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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我的致歉，并解释我为什么对林毅夫、杨小凯之争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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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我的致歉，并解释我为什么对林毅夫、杨小凯之争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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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我的致歉，并解释我为什么对林毅夫、杨小凯之争不以为然 (430 reads)      时间: 2002-9-10 周二, 上午2:44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我的致歉，并解释我为什么对林毅夫、杨小凯之争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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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争论] 于 2002-9-10 5:38:41 加贴在 经济人俱乐部 ↑



我最近工作很忙，答应一些朋友的事情也迟迟没有落实，所以论坛来得少了，写帖子也非常马虎。上一个谈林毅夫、杨小凯关于“宪政改革”之争的帖子，就随手写了“经济学家还是少谈政治为好”这样的句子。现在看来，这个态度是不对的，而且是粗鲁的。一些网友回帖也说了，哈耶克、布坎南都是经济学家谈政治而非常成功的例子。我应当对此致歉。



1、经济学家谈政治还是慎重为好



我想我的态度应当修正为：经济学家谈政治时，还是慎重为好。政治领域本身自成一体，用经济学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当然会有独到之处，但不能用经济分析代替政治衡量。赵晓兄写（口述？）过一篇文章，不久前在这里贴过的，叫“单身女子的经济学分析”。我以为很有趣。好就好在，赵晓兄做的是分析，而不是建议－－他没有建议单身女性用经济学的概念去决定什么时候嫁人，应当嫁给谁。换句话说，赵晓兄在用经济学观点去分析情感问题，但知趣地没有要用经济分析去替代人的情感决策。前者是“情感问题的经济分析”，后者就变成了“情感问题的经济决定论”。



每种领域都有自己的经过历史考验的基本前提。例如经济学上一个基本的假设前提，就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如果带着政治眼光来看，这个假设大可质疑。比如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就不仅仅是从商业利益出发，而很可能肩负着和平演变中国的使命。从这个假设出发，我就可以争辩说：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其实是一个陷阱，是要把中国经济拖到依赖美国的地步－－－不要以为我在说笑话，一些“政治觉悟特别高”的所谓“经济学者”，真地就是这么分析的。对这种满身政治细胞的“经济观点”，我想真正的经济人也只能是一笑置之。这个例证就说明了，把政治分析引入经济领域，一般不能超越一定的界限，亦即一般不能挑战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前提，否则就会瓦解整个经济学说的意义。



2、政治领域包含了一些道德上不证自明的命题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政治领域也包含了一些不证自明的前提，而且往往是道德性质的。比如我们认为个人自由是神圣的，一个不能保障基本个人自由的社会是政治上“不好”的。对这个课题，你当然也可以设法用经济模型去分析，比如你可以讨论：一个个人自由较大的社会是否经济发展较快？或者还是较慢？个人自由范围的界定是否有经济上的理由？但无论你怎么讨论，有一点是你不应轻易去冒犯的，就是个人自由的正当性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也许可以从经济角度提出一个模型，证明侵犯人的个人自由可以使经济更快发展，但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个证明是不可接受的，至少是不相关（irrelevent）的。



我再举个更简单的例子：假设有人无缘无故打我，我就会反抗。我把这一反抗的权利视为自己个人的内禀权利，是不证自明的。当然你从经济学角度也可对此分析，例如你可以证明：一个不允许个人反抗暴力侵害的社会，将是经济上低效率的，所以反抗暴力是经济上合理的。但你这个证明对于我来说，意义极小。即使你证明出了相反的结论，我也还是要反抗暴力，我仍然会坚持我有反抗暴力的权利。在这类问题上，经济学的分析是不相关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林毅夫和杨小凯先生的争论不以为然。因为宪政改革这个课题，在我看来，可以有无数条政治上的理由，但却不必满足“经济上高效率”这一条理由。杨小凯先生的基本思路，就是试图证明：宪政改革有利于经济稳定和发展，所以必须进行宪政改革。而林毅夫先生的命题则是基本相反的。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把“宪政改革是否正当和正义”这个政治课题，偷换成了“宪政改革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样，问题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变成了和真正政治领域“不相关”的经济分析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争论得越多，越深入，越精彩，就越具有误导性。



3、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宪政等等的功利态度，不利于政治进步



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曾经暴起过一段对“自由”、“民主”等等的狂热。现在看来，这场狂热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最严重的先天不足，即对自由、民主等政治议题，不是用“正当性”和“正义性”的眼光去分析，而是扛起了“自由、民主可以使中国更快发展强大”这样一面大旗。这就把一桩本来应当属于正当性和正义性的事业，变成了属于功利性的事业。



《河殇》是这种思路的集大成。《河殇》花了绝大部分篇幅在“痛诉”华夏文明的“血泪史”，苦苦思索“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其结论就是没有引入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等等。言下之意，如果中国吸纳了这些西方文明成果，就可以再度复兴和强大。这一思路的命门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国家的强大和兴盛，有自身的地理因素，遵循一定的经济规律。比如早期文明都发源与河流附近，这完全是由经济因素决定，和该文明的政治制度关系很小。例如该种文明是信仰一神教还是多神教，就是一个基本无关的因素。一个高山部落，是没法发展成文明古国的，所以你不能说这个高山部落之所以不发达，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多神教。这个规律在当代并没有改变。一个极端的情况：假设中国由于本身资源、人口的制约，客观上注定了不可能在当代世界上成为强国，那么怎么办？是不是中国就可以彻底不要民主、自由这些东西了？是不是就可以彻底不要政治改革了？



所以，当90年代，另一些人，包括另一批知识分子，抓住了这个命门予以痛击后，80年代的这批所谓民主派们立刻土崩瓦解，不堪一击。不仅在政治权力体系中，而且在社会大众心目中，丧失了大部分影响力。对方的反诘很简单，就是提出了一系列论据（如东欧、独联体国家），证明民主化、自由化不但不一定导致经济快速发展，而且可能导致经济停滞甚至倒退。民主化的功利基石于是轰然倒塌。而社会大众、包括原先倾向于民主的那一群，也很容易地倒戈接受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命题。因为这个命题，和所谓“民主派”的“民主带来繁荣”的命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在我看来，杨小凯先生所谓“宪政改革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繁荣”云云，正是重复同样的老调思路，而且肯定会重蹈同样的覆辙。这样的调子重复得越多，在我看来，对宪政改革等等越没有好处。我上个帖子认为他们应当“少说为好”，其实就是基于这个考虑。



建立一个新政治体系，或者完善一个已有的政治体系，除了利益的因素外，最根本的因素还是何为正当，何为正义。当绝大多数社会公众拒绝一个体系的正当和正义性的时候，它就不可能再长期存续；而当绝大多数社会公众接受一个体系的正当和正义性的时候，它就会水到渠成。在正当性和正义性考量中，经济效益只是一个并不占据核心的因素。中国政治改革目前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对经济效益因素考虑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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