极自由”是外在形而上学的、宗教的，是外在的规范、教义，其有强迫人自由的嫌疑。因为自律者须人实践而成此境界，不仅仅是模仿外在规范。外在规范是得意忘言之“言”，道义才是“意”。例如：雷锋因信仰而行为，此信仰是外在的，而不是良知之不滞不遗。他的思想与“积极自由”同是外在规范的、教义的。如果他不认为他的行为发自于领袖、党派、主义而是良心之当然，那么雷锋的思与行才是道义、礼义之自觉的！如此他也必然对任何权威的不义言行加以抵制和批判！当然雷锋决不是这境界上的。教化是引导个人和群体自明良心，通过贤能引导、人民自主、社会自治的秩序，由良心而共立社会规范。私人空间是独立的，然其在教化环境下也得以提升！[当代学界先混淆中西道德伦理之大异，继而误判中国儒家的政治价值系统（礼义）是“积极自由”的，此乃谬也！]洋积极自由与礼义不可混淆！
洋积极自由是外在形而上学的教义和规范；教化、礼义是内在的道义境界，及其致曲的外在规范，以道义为体，外在规范是用，道义又以良知为本！因此：
一、道义、教化、礼义是自律的、不滞不遗于万事万物的，不会强迫人的。强迫人是以已所不欲施于人，是不义的！道义、礼义的外在规范也是与时俱进的，不是教条和不可通变的，因为良心判断及其致曲，必然去除“义”滞后于时代之僵化，和种种不义，从而摸索与时俱进的“新义”和规范。洋积极自由是外在形而上学的教义和规范，以教义和规范判断人之言行，而不是以自明良知为最高目的，所以有“家长式”之非自由之嫌疑以及难以与时俱进！伦理的、社会的秩序代代有变迁，而良心和礼义则维持秩序、规范的合理化，且通变之、使之从善如流！西方是达不到这种文化境界的，它是宗教性功利性科学性的，唯独没有以人的实践性之境界之实有的自觉为本。
二、礼义是以良知自明为目的，不是以某个规范为目的。因而是开明而宽容的，尊重个人、特殊群体的非邪恶而多元之言行（包括缺乏善的信仰或日常之言行）。教化不是警察而是正面引导和“润物细无声”，所以儒家从孔子至王阳明皆是教育家！礼义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理想与现实之中庸兼容的，是境界提升的多元主义。而洋积极自由却是偏于教条化理想的、有所离于多元主义的。主张消极自由的洋学则是缺乏理想的价值平面化的多元主义。这是造成深重的“西方社会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礼义不是非功利的，功利和知识一样主要是工具性的，其价值观须礼义驾驭！科学求真、民生求利、工商求财，皆是大大须推动的！须以义驭利，不义之求真（如对核爆炸之科学求真）、不义之利（经济挂帅、唯商业化、官商勾结、贫富悬殊、与民争利、资本垄断化等），是礼义坚决反对的！以义所驭之利之知识，多多益善，此利此知识越发展，义越充实越饱满！礼义越彰明，发展科学和发展百姓利益的推动力越大！所谓“正德利用厚生”！
四、良知是立道德和立教化之本焉！不是限制之标准！限制之标准是恶！所谓“恶”是良知致曲之判断和历史文化、社会之判断的合一，缺一不可！这是运作于自由民主制度和开放社会环境下的。恶不仅仅是不义，而且是损害礼义与社群的、非个人空间的行为。不义是可以合法存在的，因为教化是引人向善，不是强力驱人向善，驱人向善非善焉。恶才是受限制的！西方从个人权利第一的理念出发，由此而产生价值中立、无善恶是非的自由观，这成了其政治学的“金科玉律”。其弊皆由此而来！结果多数人和资产阶级的好利轻义成了主流，所谓教化在其自由秩序中成为边缘化之物。西方与道德伦理分离的法治，其所限制的标准不是恶，而是对社会和个人的有直接功利性的伤害行为。这种法治限制底线太低而放纵邪恶，教化又在其自由秩序中成为边缘化之物，那么这样的社会必然是人欲横流的社会，这种政治必然是功利化市场化的庸俗政治！西方便是如此！

