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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童话一条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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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童话创作在中国说不起大话，大人们自欺欺人的“成人童话”则牛气冲天。除了武侠、言情系列中的正宗货，一些被视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其实也是此类。《朝阳沟》这出戏，就是供农民享用的“梦幻童话剧”。那条“朝阳沟”，不仅充斥着“依呀咳哪呀咳”的虚词，还兜住了一沟子天真烂漫却并不生动活泼的脑袋。
十几年前入豫，一日数闻陈词老调，即对中原文化之理性精神有所怀疑。看着中原人至今仍把低幼当高超，把陈腐当骄傲，我干脆说出这句憋了很久的话：这出矫情戏经久不衰的辉煌，成就于中原人强大的惰性和经年累月的文化黯淡。
说它“矫情”是客气话。它不是一般的“高于生活”，而是高到让城乡差距扭曲倒置，高到用一层织有温情、欢乐图案的面纱，遮住了“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那沉重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灾难。“银环”进山时，禁锢农民的严密机制业已形成，农村已成为惩罚、改造城里人的地方。被规定为“农业人口”的栓保没有一点选择的权利，理想、文化都改变不了他在山沟讨生活的命运。可“非农”的银环女，弃城里的户口、粮本、就业等“天然优势”，那分明是“往火坑里跳。”非到万不得已，是不能跨出这一步的，跨出了她也不能无组织无纪律想回就回，她的口粮与合法身份在她离城时就没了。戏中所谓朝阳沟人的自豪，不过是“咱队里，一敲钟，他两个，前面走，咱娘俩，后边行，”这奇怪的“幸福滋味”，在那种导致缺吃少穿的“优越体制”一败涂地若干年后，回味起来越发的奇怪。至于涉及青年远大理想的“支书计划”——“当一个农业科学家”，啥、啥、啥呀！热热闹闹搞了“大炼钢渣”、“剃光山头”，再搞“牛配猪”、“卫星田”等“科学实验”，往后就赶上“无名水肿”、“天聋地哑”的年代了。就算剧中人都躲过了“老天收人”的大劫，咱能昧着良心欣赏银环、栓保们的“流金岁月”和“青春无悔”吗？
据说编剧们是非常熟悉农村生活的城里人，想必知道存在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具体制度，人为的把市民与农民相区别，将城市与乡村相隔离。如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婚姻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还有起着保证作用的收容与遣返制度等。由其织就的天罗地网控制了所有的基本权利与生存条件，平常人欲突破这种“制度壁垒”，实现居住、婚姻、发展的个人理想，那是痴心妄想。当然，“人往低处走”，还是被允许、被鼓励的。由于极“左”路线弄得就业机会少之又少而社会危机愈演愈烈，愚蠢的当权者竟然将解决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城市农村化”、“市民农民化”上，在坚持城乡隔离政策不动摇的同时却提倡城市青年下乡。这项愚蠢透顶的“百年大计”，攒下一屁股“孽债”后不得不宣告破产。尽管轰轰烈烈地宣传动员，大树特树典型，“扎根”与“结合”依然是纸面上的成功。城市女“知青”和农民组成家庭的事例，比“洋妞”嫁中国男人的还稀罕，歌颂这种美满姻缘的帮闲戏大概属硕果仅存类。我不否认“银环”有所谓的“原型”，但我相信除她们的“城市贫民”背景相似外，在思想情感上难有相同相通之处。
