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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袁世凯奉召入京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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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袁世凯奉召入京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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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袁世凯奉召入京的前前后后 (408 reads)      时间: 2002-9-10 周二, 上午5:27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袁世凯奉召入京的前前后后







1898年9 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结束了“百日维新”；其中原因，论者多有归咎于袁世凯告密一说。本文摘自清华大学历史系蔡乐苏等新著《戊戌变法史述论稿》一书，此中分析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的关系，另有一种解释。



百日维新，西太后名为放手，实际无时不在关注控制。光绪帝在康有为等人的鼓动下，情绪越来越不冷静。礼部六堂官的罢黜和冗署冗员的裁撤，由于过急过猛而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动荡和心理不安。当光绪帝和康有为等人急进的变法路线遭遇巨大的阻力时，他们已感惶惶不安。他们担心，原定于戊戌九月在天津举行的皇帝与太后亲幸观看的阅兵典礼，将发生剥夺皇帝改革大权的军事政变。为防备不测，康有为从戊戌六月起开始谋划争取军队控制权的行动。他首先想到有可能被争取过来的人就是袁世凯。



七月二十六日（9 月11日），康有为为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草拟的保荐袁世凯的奏折递上。徐折极力推荐袁世凯，以御外侮为掩饰，实际目的是要让袁“独当一面”，脱离荣禄的控制，独立听从皇帝调遣，以备紧急之用。徐致靖折上的当天，光绪帝发出上谕：“电寄荣禄，着传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并将徐折“恭呈慈鉴”。这就等于把刀子递给自己本想杀的人。荣禄与慈禧都是政治上极机警的人，他们决不会无动于衷。



只有王照对此事极为敏感。他于七月二十八日（9 月13日）突然听到召袁世凯入都的消息，大惊失色，立即去问徐致靖。徐回答说：召袁是为御外侮。王照说：就算是这样，太后难道不会惊疑吗？为消减西太后疑心，王照决定紧急缮折，奏请皇上命袁世凯移驻河南归德府以镇土匪，借此掩饰召袁入京另有他谋。七月三十日（9月15日），他直接往颐和园，递上了请皇上命袁兵南去的奏折。王照虽用心良苦，但泼出去的水是不能收回的。光绪帝和康有为的召袁之举，实际是在向西太后和荣禄公开亮牌，不过是无实力、无谋略的亮牌。



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毓兰堂召见袁世凯，之后发出上谕：“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明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时武备实为第一要务。”当天晚上，康有为、梁启超等知此上谕，喜出望外。他们在庆贺荐袁计划成功的同时，正筹谋着军事政变的行动方案。不过内部意见并不和洽。



当康、梁、谭、毕（永年）等人联袁政变的行动要定未定之际，袁世凯由于被召见亦极不自安。不知袁世凯是担心荣禄心存疑虑，还是另有图谋，他不愿在京城久留。光绪帝召见他时，他就表示了急于回津的意思。可光绪帝似乎并未明了他的苦衷，让他等候四天再请训，并说，四天并无大耽搁。袁退下，回裕盛轩少食就寝，忽有苏拉（内廷承担粗重杂役者）去报：袁世凯已以侍郎候补，并有军机处交片，奉旨令初五日请训。袁说：当时“自知非分，汗流浃背，立意疏辞。”过一会，郭友琴诸友去贺，袁“备告以无寸功受重赏，决不为福，焉用贺。”即商拟疏稿，将力辞，诸友均力阻。遂托友人代办谢恩折。袁世凯既知“无寸功受重赏决不为福”，就利用在京城停留时间，尽可能多地去疏通达官贵人，求得他们的谅解和信任，以免不测之祸。当天午后，袁去拜谒礼邸，不遇，拜谒刚相国、王、裕两尚书，均晤，备述无功受赏万不克称。并商王尚书拟上辞，王尚书谓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甚谓不可。袁觉“此心怦怦，殊不自安”。八月初二日早，袁谢恩召见，“复陈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悚万状。”光绪帝却反而笑着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与荣禄各办各事”，袁世凯当然明白，这是让他脱离荣禄的节制，以后直接听从皇帝的调遣。袁心里更感沉重。退下，在宫门外候见庆邸，匆匆数语，即回寓，会大雨，至午始回法华寺，惫甚酣睡，至晚食复睡。