一从“天道良知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之和合制衡而出发；二从道统高于政统出发；三从教化、礼义的自律主导、统摄他律之规范和秩序出发；四从落实王道政治统摄自由民主政治出发；五从圣凡和谐、大众与贤能结合、道德与功利和谐、个体和全体之和谐出发。从这些基本原理出发，必然产生道统、教统高于政治权力机关，而实行不治而教的宪政原则；必然产生精神文明（在政治上称为“文治”）与物质文明（在政治上称为“物治”）分立和谐、且精神文明先于物质文明（在政治上即文治先于物治）的宪政原则！如此而建立的是五权分立制衡的政治体制：即立法、行政、文治、司法、监察的五权宪政！超越三权分立制衡的西方式宪政！
文治和物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之分立和谐，是避免：唯物化、经济挂帅压倒文化大计、急功近利压倒文化的长远目标；文化因此常常被异质化，成为政治经济的功利性的附庸……这是世界政治的普遍现象。因而它们不能合在一起。

首先，如何建立大众和贤能结合的政治呢？首先是在选举政治上体现大众和贤能结合的原则。先以科举和清议结合，建立举贤制度，由此选出贤能阶层。贤能阶层是德才兼备的人组成，他们可以是至贫，也可以是巨富，他们成为贤能是因为他们的德才，而不是因为任何其他标准！这使他们能够超越自身利益和政治成见，而有道义和公正的立场，有为国家和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考量的胸襟和学识，有兼顾少数人的义利诉求的气量！由这样的人群形成民众的榜样和效仿的对象，从而提升和修正民意！所谓“修已安人”焉！这样的人群总体上不会被财团收买、金权结合的；不会被哗众取宠、分裂民意的政客、声势浩大的政争造势所动。（对于至贫的贤士须有适当的养士制度）
如此，必然要建立太学制度。太学由士选（即贤能或日贤士选举）产生！一、执掌由上而下的无为而治即不治而教的大任。有立法提案权和参加议会立法辩论的权力；传召上至总统下至部长质询和批评的权力；二、建立高级政务官（包括总统）和党派领袖、高级文官，及其家庭，定期受再教育的机制，以求国家领导人德才兼备。政治领导人缺乏再教育是政治腐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世界政治的通病。监督和制衡只能行于外，教化才能行于内！三、作为权威参考，引导国家和社会的学术思想和公共政策，建立科举、各种公务考试的知识标准。四、执掌国礼，如三祭大礼。
太学是贤能阶层定期开放选举产生的，而贤能又是经过严格程序，产生于社会，由于它是定期开放选举产生的，因而不能形成知识霸权，而是从善如流、与时俱进的。
太学体现的是无治权的学治、精神之圣贤之治！是国师、太师！体现的是道统高于政统！无治权，则不陷于利益集团的纠缠和诱惑，保持旁观者清和道统、学统、师统之纯洁！

在普选制度上，要体现贤能的表率作用。一、士选（贤士选举）先于普选三天而举行，其结果将影响民情！二、士选之后的三天中，各候选人的竞选全面停止，而再由国家提供经费、工具（不允许自费、任何个人和团体提供捐助）进行士人宣传活动，使士选的结果公正地直接影响到民众的选情。这里的士人选票与百姓的选票是同样的一票，却能取得比普通一票大得多的影响力！提升和修正了民意！使普选与士选的结果相近。合理的民意是自由民主的根本，普选是制度的根本！士选是引导作用和意义的。民众的意愿是现实性功利性特殊性大于理想性长远性整体性的，而贤能的意念有时是有可能过于理想化的、或者说对人民的需要体认不全面的。大众政治和贤能政治结合才能互相修正和补充，这才是政治之正途！
由于民意素质的缺陷性，因此一部分权力很大的、或者专业性较强的民意代表和官职应由贤能选举产生。
举贤制度是凭德才，所以不仅仅是凭“试卷”，也要评其个人道德实践的社会“清议”。举贤制度不能保障每个人是贤能，但能保障选拔出的贤士中多数是人民中德才兼备的杰出者！能担当为民作引路人的职责！士选更是比普选要严格和贤明。因为贤士作为选民，其素质是很高的，不容易为政治宣传所动，而更关心其政策的优劣和可行性！陈水扁、布什肯定经不过士选的！而士选又直接影响决定谁当选的普选的选情和结果！另外不存在“科举考试上来的官员”，通过科举加上清议才能取得体制内贤能的资格，然后要经过提名和比普选严格得多的自由士选，才能成为当选者，这样的官员应该比单纯普选选出的官员更有学识、廉洁和进取精神！

