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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中国之毁灭》第20章、生态环境保护与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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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之毁灭》第20章、生态环境保护与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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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中国之毁灭》第20章、生态环境保护与新闻自由 (491 reads)      时间: 2002-11-08 周五, 下午6:15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



郑义





第二十章 生态环境保护与新闻自由



公开的“内参”



——“洪雅事件”（略）



严格保密的淮河特大水污染



无论如何，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们已经相当尽职。



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媒体奉命装聋作哑，一言不发。



1994年7月，江苏省淮河岸边的盱眙县经历了六十年不遇的持续高温和大旱。7月28

日，淮河又爆发了一次特大水污染。两亿立方米高浓度污水形成了100多公里成长的

污染团带，久滞不去。一夜之间，以淮河水维生的盱眙县立刻陷入瘫痪状态。20万

人断水，人们四处寻找一口可喝之水，工厂停工、商店关门，连政府人员都惶恐不

安，无心办公。军队紧急出动，运水救灾……



但是，如此严重灾难却没有在媒体上得到任何及时反映。一周之後，远在数千里之

外的《中国青年报》才以新闻照片的形式小心翼翼地披露了盱眙特大水污染。直到

第十二天，江苏省报才极为谨慎地报导了“旱情”，而完全回避了“污染”二字。

8月13日，即特大水污染爆发半月之後，《人民日报》才进行了较为客观报导。



这是中国媒体第一次公开披露淮河的特大污染事件。



淮河流域历史上首次特大水污染发生於1978年。因消息被封锁，至今鲜为人知。那

一年，淮河水位因大旱而下降。为提高水位以利发电，蚌埠闸连续关闭了二百四十

七天，造成淮河断流，污染浓化。蚌埠市日排污水23万吨，大半年积累下来的数千

万吨污水淤滞在市区42公里河道内，浓度越来越高，红虫孽生，鱼虾灭绝。自来水

厂被迫停产，50万市民被迫饮用肮脏的废井水和防空洞积水。为了救急，政府部门

实施了一个抽走污水引进清水的“翻水工程”。结果事与愿违，反而形成了更大污

染。当时的市委书记黄驭极为沈痛内疚，含泪指示秘书“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给人

民！”然而，人民需要了解的有关他们切身利益的情况仍然没有见诸报端。对淮河

流域已经爆发过的多次严重水污染事件，媒体一概缄口不语。首次污染事件发生於

1974年，四年之後是第二次，再三年是第三次；进入八十年代，大约平均两年就发

生一次；进入九十年代之後年年发生，而且每年都在两次以上；1994年发生四次，

至1996年，每两次特大污染之间仅隔数月。（2）



如今，只是在淮河流域因水污染已病入膏肓，全国风闻之际，媒体才不得不进行报

导。对此作出最真实详尽报导的亦并非记者和新闻媒体，而是一位作家和一家文学

期刊。二十年至为宝贵的时间过去了，巨大灾难已经形成。即使以最严厉的手段加

以抢救，其苦果也将够我们的後人消受漫长岁月。



很难否认媒体对灾情的封锁是造成灾难性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巧妙控制的三峡工程论争（略）



