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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精英联盟维持的稳定可以继续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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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康晓光：精英联盟维持的稳定可以继续维持 (251 reads) 时间: 2002-10-27 周日, 下午4:51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2002年10月27日 1:46:7 （京港台时间）

康晓光：精英联盟维持的稳定可以继续维持

【多维新闻社27日电】多维社特约记者英夫整理／这是根据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康晓光先生10月5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和10月6日在法拉盛图书馆“中国时局与选择”研讨会上两次发言及讨论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某些说法可能会与发言者原意有出入。特此注明。

我感觉，我从下飞机就开始讨论了。先是何频和孟玄，然后是王军涛和胡平。讨论都集中在中国大陆政局的评估上，中国大陆究竟会不会有乱局出现？最近，我写了三篇文章讨论中国的稳定性问题。我是将政局稳定性问题与一个列宁党在现代化、市场化、开放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生存和维持统治的政治逻辑相联系来讨论分析。我的三篇文章及其基本观点已经发表在国内外刊物和网络上，这里只简单介绍关键要点。

国内外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一是崩溃论，认为中国大陆有许多问题无法解决而且日益严重，不仅是生态和资源限制，而且是政治和其它体制以及文化不适应，终会导致体制崩溃，政局动乱。二是繁荣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快，综合国力增加快，中国现有问题可以在持续快速发展中消化，中国不仅不会崩溃，而且会崛起成世界第二甚至第一强国。这两种说法都有根据，也都有具体实证材料和数据支持。我想，必须超出对具体问题和局部形势的看法，必须有一个框架同时解释政治稳定因素与不稳定因素，然后才能看出稳定或不稳定哪个占压倒性优势，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对决定稳定与不稳定的政治系统的宏观动力机制的全面描述，才能对问题有较为准确的答案。

我提出结构／群体分析框架审视中国稳定性问题，基本结论是，短期内如果没有大的突发事件导致应对失策，中国政局的稳定性在短期内或者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应当可以继续维持。

所谓结构／群体分析框架实际上来自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基本适应，就可以维持稳定。这里有两个分析，一个是受帕森斯的社会系统分析的启发，全面考察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子系统是否相互协调，或者说是否有致命的不一致会导致整个系统失调。二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新形成的社会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中是否有重大冲突足以导致局势崩溃。

从结构分析角度看，改革开放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政治由极权体制向权威体制过渡，意识形态由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向邓小平经济建设为中心加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两个基本点调整，各个子系统基本上相互一致，没有致命的内在不协调。

从群体分析角度看，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有很大变化，社会开始分化。精英的结构也复杂化，在政治精英之外，被消灭的经济精英重新出现，并急剧崛起，知识分子地位也由社会底层迅速上升。相比较而言，工农大众的各方面权益和地位相对下降。

80年代，中国大陆不稳定很大程度是由于政治精英没有处理好与其它精英特别是知识精英的关系。一系列危及稳定的事件都是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关系紧张造成的。进入90年代，政治精英调整了对其它精英的政策，基本上消解了其它精英的敌对心态，从而建立起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三角同盟的默契合作；知识精英不再从根本上挑战政治精英所维持的现行体制。

解释政治精英包容经济精英的合作动力较为容易。经济发展，即使是腐败的发展，只要提供了机会和财富，使经济精英满足现体制的经济成就和前景，就可以使经济精英产生与现在的体制和政策以及政治稳定有共同利益的认同感。

但如何解释政治精英的调整使知识分子接受腐败和不公正的现实的认同感呢？用提高待遇、开放机会和改善条件的方式增进知识精英的利益以及确实起了有作用；对反对活动的镇压和迫害也有一定作用；但这还不是完整的解释。

