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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成败之鉴·中共首脑 12 】 陈独秀  特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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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成败之鉴·中共首脑 12 】 陈独秀  特辑 2   
所跟贴 【成败之鉴·中共首脑 12 】 陈独秀  特辑 2 -- HGC - (515 Byte) 2005-7-01 周五, 上午12:34 (667 reads)
H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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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文章标题: 仿  鲁: 清算陈独秀 (380 reads)      时间: 2005-7-01 周五, 上午12:38

作者:HGC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清算陈独秀

作者:仿鲁



▲ 近代政治怪杰的陈独秀

路透社的记者,把陈独秀被捕的消息,用无线电从上海传播到各处以後,全世界的各大都会,尤其是像莫斯科,列宁格勒,柏林,汉堡,不律塞鲁,莱布锡,伦敦,巴黎,纽约,东京这些地方的报纸,都热烈地载着这从东方传来的消息,比起汪精卫出洋这一消息来,真是前者好比霹雳,後者好比蚊鸣了。的确,独秀是一位近代的政治怪杰,他曾以个人的决心,推翻过第三国际东方部的决议;他曾以个人的力量,独霸了将近十年的共产党的党权,在中国推动了思想的狂浪。虽说他现在已被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开除,虽说他领导的取消派现在已趋崩溃,但无论如何,他的过去的历史,已经替他造成了不可消灭的偶像。尤其是一般中国青年思想中,要把陈独秀的印象除去,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至於他的思想的荒谬与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对於这位现代「政治怪杰」的陈独秀,给以一番清算,无论如何,是有价值的。


▲ 社会主义青年团之产生

民八,陈独秀自北大教育长被逐抵沪,时适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沈玄庐等,在沪办建设杂志,及星期评论;无政府主义者遣派金家凤袁振英等,在沪倡无政府主义。此时新文化运动者会集上海,新青年月刊亦迁沪出版,甚为蓬勃。而苏俄适派俄人维丁司克偕同杨明斋,及韩人安某,携款到沪,为苏俄作宣传,并负组织共产党之责任。抵沪後住霞飞路716号,即现在道路协会原址。遂与陈独秀密商进行。时陈住渔阳里二号(即现铭德里)柏文蔚处。经磋商再四,第一步,先收罗左倾及有革命性之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其时又以国内思潮凶湧,倡无政府者最多,反对孔孟及旧礼教者亦甚多,反对军阀者亦极努力,故由陈秀及季陶等决定约集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等各个社会主义者,在戴宅密商组织办法。当时以法租界当局对革命党之行动甚注意,上海流氓又时时索诈危害,乃由张继柏文蔚二人之与法界有关系者出为相助,即以戴季陶住宅渔阳里六号(即现新铭德里)为团址,并办外国语学校以避耳目。团务即由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袁振英金家风主持;事务由俞秀松主持;总务由杨明斋担任。但此项组织尚系各个社会主义混合物而非马克斯主义之干部。故当时曾推定八人筹办共产党月刊,其人选甚复杂,有陈独秀张松年袁振英金家凤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及杨明斋等,一切经费当时均由维丁司克担任之。当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时,当有日人坂西多郎及韩人柏克及韩人安某等参加之(日本劳动月刊上关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情形完全刊出即系坂西之作)。其後,各方志士周佛海张闻天李达卜士畸罗觉(即罗亦农)彭湃陈为人李农志(即李立三)袁远时傅大年恽代英等等,均自各省及国外归来,会集於外国语学社,遂成中国社会主义者之大集团,共产党干部亦渐因此而酝酿以成。


▲ 共产党之成立

社会主义者既以不容於各省,纷集沪上,维丁司克即正式提议组织共产党,宣传布尔寒维克,以纠正无政府主义之活动。於是一方面即由独秀找北平李大钊广州谭平山到沪,与季陶沈玄庐密商,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组织马克斯主义研究会,共产党方具雏形。当时即由独秀汉俊望道大钊明斋主其事。其後季陶等即已退出社行主义青年团,至开代表大会时,无政府主义者之个性较强者如袁振英李绰均退出,费哲民等欲加入而不可得矣。