鲜为人知的核污染



九十年代初，山西省曾发生了一起秘而不宣的“核泄漏”事故，至今不为社会所知

。（略）



据香港《明报》披露：近年来，放射源流失民间的恶性事故不断发生。此类事故一

般均存在著“四不清”：被盗窃或丢失之时间地点不清，流散民间之途径不清，曾

接触放射源之人员不清，受害者接受之剂量不清。（6）由於新闻封锁，一般社会大

众更是毫不知情。



如果说媒体对放射源流失事故秘而不宣尚有某种理由，那麽，对核子试验所造成的

大面积污染也缄口不语则有共谋之嫌了。



由於官方对媒体的严格禁令，中国核污染的情况至今外界知之甚少。零星透露出来

的，仅是一些“观察性的”无法定量的粗略情况。



中国新疆核子试验场中心（黄羊沟）位於北纬41.5度，东经88.5度，西距人口稠密

的库尔勒市和焉耆县和近百万人口的水源地（新疆第一大淡水湖博斯腾湖）仅270公

里，距核子试验场後勤城市马兰仅180公里，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三十六团场

仅127公里。一位曾经在新疆工作多年的旅美学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

那里核污染情况，已到了怵目惊心的程度，凡是靠近核子试验场方向的树木，树叶

全部脱光，长满鱼鳞片的皮肤病患者和毛发脱落等症，随处可见。试验基地每进行

一次核爆炸，远在万里之外的日本，便向中国递上照会，严重抗议，说是原子放射

的尘埃，已随风飘到日本上空，污染了日本的环境，而近在试验场数百里之内的几

百万中国人民，包括汉人和少数民族，却默默忍受著所有核污染造成的种种严重後

果。……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三十六团的驻地，离开试验场只有百多里，又

处在下风口，那里的核污染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树木光秃，麦子没有麦芒，

短短地贴近地面。那里没有虫害。害虫和益鸟早已逃离此地。昆虫动物可以作这种

选择，而人却不能。兵团的准军事制度和人身依附的户籍登记制，把三十六团近万

名农工及家眷孩子，死死地拴在那里。”（7）



从六十年代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直到今天，中国的官方媒体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宣传核

武的“伟大成就”，对核污染则守口如瓶。第一次原爆试验时驾机穿过蘑菇云的三

位飞行员和几次进入现场收取样品、资料的大量军人和科技人员，入党记功上光荣

榜，得到了很高的荣誉。但不久之後，先後得上了莫名其妙的不治之症，被送往浙

江的一个疗养院，永远没有告诉社会发生了什麽。一些领导核子试验的上层人士，

如张爱萍、聂荣臻、宋任穷、王淦昌、钱三强、邓稼先等，仅在回忆录里透露过少

量核污染情况及自己的顾虑，多半是面对历史罪责以期自我开脱而已。



所有消息均受到严格控制。



每一次核子试验都不通知当地政府和人民。



仅仅有一次例外——首次氢弹试验。大约当局深知氢弹的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破

天荒事先通知了当地政府，令地方政府安排全体职工和居民放假一天。而所有的防

护措施不过是不要出屋，把窗户贴上“米”字形纸条，把暴露在室外的食物用麻袋

和帆布加以覆盖。直到试爆前一天，居民才得到通知。人们毫无撤离的可能，只有

躲在屋里，等待可怖的夹带著热风的“滚地雷”隆隆扫过。



在这种视个人生命如草芥的制度下，身居高位的中共官员也无法免受核污染的危害

。每次核子试验，基地都要邀请巴音郭楞自治州党政军首长和军垦农二师首长观看

，并宴请庆功。但这些官员却想尽办法，以生病或开会加以推脱。



1985年12月6日，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学生及民众游行示威，其中的一条要求便是停

止在新疆进行核子试验。示威立即遭到禁止，并逮捕了数人。由於官方实行新闻控

制，外界包括新疆以外地区鲜为人知。



1986年3月，中国政府宣布停止大气层核武器试验，并随即封闭了试验区。两个月之

後，当地居民便开始盗窃、哄抢试验区内的各种物资。据香港《前哨》杂志刊登的

一篇显然根据“内参”改写的文章披露，1988年上半年，某县公安机关截获了本县

某乡130余人从禁区拉出的各类物资共8卡车。同期，另一县截获了2卡车。



●“大卡车、拖拉机、畜力车、马匹等运输工具进入禁区，就像蚂蚁一样执著。这

些“搬家”队伍从四面八方向禁区延伸，“包围”的态势早就形成，而且逐步向禁

区的腹部地带开进。……91年5月，有人开著大汽车，拉著氧气切割器材等工具进入

禁区，将供原爆试验用的飞机、坦克、大炮、座架等分割切开。运回来的有大炮的

底座、坦克的炮筒、飞机的翅膀等……91年12月27日，有人分乘11辆汽车、14辆拖

拉机进入基地，盗窃进一步升级，不再是蚕食，而是张开了血盆大口疯狂贪婪地撕

咬著禁区这块肥肉。”



