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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戡乱战争 19 】西北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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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戡乱战争 19 】西北战局 -- HGC - (439 Byte) 2005-7-05 周二, 上午5:48 (651 reads)

HGC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标题: 马鸿逵：戡乱与去国的回忆 (308 reads) 时间: 2005-7-05 周二, 上午5:50

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戡乱战争 19 】西北战局

戡乱与去国的回忆
马鸿逵口述

張治中杯葛胡宗南

民國三十六年，我夫婦由南京返寧夏，經過西安，應行營主任胡宗南歡宴，談到圍剿陝北共黨事。胡說：「素聞寧夏騎兵驍勇善戰，可否請你寧夏軍與青海軍各撥借兩個騎兵團，交行營助戰?」我答說：「說甚麼寧夏軍、青海軍，全都是國民革命軍，借調我騎兵團，自無問題。惟抗戰勝利國軍整編後，我部已交西北長官接管，我已無軍職，也無指揮全權，你此項意見，我到蘭州後，當轉告文白（張治中號）長官。」臨別時，胡又叮囑內人說：「嫂子！請提醒馬主席，千萬別忘了所託借兵的事。」足見胡對此事，寄望殷切。

到蘭州當晚，張治中請我夫婦吃飯，在座有張妻及郭寄嶠，席間我將胡擬借調騎兵意見告張，張聞言大怒氣沖沖的說：「你撥好了！」我說：「現在我部指揮權在長官署，你不同意，我怎能作主撥借？」張接著說：「你不必操心，胡宗南真要軍隊，政府用飛機也會送去，當年你打孫殿英時，胡宗南做第一旅旅長，駐紮中衛，距你作戰地區甚近，你戰况艱苦時，他何以不幫忙你？你今日這樣熱心，替他借兵，真是好心。此事我不能作主，你直接向中央去說好了。」我說：「過去的舊事，不提也罷，現在共黨大敵當前，我們應該不分彼此，合力收復延安、剿滅共黨匪禍為是。」郭寄嶠在旁插話說：「你真會說話，為甚麼不到中央去說呢？」張更調侃的說：「嗨！他不但在蔣公面前會說話，在蔣夫人面前更能說話。」語畢張、郭相顧大笑，嘲諷意味，溢於言表。我勉強終席辭出，次日起程返寧。關於胡宗南借調騎兵之事，無法向胡交代，我個人碰了一個釘子事小，而延安得以苟延殘喘，影響了以後剿共的戰事發展，殊堪慨歎！當時，我以為張與蔣公關係深厚，只是與我個人難堪而已，不疑有他。詎料，以張治中掩護共黨言行及阻撓進剿延安種事例，證明其時張治中已別具用心，以為其投共政治活動鋪路，國事如此摻諸此奸佞之手，夫復何言？這是我最後一次與張治中的交往，也是我堅持不就任西北副長官的主要原因之一。

援榆林之戰

民國三十六年，共軍圍困榆林，蔣公令我派騎兵四團解榆林之圍，我以共軍兵力龐大，四團兵力不足致勝，乃派三個軍約八萬人赴援，由我策定作戰部署及作戰計劃，並親自秘密隨軍督戰。此次作戰計劃目標為解榆林之圍；並一舉擊潰彭德懷部主力，生擒彭德懷。迄至我部抵達榆林前一日，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銜命由京來寧夏，始知我隨軍南行，即電我返寧，並謂蔣公有重要機宜相授，我在不得已情况下返回寧夏。榆林之圍雖解，彭德懷部亦為我軍擊潰。惟我軍雖大獲全勝，但因我奉蔣公命返寧，失却乘勝追擊時機，致令彭德懷率殘部逃竄，活捉彭德懷的目標未獲達成。實屬遗憾！而蔣公對此次榆林之戰，甚為滿意，戰後蔣公召我晉京，對我說此次計劃周詳，全體將士用命，戰鬥英勇，並親書「身先士卒，勇冠三軍」八個大宇，以示嘉勉。至我事前策訂作戰計劃，以及秘密隨軍督戰一節，未便再向蔣公說明。

榆林之戰，我軍損失甚重，蔣公在西北軍政檢討會上指示西北長官張治中及陶峙岳等，撥補新兵七千人及輕重武器等，以為補充。並指令授我以相當名義，恢復我軍事指揮職權。以便統軍剿共（抗戰勝利，前寧夏軍隊整编後，我的軍職全部解除，統歸西北長官指揮，我僅以寧夏主席兼保安司令，擔負省政與訓練、指揮地方自衛團隊，維持地方秩序。嗣因張治中等對我憚忌，恐一旦復我軍職，他的西北長官指揮大權旁落，對共軍不利。故而一再拖延，不作決定，對蔣公的指示，一再矇蔽，借詞推托，不予遵行。後蔣公返京，也就没有下文了，至撥補我軍新兵及武器，也不再提及了。現在由當時種種跡象看來，張治中、陶峙岳等，早已有賣主求榮，甘心作共黨奸細，刻意設法阻止西北剿共軍事行動的打算了。造成其後共黨兵不血刃，垂手而取西北的局势。

