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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李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耗机制-----对创作主体的一种反思与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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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耗机制-----对创作主体的一种反思与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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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李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耗机制-----对创作主体的一种反思与省察 (176 reads) 时间: 2002-9-26 周四, 下午11:02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耗机制-----对创作主体的一种反思与省察

　　埃舍尔以《瀑布》和《上升与下降》命名的两幅画所显示的"怪圈"意象，几乎

完美地契合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几代作家都曾不

满现实的丑恶力图重建理想，但最终却回到了最古老的传统，如此代代相沿。是什

么注定了历史无尽的轮回？是施宾格勒笔下的"历史人性的形而上结构"还是人为的

灾难？如果这一结果是命中注定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大谈变革？如果不是这样，变

革者的结局为什么总是回到原点？这是长期以来困挠我们的问题。当我们带著这一

疑虑，把反思的焦点集中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时候，发现导致演这幕怪剧的

主要原因不在于丑恶的环境，而在于作家自身。与其说是客观环境导致了中国文

学的徘徊不前，倒不如说是中国作家创作过程中的内耗机制和意识的自我缠绕导致

了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反复。它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上：

　　对于作家这一阶层来说，后代人总是无视前辈作家用生命换来的教训而甘愿依

附在古典人文传统的的生活习性下。我们曾把鲁迅树为楷模，但我们根本没有继承

鲁迅对独立人格追求。鲁迅之后的王实味、胡风、萧军、吴祖光及大部分五十年代

的右派们都曾为争取知识分子自由言说的权力，争取文学的独立和作家的自由而作

过奋斗；他们有的以生命为代价，有的以人身自由为代价去争取文学的独立品格；

但是另一批作家们却从政治出发反戈一击，亲手把他们打成 "反动文人"、"托派"、

"反革命"、"右派"，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乐趣。悲剧在于知识分子们为"全身避害"极

尽能事地迎合，甚至不惜把自己过去的朋友推进深渊。四十年代以来的文艺斗争史

更确切地说应该叫作家阶层的自食史。

　　对作为发展著的个体的作家自身来说，他们背叛著青年时代的纯洁、勇敢而又

充满理想的自我；变成世故、卑劣的社会化人格的我。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

的特有现象：一大批富有个性、有著自已独立思考的作家随著年令的增长、地位的

提高集体丧失了自己的意志，而听命于政策的吩咐。郭沫若、丁玲、何其芳、周扬、

曹禺、老舍等现代作家创作水准普遍下降，甚至让人不堪卒读，由原来凭著自己生

命的冲动与感觉创作，到听命于别人指挥。这无异于文学家的集体自杀。

　　对作家的个体人格来说，"内耗"系指局部瞬间，作家人格的自我干扰，即：意

识的自我缠绕、矛盾斗争对其原有思想的歪曲以及传统观念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负面

影响，这些因素决定著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在后期的回忆文章中许多作者都表达

了这种矛盾心境，如巴金《随想录》中对运动中为了"过关"而作的痛苦抉择，郭沫

若在致陈明远信中表述的苦闷2，周扬为了获得领导人信任抹灭自己运动前期的真

实观点向组织靠拢的表现3等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在世纪末的来临的时刻，作家没有必要痛心疾首地抱怨环境、批判国民的劣根

性，或者频繁地从海外引进各种新的不能在新的思潮，时髦的不能再时髦的新名词；

而更应该反思存在于作家自身的悖论：一方面想担负起历史的重任；另一方面似乎

又拒绝付出代价，哪怕这个代价仅仅关乎个人的前途甚至仅仅关乎个人的经济收入。

本文所关注的是这种现象背后的文化心态，即：文化变革的循环的内在动因，而不

再将环境作为凌驾于知识者主体之上而又不可抗拒的外在力量。这样，作家自身的

价值观念成为我们关注的主要对象。

　　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之所以被称为五四以来的文学史，就在于我们默认现代文

学和革命运动的内在联系，并以革命而不是以文学自身的视点来观照这段文学史、

评判作家的优劣。这样就为将整个现代文学史写成革命斗争史提供了必要的大前提。

如果我们仅仅从发动这场文学革命的知识分子这一立场来观照这段历史，那么我们

更愿意将这场运动看作是中国人的觉醒的独立宣言。这时的文学家尽管也是革命的、

反封建的，但他们这里的心态绝不同于中国以前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此时的他们

无可依附，不属于任何政治集团，不受任何党派指使，他们发动文学革命的目的，

仅仅在于把文学从载封建之道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文学具有自己的品格，使文学

家获得自由思考的权力，并将民众从蒙昧中唤醒。这预示著在这时的知识者心目中，

知识不再是升官进阶、飞黄腾达的阶梯，知识阶级的价值仅仅在于追求宇宙间的真

理，而不在于政府的认可。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公开宣称："大学学生，

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4这从终极上冲破了中国旧

有的"士"的价值观念，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士"一直是作为政府的附庸著

称的，古人之所以读书也仅仅是想谋个一官半职，光耀门庭，这样知识本身没有独

立的价值，它仅仅是一种走上仕途的手段而已。中国古代的士阶层根本没有自己的

地位，而是靠"官" 的职位肯定自己的价值，在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理

想之中，"治国平天下"是儒生的最高理想。随便翻捡古籍，便可发现这样的论断：

"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也？欲洁其身，而乱大伦。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5"士之失位也，犹诸候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