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仅两年多的时间里，私自进入禁区的人员共600余人次，拖

拉机、汽车共数百辆。



在新闻媒体的集体沈默中，愚昧无知的人们遭受到大剂量核放射伤害，并把核污染

带入社会。一个农民在禁区里吃了自带的西瓜等食物，然後大睡一觉。当他再从核

爆现场出来时，浑身肿胀得已是“腐败巨人”。农民们把遭核污染的钢材、木料拉

回去盖房，把粮食、油料拉回家食用，把飞机铝皮做成蒸笼……他们生命的结局是

可想而知的。更为骇人的是，在短短的时间内，禁区周围的废品收购站急剧上升到

4 000多处，而流动的收购站点就有2 000多个。未经任何检测和处理的核污染物资

，就这样静悄悄地流向毫不知情毫不设防的社会。（8）



江泽民说：“我们所说的新闻的真实性同新闻工作的阶级性是一致的。”（9）这无

异於说，为了某种政治利益，隐瞒甚至编造事实恰恰体现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因

此，诸如核污染一类重大事件，媒体将永远隐瞒下去。 延迟报导的特大森林火灾（

略）



九八水灾和“内参”



中国的媒体不仅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喉舌”，还同时是当政者的“耳目”。



——中国新闻媒体公开欺瞒和内部实报相结合的奇妙结构，成功地实现了最高当局

知情权独占和民众知情权普遍剥夺的双重功能。



一方面，媒体对社会大众封锁消息，并引导他们相信当政者的英明廉洁与丰功伟绩

；另一方面，媒体迅速地向当政者提供秘密情报，以协助他们实施无孔不入的社会

控制。有研究者写道： ●“中国大陆的新闻机构，……利用遍布国内外各地的通讯

网络和凭藉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安全部门、公安部门以及其他情治机关部门相配

合，形成了一个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监视的系统。由於新闻工作的特性，其触角伸向

党内、军中和各社会阶层，严密监视党员干部、军队官兵、知识份子和普通群众的

生活、行动，一旦社会的任何角落出现反对中共以及社会主义的动向和重大的行动

，均会及时地反映到中共高层以及各级党委。由於新闻机构在中共内部是一个较为

中立的机构，没有部门偏见，反映情况真实、全面以及效率都要高於公安或安全部

门，因此身受中共各级领导尤其是高层的重视。”（13）



其主要形式就是阅读范围有严格限定的“内参”（内部参考资料）。



以中国最庞大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为例：



其公开向外介绍的职责就是“广泛收集国内外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和社会生活

等各方面的新情况；及时、全面、准确地为中央决策提供各种参考资料，当好中央

的耳目。编印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内部刊物。”（14）新华社编印的密级最高的“内

参”叫《国内动态清样》，刊登突发重大事件和党内高层建议，每天一两期（在特

殊情况下随时报导，如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高潮期，几乎每小时都向中南海上

报一次“内参清样”），以“绝密文件”发至中央首长和部长，近年来扩大至省委

书记和省长（部级正职）。次一级“内参”叫《内部参考》，刊登重大事件和重要

言论，每周两期，每期4、50页，信息量较大，以“机密文件”发至“地师级”，是

中、高级官员取得国内秘密资讯的主要通道。再次一级叫《内参选编》，内容是《

内部参考》中不机密的资讯，每周一期，每期3、40页，以“机密级”发至“县团级

”，乡长、科长、营长级官员也可以阅读，是基层官员获得国内秘密资讯的唯一正

式通道。此外，新华社还编印《参考资料》（机密级）、《国际内参》（机密级）

、《台港澳情况》（机密级）、《参考要闻》（秘密级）等几种国外资讯汇编，向

各级官员提供国际重大事件的报导和分析。



据新闻界知情人士证实：“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有秘密的‘参考资料类’文件供

各级领导阅读。”（15）



这种“内参”体系的设立，可能得之於统治者长期的经验教训：新闻封锁有时也会

封锁到最高统治者头上。历史上，试图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曾经被一张专门印制给他