與西北大学學生的一番談話

民國三十六年，我由南京返寧夏，經過蘭州，聞悉寧夏我軍官兵，返蘭休假期間，在蘭州與學生發生互毆事件，引起學生罷課遊行示威，並提出：「打倒馬鴻逵」口號。此一事件固由於西北大學隱伏有共諜份子的煽動，藉機搗亂，更由於蘭州軍政當局之放任、鼓勵，以致由一細故，小題大作，而逐漸擴大，幾致不可收拾。說到蘭州軍政當局因聞中央將發表我為甘肅主席，要我主持西北剿共戰局，某些人為個人名位，以及張治中西北長官以下共諜份子，怕我這個反共硬漢，對共黨在西北的發展不利，故安排地方事件，予以杯葛，藉寧夏官兵與西北大學學生衝突事件，慫恿學生鬧事，甚至暗中還鼓勵學生，借題發揮，公然提出對我個人攻擊，歸咎於我。我正在蘭州，不能不予過問，決定親至西北大學，與學生見面談談。當時許多人都說去不得，我不顧左右勸阻，於抵蘭州次日晨七時即驅車至西北大學，時校長尚未到校，我告訴某訓導主任來意，希望將第一、二節上課時間交我使用，集合全體學生，我要對他們講話。原擬在大禮堂集合，以人數過多，改在操場集合，我由學生群中擠上操場一高台，我開始說：

「我就各位同學所要打倒的馬鴻逵，寧夏省主席；我今天來見各位小兄弟、姐妹，是特地來認錯、道歉的。我們家鄉的規矩，認錯、道欺是要牽羊登門賠禮。今天一早買不到羊，只得免了這個習俗，這要請各位原諒！」

「過去我時常來蘭州，也在此住過不算短的時間，始終未到貴校與各位見面，總覺得是一件憾事；昨天我從南京返寧夏，路過蘭州，聽寧夏軍隊官兵與各位同學發生誤會，以致衝突，實在是很不幸的事，我身為寧夏軍隊過去的長官，現在已全部交與西北長官公署張長官了。雖然，我已不是寧夏軍隊的長官，但寧夏軍隊是我一手編组訓練出來的對他們的軍紀我仍然要負部分責任，所以今天一早就趕到貴校來，向各位賠禮，希望各位同學接受我的誠意，躭誤一點時間，聽完我的講話。」原來學生集合時，秩序很亂，鼓噪不息，至此，則寧靜無譁，秩序井然。我接著說：「軍人與學生打架，本來是一樁個別事件，不管因何衝突，軍人總是不應該的，我可不必去查問理由，即可予他們以適當的處罰。但是，各位同學也有不是，不應該受野心份子煽動，小題大作，藉機製造混亂，造成社會不安。如果各位一定要對肇事軍人，予以報復，現在我隻身在此，一時也找不到肇事的人，我只得一人挺身而出，任憑各位同學處置，要打、要殺，我都願意接受，只要各位同學停止罷課、遊行，不要耽誤學業，不要傷到家鄉人的和睦，影響地方安寧。我一人雖死而無怨。」說到這裡，群眾議論紛紛，其中有一人高聲喊道：「大家不要吵，我們聽馬主席說話。」随即又恢復平靜，我繼續說：

「今天眼見到家鄉親愛的子弟，心中無限興奮，千言萬語不知道從何說起。我想首先報告我的理想舆抱負：

满清末年，當我十五、六歲時，知識漸開，看到家鄉惡勢力横行，富人欺壓窮人，官府欺壓百姓，真是暗無天日，我乃决心投筆從戎，決心要解救家鄉人的痛苦。宣統一年我考入陸軍學堂，接受新式軍事學術訓練。辛亥年武昌舉義，我們幾個要好的同學，策動全體同學，響應陝西獨立，呼應革命行動；不料事機不密，陝甘總督長庚下令關閉學校，解除學生武裝，我也就不得不逃亡，而離開軍校正式投身軍旅。至今，轉眼已屆知命之年，在此三十餘年中，由北伐到抗日，轉戰內地各省，經過大小戰役，不下千百次，總算托家鄉父老、兄弟、姐妹之福，為西北人爭了面子，替國出了力，自問尚未落人後。」

「現在對日抗戰已經勝利了，外來的強敵已經打敗了，可是內部共產黨的問題，又接踵而
來，今後禍患方興。今天我願意乘這個機會和各位談一談這個問題，現在把過去親眼目睹的一些事實，向大家做一個簡略的報告，只就事論事，不談空泛的理論。」

「民國十四年，我率軍經過長武入陝西，所見各縣、鄉、村，被共軍盤據後，殺人、放火、
勒索人民的種種慘狀，各地雞犬不留，廬舍為墟，幾成人間鬼域，說共產黨是為窮人謀福利，共富人的產，為甚麽又不分窮富到處殺人、搶劫，破壞生產，使人民痛苦，不能生存呢？」

「民國十四年，我在馮玉祥西北軍中，馮每晚召集軍中軍長開討論會，當時有一位女政治員，名叫秦德俊的【HGC：即秦德君，其有口述回忆传世，即《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是共產黨員，四川人，她在會中說中國婦女受到傳統的幾千年壓迫，一向視作男人玩物，現在要求解放，反過來要把男人當作玩物，主張廢除婚姻制度，使人類回復到原始社會，只知有母，不知有父，這樣婦女才能說是真正獲得了平等。各位試想，人類回復到原始社會，男人固然不應該把女人視作玩物，而女人將男人視作玩物又應該嗎？」人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打破婚姻制度，没有家庭，没有父母子女關係，豈不是禽獸了嗎？人類將變成甚麼樣社會，不難想象，這種謬論，真是不可思議。後來不久，我去重慶，聽說秦女士已覺悟反悔，放棄了共產黨的論調，與一銀行界人士結婚，生了兩個孩子，過著美滿的家庭生活。」