我认为，至少有六个因素导致知识分子重新评估中国发展的可能道路从而使他们在理性上接受了现状。第一，92年南巡之后，中国政治精英重新采纳改革开放的国策，这是导致知识精英由敌视转为合作的最大因素。第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不仅增强了综合国力，而且普遍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苏联、东欧改革的挫折后果使知识精英意识到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第四，对东亚和拉美国家的民主化及其经济社会后果的观察使大陆知识精英认识到，民主化有其局限性。民主化不一定能解决发展及其带来的问题，例如腐败、社会不公正和暴力犯罪；在局部地区和时间甚至使情形更恶化。第五，民主化是长期过程，需要一定条件，还要有适宜的战略步骤。否则，不适宜或急躁的民主化会不仅不会带来稳定，可能造成动乱甚至崩溃。最后，西方特别是美国与中国的冲突使民族主义抬头，知识分子由80年代崇美到90年代反美；恨乌及屋，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成为憎恨目标。这些因素从正反两方面促使中国知识精英离开浪漫的理念，转而务实，并在感情和理智上都与政治精英结盟。

中国工农大众相对地位下降，对现实不满，是威胁稳定的主要挑战性因素。国内有调查发现，中国最近几年仅有8%左右的人可以每年从发展中显著改善自己境遇；大多数人生活没有显著改善；另有20-30%的人境况肯定有恶化。大众不满会越来越严重。但相对于精英之间的默契合作，面对这样的精英联盟，不满的大众无法形成足够的力量反抗或改变现实。

这就是一个将中国的现实中稳定与不稳定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框架。稳定与不稳定都来自同一个过程。一方面，精英同盟是稳定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制造精英联盟的正是中国存在的威胁稳定的问题，腐败和社会不公。两相比较，稳定可以维持。

由此可见，虽然中国的问题严重而且有恶化趋势，但共产党执政不会被外在事变冲垮，剩下的问题是是否会发生党内高层冲突导致政局动荡。我判断，由于江泽民已经牢牢掌握大权，并且在未来可以继续发挥影响力，不会出现足以搅动全局的党内冲突。

我的分析需要补充几点。

第一，我是实证描述，不搀杂个人好恶；我并不认为中国没有问题或者形势好，也不认为这样的局面是最佳选择，中国各种力量都承认中国现在有许多严重问题，大家的争论是问题的原因和出路；我仅仅想说，现在看不到根本上改变政体的可能；反对派没有表现出能力、执政者没有表现出意愿去选择民主化。

第二，我预期的是短期政局。对于中期和长期政局，我虽然认为照我的分析框架和中国现实趋势，结论不会有不同，但突发因素和新情势出现都使我必须谨慎。不过，精英同盟似乎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是现行政权稳定的基础；但即使现政权崩溃了，这样的结构以及精英联盟还是不会变化；由这个联盟带来的腐败和社会不公正也不会有根本的变化。

第三，这里没有考虑突发事件。历史证明，突发事件常常改变本来的进程和冲突力量间的动态平衡。中国现行体制最大致命弱点就是应变能力差。这大概也是一切权威政体的致命弱点。特别是，如果经济衰退或崩溃，中国会有不稳定发生的可能。

第四，中国最终还是要民主化才能真正长治久安；民主、制衡、认同和权利都是需要的。不过，在此以前，在目前，可能要采取行政吸纳政治的策略去应对问题。由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相对有权威和效率的政府采取适宜的方案整合不同的社会社会集团的利益。富人要仁慈和明智，拿出一部分收益帮助穷人，穷人的基本权益要有保障。现在的问题是，精英太贪婪，以残酷和不公正的方式盘剥大众，激化了矛盾。

最后，我们遇到的问题是独特的，因此需要想象力和勇气去面对；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供我们采纳。一般的主义之争对我们帮助不大，这样或那样的模式也很难帮助我们去把握自己的困境。我们应当正视所面对的问题。一个不民主的政体会不会与社会自由和市场经济矛盾？亚洲过去的发展经验表明这一点并不必然。民主化需要的市民社会以及我们具有的东方文化背景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去积累和培育民主的条件，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长期过程。

