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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就西藏问题再答芦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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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就西藏问题再答芦笛先生   
whopper_junior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64

经验值: 7342
文章标题: 就西藏问题再答芦笛先生 (355 reads)      时间: 2002-8-26 周一, 上午5:48
作者：whopper_junior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芦笛先生针对西藏问题两次给与答复，在下实在感激的很。对先生清晰的条理和过人的文采在下也是万分的佩服。不过，恕我直言，唯独对西藏问题，先生的看法是想象的成分居多，实事求是的成分居少。试举一例：对于中共和达赖在西藏版图划分上的分歧，先生认为“达赖那狮子大开口认不得真”，理由是这“不过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一种谈判策略而已”。我想，如果真的是这样，恐怕达赖早就和中共坐在一个谈判桌面前了，说不定现在已经达成协议举杯共饮了。但事实上，中共和达赖的巨大分歧，决不是谈判技巧的缺乏造成的。王力雄的《天葬》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深入的分析：



“从现实出发，比较明智的策略是，达赖喇嘛应该先以他流亡之前的状况作为谈判基础，或像有人建议的那样重新回到《十七条协议》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 ，第一步是争取回到西藏，实现卫藏──即西藏自治区的自治。等到有了立足之地和政治实体后，再根据中国社会的变化，掌握时机，利用国际舆论和国际力量，继而图谋大西藏范围的自治，最后实现西藏独立的目标，甚至也不是没有可能。关键是要先回西藏，为此就不应该把起点定得太高，否则是不可能取得现实进展的。



“这本是常识性的道理，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智慧，达赖喇嘛肯定非常明白。但限制他不能采取这种现实谋略和灵活手段的，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西藏流亡者不光来自卫藏，还有相当比例来自安多和康区。五十年代对中共的武装反抗首先起自安多和康区，大批反抗战士和百姓为了躲避中共军队的围剿而逃到卫藏。在达赖喇嘛出走之后，他们也随之流亡，因此安多人和康巴人构成了流亡藏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影响，可以从西藏流亡议会的议席比例上得到反映。流亡议会一共45个议席，其中30个议席是根据安多、康和卫藏三大地区分配的，每个地区10个议席 ，那么任何抛弃安多和康（哪怕是出于暂时策略）的方案都不可能被接受，在议会难以通过，在流亡藏人中更是会遭到激烈反对。无论从公正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各方面的利益出发，皆说不过去。仅此一点，就决定了达赖喇嘛与北京的谈判，几乎永远无法找到共同点。

”



还有，在藏共干的问题上，先生认为：



“如同内地一样，１９５９年以后培养起来的老藏共干不是退休便是进了西藏七宝山，现在当家的是一夥中央民族学院培养出来的少壮派。那些人的汉文水平比网上汉族愤青水平还高，头脑灵活，具有现代意识，不是什么冥顽不灵的文盲老共干，很容易就能和达赖手下那些精通英语、具有广泛的深入的世界知识的少壮派尿进一把夜壶里去。”



看得出来，先生对于“中央民族学院培养出来的少壮派”寄予厚望。那么这些“少壮派”真的那么争气么？我的学生时代是在北京度过的，中央民族学院就在我们学校不远处，骑车从大慧寺到白颐路就到，也就是10分钟。那时候，学校经常组织歌舞晚会什么的，我们这些人苦于歌舞资质太差，便经常到民族学院请来一些少数民族兄弟来帮我们编排歌舞，特别是维族和藏族的。恕我直言，“汉文水平比网上汉族愤青水平还高”的人我们还真没有遇到，多数人也就是勉强能够交流而已。另外的一个无情的事实是：先生寄予厚望的那些“头脑灵活，具有现代意识”，“很容易就能和达赖手下那些精通英语、具有广泛的深入的世界知识的少壮派尿进一把夜壶里去”的精英们，有相当多数的人都选择留在了内地。一个维族学生亲口告诉我，他们学校的毕业生，如果想留在北京都可以留下，至少他们维族学生是这样。