「馮玉祥由俄返國，帶回來一位叫劉伯建【HGC：即刘伯坚。】的所謂『前進份子』，任馮軍政治部部長，後與陝西經陽縣女縣長王女士结婚，婚禮請柬上印了四句狗屁不通的打油詩，記得是：『帝國主義滿宇宙，鐵鍊鎖的世人仇，列寧主義行天下，解放民族得自由。』婚禮請到西北軍政高級幹部甚多，由馮玉祥為之證婚，劉伯建致詞說他與王同志都没有婚姻觀念，也不重視婚姻形式，此次结合，完全是為了為人民服務，工作上的需要。並講述社會主義種種似是而非的理論。誰也聽不懂，也聽不進耳。婚禮完畢，有某高級將領與我向劉伯建告辭時說：『你今天得到美麗、聰慧的佳人，福氣可真不小，惟剛才聽到你的高論，甚為欽佩。你說你與新夫人，都没有婚姻觀念，也不重視婚姻形式，那麼你今夜的洞房，可否讓给別人呢？』劉聞言滿面通紅，狀甚尷尬，舉手道歉說：『失言！失言！』我即告訴他說：『你還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相與哈哈大笑而別，由此可見共產黨說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全是一派謊言。」

「西北軍馮玉样由張家口撤退，其總部女政治員三十餘名，乘我部汽車到達靈潼，當晚部隊到靈潼温泉洗澡，我指定女用浴池一間，供她們使用。她們不去，由秦德俊、謝寶珍（後嫁楊虎城為妻）為首，要求我准許她們到男池與男同浴，當時我部第九旅官兵正在沐浴中，她們說中國男子傳統觀念只把女子當作性的對象，滿腦子骯髒想法，此一觀念非打破不可，女子是人，為何不能與男子同浴？她們邊說邊走，不聽我制止，逕自闖入男子浴室，我部官兵見大批女子闖入，不勝訝異，全體譁然，轉身背向或匍伏地上，最後只得得倉皇逃出浴室，讓那批無恥女政治員沐浴。又一次我部到鄭州，有騎兵一營包租一家澡堂沐浴，有唐生智部女政治員二十餘人，也要入內共浴，門口衛兵阻攔不及，該等女政治員蜂擁進入，脱光衣服，下池沐浴，並強拉池內男士，為之擦背，極盡放蕩撩挑、挑逗能事，與禽獸無異，結果我部官兵，也只得倉皇起身離去。這些女政治員，原都是有很好的家世，純潔優秀的女孩，一旦中了共產黨的毒素，一變而為寡廉鮮恥放蕩形骸的飛女，還自命為前進，為提倡女權的先驅。在我看來，實在可憐亦復可悲。在場的女同學，不知是否同意我的說法？」

「談到共產黨的公有財產制度，不論在理論上或者在實踐上，我覺得都是行不通的，工人勞苦終日，所得血汗工資全歸公有；農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勞苦所得，全歸公有。試問誰還願意去工作、務農？我們知道蘇俄是共產主義發源地，大革命以後，徹底實行共產主義，推行公有財產制度，結果是工人怠工、農人怠耕，商人也無生意可做，一切由政府統制，即使做生意，也不能賺錢，百業停頓，餓死幾百萬人，造成空前的經濟危機。到史大林上台，不得不改行所謂新經濟政策，准許人民擁有部份私有財產，情形稍為改善，但仍未脱離共產本質，人民仍然痛苦萬分。蘇俄是共產黨徒的祖國，實行共產制度最早、最久，然而蘇俄人民是最不歡迎共產主義的。

最近我軍進駐陝南，該地被共黨武力盤據十餘年，據我調查過去該處土地肥沃，農產豐富，人民生活小康。現在我問該地人民對共產黨佔據時期的感想如何？他們異口同聲說，以前向地主繳租，農民尚能勉求温飽，共產黨來到以後，一切收成，均歸公有，勞苦的農人都吃不飽，只有共產黨員，吃得好、穿得好，因而農人對耕作也就不感興趣了，終年勞苦，涓滴歸公。不努力工作，固然吃不飽，努力工作仍然吃不飽，何必多費勞苦呢？這種道理至為明顯，說明了共產黨的公有財產制度，结果是民窮財盡，大家同歸滅亡。」

「再說共產主義所倡行的公養制度，人出生後，即交公家養育，由托兒所、幼稚園，以至小、中、大學，均由公家負責撫養教育，這也只是一種理想的制度；除了知識教育，可由公家負責外，至於撫養一概交公家去做，這是違背人性的，尤其是嬰兒與青少年時期，全靠父母呵護、撫養，才能成人，養成健全的人格。如果，人出生後，即交托兒所撫養，脱離公母、家庭，縱可在形體上長大成人，然在心理上、人格上，不接觸親情，勢必養成其暴戾、冷酷心理，這樣的人成長後，只不過是一個可供驅使的動物而已，與牛、馬牲畜何異？這就是共產主義制度下，所希望培育出來，具有勞動價值的動物。試問各位，願意作一個有人格、有思想、有愛心、有感情的人呢？還是願作一個没有思想、没有情感、没有人格、没有愛心，只供驅策勞動的牛馬呢？這個問題，我相信不難回答。由此，可證明共產主義，對人的本質認識錯誤，不適合人類的要求。」

「此外，我還要舉出幾件實例，說明共產黨徒在推行他們所謂的「制度」中的種種殘酷、暴虐行為，給各位聽聽：

「南邊縣城內有一對夫婦，兩個孩子，婦人頗有幾分姿色，共產黨佔據南邊縣，每天召集民眾開會，指定要那婦人參加，名為開會，實即輪流姦污那個婦人。一日，丈夫對婦人說，天氣冷了，孩子的衣服應該縫補清洗一下，可否不去開會？過了幾天，丈夫被共產黨抓去，指責他是反革命份子，在地上挖了個五尺深坑，將丈夫捆綁置於坑中，用土活埋，等土埋到頸部時，那人滿臉紫漲發黑，再用長釘從頭頂釘入，即見鮮血上街三四尺，此即共產黨所發明的『點天燈』酷刑。」