最后，必须切除金权政治这个自由民主的“大毒瘤”。一、任何党派、候选人不能接受任何团体的捐赠！团体的捐赠由监察院下设专门机构接受，再公平补贴符合资格的候选人。这样，财团、宗教团体、工会等都不能以捐赠获得政策倾斜。无法权钱交易！二、对于党派接受个人捐赠须限制金额！三、建立公平选举环境，选举期间任何媒体不得作收费的政治广告和采访；任何媒体在支持某一候选人时，须拿出相当于宣传其支持人的一半版面供另一候选人作宣传。这样降低选举经费，打破财团掌握的媒体对选举的宣传控制，也斩断了金权交易的另一种途径！四、由于限制捐赠会引起竞选经费不足，国家须公平地义务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工具、场所。同时合理限定竞选时间，竞选期越长，耗资越大，金权选举的危险越大。
对于这些斩断金权政治的制度安排，西学是理所当然的反对者，因为它们迷信市场式的自由秩序，把表达自由看作是至高无上。而儒家政治学却把良知和民本看作是至高无上，而表达自由是第二义的！表达自由如果和良知、民本冲突，则修正表达自由。只有从儒家政治学出发，才可以切除“金权政治”这自由民主的“大毒瘤”。

在这种贤能与大众结合的基本制度原则下，有了贤能政治的作用，才能落实道统、教统高于政治权力机关，而实行不治而教的宪政原则；落实精神文明（在政治上称为“文治”）与物质文明（在政治上称为“物治”）分立和谐、且精神文明先于物质文明（在政治上即文治先于物治）的宪政原则！也就是政治上的文治与物治分立和谐，文治先于物治。其在制度安排上是：实行立法、行政、文治、司法、监察的五权宪政！

总统成为名义上国家元首而不掌握行政权。行政权由总理掌握！在五权冲突、党派恶争、国家发生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时，总统成为总调解人和重大决策人如紧急状态令、解散五权中的一权而重新选举。当然这总统必须是无党派的。且无行政权。否则总统权太大。美国和法国皆有总统权过大之嫌疑。
行政权须独立且高效有力，才能符合大国复杂的国情，决不能实行低效且不稳定的议会制。总理直接由普选产生！

立法分上、下议会。立法也必须文治与物治两分，上议院管文治领域的、精神文明方面的立法，下议院管行政领域、物质文明方面的立法。上、下议会通过的宪法，必然趋向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对和合的、文治和物治相对和合的！这种宪法制度才能是德礼政刑相对和合的礼法制度，而不是西方式的唯政与刑的法律主义、泛政治主义的！在美国，父母打年幼子女竟然遭警察拘捕，其结果是骨肉失恩。可见“唯政与刑的法律主义、泛政治主义的”的走火入魔！文治的问题由物治方式解决必然笑话丛生。要礼法之治，而不仅仅是法治！必须对中华法系作返本开新，而不能学步西法！
凡是涉及文治和行政两方面的立法，则必须经过上、下议会通过。
由于民意素质的缺陷性，由于上议院管文治领域的、精神文明方面的立法，对德才要求很高，因此上议会的半数的议员应由贤能阶层自由选举产生，才能很好地履行职责。而普选产生的另一半议员则能很好反映人民中的大众需要。同时，下议院管行政领域、物质文明方面的立法，对于民众关系重大，所以由普选产生六成的议员，另外四成的议员由贤能选举产生。