讨论：

李进进：当我们讨论政治稳定性时，我们不能抽象地说政治稳定性。我们需要澄清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稳定性才是可以接受的；用实证主义的语言说，什么样的稳定性是中国人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稳定性不能接受，也就是中国人对稳定性的承受力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是稳定、什么不是稳定，需要我们定义。对我们而言，这些问题隐含著一个社会责任，中国要选择什么样的政治模式。

王军涛：晓光的模式比较全面的帮助我们理解稳定与不稳定较量的动态过程，但从方法论看，还是太大而化之。这样的宏观结构分析方法容易做出的理解思路是，如果中国现在是稳定的，我们就试图找出一个稳定的结构；如果不稳定了，就找出一个内在因素相互冲突的结构。这样的模式容易犯的错误是，也许某个政权已经有很深的内在的结构冲突，但仅仅是缺乏偶然因素或事件去引发崩溃；另一方面。某些政治体制内部社会群体基本相互协调，但某些外在的因素或偶然事件导致其崩溃，从而被误认为是结构内在地有致命的冲突。历史研究常常重新发现和解释一些国家的政治经验和历史事件的意义，就是因为当时当事的一代人有这样的迷误。最近，孙立平在做的研究是实地考察和描述具体的社会群体在特定的情境中的认知和选择行为来重建我们关于中国社会的理解，包括微观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微观行为所构成和体现出的宏观制度框架，以防止我们以我们熟悉的语言、概念和理念误读和曲解现实中社会群体的行为。我也不赞成晓光所说的知识精英已经认同政治精英并与之合作。晓光的证据是新权威主义的盛行，而且将新权威主义等同于新左派。实际上，无论是自由派还是新左派，在政治选择上都不认同目前的政体。自由派的拒绝可以理解。新左派则由于关心由积极有为的政府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并且在国内讨论空间中回避政体讨论而易于被误解为背书威权政体。其实，王绍光先生的新左派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他们在海外的讨论中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汪晖先生的新左派是后学为出发点，更是以当代自由主义者的思路在全球化的后工业时代审视问题。当代人类政治表明，这样的观念会在不长的时间对现实产生冲击甚至摧毁性效果。此外，第三波民主化表明，真正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动力来源不是在反对运动或大众造反，而是源于执政者阵营的内部。这样的转型在特定事件发生后，很快由于利益和理念有分歧的精英集团之间相互间的战略互动而被启动。

程晓农：晓光的框架很有启发性，但采取的是西方社会学中结构功能分析方式。西方学界现在对这样的方式的普遍批评是，这样的方式在理解社会系统的稳定的内在原因时，过于强调内部子系统的相互协调性，而忽略了内在冲突的一面。这是后来社会冲突学说兴起的学理根源之一。如果我们从冲突理论出发建构理解框架，找出各种导致不稳定的因素和个社会群体内部和之间的矛盾，我们就可能倾向于得出另外的关于稳定性的预测。

纽约大学社会学系一学生：康老师的思路强调精英联盟间的合作，这与流行的合作主义有什么关系？此外，康老师考察的是全国范围的精英群体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研究中的地方精英联盟以及与中央之间的关系怎样看？

康晓光(回应)：先回答纽约大学同学的问题，我的研究是对国家平面的精英关系的宏观的描述，不是对中国社会群体和地区的更细致的理解。这样的理解还需要很多的工作。我认为，虽然，更精致细微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深化认识，但国家平面的精英群体关系已经可以解释政治稳定性的动力机制了。关于晓农和军涛的看法，我的答复是，我不关心概念理论框架是否合乎国外理论流派的评论，我更关心的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只要中国人容易理解就行了。

王军涛：但这里仍有问题，结构-群体分析和晓农提出的冲突理论都源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我们怎么知道中国人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的理解比阶级斗争理论更容易接受？也许，中国人会觉得，所有宏观描述都不如现场行为主义的描述更容易被理解，因为后者是他们的实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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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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