或许连制度的设计者也低估了“城乡隔离体制”的“威力”，但百姓们则因其是被动的“当事人”而保持了起码的判断力。这一体制之严酷比法律的强制力度更甚，有悖于此的情感与行为鲜有存在之可能。它不仅轻而易举地阻断爱情与友谊，连中国人无比珍重的天伦之情，在它面前也一钱不值。笔者是从小吃“皇粮”的“机关子弟”，对农民境遇的了解多来自“小干部”、“小职员”家庭。几十年中，我见过许多被“人为切割”的家庭和亲情，他们想和亲爹亲娘妻子儿女一起生活这样极自然、极简单的愿望，却因亲人是“农业人口”而无法实现。所有的权力、观念与生活的必需条件，都对人们的“人性”、“人欲”与“人权”毫不容情。翻了身的并对“知青”有“再教育权”的农民，在城里找不到合法的立足之地，怀揣“要饭证明”的“老师”们或可走遍祖国大地，不是“盲流”的“贫下中农”却走不出百里方圆，只因他没有“粮票”。乡下人的经济地位和“公民待遇”明摆着，不瞎不傻的城里人谁会相信“新农村”的神话而急着往乡下嫁姑娘呢？嫁过去的也是为生计所迫，凑合的缘分，和革命与政治不沾边的。回顾其时至今犹难免惊诧：问我所有“非农”的男同学，竟从未有过和农村女同学谈情说爱的念头。那时我们没觉得有歧视之心，对两类人的差别也没有清晰认识，但却无例外、无意识的从情感上自觉遵守了“隔离规则”，可见这“规则”何等强劲，又是怎样的“深入人心”。至于“非农”的女同学，更不想和“老农”婚恋的事，对她们来说这种婚恋悲剧因素更多，对后代还有份交代不过去的责任：制度规定子女户籍“性质”随母不随父，她们失去“非农”身份则意味着断了后代可“世袭”的进身之路。即使不以社会学的眼光考察，看城乡青年大规模、长时间接触之后的两性关系和通婚状况，也能教人体会到“制度的奇迹”。对此“琼迷”们不懂尚可理解，那是有点“生不逢时”或者“低幼”的缘故。“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文人不懂，若非装傻，那就是“深入”到不见“生活”的地步了。
既然说是“反映现实生活”、“展现时代精神”的，那就必须是尊重、符合社会现实与社会心理的。然而《朝》剧中的“现实”与“心理”，和大多数人所见所闻所想的截然不同——两者必有一假。
中国文人之人文精神的失落，彰显于“现实主义”作品创作中的“造假规则”：以“小真”造“大假”；以“真迹”证“伪理”；以“官念”代“民意”。用积累的“丰富素材”，“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地方特色”，“细致的观察描述”……等等“真实”乃至“亲切”的杂七杂八，最终设计出一个虚拟的“生活背景”，一系列公众中未产生未认可的“公众意识”，一种无视人们真实感受的“时代感”。这样的“创作方法”，让个别事例发挥即便是“革命统计学”也起不到的作用，以不相干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动机强加于人，“典型论证”出并不存在的“普遍现象”。然后另一部分文人就出来煞有介事地认定作品的“忠实纪录”手法及其“赤胆忠心”。在独立思想与民间记录失却生存空间的情况下，“时代感”（包括历史感、现实感）是可以按标准化模式成批量生产、灌输的，产品标签的贴法随行就市，并非有着严格的定义和评审标准。所以 ，一些名为“现实”的东西，其实是“巨人神话”、“官人瞎话”、“文人痞话”、“假人闲话”，由其合成“群众”的主要精神食粮——“百姓童话”。
“作品”的文化量、道德值往往与其发行量、流行度成反比，有“全面专政”则更是如此。当理性主义被压迫至狭小角落，角落外自然尽属理性之敌耀武扬威的领地。成功不是得益于作品自身的质量，而是得益于思想、文化、艺术的失败。有必要对一些曾经走红而至今仍洋洋自得的作者指出这一点：让他们自豪自得的东西，在正常情况下根本就不成东西、不是东西。人们之所以接受、熟悉甚至喜爱某些东西，正是因为他们曾经有一段无奈、迷乱、耻辱的历史，并且还有许多人尚未告别昨日“文化”的恶梦。而一些文人进身的阶梯，正是现实与憧憬、需求与匮乏、困苦与慰籍之间的巨大反差。
探究导致作品兴衰的社会、文化根由，“大跃进”时期出台的《朝》剧实为难得的研究样本。戏中人性、人情未绝，人物无“高大全”之辈，吹牛不力，未臻天花乱坠之境。
平心而论，作者乃当时较有“人文”者。祸于此，它迈不过极“左”文化的门坎，注定被打入“毒草”堆里；福于此，随“旗手”之旗落地而一举成旗，至今还“登楞楞”地飘呀飘。遑论其他，该剧迎合特定受众的“卖点”是有的。“小两口返乡”、“刁婆子上门”、“恋爱危机”、“亲家唠嗑”等等，都是受众喜欢的小卖点，最打动农民的大卖点是“城里的漂亮女学生嫁农民，以银环母女为代表的市民拜倒在了农民脚下”。酸不拉几麻辣甜勾兑成一桶穷山沟里的“忘情水”：谁说农民地位低得不能再低了？谁说农村生活实在太艰难了？不！我们还不太糟，也大有希望。你看银环来了！咱农民的儿子争气呀！祖坟上冒青烟啦！农民兄弟们乐见黑暗中的一线光明，专冲他们而去的明光毕竟太少，不论来自戏剧还是生活都让他们感动。他们不去想也不愿想：城里人嫁农村即可成模范典型、大戏题材，有这亘古未有的“喜剧”，对“三农”而言难道不正是痛煞人的悲剧吗？