「在共產黨控制下，不能說錯一句話，即使夫婦之間，也不能隨便說句閒話。靜邊縣有一對夫婦，一日，丈夫對妻子說，人生在世，痛苦萬分，此種痛苦，不知何時能了？此語本是一般人的牢騷話，並不含任何政治意味，惟不知如何傳到共党幹部耳中，過了兩天，共產黨將此人捉去，活埋處死。」

「陝北靜邊縣有位共軍旅長，部隊駐在他的家鄉，一日，他父親對該旅長說，你的部隊駐在家鄉，經常給養的攤派，實在供應不起，我是你的父親，每天聽到同鄉父老在我面前抱怨你，我實在難過，活著還不如死了好。旅長兒子回答說，你還想當老太爺呀？接著一記耳光打到父親臉上。旁邊有人目睹此事，都極爲憤慨，紛紛指責旅長，不應該爲他父這句閒話，動手毆打父親。次日，這位旅長舉槍自殺身死，留有遗書謂兒子毆打父親，大逆不道，唯有如此，才能保全父親性命，苟活一時。否則，聽父親之言豁免家鄉攤派，就是父子同謀的反革命，我父子都不能活命，我毆打父親，大逆不道，愧對天人，只以一死謝不孝之罪等語，如此慘况，實在令人痛心疾首。」

「抗日時期，蘭州駐有蘇俄顧問多人，某次應朱紹良主席歡宴，席間有位俄籍顧問（曾做過俄軍師長，為俄軍機槍專家，我也認識，名字忘記）說：你們中國抗日到底，我們蘇俄幫忙到底，當時其他在座俄籍顧問示意他不要多說，此君心直口快，又說：我們政府不幫忙，我們的人民也會幫忙到底。次日，該顧問即向朱主席商借車輛，離開蘭州奉調回國，朱遂借與卡車一輛送該顧問取道新疆返國，據聞該顧問抵哈密，即被俄軍派人暗殺處死。此事是朱主席親口告訴我的。」

「以上所述各節，都是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事實，絕非虚構，報告各位，說明共產黨冷酷、殘暴、視人民為牛馬，謊言欺世，其所奉行的共產主義，不適合人類要求，更不適合我國人民的要求。我國人民是重感情、尚信義、講仁愛、愛和乎的民族，絕難接受共產主義否定人性的種種荒謬措施，各位同學年輕熱情，很容易受到所謂新思想的鼓蕩，易於衝動，總以為『新』的好，要打倒『舊』的，共產黨利用青年這種心理，灌輸其共產主義思想，使你們不知不覺的、盲目的跟著他走，幫他們摇旗呐喊，助威捧場，無事生非，小題大作，製造混亂，企圖推翻現有政府，奪取政權，以遂其控制人民、赤化全世界的終極目的。」

「我不敢說各位同學之中，有共產黨徒存在，但由於此次與軍人衝突細故，各位舉行罷課遊行一事看來，不能不令人懷疑是有少數共產黨徒從中鼓動、搧惑所造成的，我相信絕大多數同學是純潔的，我要請各位回去仔細思考一下，這樣做，犧牲學業，受人利用，是否值得？」

「是後，我奉勸各位，明辨是非，審辨善惡，再決定自己的行動。如果共產主義，是我們理想、完美的主義，我馬某當首先參加共產黨，領導各位來革現政府的命；就是因為我與共產黨接觸太多、太久，瞭解太深，才知道他們在中國行不通，不能為人民謀福利，所以也就反對共產黨最烈。」

「各位罷課、遊行的希望到此為止，請各位仍以學業為重，回去好好努力學業，將來好為國家服務？發展自己的抱負，改善人民的生活，這纔是正途。」

我講話完畢，掌聲如雷，我在學生群中徒步走出校門，離校時，學生將我坐車包圍，紛紛伸出手來與我握手致意，我離去後，學生亦隨即散去。下午據人報告，已恢復上課，此次罷課、遊行事件至此结束。

司徒雷登大使的茶會

民國三七年夏，我住在南京寧海路，時美國特使馬歇爾將軍恰與我對門而居，我家由於親戚朋友來往頻繁，門前終日車水馬龍，絡繹不絕，頗引起馬歇爾的注意。

一日，他問左右，對面是何人居住，其左右答係寧夏省主席馬鴻逵住所，前幾天剛來南京。他即戲謂，他姓馬，我也姓馬，我們可否一起談談。他左右將此意見，轉告我隨從人員。

我接到此一非正式通知後，頗感為難，因為第一我不是外交官，不能隨便接見美國特使；第二即使見面，也不知談什麼好；第三我是地方主管，外國官員在我國首都要見我，似應透過中央政府許可，所以我考慮再三，再他這項口頭非正式邀請，未加理會。