夫之耕也。"6"不能致功，虽有贤名，不予之赏。则百官勤职，争进其功。"7士的最

高人生理想是"仕"，这必然使士失却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力，为了走上仕途肆意逢迎

官方的意志，使其最终成为一个脑力劳动工作者，而不是肩负启蒙重任的人类的良

心，这样知识成为一种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自然也可以在古籍

中找出"从道不从君"之类的相反的叙述文字，然而我们也需要注意经典传统和民间

人文传统、理论与理论实际传播中的差异，而后者正是家庭教育和代际传播中的重

要方式，它影响了一代代青年士人的价值理想，这最终注定了中国人特定的生命肯

定方式和对成功的理解。这和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大相径庭。西方最富典型

意义的intellectual是指那些富有智慧的能够运用自己的知识独立思考九死不悔地

追求真理的人，知识分子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的，他不需要任何人肯定，他

自己肯定自己。正如一位哲人所说的："我宁肯找到一个因果性的解释，也不愿获得

一个波斯王位。"8五四前后的一些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已非常清醒地意识

到了这个问题，吴宓在自己的日记中曾写到他和陈寅恪的共同感慨："'Advertisement'

（做广告），事攘权位，本自无才，徒以愤事。甚至假爱国利群、急功好义之美名，

以行贪图倾轧之实，而遂功名利禄之私。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唯

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陈君又谓'孔子尝为委吏乘田，而其事均治，抱

关击柝者流，孟子亦盛称之。又如顾亭林生平极善经商，以致富。凡此皆谋生之正

道。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

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

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已误人，问心不安。至若弄权窃柄，敛财称兵，或妄倡邪说，

徒言破坏，煽惑众志，教猱升木，卒至颠危宗社。贻害邦家，是更有人心者，所不

忍为矣'。宓按，今之留学生，明此义者甚鲜。"9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获得了强烈的

自主意识和个性色彩，把自己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李大钊曾在一篇文章

中谈到："孔子的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牺牲

个性的第一步

　　就是尽'孝'。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

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10因此知识分子要冲破皇权的束缚，

获得真正的自由独立，"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曰

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

施行仁政，无以异也。 "11"我盼望大家只可据理争辩，不可用那'依靠权势'、'暗

地造谣'两种武器才好。"12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因此这时期的知识

分子在心态上是坚挺的，他们相信自己的天职是凭自己的知识和良心思考，而不是

辅佐官府。他们努力进行的是思想启蒙，而不是对贤明政府的向往，必须承认这种

刚正不阿的心态在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是开风气之先的。

　　与此同时兴起的文学潮流，也获得了文学应有的独立品格，文学家相信自己的

眼晴和良心，张扬自己的个性，坚决反对依附心理，彻底打破了"文以载道"的传统

习惯。"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

来极肤浅空洞之门面而已。"13"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

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人的位置。"14"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

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15"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为娱乐的目的而

作之，而读之，也不是为宣传、教训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作者不过把自己的观

察、的感觉、的情绪，自然的写出来。"16"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17"总

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

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

会战胜之人格。"18无论翻阅哪一个社团的发起旨趣和个人宣言，都可以嗅到这股强

悍的清新之气，这时的文学家以亘古未有的独立姿态雄踞文坛。"革命"的文学视点

限定了研究者对先辈作家的理解，我们用以教育后人的是现代文学的"遵命性"，而

不是作家的独立品格。这一切恰恰与五四青年的品格截然相反，而与封建道统相通。

只要我们用自己的眼光重新阅读"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进步社团或个人"五四"时

的原始资料，就会发现隶属于作家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文学成为他们追求

终生的事业，这是一个真正文学的世界。

　　这是一个思考著的群体：他们不遵从别人的任何规章，而是用自己的眼睛和良

心在观察。尽管他们支持革命，但这种支持是文学家在思想上和革命事业的相通，

是一种不期而遇；绝不是革命政策的传声筒。前期鲁迅曾对知识阶级和政治的关系

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述："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

方向。"革命以后"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

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

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们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扎出去不可，