那么是不是就没有人选择回家乡了呢？当然有，不过这些人之所以毕业回乡，还是无可奈何的因素占了绝大多数。说句不怕得罪人的话，由于个别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录取分数太低，导致他们在进入内地的正规大学以后，跟不上学校的教育，社会对录用这些人也根本没有兴趣。如今学校毕业生择业已经是双向选择了，他们不回家也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去了。作家徐明旭在《阴谋与虔诚》中透漏的情况和我的亲身观察比较接近，徐先生指出，“藏文缺乏科技词汇……無論在西藏的大學，還是在北京的大學，都只能用漢語文教授除藏文以外的所有課程。藏族學生本來就缺乏理性思維，再用非母語的漢語文學習，困難自然比漢族同學大得多。所以中共要將藏族考生的錄取分數線降低一半，然而這樣反而更糟糕。藏族學生入學後一開始就落在漢族同學後面，大多數直到畢業時都趕不上去。雖然漢族老師與同學受紀律約束，不敢嘲笑他們，他們自己心裡就很不好受。”正是这样的一群成绩一塌糊涂，毕业后不得不买火车票回家乡的藏族学生，构成了今天藏族共干的主体。



不客气地说，这些藏族共干完全是一群不学无术的寄生虫。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字，西藏199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区区105亿元，在所有省市自治区中远远排在最后，但是，西藏人2000年平均可支配收入竟然达到了6908元，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854元，全国只有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浙江这5个省市指标高于西藏（国家统计局的网站突然断了，我没有找到2001年的数据）。这说明中央和各个地方对西藏的财政供养已经达到了相当惊人的地步。不用问，这笔钱绝大多数一定落入了这些藏族共干的腰包，普通的农牧民还得老老实实地该种地的种地，该放牛的放牛。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旦西藏独立或者高度自治，这些既得利益者将面对多么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上的失落感。如果先生对出国前在国内无所不在的派系斗争还有印象的话，应该不难理解这些人将来一定会抱起团来和随达赖一起回国的流亡藏人对抗。指望他们和海外藏人“尿进一把夜壶里去”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罢了。



先生在“一国两制”和隔离问题上分析的很好，我承认，对“隔离”的需要可能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迫切。先生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用的是纵向比较法，即西藏只和自己比，强调西藏的特殊性，“香港不行，但我西藏一定行”。但是，在分析藏族共干的问题上，先生又不自觉地用起了横向比较法，即西藏只和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强调它们之间的普遍联系，“苏联、外蒙、越南行，我西藏为什么不行？”，其内在的逻辑缺陷一目了然。



先生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是我党，这个观点我100%同意。的确，当今执政的共产党政府，抱定了“只要我不是崇祯皇帝”的信念，对最危急的问题采取击鼓传花的做法，只要炸弹不是在自己手里爆炸就行。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没有民族问题，只有发展问题。在此我呼吁：不要把新疆、西藏、内蒙的问题归结为民族问题，那样非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最终更会危及少数民族的利益。把少数民族问题归结为发展问题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的经济力量会更强大，中国也必将最终走向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少数民族也必将与全体中国人民一起享受到富裕的生活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但是，如果把少数民族问题“民族化”并国际化，就会严重影响中国民主力量的发言权，中共的专制暴政也会更加拥有市场，因为民族问题的解决是无法通过发展经济或者成立一个新的政权来解决的。君不见英国、西班牙、法国、加拿大等发达的民主国家照样遭受民族问题的困扰吗？另一方面，倒是中共对于少数民族的强硬政策（王震之对于新疆，张国华之对于西藏）更能说服民众“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一句话，如果我们真心想让西藏、新疆、内蒙各族兄弟姐妹过上好日子，就别再什么“独立”，“自治”的瞎折腾了。



中国需要的是眼光现实的实干家，是像老朱那样的低着脑袋干活的人，而不是坐而论道，慧眼独具，能给中国朝野众多糊涂蛋们指出一条明道的仙人道长。如果一定需要这么一个人，那么我宁可打赌他会诞生在国内。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关注王力雄等人的言论的原因之一。在我看来，只有像王力雄这样的长期在国内生活，又不怕做共产党的大牢的人，才最终有可能提出真正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像我们这些海外华人隔着个太平洋偶尔到网上写点东西发发牢骚，恕我直言，戏不大。

作者：whopper_junior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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