文治权与行政权分立制衡，是体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分立和谐！行政权由于掌握物质文明建设和国家安全，利益集团无不缠绕于其中，很难说有多少领导国家的高瞻远瞩和政治纯洁。古今中外的政治和社会兴盛是由利而起，政治和社会的庸俗与腐化也皆由利而起，如何保障政治和社会不过于庸俗和腐化？文治和物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分立和谐，是避免：唯物化、经济挂帅压倒文化大计、急功近利压倒文化的长远目标；文化因此常常被异质化，成为政治经济的功利性的附庸……这是世界政治的普遍现象。因而它们不能合在一起。
太学制度和立法机关的文治的上议会、独立的文治权力机关、大众与贤能结合的宪政安排与礼法化，就是以具体制度对治此焉！

把政府限定于行政权之内、限定于经济、安全、福利等领域！政治和教化的结合，必须排除政府的因素！西方是反面教材，西方是政府与教化的具体内容分开即价值中立，政府却与教化的秩序、规则、机制涉入很多，以自由的名义建立善恶同等、价值平面化的、结果是放纵恶的文教的法治秩序！政府有文教等权力，以泛政治主义、以自由主义放纵文化事业！使之功利化、工具化、市场化！政府政策有商人、律师等等强势利益集团的作用！而中国传统政治学在这方面是：政府与教化内容结合，其历史价值是有的，但在当代是极不合时宜的，甚至于引发更大弊病！中西政治都不足取！应当通它们的政治理念，而变之，再开新。我提出的太学制度、贤能政治、文治权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政府和教化的分立的探讨自古就有，如太学制度，章太炎也提出过教育权独立！教化不仅仅是教育，是一切文化事业、精神文明之建设。政治与教化结合的前提是：排除政府。如此才能使政治权力引发的弊病限制于最低！既要道德提升，又要并重自由、合理的功利！教化权与政府权必须切割开来，但教化与政治必须结合而不能分。否则政治将无道德伦理可言，我们的未来将是类似于人欲横流的当代西方。台湾就在这歧途上！
文治权力机关应是委员会制的，由贤能或日“贤士”、以及大众各选举一半委员产生。
行政权力机关首长——总理，当然由普选产生的。他必须顺应民意，又必须受贤能政治体系的制约和提升。

司法权力机关也实行委员会制！由其执行维护宪法和最高司法裁决和宪法解释。其成员——司法委员（或日最高法官）也可以由“贤士”选举一半，由省级议会和中央议会联席选举另一半！美国的最高法官是由总统提名，这有很大问题。总统未必能提名私人，但必定提名与之价值观和政见相近的人士。这些人在司法裁决中往往倾向于与其提名人的政见相近的一方！这在美国政治史是一个不小的问题，当代也不免俗。行政长官只能管行政。这最高法官不实行普选的原因在于：它是中立于政治之外的、公正的、专业性很高的，而普选会产生党派涉入、金权选举、候选人以其竞选实力而不是专业德才当选的大弊！

