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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廖盖隆的党内“三权分立”设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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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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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大约二十年前，读过一份报告记录，谈的是党内“三权分立”的设想。报告人廖盖隆，时任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那套设想的要点，能回忆起来的有：(1) 设立中顾委。(2) 中央委员会改名
为中央执行委员会。(3) 中执委、中顾委和中纪委互不统属。(4) 三者分工合作。中顾委议大事。中
执委议具体问题。报告中说参考了西方的三权分立思想和实践。无缘重读那个报告，只能回忆起很少
一点了。那套设想，今天看起来也是非常前卫的，可在当时并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以往的务实设
想，现在仍然有助于认识大陆民主化问题。
上述三个委员会中，牌子最老的是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它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个认识，
说来话长。
宪法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常被戏称为表决机器或橡皮图章。它的花瓶性质，是
从老大哥那儿引进的苏维埃大会制度决定的。这种制度，七十年前的苏区就已引进了。跟民国头些年
的国会和后来实现国父设计的立法院所引进的西方议会制度相比，苏维埃大会制度有如下特色：
(1) 直选的基层大会代表的候选人，除了老大哥早期和京沪几所大学八十年代初的例外，都是党组织
提名的。竞选活动无人敢搞或被禁止，所以候选人的为人和政见，选民所知甚少。很清楚，基层人大
代表这种荣誉是党组织给的，不是选民给的，所以该对党组织负责还是该对选民负责，代表不会犯糊
涂。
(2) 非基层大会代表的候选人，也是党组织向下级大会提名的。候选人的为人和政见，选举人也所知
甚少，因为没有竞选活动。当选代表也自觉不自觉地对党组织负责，因为后者是事实上的授权者。
(3) 代表过多，开不成有效的讨论会，只能开成大型或巨型报告会。
(4) 大多数代表欠缺在那个级别的会上会下有效活动所需的实力、关系、能力或经验。
(5) 会期只有几天，只够走走过场：听几个报告、分组会上听几句指示和感想（少数大佬或不甘沉默
者可以发发指示或感想）、举几次手（或按几下表决器）。
(6) 休会期很长，至少一年。如此先天不足的机构，也不可容其经常开会。如果经常开会，它就可能
成长演进，索取名义上属于自己的地区或国家最高权力。对应之法是在代表中挑出一些人，组成常委
会。人大常委会多开几次无妨，反正名义上的最高权力不属于它。
无独有偶，党章上的全党最高权力机构————全国党代会，也是个花瓶。党代会制度，也是从老大
哥那儿引进的（时间是更早的八十年前），可以跟苏维埃大会制度比美。上面说的六条特色，也可以
在党代会制度里看到，只是头尾两条有所不同：
(1a) 直选的基层党代会代表的候选人，都是上级党组织审查批准后提名的。竞选活动无人敢搞或被禁
止，所以候选人的政见，选举人所知甚少（至于候选人的为人，在行政区和大单位里，选举人也是所
知甚少，但在小单位里，选举人有所了解）。很清楚，基层党代会代表这种荣誉是上级党组织给的，
不是选举人给的，所以该对上级党组织负责还是该对选举人负责，代表不会犯糊涂。
(6a) 间隔期漫长，至少五年。
因为具有这些制度特色，所以人大会议和党代会（尤其是全国全党的）就能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
的大会”（这是文革里中共“九大”公报里的自我表扬），没有唇枪舌剑，没有讨价还价，更没有表
决定胜负。例外难免，不听党组织招呼的官员选举风波，近些年的地方人大会议中偶尔也闹闹。
中央委员会制度也是从老大哥那儿引进的（时间是七十多年前）。它看起来具有上述多条特色，但是
有一个截然不同之处：中央委员具备在会上会下有效活动所需的实力、关系、能力和经验。这是他们
的地位所要求和给与的。大多数中央委员是第一级承上启下的统治者，即省部首长，包括封疆大吏
（一级行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书记（当时叫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领军诸侯（大军区
和军兵种司令和政委）和各部尚书（中央党政军机关各部门首长和书记）。
中央委员会会议，在常态下也是平平淡淡的，但到了紧要关头就会露峥嵘。比较近的三次惊心动魄的
中央全会是：1966年北京城里老毛极左派打垮刘邓官僚派的八届十一中全会、1970年庐山上林家将挑
战毛家帮而惨败的九届二中全会、1978年北京城里邓陈修正派打垮华汪凡是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此
后，胡耀邦下台、八九大案和赵紫阳等人下台，也要在中央全会上定案。从党史上可以看出，党的一
个不成文的传统就是：党国大事，需经中央全会通过或追认。如此一来，号令就可以传下去了，合法
性也就够了。天下大事，中央委员定则定矣。党代会和人大，不足虑也。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囊括了
党国基本游戏规则的立法权、党国大事的行政权、党国首脑任免权和终审权。
与中央委员会相似，下面的各级委员会（党委会、总支部委员会、支委会）是地区或单位的最高权力
机构，但是它们的权力，有军队式的前提，即服从上级命令。
与中央委员会相比，中纪委制度是很晚（五十年代）才从老大哥那儿引进的，文革前叫中央监察委员
会，功能是监察省部级党员干部。1979年重新设立后，中纪委受中央委员会领导，中纪委常委会受政
治局领导。首任中纪委一把手（第一书记陈云）是政治局常委，这成了沿袭至今的定例。比后来规格
高的是，首任二把手（第二书记邓颖超）和三把手（第三书记胡耀邦）都是政治局委员。中纪委常委
会类似于中央军委常委会，实为中央机关功能部门（如同办公厅、组织部、政法委、研究室），但级
别高于后者。此后，各级党委会之下也设立了纪委，监察下一级党员干部。
中顾委是当时党内最高层正在酝酿设立的机构，为的是安置不服老、不甘心交权退休的中央委员，给
他们一个半退休（或美其名曰“二线”）的位置。这个机构1982年设立。这是中共的制度创新，但远
不如国民党制衡性的中央评议委员会。以后一级行政区也设立了顾委。前些年该退休的高干，没有老
子打下天下就要坐一辈子天下的牛劲了，顾委就都撤销了。
廖盖隆的设想，是针对当时现实的。大陆政治制度（或不刺耳的“体制”）的主要问题，至今基本如
故，可以就党内外、党内上下层、党内上层左邻右舍的制衡这三个方面来看。就内外制衡来看，权力
集中在党内，党外无法制衡党内。就上下制衡来看，权力集中在上层，下层无法制衡上层。就左右制
衡来看，权力集中在一个机构（从中央委员会向政治局集中，再向政治局常委会集中），并趋向于向
一个人集中，没有最高机构之间的制衡。就问题的难易和缓急程度来说，优先顺序是左右制衡、上下
制衡、内外制衡。廖盖隆抓住最高层酝酿设立中顾委的时机，提出设想，利用原有和新设的中央机
构，使中央委员会、中顾委和中纪委互相制衡。这是个巧妙的民主化起步方案，可惜未得应用。
廖盖隆提出设想之后的二十年来，形成党内最高机构之间的制衡，无人重提。这个最容易、最急迫的
制衡，都想不到做，那么政治体制改革的老话重提，还有什么意义呢？不能或不肯限制自己的权力，
除了贪心，还有观念问题。华莱士当面说江泽民是独裁者，江泽民无法理解，辩解说政治局常委经常
表决，怎么会是独裁者呢？如此说来，只有专制君主才是独裁者了。不受制衡的最高权力机构，只能
是专制机构，其成员还会不是独裁者吗？老年人的观念，就这么回事儿了。谁家的老人，不是老脑筋
呢？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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