一个人看的“报纸”所蒙蔽；“大跃进”时期，全国媒体和官员迎合毛泽东的好大

喜功，无人敢说真话，最後弄得连毛本人都搞不清真实情况。就其本质而言，“内

参”是当政者进行社会控制的情报手段，与新闻自由无关。相反，由於由於这种“

密奏”功能与剥夺社会大众知情权的封锁功能实为一体两面，恰恰是新闻不自由的

表现。它是当政者的“耳目”，不是人民的“耳目”。“内参”诚然也具有某种监

督功能，但毕竟只是权力集团的内部监督，而且只是中央对地方、几个人对全体官

员的监督。因此，它和民主社会里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称的“第四权”——大众

传媒完全不同。它不具备人民监督政府的功能。



中国新闻媒体以公开瞒骗和内部实报并行不悖的双重原则，以知情权按权力分配直

至完全剥夺的配置方式，成功地实现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愚弄与统治。】



以下是一个“内参”与“受控新闻”同时运用的范例。



1991年夏，华东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除了沦为泽国的广大乡村，被洪水围

困的大中城市便有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蚌埠、嘉兴、武汉、沙

市、芜湖、淮南、兴化等。为了保住城市，一处又一处破堤分洪的爆炸惊天动地，

告急的“内参”及各类机密函电雪片般飞向北京，形势已是万分危机。然而，当局

就是不予报导。因为此类国内突发性重大事件和灾难属於“内参”的范围，民众是

无权知情的。



从5月中旬至6月中旬的“一度梅”挺过了，但6月底、7月初开始的“二度梅”势头

更加猛烈，当局依然硬挺著不许报导。中央政府并明令禁止外国与港澳台记者到灾

区采访，违令者一律驱逐出境。挺过7月上旬，看著形势难以预料，要出滔天大事，

并为争取外援，才不得已於7月11日公开报导，并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呼吁。据安徽

省官员证实，这一决定还是元首江泽民亲自拍板的：江在视察了灾区後，极为震撼

，说，“没想到安徽的灾情这麽重，超过1954年洪水灾害。要动员全社会，乃至於

国际社会救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最後他说了句关键的话：“捂盖子不行了

。”（16）江的这段话反映出最高当局的新闻观：新闻媒体并非社会大众监督执政

者的公器，而仅仅是当局实行社会动员的工具。



最高指示一下，媒体终於开禁。全国十数亿“愚众”这才得知：早在四十多天前，

整个中国东部地区已成汪洋一片。即使在新闻解禁之後，各媒体仍是左顾右盼、自

我审查，唯恐越线：既要动员社会，又要隐瞒重大灾情。就在中外记者勉力报导灾

情之际，国家安全部取缔了北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不乏威胁警告之意。记者从灾

区发出的电稿和新闻照片受到层层检查，许多反映真实灾情的消息被禁止见报。《

中国青年报》某记者曾急得在长途电话里大叫：“我以我二十多年的党龄担保，我

们提供的情况都是真实的！”他实在是气糊涂了：真实的更不许见报。



记者们最难搞清的是灾区疫情统计和具体伤亡数字。“一被问起这两个数字，灾区

官员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就是尴尬地表示尚未统计出来，还带点农民质朴性格的官

员乾脆就直接表示，‘这是保密范围，不便告知’”。（17）



这是香港记者对新闻报导的报导：



湖北监利县新洲垸、西洲垸和血防垸8月5日分洪後，6万多人顿失家园，成为灾民。

为了让媒体报导“光明面”，在县城主要公路边搭建了标准灾民点，深蓝色的大帐

篷整齐排列，上有“民政救灾专用”、“日本政府捐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监

制”字样。 ●“当8月15日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新洲垸畜牧村二组的灾民时，灾民