或是割掉他的头。"19文艺家"对于社会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著将来的牺牲，"20这

代表了这时期文艺家对自己使命的深刻认识，但鲁迅没有想到文艺家自己的阵营内

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到二十年代末，作家发生了极端分化，一大批作家站到

了政治一边，听从政策的号令，中国现代文学家开始了漫长的内耗历程，而被消耗

掉的竟是那些真正执著于文学家使命的作家，他们被认为是革命的敌人，从而被遗

弃、冷落。

　　有一个事实是令研究者惊异的：这就是崇尚"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与革命政

治的联姻。为了获取革命意识，成为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的忠实斗士，创造社

成员开展了对鲁迅、茅盾"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攻击。评判这段公案的是是非非是次

要的，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创造社诸公此时的心态：为什么写作？为什么转向？又

用什么心态写作？创造社的转向动机是最令我们迷惑的问题，全部问题不在于他们

高喊"革命文学"，而在于一个绝对反对功利主义，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团体

怎么能够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如果他们前期的主张是发自内心而又经

过慎重考虑的话，那么几年以后的革命文学主张又是怎么产生的？是他们自己的独

立思考，还是迎合国际、国内的文学潮流以引人注目？创造社的前后期主张没有任

何调和的余地，经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这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与怀疑。

因为这种转变方式对有著逻辑思维的人类来说是不正常的。引人注目的是，在１９

２７年创造社诸公还在谋求和鲁迅先生的联合21，时隔不久为什么又开始批判鲁迅？

这是一番审时度势的结果，因为此时此刻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成仿吾之兄成

劭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2也许从他们盟友的自白中可以发现造成转变的心态

上的蛛丝马迹：" 革命这件东西，倘若你欢迎他，你就有创造的活力；否则，你

是一定要被他送到坟墓中去的。在现在的时代，有什么比东西比革命还活泼光彩些？

有什么东西比革命还有趣些，还罗曼谛克些？倘若文学家的心灵不与革命混合起来，

而且与革命处于相反的地位，这结果，他取不出来艺术的创造力，干枯了自己诗的

源流，当然是要灭亡的。"23"你们要把文艺的主潮认定！"24张资平曾这样描述革命

文学阶段的生活："到上海来后，接受好友们的忠告，开始购读新书，又因事务太

忙，生活太苦，进步十分迟缓。"但总是要"沿这路进行，不住更新"25从上述材料看，

他们提倡文学革命的直接目的不是内在的自觉，而是因为它是文学主潮，它光彩、

活泼、罗曼谛克，否则要被送入坟墓，这其中唯一未被念及的是文学的"本性"。革

命文学家们不是由于作家自己内心情感上的真正需要，而是外在的怕落伍的恐惧心

理使它们追逐革命，为了维护面子上的光彩和赶时髦而愿意失去自己的独立品格。

　　事实上，论战发生的当时已经有许多人对创造社的心态提出了自己的怀疑，这

其中包括鲁迅。"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

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26"创造社的人前年

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复活的批评家成仿吾总算离

开了守护'艺术之宫'的职掌，要去'获得大众'，并且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

'了。这飞跃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弄文艺的人大抵敏感，时时也感到，而且防著自己

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拚命向各处抓攫。"27"或者因为看准了将来的天下，

是劳动者的天下，跑过去了；或者因为倘帮强者，甯帮弱者，跑过去了；或者两样

都有，错综地作用著，跑过去了。也可以说，或者因为恐怖，或者因为良心。""倘

若难于 '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28如果说"流氓"之论尚属当事人的偏激

的话，那么，鲁迅理论上的反驳并非没有道理，正如甘人所说的，"我们只能相信前

一种人。讲趣味的人的趣味，任凭你如何攻击，到还未推动它的价值，艺术之宫中

的'自我的表现'，表现了几年，莫说后来自己推翻了主张，连'自我的表现'这五个

字也已成了文学界的趣语了，这种结果不是偶然的吧？"无独有偶，当时的理论家茅

盾、侍桁等人都曾对创造社的人格作过或隐或显的批评，29这确实绝不会是巧合。

　　从逻辑上讲，创造社由非功利变为极端功利主义这一结果简直匪夷所思，但它

毕竟发生了这种变化。这其中弥漫著一种迎合趣味和中国文人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

由此也开始了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在新时代的滥觞，人们在感伤主义盛行时提倡"为艺