监察权是与立法、行政、文治、司法并立的一权，传统上监察权除了不能与皇权并立之外，可以与任何权并立！今皇权即民权，民权即是至高无上的！监察权有五：一、谏议人民之得失和修养，以求正民风。今人民即皇上，民风正则万事顺，政府也会诚惶诚恐尽心为民谋幸福；民风不正而昏，政客便会当道。如陈水扁、布什之当道。民间知识分子与人民共喜怒哀乐，是批评于下；而监察权力机关不是普选产生，不怕得罪民众，有稳定的资源支持谏议！体制内外互相补充和呼应，使民众不能成为暴君和昏君，自由民主才能长治久安！人民幸福才能保障！
二、以复兴封驳制度而振兴文官制度的价值理性，中国传统文官制度是有理想一面的，不同于当今世界的消极执行政务的文官制度。所以，应当以复兴封驳制度而振兴传统文官制度的理想性一面，且弥补政务首长之不足。即：由文官系统开放推举和提名各部的特别监察长的人选，此人选应是精熟本部政务的德高望重者。监察院任免之，他也就此脱离文官编制。当今世界的宪政制度上，是行政首长提名，议会同意各部部长。但是，此部长人选往往是政治大佬，并不见得精通本部政务，难免乱指挥或者不顾具体情况死板执行总理的政策。而文官是不能违背长官命令的！而作为监察院代表的特别监察长，则有权封驳其行政命令，指出其不当之处，促其反省。这就弥补了政务长官的不足！当然，封驳是有限的，止于二、三次而已，但政务长官的一意孤行将承担所有后果！一旦产生严重失误，他将面临监察院向议会提出弹劾案。
三、监察整个政治的运作，执行不治而议论的职责，其议论的对象是：政党、立法、行政、文治、司法、军警特情机构，等等，提出批评和建议！评估他们的政绩！对严重产生失误后果的，可向议会提出弹劾。
四、监察和检调上至总统下至部长及其家庭的刑事犯罪，以及危及国家的大案。
五、监察政府机构的行政违法。这样公民对行政违法的诉讼，首先就有监察检调的支持。
监察权是国家的“安全阀”，这在传统政治中也是如此！当代在自由民主的宪政下，更要光大之！！！
监察权力机关实行委员会制，不是由行政首长提名，而可以由“贤士”选举一半，由省级议会和中央议会联席选举另一半！这不行普选的原因在于：监察是中立于政治之外的、专业性很高的，而普选会产生党派涉入、金权选举、候选人以其竞选才能而不是专业德才当选的大弊！

另外，有两大独立机构——中央银行和选举事务机构，应当实行委员会制。其委员应由士选产生。因为这两大机构是关系到经济和政治正常运作的关键性机构，一、必须独立且高效有权威。二、必须专业性水平高超。三、中立于政治之外。因而不能由普选和议会选举产生！而由士选才能产生理想人选！美国、台湾的选举问题，皆由于行政涉入而引发了制度化的不公正。

由于民意素质的缺陷性，因此一部分权力很大的、或者专业性较强的民意代表和官职应由贤能选举产生。如立法权力机关中的半数上议员、百分之四十的下议员，半数的文治权力机关的委员，半数的司法委员（最高法官），半数的监察权力机关的委员。普选终究是占优的！总统、总理由普选直接产生，上、下议会的议长、文治权力机关首长皆由普选出身者产生！为什么要赋予贤能这么大的权力呢？因为：一、民众的素质难以辨别真假、贤愚和政策的对错！难以选出能使人民和国家之义利得以伸张的贤明的领导人。反而易被人哗众取宠或分裂民意，或被人通过媒体广告和街头造势所吸引，如此投票难保正确性！二、贤能无独立的利益，有德才的约束，且受民众的清议，可通过严格的制度将有私或不良者或不积极者清除。故而贤能是人民中优秀者，他们只有拥有了很大权力，才能引导人民！在各重要权力机构中推出士选出的官员，与普选出的官员共同工作，既严守根本民意、去民意中的非理性，又使掌权者的素质得以提升！