们突然领到了多於其他安置点的物品，这包括炉子、马灯、水桶、大米、矿泉水和

蜂窝煤块。灾民们非常高兴，对著电视镜头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但他们的兴

奋仅仅持续了两个小时，中央电视台走後的一个小时之内，有关部门即派人收走了

被用来当电视道具的大米、矿泉水和蜂窝煤块。灾民们感到上当受骗，特别气愤。

”（18）灾民们说，这种弄虚做假的事并不少见，在有些电视镜头里，灾後生活甚

至比灾前还好得多。



请看法新社记者对九江决堤的报导： ●“一名记者说：“当局只找到灾区4万人口

中的2万人。……我看到到处都是尸体，漂浮在水上，或堆积在一起。”不过，这名

记者也说他不能确定这些死者是九江溃堤造成，还是死於本周较早的水灾。新华社

引述江西省省长舒圣佑的话说，截至目前尚无任何伤亡报告。 一家报纸的记者指出

，当局已开始禁止媒体采访水灾消息，如此一来，失踪人口的真相更加难卜。这名

女记者说：“最初我们是从军人与官员那里打探消息，但上级告诉他们，除了新华

社和国营电视台，不得再与任何媒体记者谈话。” 她说：“许多记者因采访不到消

息，加上公安一直查问他们，正陆续离去。””（19）



台湾联合报系记者报导：当滚滚洪水已经淹没了九江郊区和市区周边之际，九江防

汛指挥部官员还眼睁睁地说“长江大堤九江段没问题，大水没有冲毁堤防，只有内

涝。”记者说新华社已经报了九江大堤溃决，那位官员竟然高声说：“新华社报错

了！”对於外传数千人丧生或失踪，有15万低洼地区居民被迫疏散，九江市官方一

概否认。（20）



——在这一切的背後，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红头文件”在起作用。正当亿万军民奋

力抗洪救灾之际，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新闻工作特别会议”，制

定了洪灾期间的“新闻导向”。中宣部文件规定：



……



退一步说，就算是江泽民真不打算“捂盖子”，丁关根也未发禁令，这部早已被彻

底驯服的宣传机器也会自我设限。在长期“捂盖子”、避重就轻或乾脆颠倒黑白之

後，“党性”及“保密”观念已内化为媒体和各级官员的自觉行为，即便个别记者

想真实报导也很难做到。



整个98洪灾期间，报纸和电视上公开报导的是各级官员亲临灾区嘘寒问暖，送粮发

款；“内参”秘报的却是大量官员贪赃枉法，腐败无能。公开报道的灾民谈话是“

有社会主义制度，天塌不下来”，“内参”秘报的却是“这不是江泽民时代吗？我

们就得过江泽民的日子”；公开报导的是灾区人民“顾全大局”，“自觉地”承担

炸堤分洪所带来的损失，“内参”秘报的却是民众拼死护堤，与军警聚众对抗；公

开报导的是人民“处惊不乱，愈战愈勇”，“内参”秘报的却是灾区民怨鼎沸，灾

民或铤而走险或武装自救，灾区各省社会治安失控……



这种真“内参”假新闻相结合的新闻控制手段，又一次确保了政权之稳定，但又一

次牺牲了解决制度危机与生态危机之可能。





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中国媒体



马恩享受著他们自述为“绝对的出版自由”，（22）却同时写出奇文，认定新闻出

版业和其他国家机器一样，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并不存在客观公正。从列宁起，共

产党更发明了一个从上到下的“宣传”系统，控制新闻和思想，并由此开始了大规

模的人类意识形态灌输工程。（略）



……



在中共建政之前，政府当局虽然有明确的新闻审查制度，但相当宽松，仅仅是报刊

於出版之後寄送数份到相关部门“事後审查”。不仅私人可以办报，就连与中央政

府实行武装对抗的共产党都可以在战时首都重庆出版自己的党报。当时绝大多数媒

体是民间私营，必须适应市场竞争，满足读者和听众对於真实情况的需求。据历史

学家统计，至抗战爆发的1937年，全国民营报纸1 031家，民办刊物1 518种，当时

极具影响力的《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大公报》、《申报》、《国闻

日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皆为民营。（26）在中共建政之初，

曾在一段时间里维持了官民媒体共存的局面。随著经济上的公有化运动迅速开展，

民间报刊书局不是被查封、接管，就是经“公私合营”而最终被吞并。其公有化之

彻底，就连曾配合中共夺取政权的“进步”传媒也无一漏网。……



至於对环境污染的新闻封锁，则还有另一层具体的原因：由於媒体在一个相当长的

时期内一直在反复宣传“‘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政治总危机的加深”，“充分说

明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总危机加深了”，其主要的社会根源“是帝国主义、新老殖

民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推行的掠夺政策、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所以，在民众