术而艺术"，在无产阶级文学成为国际文学时尚的时刻又追逐为革命而文学，中国文

人骨子里的功利心思又渐渐冒头。实际上这种目的和手段的分离一直是中国文人的

致命弱点，从事文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文学以外的个人私利或其它的目

的而不是为了文学自身，这样文学成了这些文人的手段而不是目的，郁达夫曾这样

分析过创造社： "如创造社的诸先生们所为，不问手段，不问曲直，应该先去弄它

妈妈的五六万块钱在手头，然后再来开书店、印杂志、请律师，叫叫无产阶级吓，

普列塔吓，恶伏快变吓等新名词。"30创造社转向及关于郁达夫《广州事情》态度的

这种策略性可以从郭沫若的《创造十年》、《再谈郁达夫》及郁达夫一九二七年二、

三月份《致马凌霄》《致李匀之》的信中得出相同的结论。31在这里我们不再作详

细引述。从双方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郭、郁的价值观分歧，郭沫若是一个审时度势

的政治家，而郁达夫则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需要说明的是随著国难的加重，

现代作家意识中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意识成为时

代的主旋律，这时作家关注的已不再是政府的腐败和文化的朽腐，而是拚死的护卫

自己的民族，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作家对文学本身的追求。为政治、为战争、为

民族生存而文学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潮，作为国家非常时期的特有现象，这本无

可厚非，也是人之常情。但不正常的是，参加了革命或是站在政治的立场上写作的

作家竟开始不遗余力地攻击依然守护著文学宫殿的作家，如对梁实秋、沈从文、朱

光潜等人的文学理论批判，在这一时刻，"五四"时期所倡导的文学主张及民主气氛

已荡然无存，又完全陷入了文以载道的古老传统。

　　如果说三、四十年代的内忧外患近使作家切入革命斗争尚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

然现象的话，那么建国后一大批信仰不同的作家如此虔诚地向新政权集体皈依却是

令人怀疑的现象。具有五花八门信仰的知识者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下进入共和国

的已不可考，事实是一大批为自己曾亲身参加革命、到过延安而沾沾自喜，而另一

些信仰不同的作家则因自己未能早日革命由衷地忏悔；这一切仅仅是为了得到新政

权的认可。正如陈寅恪先生的一首诗中所述："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

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32雷海宗在五十年代也有同样一番感慨：一九

四九年以后的知识分子"一般是一言不发的，或者只能希望他们发一套假言。"33知

识者的心态完全回到了古老的"士"的阶层中，建国后的作家们没有自我肯定的价值

支点，而把政府的首肯作为自己的自豪。在这里写作不再以追求作家心目中的真理

和文学极境为终极目标，而以获得政府和领袖的支持为最大的荣耀。为迎合政府作

家们不惜一切代价，他们修改旧作（如郭沫若对《女神》、曹禺对《雷雨》《日出》、

老舍对《骆驼祥子》的修改），根据政治家的意志写作，于是曹禺写出了《明朗的

天》、《王昭君》，老舍则写了《西望长安》、《人同此心》、《柳树井》、《春

华秋实》、《龙须沟》曲意奉承。问题不在于修改作品本身，任何国家的作家都有

权修改自己的作品；而在于为了迎合政治而修改作品；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原有观

点。任何人都可以嗅出这其中的阿谀之气味，这心态和创造社的转向有异曲同工之

妙。我们又想起了鲁迅先生的怀疑：如果不能保障最后的胜利，你们变不变呢？尽

管这问题有点邪恶，但作家是否经得起人们这样怀疑，则是问题的另一面。

　　更为可悲的是有许多作家被批判往往不是由于他们 "反动" ，而是因为他们的

"逢迎"。《武训传》的批判即属此列。原来孙瑜本想以这部影片"迎接文化建设高潮

的到来，""配合土地改革，""歌颂为人民服务的精神。"34他自以为跟上了形势，

但等待他的却是一声棒喝35。全部问题不在于政治家的愤怒，而在于包括批判《武

训传》内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以及历次反右运动中，其急先

锋不是别人，恰恰是领会了领导意图的作家这一阶层。青年时期还在可伶"不知道自

由为何物"的现代作家，人到中年却在毫不犹豫地转身批判争取著文艺自由的人们。

这时的作家群体，已经丧失了自由意识，他们把争取文艺自由的胡风、萧乾、吴祖

光等一大批人当作自己的敌人，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政府的信任，全身避害。几

代知识分子都曾批判过国民的劣根性，而事实上知识分子自身却含蕴著最邪恶的古

老传统，这正是中国文化变革的悲剧性所在。鲁迅小说中的"我们象一只苍蝇，飞了

一圈又回到原地"的悲凉意象始终统辖著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无独有偶，老舍在

《猫城记》中也借小□的口说："父亲是个新人物，至少是二十年前的新人物。二十

年前分反对吃迷叶，现在他承袭了祖父的迷林。二十年前他提倡女权，现在他不许

你进去，因为家中有妇女。祖父常说，将来我也是那样。少年的脾气喜新好奇，一

到中年便回头看祖宗的遗法了。祖父一点外国事不懂，所以拿我们祖先遗传下来的

规法当作处世的标准。父亲知道一些外国事，在他年青的时候，他要处处仿效外国

人，现在他拿那些知识作为维持自己利益的工具。该用新方法的地方他使用新方法，