次日，司徒雷登大使，派人來約我談話，當時我未即接受，對來人說以後有機會，當去拜會大使。隔了兩日，司徒大使又派人約我去一位美國教友家吃茶，在此情況之下，我實難再予推辭。於是我應約到了那教友家中，大使已在院中迎候，見面後司徒大使對我抗日各次戰役功績，倍加讚揚，似早對我的經歷，作過一番研究。我告訴他說，打仗是軍人的職責，打仗求勝，也是任何軍人份內應該作的事，貴大使的讚揚，實在不敢當。他接著問我說：「現在你們對共產黨的仗，能不能打？有無致勝把握？」我肯定回答他說：「當然能打，也有必勝的把握，尤其我個人有必勝信心，只要盟國支援必要的裝備與武器，共產黨不難消滅。」他又問我：「你得過美援没有？」我說：「美援裝備，是由中央政府，依照計劃按照次序撥發，目前我部尚未輪到。」他說：「現在抗戰已經勝利，應該全國一致與共產黨合作，建設國家。」我告訴他說：「話是不錯，政府與共產黨合作過，結果如何？有目共睹，共軍不但不聽政府命令，戮力抗日，而且是趁火打劫，破壞抗戰。聽說馬歇爾將軍由延安回來，說中共不是國際共產黨，而是中國土地改革者，此話足證馬將軍己為中共巧語所骗。共產黨不說實話，全無信用，為國人所共知，他們在美國朋友面前，裝低姿勢，扮可憐像，完全是想獲得你們的同情、援助，至於他們對老百姓、對國軍欺骗、壓榨、兇狠、殘暴的一面，你們是看不到的。」大使又問我：「蔣總統與李副總統那位好？」此一問題，我甚為驚詫，我覺得司徒雷徒大使，不應該過問中國內政，本不想回答。但特念他也許是關心，未便妄斷是過問我國內政，如是回答說：「蔣總統與李副總統，都是我國人民依據中華民國憲法選出來的，民意所歸，當然兩位都好，不容置疑。」他再進一步問我：「老百姓對那位的感情比較深厚？」我不能不說實話：「蔣總統追隨國父孫中山先生參加革命，繼承國父遺志，領導北伐、抗日，功在國家，當然深得全國人民愛戴。」他又换一話題說：「你若要什麼武器，我們可以直接撥助。」我說：「你們若能援助我們，自然很好，但應以我現在的國民政府為對象，我的軍隊也是國家的軍隊，聽命於中央政府，美援武器裝備，須由政府接受，轉發給各部隊。我個人不願接受你們的援助。」大使再以直接援助傅作義為例，表示可以援例辦理。我說：「貴國若實在看得起我，必欲以美援裝備我的部隊，仍請撥交我中央政府，指定發寧夏我部。」大使表示：「很好！可以考慮。」談話完畢，我告辭時，他告訴我說：「馬歇爾將軍將請你茶敘。」我未置可否，即行離去。

馬歇爾將軍的茶敘

與司徒雷登大使茶敘後三日，馬歇爾將軍官邸有電話正式約我茶敘。我約定時間過馬寓，馬親自至室外迎接，雖係初次交往，其接待態度，至為親切殷勤，亦如老友。馬與司徒大使一樣，對我的經歷與戰功，也經過一番研究，恭維備至。中間談到共產黨問題，他說他最近到延安考察，認為延安情況甚好，軍政人員作風，富有朝氣，中國國共兩黨應該攜手合作，並以美國為例，民主黨與共和黨，在競選時，互不相讓，甚至互相攻擊，但選舉揭曉，則兩黨攜手合作，和平共處，共為國家建設而努力。他希望國民黨政府也應該有此容人雅量，接納共產黨參加政府工作，共為國家前途著想，不要再從事武裝鬥爭。免得人民再受戰爭之痛苦云云。我說：中國共產黨是世界共產黨的一部份，並不像美國的政黨，他終極目的是赤化中國，進而赤化全世界，因此，他组織武裝叛亂，尤其中國抗日勝利後，中共受俄共支持，將東北日軍裝備，全部轉交中共，其武力更形壯大，叛國資本雄厚；現在政府如果與他談合作，則無異是投降，除非放棄任何主張，一切聽命於他，否則，是無法和平共處的。而共產黨其主義與作為，你們美國朋友，因未受到他們的毒害，總認為他們是一個擁有政治主張的一個政黨，殊不知共產主義的基本論點，是否定人性，把人當作動物，當作有勞動價值的牛馬，是違反人性的。再說到他們的作為，好人壞人，一概視作鬥爭、清算的對象，知識份子要被清算鬥爭，農人工人也要被清算、鬥爭，甚至共黨內部，黨徒彼此也因為權利衝突，也要互相清算、鬥爭，人與人之間，完全以仇恨為出發點，我不如你意，你鬥爭我，你不如我意，我鬥爭你。因為否定了人性，人與人之間，完全没有愛心，没有情感，父母、子女、夫婦之間，都没有親情，更談不上愛心。這樣的社會，與原始禽獸何異？我們不受中國人民歡迎，我想也不受你們美國人民歡迎。至於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合作問題，在我看至為簡單，只要共產黨放棄他的共產主義，放下他手中的武器，我們是絕對歡迎他參加政府组織，共同為國家建設而努力。我們與中共軍作戰，是迫不得已的事，並非我們不能接納他，排斥他。這些希望馬歇爾將軍及美國朋友了解。美國朋友調處中國國共糾紛，應該認識這點，勸中共放下武器，放棄共產主義，我們才能談合作。否則，我們政府為了順應全國人民的願意與要求，只得訴諸武力把他消滅。以上是我與馬歇爾將軍茶敘談話的大意，馬將軍似已獲深切瞭解與認識。但觀其調處種種作為，總是認為國民黨政府不能容納中共，處處同情中共，袒護中共，這是中了中共虚偽宣傳毒計的結果。到後來，馬歇爾調處不成，美國政府惱羞之餘，總認為我們没有誠意接受調處，甚至轉而發表白皮書指責我政府，又反過來支持中共來打擊我政府，更用種種方法手段分化我政府反共剿共力量，惟恐中央政府不速倒垮台，完全是意氣用事，真是意想不到的事。由於我以軍人兼一省行政首長，而見重於美國大使及調處特使，尤其司徒雷登大使代表美國，有意以美式裝備給我寧夏部隊一事觀察，即為其攏絡地方武力，分化中央剿共力量意圖的最好證明。