中造成了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社会之痼疾，而与社会主义社会无关的深刻印象。这

样，当中国的环境问题加剧之後，就不得不实行新闻封锁。否则，又该如何向社会

解释：中国的生态危机与西方不一样，不是社会主义的“不治之症”，不说明社会

主义制度的“反动没落及其腐朽性”。



六、七十年前，鲁迅曾愤怒指斥当时具有相当程度新闻与言论自由的社会为“无声

的中国”，倘若他活到今天，又将何言以对？



今日之中国，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如潮水般地涌进千家万户，营造了新闻爆炸的假像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当权者不想让你知道的新闻。在娴熟的新闻控制下，你只能

知道你知道什麽，却不知道你不知道什麽；你甚至意识不到你可能不知道什麽，意

识不到你有权知道什麽。你可以确定的仅仅是你拥有报纸和电视机。



这是一个黄锺毁弃瓦釜雷鸣的中国，一个在深度麻醉中滑向深渊的中国。





美国核污染与新闻自由



美国是当今第一核大国。同中国政府一样，当局以保密为由，试图掩盖核污染对生

态环境的破坏，但民主制度对政府的监督制衡功能揭开了掩盖下的真相。核军工不

断发生的事故，促使国会参议院的政府事务委员会与环境能源资源委员会於1988年

9月举行了听证调查。由此，触发了一场“新闻爆炸”。10月，《纽约时报》连续数

日以头条新闻揭露核武工厂的管理混乱和环境污染。随後，《华盛顿邮报》、《芝

加哥论坛报》、《华尔街日报》和《基督教箴言报》等几家大报也密切跟进，揭开

了美国核军工的内幕。



沙泛纳河军火厂坐落於南卡来罗纳州沙泛纳河畔的爱塔镇，生产钌与氚，皆为高度

污染的放射性物质。因军事机密，生产及污染情况一直保密。1985年，一位科学家

完成了一项报告，指称该厂曾发生过近三十次重大事件。不仅发生过核燃料熔化事

件，还发生过几乎导致核爆炸的强行操作。1965年有2 100加仑污水从反应炉泄入混

凝土通气管，其中191磅浓液含钚14.5磅，密度几达连锁反应临界点。另据爱塔镇上

一家技术咨询公司的调查报告，1970年至1987年十七年间，三座反应炉共发生了强

制停火事件达五百五十八次，可能是反应炉历史上最坏的纪录。华盛顿一个民间环

保组织从政府档案中取得的记录更加惊人：厂内设备千疮百孔，对社会的威胁比民

用反应炉高出10倍。该厂生产的氚是一种带辐射性的气体，可增强核弹爆炸力。但

氚每年因衰变要损失5.5%，核弹经常要补充氚。美国现有核弹2万多枚，装填氚100

公斤，每年须补充5至6公斤，全系沙泛纳河军火厂生产。该厂因忽视安全及管理不

善而长时间停产，影响国防，招致国会听证，终於引发了新闻爆炸。



霍德诺弹料厂位於美国中部俄亥俄州霍德诺镇。因该厂繁荣了当地经济，极受当地

居民欢迎，从1951年建厂到1988年的三十多年来一直与工厂相安无事。1984年，附

近居民金赛一家喜爱弹料厂旁的优美景色，租了一块菜地。两年後，两个经常随父

去种菜的男孩得了癌症。八岁的山穆尔得了血癌，三岁的路易斯截去一条腿。经检

验，路易斯腿中积累的铀超过正常人一生可能积累的10倍。医生认为如此大量的铀

不可能经食物带入人体，必从空气吸入。消息传开，引起附近居民的恐怖和愤怒，

1万4千居民联名向法院起诉，要求政府赔偿他们的房地产损失3亿美元。在国会听证

会上，俄亥俄州环保局局长证实，估计三十多年以来，该厂储藏库中的近1270万磅

的铀废料，有将近16.1万磅流入水道的，近29.8万磅扩散至空气中，泄露率达3%以

上。



汉福特核料厂是第一次核子试验及长崎原爆的核料生产厂，其反应炉向空气中散发

的放射性尘埃有碘131、钌106、铯137，其中碘131大量超标，比当年苏联切尔诺贝

核电厂事故高出10倍，华盛顿州东部受害儿童可能高达20万人。附近米沙村外有一

位农民拜利，生於1947年，曾竞选过议员。幼时一度无故瘫痪，一生中曾发生过皮

肤瘤、骨骼弯曲、强烈头痛、气喘及各种敏感症。1988年夏他趁旅游日本之机，拜

访了一位辐射病专家，终於了解他的病象与日本原爆受害者完全一样。拜利一家还

有多人受到辐射伤害。在米沙村28户106人中，至少有24人罹患癌症或死於癌症。汉

福特地区居民组织的一个委员会引用国家情报公开法案，从政府取得1.9万页文件，

发现了数千个家庭受害的记录。



大阪岩军火厂制造核弹头。钚极易起火。该厂曾失火二百多次，其中数十次属於大