不似祖父那样固执；但是这不过是处世方法上的运用，不是处世宗旨的变动，在宗

旨上父亲与祖父是完全相同的"。正是这亘古不变的"处世宗旨"，使一代一代的作家

把自己刻意追求的理想抛置脑后，而为了生计重操古人的旧业。

　　巴金先生在其《随想录》中曾深刻地反思过自己在这一阶段的作为，可谓力透

纸背："只有我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

界线，难道不是'下井投石'。我今天仍然因为这几篇文章感到羞耻。我记得在每次

运动中或上台发言，或连夜执笔，事后总是庆幸自己又过了一关，颇为得意"36"我

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37戴厚英也这样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我为

什么接受那些工作，而且还卖力工作呢？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不甘寂寞。恃才

傲物，总以为自己应该而且能够在事业上有所作为，这是我性格的核心，亦是我生

命的支点之一。"38可以说这也是狂热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众多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但这仅仅是巴金、戴厚英个人的反思，在文革结束以后象他们这样在文章中直面自

己过去作为的作家尚不多见。作为精英阶层的知识者对此的沉默预示著在不远的将

来此种心态将会沉渣泛起，事实上一九八一年以后的文艺运动中此风已略露端倪。

39因此，对知识者自身缺陷的反思是重振人文精神的必要前提。

　　这种极力迎合、阿谀政治的心态，一旦遇到政治的拒斥便会使文学家陷入绝望。

一旦切断他们和政治的联系，便会丧失生活的信念，因为谋求官方的认可是这种

文学家的终极人生目的。这在某种和度上导致了忠诚的文学家在"文革"中悲剧的自

杀，在这一主题下我们应该记起这些人物：老舍、吴晗、杨朔、以群、闻捷、邓拓、

刘绶松、李广田、罗广斌他们都热爱党，有的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

论家，有的是革命文学史家，有的是积极歌功颂德、唱颂歌的好手。正是他们，当

党和政府中断了对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之后，走上了自杀的道路。这让我们想起两

千年前楚大夫屈原的自杀，也许"自杀"从那时起就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标示自己忠君

和正直的一种传统方式。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他们怀著什么样的心情自杀：是感到了

世界的荒诞还是认识到了人类生存不可解脱的悲剧？抑或是因为"忠而被逐"、"奸臣

当道"？我们发现列举的几位作家中有人曾在自杀前对毛泽东诗词颇感兴趣，这绝不

是

　　偶然。显然他们曾向伟大领袖的诗词表示过什么，目前没有材料证明他们考究

过宇宙的运行，也没法证明他们思考过人的悲剧命运。甚至他们到自杀为止还认为

自己以前的行为毫无可商榷之处，只是不明白领袖知道不知道他们正在"忠而被逐"，

因此当问讯毫无结果的时候，为了表示对自己的清白受到污辱的抗议他们决定了此

一生，除了考虑过"忠"、"奸"、"人格"等个人的问题外，他们不思考任何形而上的课

题，于是，蹈海的蹈海，跳湖的跳湖。但不客气的说，在这种自杀方式并不能提供

给后人什么原创性的精神遗产，因为传统文人一直以这种方式生活著。当他们叮嘱

自己的亲属要紧跟时代的遗愿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如果他们九泉有知，不知会做

何感想！这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的自杀，甚至可以说，死也没有落个明

白。这正是"文革"死难者的可悲之处。

　　类似老舍"忠而被谤"的知识者的遭遇在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屡见不鲜，成为知

识者的命定："１０月１１日，北京已进入金秋时节，团中央大礼堂里举行批斗刘绍

棠大会。台上坐著中国文坛的泰斗，台下坐著的都是北京市的青年文艺尖子。当时，

北京市文联尚未明确邓友梅划为右派分子，因而友梅上台发言时，还作出许多左派

的姿态来。友梅能言善辩，语意铿锵有声，加上他挣脱罗网的强烈欲念，对刘绍棠

的批判相当出色。笑话出在友梅发言结束之后：当他红头胀脸，嘴巴离开麦克风迈

步下台，台下正为他有力的揭发批判，响起脆脆的掌声时，市文联秘书长田稼突

然向台下黑压压的群众宣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欺骗，他－

－－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40类似这类的掌故在文革后的文人回忆录中还可以找

到许多，但非常可惜的是活著的人也没有从根本上替他们追问悲剧的根源所在。

因为"文革"结束后他们还在追逐著政策的激流，又在向新领袖表白忠心：诸如"以华

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把这么一个光明灿烂，叫中国人民扬眉

吐气，叫你想象不到的大好形势摆在我们的面前。 "41"我一定不忘华主席的恩情，

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42"要保证严一行

这个老兵，在华主席统率下，把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打下来！"43之类的口号在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小说诗歌中比比皆是，可以肯定的是，１９７６年的感情