八月初三日（9月18日）晨，袁世凯赶紧去拜谒李鸿章，与他“久谈兵事”。午饭后，又去拜见庆亲王奕。可以说，除张荫桓之外，当时朝廷掌权的重臣，袁都一一拜访，以此联络感情，以防后患；同时，也证明自己在京城没有进行别的活动。夜幕降临，袁收到天营中电信，说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又接到荣禄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袁速回寓作复电，又看到荣禄派专人送来的信件，信中通报，因英船游弋，已调聂士成带兵十营到津，驻扎陈家沟，命袁即日回防。（康有为后来说，这是荣禄为防袁异举，调聂军以断袁部入京之路。）



因光绪帝有旨令初五日请训，而荣禄催他速回营，袁需拟折禀明缘由，申请提前请训。正在内室秉烛拟稿时（也就是初三日夜），谭嗣同有要公来见。袁停笔出迎，谭便服称贺，“谓有密语，请入内室”，袁“屏去仆丁，心甚讶之”。谭即告以围园杀禄的密谋。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心神无法安定，他反复筹思，如痴如病。本准备初四请训回津，因折稿没有拟就，也因如何应付谭嗣同提出的要求而颇费心思，故初四一天，可能是在寓所闭门未出，徘徊审思，最后决定，利用递折请训的机会，向光绪帝暗示要慎重用人，以防酿生大变。



八月初五日（9月20日），袁世凯请训上奏，希望改革“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袁世凯如此上奏，应当说是很符合他当时的思想状态的。他本不主张从进行上层开始进行急烈的改革。而张之洞自己不愿入京，他在八月初三日致当时在京的钱念劬的电文中说：“袁如拟请召不才入京，务望力阻之。”张知朝局极为复杂，入京未必有益。张的电文，证实了袁世凯讲的是实话。袁经过八月初三日深夜与谭嗣同的一番周旋辩论，知谭易感情冲动，虑事不周，难成大事。故在折中隐谏光绪帝不要为新进之士所误。光绪帝看了袁的奏文，虽已动容，但无答谕。



袁世凯退下，因急欲回津，即赴车站。到车站，等候达佑文一同返津。达佑文，名斌，是荣禄主管陆军的幕僚。袁与达同来同往，使自己的行踪有人作证，亦可避免因皇帝的特殊召见而给荣禄造成对自己的疑心。这正是袁世凯成熟周密的表现。袁、达乘坐的是十一点四十分钟的火车。下午三点钟到津。圣安棚茶座在车站，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袁下车后即往总督府，荣禄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见到荣禄，“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话未说完，叶祖进来，叶原为海军革职将领，此时为荣禄主管海军的幕僚，不一会，达佑文亦来，因人多不便细谈，等到将近二鼓，仍未找到机会，袁先退晚餐，约以明早再造详谈。大概袁世凯当时认为，康有为、谭嗣同提出的军事政变计划虽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必须及早详细秉明荣禄，但事情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袁、荣一方，如果袁世凯自己不动，康、谭只能沉默等待，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所以，袁并未感到万分紧急，非在当天夜里谈完不可。荣禄未知详情，放心不下，第二天一早，降尊去找袁世凯。当荣禄详知原委后，惊恐失色，大呼冤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之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袁说：“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两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



荣禄回到督府，又约达佑文熟商。事实上，当礼部堂官被罢后，京城达官来津找荣禄者已络绎不绝，待有袁世凯召入京，荣已有周密布局。此时荣禄并不担心袁世凯背叛自己而采取某种举动，他要考察的是袁世凯在光绪帝召见之后，是否仍与自己同心一致。袁把全部情况毫无保留地向他倾吐之后，他放心了。



当八月初六日荣禄与袁世凯正在天津造膝筹商，苦无良策以弥合两宫之时，朝廷已赫然颁发慈禧训政的上谕。上谕内容丝毫未涉及谭嗣同策动袁世凯发动军事政变之事。可知慈禧训政与袁并无直接关系。训政发生后，早已热衷慈禧训政的杨崇伊于当天赶到天津报信。荣禄把袁世凯招到督府，出示训政之电，杨崇伊在座可予证实无误。荣禄捧着茶杯笑着对袁说：“此非毒药，你可饮之。”意谓：大事朝廷内部已经决定，用不着我们操心，你袁世凯不必顾虑，我荣某不会害你。 摘自《中华读书报》



转贴来源：河北日报网站，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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