白健生與韓連城

民國三十六年秋，軍訓部長白崇禧（號健生）偕高參韓連城來寧夏視察，韓連城原名韓圭璋，曾在我部任團附，於民國二十年由我部逃亡，通緝有案。

晚間，我在省府辦公室批閱公文，公安局局長偕韓連城進見，韓入室即跪在地下不起。他說：「前在主席部下，承蒙教誨，受益良多，後因事不告而別，實在對不起主席，今日特來請罪。」我請他起來說話。他說：「除非主席不生我的氣，開恩原諒，我才敢起來。」我說：「事已過去十餘年，我不會怪罪，請起來說話。」他再要求我不要將過去逃亡罪過，告知白部長，經我答允，他才從地下叩頭起來，告訴我說：白部長在青海檢閱軍隊，完全由他策劃、佈置，白部長甚為滿意，如果寧夏方面，也要他策劃、安排，當努力以赴，必然使部長滿意。我對他說：「軍隊訓練，要在平時；如為蒙蔽長官，預作安排，大可不必，當予謝絕他關護的美意。」當晚與韓連城談話不多，隨即作別。

次日，白部長規定要看的科目：一個團實彈射擊、野外演習、全軍官長體操表演、士兵識字測驗及旅長以上官長個別談話等。當火砲實彈射擊時，因我軍所有火砲陳舊，以前試射曾有砲彈射出三數尺不遠處爆炸之事，為顧慮安全，我請白部長在掩體內觀看。於是白部長自動取消此項科目。其他實戰演習、體操表演、個別談話、士兵識字測驗等科目，分別科目，分別於二日內全部完成。白部長講評時，對部隊訓練戰技及士兵教育，頗為嘉許，惟對中、高級軍官仍有不識字者，認為應加強進修等語。我聞此言，甚感訝異，問部長說：「你曾考過我部士兵，都能識字，且能作短文，何以官長反不識字，不知何所見而云！」白說係據官長自己說的，我再問他是那位官長所說。白說：「我與馬應才師長談話，問他是否識字，馬師長說他不識字。」其實馬應才師長國學根底甚厚，能詩能文，其文名為我軍之冠，白部長問他識不識字，可謂問錯了對象引起馬師長不滿，故爾謙虚作答。當謂白部長說：「因為部長問錯對象，而有此誤解。」白聞言低頭不語，意甚不懌。又白部長與我談話中，常提到青海如何如何，寧夏與青海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等評語，我聽了十分不愉快，對白部長說：「我與馬步芳志趣不同，出發點兩樣，青海的軍政與財政，全由湟源公司包辦，一切為利是圖；寧夏省政府及軍隊，奉公守法，我不願與馬步芳比較，請部長不要將我與馬步芳相提並論。」白表情甚為尷尬，他回到蘭州，曾有一長信寄我，解釋誤會。

回頭說到白部長的高參韓連城。民國二十年不辭而別，離開我部，逃到廣西，十餘年間夤緣時會，做到夏威的副軍長，後又獲白崇禧賞識，由白保舉當了機械化部隊師長。韓為人聰穎活潑，能察言觀色善伺人意，會鑽門路、拉關係，吹拍功夫到家，使人莫測高深，故頗易得長官青睞。然其性行詭詐，投機取巧，殊欠忠厚，在我部任團附時，與忠誠篤實的西北官兵性格不合，無所表現，此亦為促成其逃亡原因之一。

三十六年底，我因公晉京，韓連城請我到他家餐敘，見其氣派甚大。據聞在軍、政各方面極為活躍，除與中央政要往還頻繁，又與鄧寶珊、蔣雲台、陳學浩等親共份子交往密切。我在他家吃飯時，見他客廳中高懸他與蔣公合拍放大照像一幀，高及三、四尺，甚為醒目。我對他說：「蔣公對你如此看重，希好自為之，勿使蔣公失望。」韓唯唯稱是。三十八年中共竊據大陸，聞韓以前進人士投共。

白健生素有「小諸葛」之名，視其重用韓連城者流，斯亦品類不高，尤失知人之明，徒具虚名而已。

赴台前後

三十八年五月，我因公到廣州，吳禮卿到機場接我，告訴我說：「當局要你出主甘肅；郭寄嶠已經準備在此間辦理交接。」我甚為詫異：「寧夏主席，我已背了十八年的十字架，傷心透頂，實在不敢再嘗試了。况且，現在西北情勢緊張，要我去如何作法？請你轉達我意，打銷此議。」吳表示同情，未加可否，當時與吳談話無結果。

當日下午，郭寄嶠請我晚餐，表面上非常客氣，他親口告訴我謂交代事宜，已經準備妥當，只等任命發表，即可交代，並說他個人也不擬再回西北了。我只得將對吳禮卿所說話，重複對他再說一遍。他再度表示，此事是中央決定，他不便有所進言，以免人誤會他戀棧甘肅主席職位。此事我又不便向中樞打聽，或進行反遊說阻止，只得聽信發展，打算到時，再予懇辭。

三十八年八月共軍已經到達蘭州近郊，我由廣州飛回寧夏，决心與寧夏父老及患難官兵共存亡。八月中旬奉蔣公電令召赴重慶，我報告蔣公說西北大勢去矣！蔣公仍不相信，謂馬繼援仍有重心在河西，可以應付一時。實則河西並無重兵，事已至此，蔣公受部屬矇骗，夫復何言！？