火。1969年的大火烧掉的钚足以制造77枚轰炸长崎的原子弹。事後检测，工厂上空

辐射尘钚含量比长崎被炸後的密度还高。该厂的污染记录为美国军工之最，附近土

地、水源皆遭到严重污染。事情被揭露後，引起美国政府高度重视。1989年6月，司

法部宣布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该厂违反国家环保法的行为。为防止档案被毁，当局

派出大批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出档案。



国会听证後，作为亡羊补牢之计，美国政府计划在2012年前，每年拿出17亿美元清

除散布於各地的废弃的厂房、反应炉、实验室及附属设施。（28）



新闻管制使我们无法比较中美两国核污染危害环境之程度。可比的是，任何政府都

倾向於“黑箱作业”，美国政府也不例外；中国的媒体是政府监控社会的工具，相

反，美国的媒体是社会监控政府的公器。



为了防止当权者滥用权力，美国宪法把政府分为行政、立法、司法三大部门，（相

当於把财务分为出纳、会计、保管）让它们之间相互监督制衡。这是人民确保自己

权利的第一道保险。第二道保险，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国会不得立

法以尊崇一种宗教或限制宗教自由，或剥夺言论、新闻、和平集会、以及向政府请

愿的自由。”



（也许应该对此加以简略的解释。与“新闻出版得立法加以保护”相比较，“不得

立法”是一个极为精彩的逻辑。今天中国关於“新闻立法”的复杂争论证明了美国

《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先见之明。——大陆民间要立法对新闻出版自由加以保护，

官方赞成“新闻立法”的一派是想立法限制，最後结果是“新闻立法”之议搁置：

官方不赞成“新闻立法”的一派获胜。因为中国事实上早已有了极为严密的一整套

限制新闻自由的法规。看来，睿智的仍然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坚守的原则

：“不得立法”。）



在言论、出版、新闻“不得立法”的保护下，媒体成为民间社会对政府的又一道监

督。美国的新闻从业者都自比为保卫社会正义的“看家狗”（Watch dog），但他们

的方式是及时、客观、公平地向全社会提供资讯。



由於宪法没有授权，美国政府不能建立属於自己的官营媒体（除对外广播的《美国

之音》。但《美国之音》不能对国内广播。）。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执政者通过媒

体影响舆论的可能。有力的质疑是：美国的新闻媒体大多掌握在财团手中，为财团

说话，又有何公平可言？第一、美国媒体绝大部分是独立的股份公司，从《纽约时

报》、《华盛顿邮报》到美联社、合众社、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莫不

如此。第二，由於平等竞争的存在，以媒体宣传来获取私利在实际上很难做到。一

个有说服力的事实是： ●“历史上企图控制报纸传媒为自己捞好处的不是没有，最

典型的是曾经拥有美国财富五分之一的洛克菲勒财团，拥有从《纽约时报》、《费

城日报》到《洛杉矶时报》的几乎全部美国主要的大报，歌功颂德的文章每天见於

头版头条，结果是两个：一是令《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盛顿邮报》这样的後

起之秀崛起，二是洛克菲勒财团被反托拉斯法肢解得没了火种。——洛豪对传媒的

控制激起的不是公众的拥护而是反感，可谓作法自毙。《纽约时报》也是在脱离了

洛克菲勒财团後才重新成为美国第一大报。”（29）



其中之奥妙并不复杂：在美国，决定媒体命运的不是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而公

平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徵。越受公众欢迎的媒体存活率越大，而老百姓掏钱去购买

新闻，一般不会为了让自己上当受骗。



於是，生态环境与新闻自由关系的问题，又简化为一个一般的新闻自由问题。



而一般的新闻自由问题又归结为一个宪法问题：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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