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利经济 这是庇古(A. C. Pigou)的传统,其意图是改进社会。这里有一个到今天还未能解决的困难:就是我们接受了庇古指出的、减少私人与社会成本的分离可以增加社会的经济效率,我们也无从知道社会是被改进了的。作研究生时,跟其他同学一样,我大约花了半年时间分析这个问题。虽然当时几位老师都说无从知道,作为学生的还是心有不甘,在理论上转来转去转了几个月。此后不再。
政策分析可以客观,但不容易客观。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分析者本身可能有利害关系。政策的效果与自己的利益有冲突,分析者可能有意或无意地把结论更改了。学术研究不是那样神圣,足以令人鄙视的行为并不罕有。其二是政策分析,政府希望得到的结论,分析者往往事前就知道。学者的灵魂也有价,而史德拉(G. J. Stigler)曾经对我说,这个价有时低得令人吃惊。
(三)经济哲学 西方经济学的始创者休姆(D. Hume)与史密斯(A. Smith)就是走这条路起家的。此路举步维艰,走得有创意、有深度的卓然成家,平凡的不见经传。不需要有很强的分析力,但感受要有独到之处。近人米赛斯(L. von Mises)与海耶克(F. Hayek)是二十世纪的表表者。
(四)经济理论 搞纯理论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玩意,要有天分,不一定要用很多数,虽然数学的性能——尤其是简单的数学——要懂得通透。很有趣,足以令人废寝忘餐。问题是有实用性(有解释力)的理论不多见,而就是有的话,通常是一些基本原则的复杂演变。这些演变的推进可以很快,每半个世纪会出现一两个大师,看通了门径,势如破竹,横扫千军,剩下来还可以做的无足轻重。森穆逊(P. A. Samuelson)、阿罗(K. Arrow)等人就是那样的大师,跟他们的手尾不大过瘾吧。所以一般来说,搞纯理论是搞小玩意,数学好比较容易发表文章。除非时来运到,可以传世的机会甚小。
我的起点是找一个需要解释的行为或现象,多花时间考查这现象的真实性与细节。在中国与香港长大,对街头巷尾的琐事我知得比较多,而在六十年代受到高斯(R. H. Coase)的影响,认为若要解释世事,我们要首先知道世事的真实性。我对政府发表的统计数字历来有保留,也可能是出自亚洲的背景使然。就是我对某些优质的政府或机构的统计数字没有怀疑,其量度的方法是怎样的我总要查询一下。另一方面,自己亲眼见到的,虽然没有详尽的数据,我的倾向是信自己多于信他人,虽然好些时他人的数据我不能不用。是因为曾经中过计,痛定思痛才产生上述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