转折无论从表现形式上还是本质内容上都无异于１９４９、１９５７、１９６６年

的转向，从这一角度来看显然作家们根本没有认真反思过自己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

荒诞的作为，甚至建国以来也没有对几千年前屈原的自杀认真思考过，不然不会发

生批判运动中的泯灭良知，也不会在十年梦魇后如此之快地进入以往的角色，更不

会在７８年以后的文艺争鸣中再显文革心态与遗风。这一切表明悲剧远未结束，一

旦有了合适的土壤，中国人的"运动心态"会自然而然地故伎重演，而且毫无愧悔之

意。

　　说起 "为什么写作"，"怎样写作，"文艺工作者都会如数家珍泰然自若地侃侃而

谈，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和自我的声明相去甚远。中苏文艺思潮一直有著极端

相似性，而且文艺政策也如出一辙，但是为什么苏联曾有过《静静的顿河》、《焦

尔金游地府》、《日瓦格医生》、《古拉格群岛》这一系列的直面人生与现实的巨

作，有些著作甚至是在最严酷的环境里写成、沉默二十年后才见天日。同是在政治

的高压下这些作家为什么写作？他们知道这些作品会得罪领导不能发表甚至失去自

己最珍贵的国籍还在写作，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也知道自己应

该写些什么，以人类的良知感受现实，并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独立品格。但是在同等

的生存环境下中国的作家们在干什么？他们在用自己的良心思考吗？他们是否在认

真反思中国人的遭遇？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必须用事实来说话。从中国作家"四五"以

后以歌颂和声讨"四人帮"为起点的创作来看，中国作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二十年

的时光，牢狱、劳改、批斗及其它的斗争手段并没有使中国作家真正的觉醒。我们

曾一度把苏联的"解冻"文学比作中国七七年以后的文坛，但从本质上说，中国所谓

的"四五"文化解放运动只不过是对十七年文艺政策的简单复归，尽管十七年有批判

胡风、俞平伯、《武训传》、反右等文艺运动，我们的作家根本没有思考过十七年

又怎么样？正因为如此新时期的文学的前奏曲是向清官政治感恩戴德，我们也不难

理解七十年代末出现的作品以《为了周总理的嘱托》、《报童》、《陈毅出山》、

《曙光》、《我们的军长》、《湘江一夜》为主调。

　　新时期的作家、理论家们还没有勇气正视十七年文艺工作中的坎坷，相反是对

现实表现出了万分的满足，我们经常可以在本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看到 "前所未有"、

"英明领袖"、"在大喜的日子里"、"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之类的令人心满意足的字眼，