以贤能之意修正民意的缺陷。贤能之意没有民意之非理性、低级化之弊，有德有才知公共政策之得失！这是贤能政治的优性！士选官员也更加德才兼备、专业进取！
然而在西方，又是如何的政治状况呢？贤能是民众中的少数，民主却反映的是多数人的决策。除了有巨大财力的资产阶级、有政治影响力的律师阶层等等之外。任何少数皆无力量、皆或多或少是边缘化的。贤能也是如此。当代西方的知识分子就是边缘化的，西方占主流的是占选民多数的中产阶级和掌握财富与媒体的资产阶级，他们是强势者。政党和政客要想有作为，首先必须讨好这两个阶级，再争取其他属于少数的阶层，如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边缘化是西方政治功利化独大的原因之一！这是西式自由民主政治的特质决定的！自由使人人有表达自由，而强势者（掌握财权和媒体的资产阶级）和多数人顺理成章地成为主流，民主就是这主流所主导下的！尽管自由主义强调对少数的保护，然其结果是：自由导致了使民主成为多数人和强势者的民主！自由主义强调价值中立，但在其自由的秩序下、在“思想市场”上，多数人好利轻义，功利化人欲化庸俗化的价值观成为当然的主流，社会文化和政治也随之趋向于功利化人欲化庸俗化！在这种政治之下，知识分子只能居批判者的地位而有限地影响社会。在西方，其民意素质的缺陷性是无法修正和弥补的！从托克维尔……至今，对西方的重量轻质的多数人民主、无是非的自由的批评，就不绝于耳。西方自由民主提升的障碍在于其自身文化缺陷——道德人文的缺乏、中庸的礼义的缺位、贤能政治传统的缺位！

有人认为西学派的自由主义在制度上有优势，儒家较粗疏，是这样的吗？！西学派无优势可言，只不过徒有西方强势背景支撑而已！儒家在返本、援西入儒、通变传统、集大成开新的四大基本原则下，足以开出超越西方的儒家政治学和礼法制度！！！
政治不能是政客、党派、商团等利益集团和选票结合的市场和名利场。它必须有太学权（师权）、文治权、大众和贤能结合的政治之遏制和提升！各种各领域的利益集团及其表达自由是自由民主的基石，决不能任其腐化！功利化和市场化的自由民主是人类政治的歧途，只符合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背离了西方文明开创自由民主时的初衷和理想（如自然法、天赋人权的理想），也与西方基督教的价值观相违背，更与以儒家为主的中华文化相冲突！
重申一遍：各种各领域的利益集团及其表达自由是自由民主的基石，这是不能轻视而必须珍惜的！但是，功利化和市场化的自由民主是人类政治的歧途，也与西方基督教的价值观相违背，更与以儒家为主的中华文化相冲突！中国不能学步西方！

士选是普选的修正和提升，贤能政治是大众政治的引导和修正！文治是对物治的修正！大众和贤能结合而互相修正和补充，使政治合理和健康发展才是中华政治文明的正道焉！……民间自由和监督是最珍贵的！自由兴学办学、舆论自由、结社自由、经济自由、监督和批评政治的自由等等……它们是体制内制衡和修正的根基，无民间的自由、自治和对政治系统的监督权，任何制度皆将成为良知民本和自由民主的异化！

只有通过圣贤、贤能；通过体认了天道良知、历史文化的，同时尊重人心人权、众意的圣贤、贤能群体；通过礼法宪政和贤能政治；才能引导大众政治，从而实现贤权和民权、人权的和谐，从而贯彻落实这五大政治原理：一、“天道良知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之和合制衡；二、道统高于政统；三、教化、礼义的自律主导、统摄他律之规范和秩序；四、王道政治统摄自由民主政治；五、圣凡和谐、大众与贤能结合、道德与功利和谐、个体和全体之和谐。贯彻落实道统、教统高于政治权力机关，而实行不治而教的宪政原则；贯彻落实精神文明（在政治上称为“文治”）与物质文明（在政治上称为“物治”）分立和谐、且精神文明先于物质文明（在政治上即文治先于物治）的宪政原则！如此以五权分立制衡的政治体制：即立法、行政、文治、司法、监察的五权宪政！超越三权分立制衡的西方式宪政！

最后，发一点感慨：打个比方说，西方自由民主犹如多病的雾中美人，美当然美，病也病。但是，如果大家要听信西学派的主张，则将会付出血汗代价而“娶回”无德无能持家的“花瓶”，时间长了恐怕连观赏价值也不保，带来了美也带来了多病。文化上认同儒家、政治上认同自由主义的儒生，还有自由主义者，就是不明白这道理，他们对儒学和传统的理解有限，不知道自由民主必须由中华文化自身来创造和决定！而不是学步外人而得的！



无弦琴

孔紀二五五八年




作者：东海一枭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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