▲ 第一次大会前的波折

维丁司克返国後,第三国际派鲍罗庭来华,少年国际亦派优林来沪指导中国共产党运动及社会运动、抵华後鲍至各处考察一过,见优林之优柔寡断,不及为用,请改派越飞使华。十一年冬,复抵北平,与越飞及俄使馆参赞伊凡诺夫等商议,认中国革命须经民权之过程,复见军阀之跋扈,必须先行除去封建余孽。而北平共产党中,时适急进与缓进分为二派:急进者以张国焘高尚德何孟雄罗章龙范鸿劼朱务善为中心,缓进者以邓中夏许兴凯为主干,当时明争暗斗,各不相让。後者人数虽少,但李大钊甚趋向之。缓进者以为中国不适宜於阶级斗争,而需国民革命为过程。因此问题而牵涉至於北平互相弹劾,地方书记屡经改派。学生运动方略亦有改易。其後主张缓进方面,迭与鲍罗庭数度密商,鲍遂在平召集务省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人物,有数次重要之演讲,并召集各派主要人,在俄使馆交换意见,以解纠纷,而听第三国际之最後决定。俄使馆会议後,急进方面,以种种零星问题,而至分化,缓进派遂占优势,议遂得定,由鲍电东方局请示,东方局亦遂原则接受,准於相机行动。但此议达沪,陈独秀表示反对,有脱离第三国际之意,张国焘亦以主张否决,有改组劳工党之运动。共产党至此,岌岌可危。鲍罗庭颇感无法应付,故再呈请东方局来一正式训令,令其全权支配中国之计划。以第三国际之权威,镇压行将涣散之势力,适值陈独秀等亦以政府追索通辑甚急,在无可奈何中,表面上表示无抵抗,暗中遂与陈烱明相往来。当时李大钊鲍罗庭见此情势甚危急,即主张提早举行代表大会。


▲ 国共两党合作的经过

当时一面先与孙中山交换意见,孙以北伐不成,对李及鲍之提议,表示采纳。於是李即派邓中夏等赍书赴沪,请求孙中山接受社会主义之原则,改组国民党,以容纳青年革命势力。孙亦全部接受,但须共产党员全产加入国民党,其时以共产党与国民革命之关系,显然日益接近,亟宜推进一步,以示拉拢,故又决议,请孙先生将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一节,重行确定,并须公开於社会,一方面则由李鲍等在共党内部作意志统一的运动,遂於十二年初,召集各省市著名人物,在广州开会。其时陈公博方任通俗教育讲习所长,即在该校开会,计到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张国焘,杨明斋,施存统,邓中夏,许白豪,毛泽东等三十余人;其中主张分为二派:陈独秀张国焘不若从前反对国民革命及民权革命之坚决,但认为如须改变共党策略,应由共产党直接指导民权斗争运动,不必加入国民党,上海及湘鄂同志均拥护之,李大钊邓中夏等则均主张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但不以合作之形式由党员个别参加而设法使国民党赤化,北平代表及北方数省同志均赞成之。但其时北平代表金家风上海代表施存统等数人则对於国民革命及民权斗争之见解又显与李大钊等冲突。金施等均主张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再及社会革命。为共产革命必经之途径,故主张共产党应诚意助成国民党之改组,并完成其国民革命之使命;换句话说,即主张共产党应以民众力量交予国民党,先图国民革命之实现,再及其他;张国焘等曾当场指控金施诸人为共产党之叛徒,要求中央予以处分。争执三日,无法解决,後经鲍罗庭之调解,及全国铁路总工会第十次大会之推动,时亦在李大钊等指挥之下,在广州第一公园成立,请求国民党正式改组,共产党员合作案遂得通过。