价值标准的相对性已经使当代作家丧失了思考能力。这正应了卢西恩派伊在《亚洲

权力与政治》中说的一段话："中国人在政治上是无所畏惧的乐观主义者。不管他们

刚经历过何种灾难，他们始终准备宣告他们正在跨入一个新的时代，它必然带来民

族成就的奇迹。其抱怨虐待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相当强－－－当他们想到国

家的未来时便突然消失了。没有其它政治文化如此严肃地依赖于中止怀疑的心理快

乐。"当我们考察新时期中国作家心态的时候，我们把视点对准了七九年以来的几次

沉默上，它恰好与相应的政治环境相呼应。但我们不想指责环境，而更愿意关注作

家自身心态的疲软，否则就会证明我们还在把环境作为凌驾于作家主体之上的不可

抗拒的力量，一旦机会成熟再度重复邪恶。尽管作家学会了亵渎，但这只能证明当

代作家的主体还很软弱，我们还不能九死不悔地追求自己的既定目标。我们还仅仅

将正直、坦率坚持真理当作一种理想，而缺乏将其变成现实的勇气。

　　在经历了运动中整人－被整－平反这一系列痛苦的折磨以后，一九八０年夏天

的一个文学会议结束后，一位英国留学生曾问周扬："今后还会发生整人的事吗？"周

扬回答："那不会了。"紧接著又说："起码我是不会再那样做了。"停了一下，他再

次说："我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不那样做。"44需要说明的是，引述人在这里

是想以此对话来说明周扬的痛悔心情，是正面引述，但在这含蕴丰富的一问三答中

确实说明中国作家的心态在逐步调整，但在这二次修正的背后蕴藏著的东西却仍是

令人担忧的：在力不能及的情况下又将如何？显然我们还没有把握不再发生整人事

件。

　　我们似乎一直怯于直面自己曾经有过的恶行，王元化在《思辨随笔批判者》、

钱锺书在《＜干校六记＞小引》中都强烈地表现出了要求整人者反思的呼声，八十

年代以来，巴金先生大声倡导著说真话，但在每一个作家实际行动中又是如何做的

却仍然是个未知数。饱经磨难的萧乾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１９５５年在文联批判

并宣布胡风为反革命分子的会上，书生吕荧跑上台去说了句'我想胡风的问题还不是

敌我性质。'他马上就被台上两位领导制止，随著就有人上台把他揪了下来－－－一

直揪到监狱里去。几年后，胡乔木虽然把他救了出来，'文革'期间还是死在监牢里。

至于文革期间，像张志新和遇罗克那样死于说真话的人就更多了。是这些活生生的

事例使我对'说真话'做了那样的保留。但我坚持认为不能说假话。"45萧乾先生进而

主张"（一）不要轻易惩罚说真话的。（二）不要过于慷慨地奖赏说假话的。"46。

这话和周扬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句具有普遍的原则性意义

的表述中，隐含了这样的潜台词：不轻易惩罚说真话的，但可以惩罚；不过于慷慨

地奖赏说假话的，但可以奖赏。这比过去的观念确实进了一步，但这表明活著甚至

是不分是非曲直的活著似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而坚持真理却成了遥远

的梦想，无疑这是一种异化。非常奇怪的是当王彬彬著文从理论上、也是从理想的

角度谈中国文人的为保全性命或官职而顺时应世的聪明给中国文学的影响的时候却

遭到了一部分人的反攻甚至是谩骂。47持反对意见者的理论依据是："在这位评论家

心目中，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冤枉地戴上三顶黑帽，应当受到谴责的自然也

不是操纵会场独揽军政大权的阴谋家林彪，而是那些没像陈少敏那样投弃权票的与

会同志。这不仅仅是逻辑问题，而是矛头的指向。"48这话似乎有理，因而也引来了

一些人的喝彩。然而问题是，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已写入中共党史，成为尽人皆知

的事实，也用不著别人再废口舌。倒是那些在非常时期为了保全性命和官职而举了

手、甚至拍手称快的人们借口是受了环境的影响还毫无悔意地活著。问题是，按照

萧先生们的逻辑，如果再有一次天灾人祸，再有相应的环境，按照尽量、沉默、贵

体的理论是不是还是照样让悲剧重演？这正是王彬彬和萧先生的分歧所在，也是理

想的知识分子人格和中国化的实存的"知识分子"人格的分歧所在，这是值得我们认

真思考的问题。一个在理论上、理想中就不愿意舍身保全真理的人，在灾难面前还

能有什么悲壮的行为？这种贵体的观念使中国人在关健时刻屈服于邪恶势力，这种

人生观使几十年来中国作家一方面在相对自由的话语空间下创作界肆意放纵未经认

真思考的个人体验，并对它进行掠夺式的开采，以世俗化的感情宣泄代替文学化的

深层表述，以呈一时的快意，唯恐自己赶不上"形势"，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

文学、新写实文学、新状态文学无不有些倾向；另一方面，在一定的环境压力下，

又不能保持压力下的风度，而是极其狡黠地变换著话题，很快又陷入乐而忘返的诗

意境界或悲观绝肓的无为状态；既不能对前一阶段的思路作深刻的反思，又不能执

著地继续探索，只是被动地期待著下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再

度放纵情感，犹如鲁迅《秋夜》中的"小粉红花"，由此形成了创作心态上的绝妙轮

回。这一创作心态又最终导致了中国文学的低层次重复，而少有循序渐进的螺旋式

上升。

　　而新近文坛上关于"新状态文学"的讨论似乎又呼应著创造社的转变。倡导新状

态文学并不是问题的关健所在，问题在于这些倡导者从"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

"新状态文学"的转变也毫无线索可言，同样体现了一种价值的随机性。在短短七八

年内，一个批评家作完先锋小说的拥护者转身变成"新写实文学"的倡导者，接下来

又成为"新状态小说"的鼓手，令人奇怪的不是这种现象，而是同一个批评家所倡导

的"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新状态文学"在思想情趣、创作态度及文本牲诸方

面在本质上并无内在关联，甚至不具备内在的逻辑发展线索，有些甚至是反其道而

行的。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批评家一方面可以可以指出新时期文学中的"文革阴影"这