某日下午，郭寄嶠來我重慶寓所看我，他態度大變，趾高氣揚，告訴我說日內即回甘肅去河西，協同馬繼援抗共，不提甘肅主席交接事宜。由此可知，前在廣州，中央要派我出主甘肅之議業已改變，至此，我心中一塊石頭，始予放下，神情大為快慰，當即對他說：「西北局面，非你回去維持不可，惟馬繼援已來重慶，部隊他調，河西並無軍隊，你回西北應去新疆找陶峙岳商量，維持西北危局。」他聽我說後神色突變，以一身負方面責任大員，只會作太平官，如此重要緊急情况，都不弄清楚，如何能應付大局，至為憂戚。觀察郭來看我，意在炫耀，他仍是甘肅主席，前議派我接長甘肅之事，已被當局否决。詎料取銷前議，適中下懷，我數月來沈重心情，為之輕鬆、開朗，似大出郭之所料；及我告訴他馬繼援已來重慶，河西無援，郭之心情因而沈重，神情沮喪，遂黯然辭去。前後神態判若二人，亦殊失大將風度。

蔣公去成都時，告訴我說要好好在重慶養病，不要到別處去，稍後又接俞濟時由成都來電話，關照我不能去廣東，廣東方面對我不利，再接錢大鈞轉來蔣公電示，內容與俞濟時電話相同，我又在很多朋友處，聽說李宗仁要殺我，叫我小心。我不知所犯何罪，轉念自古忠臣，每多屈死，何況於我。想到這一點，也就心安理得了。

九月底我到達台灣，郭寄嶠受命為國防部次長，我去郭公館道賀。正值郭遷移新居，佈置傢具中，郭見我即拍桌破口大罵，其兇狠程度，幾近瘋狂，毫無風度。當時他是陳辭修主席屬下紅人，仗势欺人，我為避免衝突，遂即忍氣退出。晚間憲兵來北投招待所我之寓處，說是奉命要我遷離招待所，將我行李搬到招待所門外。我求憲兵可否延至次日遷出，憲兵摇頭示意不允，迫不得已只好連夜遷至市區旅社居住。

次日，我在台北市區購買一處小房子，不數日，又有命令將我電話拆除。這種種遭遇，想必都是出自郭寄嶠的迫害，叫我不能在台北安居。我數十年忠黨愛國，出生入死，汗馬辛勤，擁護領袖，今為宵小所迫，竟無容身之地，怎不令人悲痛、心灰。因此乃決定出國赴港醫病。

陳誠主席係多年戰友，我到陳處請出入境證及護照，對所受郭寄嶠凌辱，隻字未提，以免再招惹是非。

在香港，遇陳納德將軍，陳意建議我去美國醫病，我告訴陳說我無護照，何能赴美，陳當即向外交部駐澳門辦事處為我領得中華民國護照六份，再電美國國務院給予簽證。

赴美療疾

三十九年二月，出國手續均完備，我原可立即啟程赴美，惟自己不懂英文，又無充裕的經濟基礎，況我年近老邁、未具定居美國條件，因而猶豫起來，一再遷延，仍望能回台灣終老。在此期間，共黨派寧夏省黨委王含章、李翰源來港遊說，要我「棄暗投明」，說國民黨虧待了我，毛澤東則盼我回去，他們又說如果一定要出國，最好到英國，而不要到美國。因為他們已與英國建交，以後聯絡方便等語，我均一一拒絕。他們見勸說不成，乃唆使許多逃到香港的軍人時常到我家大門前滋擾。家人不敢住在家中，港地治安不佳，兼以物價昂貴，實在無法安居。當時種種困難情形，函報蔣公請准出國就醫，初接蔣公電示「不准」，嗣又接王世杰轉達蔣公指示，准予赴美就醫，惟不得在外作政治活動等語。於是，在三十九年十月間，我離港飛美洛杉磯，在市郊購一小屋，作為居所，並一面延醫療治腿疾。

抵美後，遵照蔣公指示，深居簡出，避與外界人士接觸。其時台海戰雲密佈，美國對台灣認識不夠，態度曖昧。我有鑒及此，基於愛國熱誠，實不能再事緘默，於民國四十年一月下旬，主動招待美東新聞傳播界人士，振臂疾呼援助台灣，當時美國各報紙、電台、電視均作重要新聞報導。國內中央日報民國四十年一月二十五日版，亦有轉載。

在此之前，曾聞台灣謠傳我去北平靠攏。蔣公在台曾面詢陳納德將軍，陳將軍告蔣公說馬鴻逵在美國養病，所傳絕非事實。及我招待美國新聞、傳播界表明我立場態度後，此項謠言，乃予澄清。

「撤職查辦」與「歸隊」

我在台灣被迫不能安居，移居香港期間，台灣謠傳謂我放棄職守擅自撤兵，將我「撤職查辦」，並謂我附匪而開除黨籍。我對此謠言，自問居心無愧，未加理會。不久，果見報載發表「撤職查辦」命令，時行政院長閻錫山派康午麟向我解釋，謂係事非得已，完全為應付立、監委及國防部，不得不出此著。後接中央黨部函，謂我未報到「歸隊」，因而遞除黨籍，要我補交照片五張，以便辦理恢復黨籍。至此，台灣謠言：「撤職查辦」與「開除黨籍」二事，均予證實；惟開除黨籍的理由，已由「附匪」，而變為「未報到歸隊」。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黨國前途如此，仍不辨是非，誣屈忠良，其歷史會重演乎？

關於我參加國民黨，追隨蔣公革命經歷，願再重複作一概略說明於下：

我於滿清宣統元年，入蘭州陸軍學校。宣統二年經由易抱一教官推介，秘密加入同盟會。辛亥武昌起，我在校策動同學響應，惟因學生槍械無有彈藥，起義失敗，甘肅總督陸洪濤派兵將學生槍械繳除，同學被殺及自殺者多人，我因同志掩護，倖免於難，逃到父親軍中，充任低級軍官。