银环，一位被派遣来慰藉农民的“天使”，一位最有农民缘的“大众情人”，她是亿万个“董永”的“七仙女”。她妈，则象征着无可奈何的“老天爷”。尽管银环意志不够坚定但毕竟情有可原，尽管她家孤女寡母无职业但毕竟她是有文化的城里人，尽管戏里没有明确一对青年的夫妻关系但毕竟不是因“阶级感情”才来一块的。重要的是银环到底没跑掉，栓保家拴住了媳妇，而这媳妇本属另一个世界。她不象多数城里人那么“势利眼”，她用“以身相许”的实际行动，反击了对农民的歧视与漠视，证明忠贞的爱情和坚挺的道义都在农民一边。因此，当栓保叫出“银环同志”，搬出刘胡兰、董存瑞用政治砝码平衡爱情天平时，农民兄弟也顾不得这有多畸形、多别扭，只觉得掌握了天经地义的农民摧枯拉朽很痛快，庄稼汉、庄稼婆成功教育了城里女学生挺过瘾。其实，同样有理论的银环女面对英雄和理论哪会那么不堪一击呢？出了那些英雄就规定本姑娘非在你家“干革命”不成？英雄教“好儿女志在四方”，我到革命干部、工人阶级家锻炼难道不比在这儿更革命？“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呢！不是吗？“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理还说得过去，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非钻这个被窝不可”，这理说着就牙碜了。好在银环服从革命理论，识大体顾大局把自己的去留、婚嫁和大事业、大信仰联系起来，要不，这层窗户纸一捅破，农民就没可高兴的事由啦！
越是痛苦就越需要慰籍；越是无时不面对就越想回避；越是无望就越寻求麻醉；越是不自信就越欢迎外来的肯定；越是现实中被歧视就越想获得精神上的胜利。以理性的消失为代价，弥平那不愿正视却豁然于脚边的万丈鸿沟，迎合、放纵本能的心理需求，提供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对等感乃至优胜感——于是喜闻乐见、皆大欢喜。中国文化中不乏可证此说的事实现象。已成为保留节目的“女打男”作品，与《朝》剧有相似之处。受尽凌辱、压迫的小脚女子把胡子拉碴的大老爷们打得满地找牙，社会生活中地位低下、人格依附的“小奴家”，在舞台上三胳膊两腿旋转了乾坤。女同胞看戏解气解恨过把瘾，爷们家乐得是“雌威一振百媚生”。脱离了咱的文化背景就歪曲了咱的“文化功能”。“苏修”看《杨门女将》说中国人“好战”，爷们打没了娘儿们拖儿 带女接着上；蒙马哥利看着看着拂袖而去，留下一句“爱看女人挂帅的女人不是女人，爱看女人挂帅的男人不是男人”。虽然“女打男”在老外眼中发生变形，但仍属可交流之列，而《朝》剧对外交流起来麻烦就大了，不是真正的“中国通”再看也搞不懂。老外们不知道“城乡二元结构”的厉害，自然理解不了此体制下中国人的人事与爱情。故而《朝》剧虽在本土长兴不衰，但它不会因“非常民族”而“成为世界的”。对咱来说虽是宝贝，对外炫耀咱并不好意思，这玩意属纯粹对内、对下的那种，如果借鉴外部眼光非走眼不可。解读它的内涵与功能，非长期置身于中国特色环境的我辈莫属。不夸张的说，懂了《朝阳沟》就懂了中国，懂了中国下层。
多年来，中原大地上发生的诸多荒诞与诡秘、暴虐与灾难，证明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中原文化”呢？要么优秀的“中原文化”已被扫荡的惨不忍睹，仅剩几片凤毛麟角犹放射着石火之光；再不然就是传统的“中原文化”原本就没有多少智慧灵光和人文底蕴。而今，中原又成为歌颂“好皇帝”的“文化中心”了。“中原发行量第一”的大报每日同版连载《康熙大帝》和《〈朝阳沟〉之父》，笔者似乎从中看到了“中原文化”的某些“时代特征”，于是捉笔炮制此文。近日报刊上又讨论失落的“中原形象”了，不免令人联想到这里对伪文化、旧文化的慷慨大度，想到“左”祸、“皇毒”在中原的横行无忌，想到马屁飞扬、斯文扫地的文字和文人。文化领域的张扬与严苛长期错位，那“形象”岂是“维护”、“抗争”所能挽回的？“中原文化”与“中原形象”已难有自我更新的机会，只因它不会欢迎不能让人麻木、陶醉的理性文化。等到那支实力不菲的“杂文豫军”能在本土发表力作的时候，等到《羊的门》这类现实主义作品压倒“王朝系列”时，再说。
“好难舍好难分”该分就分，“走一步退两步”也得进步。还“童话”以本来面目与真实“功能”，告别那迷迷蒙蒙的“童话一条沟”，走过去，“前面是片天”。
摘自:王蒙/朱铁志编《2000年度中国最佳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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