一反常现象，另一方面马上又超越"新写实"、宣告"寓言流"的终结。无独有偶，批

评家既可以作新体验文学的颂词，马上又毫不尴尬地再做新状态文学的拥趸。一方

面，焦急地寻求所谓"自己"的话语；另一方面又毫无保留地祭起了"后现代主义"、

"第三世界文学"、"后殖民主义"的旗帜。最需要理性分析和价值标准的文学批评似

乎既无理性分析也无价值标准，有的仅仅是"言说欲"。这种价值的相对性注定了我

们所有的主张都不是为了民族的事业、文学的发展，而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声名。这

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严肃课题。

　　我们需要彻底反思几十年来中国作家的心路历程。多少年来尽管我们每一代人

都曾奋起变革文化，但最终又被文化所同化，一代代富有个性和才气的作家都在走

上政治化的道路。"官本位"的文化还吸引著人们，作家还在把政府的认可和名利双

收作为价值实现的最高理想。改革代代在喊，代代向传统回归，在五四运动八十余

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反思自身。中国的知识者有点象那个声称可以给所有不

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的那个剃头匠。作家不能改变他自身的传统价值观念和自我肯

定方式，但恰恰是这些人在大谈变革旧有的文化传统。显然这是一个怪圈。也许这

是历次变革流产的终极原因。在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为了我们自身的发展，

作家有必要重新清理自己的观念：什么是有价值的生命？为什么写作？用什么态

度写作？这是打出"幽灵塔"的逻辑起点。

注释

2 《新发现的郭沫若书简》，《文汇报》，１９９３年３月１０日

3 李辉：《摇荡的秋千》，《读书》，１９９３年１０期

4 蔡元培：《新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东方杂志》，第十四卷四号

5《论语微子篇》

6《孟子滕文公下》

7 《春秋繁露考功名》

8 敦尼克主编：《哲学史欧洲哲学史部分上册》，三联书店，第３１页

9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第９页，１９９２年３月版

10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七卷

第６号

11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１卷，第６号

12 只眼（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每周评论》，第十三号

13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14 15 周作人：《人的文学》，

16 郑振铎：《新文学观的建设中》

17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18 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

19 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路》

20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篇关于知识阶级》

21 参见　冯乃超：《鲁迅和创造社》，《新文学史料》，１９７８年第１期；《成

仿吾和创造社》，《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５年第２期；鲁迅给李霁野的信（１９

２７年９月２５日）

22　郭沫若：《创造十年》

23 蒋光慈：《死去了的情绪》，《创造月刊》，一九二六年第二期

24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革命文学论文集》，生路社，１９２８年５月初

版，第２０页。

25 张资平：《编后并答辨》，乐群月刊１卷１期。

26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

27 28 鲁迅：《醉眼中的朦胧》，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第１３，１４页

29参见《中国文艺论战》中甘人、茅盾、侍桁的文章

30郁达夫：《致马凌霄（１９２８年７月１２日）》，《郁达夫文集》，花城出版

社１９８４年版，第九卷，第４０２页。

31参见《郁达夫文集第九卷》，第７３、９３、４０２、４０３页。参见郭沫若：

《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七卷；《再谈郁达夫》，《文讯》月刊，第七卷第五

期，《文艺专号》。

32 陈寅恪：《男旦》，转引自冯依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花城出版社，１

９８６年７月版，第９１页

33 转引自剪伯赞：《历史问题论丛》，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２月版，第１２页

34　孙瑜：《编导＜武训传＞记＝，载１９５１年２月２６日《光明日报》

35　《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１９５１年５月２

０日

36　巴金：《随想录怀念非英兄》

37　巴金：《随想录纪念雪峰》

38 戴厚英：《性格－命运－我的故事》，太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４月版，第

１５６页。

39　参阅 "朦胧诗"、"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主体论"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文艺

讨论中的有关争鸣文章的论战方法。１９９５年９月１日《文论报》上一篇题为

《再说文化冒险主义：矫情与迷乱》的文章中，还在因为学术观点的不同指责张承

志等人"挑起一种极度的'道德恐慌'，制造社会的分裂与不信任"

40　从维熙：《走向混沌》，《海南纪实》，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41　陆文夫：《献身》

42　卢新华：《伤痕》

43　王蒙：《最宝贵的》

44　李子云：《良知的痛苦　艰难的挣扎》，《文汇报》，１９８８年８月３１日

45 萧乾：《给青年朋友们》，《中国青年报》，１９９４年３月６日

46 萧乾：《要说真话》，《文汇报》，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２日，类似的观点参

阅王蒙《名士风流之后》，《读书》，１９９４年１２期。

47 参阅下列文章：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文艺争鸣》，１９９４

年第六期

王　蒙：《黑马与黑驹》，《新民晚报》，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７日

《沪上思絮录》，《上海文学》，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48 萧乾：　《聪明人写的聪明文章》，《文艺争鸣》，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上网日期 2002年09月25日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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