民國十二年，我率第五混成旅，加入討伐曹錕、吳佩孚聯合陣營，在熱河起義，回師北平，歡迎總理北上，軍次鄧口，在軍閥大軍四面包圍脅迫中，不顧一切，毅然將五色旗及徽章，改换為青天白日徽幟。
旋曹、吳敗潰。民國十三年，奉總理派遣特使海濤來軍宣慰，並函諭：西北重光責任交馬旅長負起。

民國十六年率軍出潼關，響應北伐，嗣以馮玉样叛變，發動中原大戰，我起義回師鄭州，竭誠擁護中央，奉蔣公之命，在正面抗拒馮大軍東進，激戰三晝夜，導致馮軍全面失敗。

民國十八年，石友三叛變，進逼浦口，威脅首都，適南京防務空虚，人心惶惶，時我駐軍徐州，當派代表前往勸阻，並由父親赴蚌埠，向石曉以大義，石乃懾懼我大軍的威勢悄然而退，首都賴以保全。

民國二十二年，我奉命出任寧夏省主席，凡所施政，莫不以三民主義為依歸，民生樂利，萑苻盡除，旋孫殿英率部西侵，我奉命堵擊，相持三月有餘，終將孫部擊潰，西北得免糜爛。

民國二十四年，毛共竄據陝北，使徐海東率眾萬餘，猛撲韋州，經由我迎頭痛擊，徐幾全軍覆没。毛共欲假內蒙草原打通國際路線的迷夢，因以粉碎。

民國二十五年，西安事變，領袖蔣公蒙難，我即聯合西北軍政首長，領銜通電討伐，並準備揮南下，率使西安事變能迅予解决。

對日抗戰，日軍進佔包頭，企圖西犯，我派大軍在綏西一帶堵擊，並規復包頭，攻援敵後，拒敵西進。

民國三十六年，榆林二次被共軍包圍，形勢危殆，我奉蔣公命以寧夏兵團全力馳援，在袁大灘一役，予敵重創，榆林之圍遂解。

民國三十七年，我部寧夏兵團，在甘肅隴東一帶，與共軍十八、十九兵團激戰，斃敵四萬餘人。毛澤東派傅作義、鄧寶珊來寧夏乞和，勸我「棄暗投明」，許以西北完全交我負責為條件，經我嚴詞拒絕，傅、鄧鎩羽而返，嗣以西北局面複雜，西北長官張治中以次軍政首長，別具用心，剿共合作困難，我早萌退志。及至三十七年十一月，蔣公宣告引退，我為報答蔣公知遇，更加強我的去志，乃於三十七年十一、十二月四次電請中央准辭本兼各職，是年十二月奉行政院令惟予給回籍養病，當即離寧回甘老家養病。軍事方面，原自國軍編遣會議後，我部已改為寧夏兵團，直接受西北軍政長官指揮，軍職因以卸除。三十八年二月西北大局逆轉，乃離甘隨中央政府經廣州、重慶，輾轉赴台。

時中央政府，受李、白集團控制，打擊領袖蔣公，因此列我為蔣公死黨。更加白崇禧、郭寄嶠之流及李系部分立、監委等，假公報私，顛倒是非，嗾使中央，不察究竟，以「擅離職守」發表命令，予我「撤職查辦」處分。黨中央方面又落井下石，為虎作倀，以我未報到歸隊，予以開除黨籍。

以上所述，就是我一生效忠黨國，追隨領袖蔣公，奮戰千百次的結果，落得在台無容身之地。至言「擅離職守」，我已奉明令給假回籍養病，既無職可守，又何職可撤，惟離開我四十年患難與共的官兵，未能與共生死，內心痛苦萬分，謂為此而須「查辦」昔，我個人因不願飾詞申辯，但以此推究陣前脱逃，而仍在政府居高位者（如馬步芳、郭寄嶠輩），將不知如何處分也！

再說「報到歸隊」，我追隨中央政府來台，在行動上就是歸隊，且在台忍辱數月，未聞中央有報到歸隊之命，或黨部任何片紙隻字通知，亦不知所謂「歸隊」如何辦理？試問各軍將領，地方首長來台者，是否均辦「歸隊」？是否均因未辦「歸隊」，而被開除黨籍？何厚彼而薄我，抹煞我過去對黨國辛勞貢獻，獨予我以一再打擊，公道何在？是非何在？言念及此，令人心寒。

返台開會又遭杯葛

民國四十三年三月，國民大會在台召開第一屆大會第二次議，二月間我已收到返台入境證。正擬收拾行裝，準備返台時，閱報載蘇錦泉在監察院，以我被「撤職查辦」案，提出彈劾，意在杯葛我返台出席國民大會，彈劾案提出後，國民大會等候監察院處理，監察院又移送內政部查辦，以後迄會期已過，無有下文。因之返台不成。

按蘇錦泉對我提出彈劾案，是受蘇連元唆使。話說從前，三十六年國防部曾發表蘇連元為甘、寧兩省游擊總司令，我以蘇過去在西北劣跡昭彰，告國防部收回成命，因此蘇連元挾嫌唆使蘇錦泉提出彈劾，完全是公報私怨。

復據四十三年國民大會，主要任務為選舉第二屆總統，大會方面希望各地代表回國參加，多多益善，初不料中途出此周折，實非始料所及，我不能返台出席國民大會，個人固無所得失，惟未能親投蔣公連任二屆總統一票，引為畢生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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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戡亂與去國的回憶》，標題爲HGC所擬，是以《馬少雲回憶錄》各同名章節內容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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