▲ 中国列宁时代的声威

共产党自第一次大会到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开第五次大会,八月八七会议时止,其间数年,独秀一直是以中央总书记政治局主席团主席的资格,家长式的统治全党、尤其是五卅运动以後,共产党的发展很快,陈独秀的声望,更是一天天增高起来。共产党的中央是设在上海的,上海是全国的中心,即由独秀坐镇其间。除了上海以外,全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一区域,是广东和北京,广东的党务,是由独秀的大儿子延年一人主持的;北京的党务,表面上虽然是李大钊主持,但独秀的次儿乔年,却负着很重要的责任,此外,独秀的外甥,表侄,侄子,都在各地分任着重要的职务,这时候的共产党,真可算是陈家党了。共产党的势力愈发展,这家长式领袖陈独秀的权威自然也愈增加,所以连我们戴季陶老夫子也称他为中国列宁,孙中山在世时,也极称许他的才干,那真是独秀的全盛时代,但可惜时间过去太快了。


▲ 机会主义的由来

自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後,独秀即负荷了机会主义的恶名,而被开除了一切重要职务,一九二九年甚至被开除出党了。至於这机会主义的罪名,也不是突然发现的,因为他主持党务的时候,现在的干部派认为对於国民党的态度过於迁就。的确,他对於国民党始终抱着友善的态度,直至现在。他在国共时代,时时告诫他的党徒,在顾到『革命的联合战线』。不可过於激烈。一九二七年,他曾以家长式领袖的资格,下一道『上谕』给中央军委,禁止军队支配吸收士兵同志,为的是恐怕破坏『革命联合战线』。在广州中山舰事变发生的时候(一九二六年三日二十日)广州陈延年张太雷黄平周恩来及鲍罗庭等共魁,均主张即时与国民党反脸,但独秀则主张仍旧与国民党合作,处处退让,一面撒网高语罕,一面亲函蒋总司令解释。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各方面反共空气很浓厚,而独秀依然主张维持『革命联合战线』,所以汪精卫一到上海,他就命周恩来强迫汪精卫签字发表所谓『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这一篇联合宣言,被现在的干部派认为是一—种『机会主义之一种最可耻的文献』,但的确是一种有历史价值的重要文献,兹抄录如下。


▲ 两党领袖联合宣言

『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於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会不至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於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後根据地上海,惊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所无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将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後於他人;对於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示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入租界之宣言;对於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具在,更无造谣之余地。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省自察!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汪精卫陈独秀,十六年四月五日』

这篇宣言发表以後,独秀就与汪精卫先後到了武汉,为了维持这所谓『革命的联合战线』,独秀老先生真是所谓煞费苦心。但是事实上这『革命的联合战线』势已不能不趋於破裂,可是独秀还是想尽了方法想维持残局,甚至提出了最可笑的口号『国共两党联合到底,』这也是後来干部派斥为最无耻的口号的。

▲ 八七会议後的陈独秀

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即八月七日举行),是共党转变路引的关键,在这会议上,陈独秀派(即所谓元老派)完全失势,但新起的干部,对於这位老前辈究竟还有相当尊敬,所以一九二七年八月回到上海以後,他虽然已经脱离了中央任务,但中央还时常谘询些许多问题,他也以『撒翁』的笔名,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了一些短文(寸铁之类)。广州暴动发生的时候,独秀对於暴动中的政略有所贡献。他寄了一封信给中央,提供了两个意见:(一)对帝国主义让步,极力避免与香港帝国主义武装冲突;(二)对国民党左派及谭平山社会民主党一类组织,应与之联络。中央对此提议,表示前者尚可商议,而对後者则斥为机会主义,绝对反对。从此以後,干部派对陈极为轻视矣。


▲ 开除党藉和经过

自此项提议被驳斥以後,独秀对干部派更为不满,即密组小团体,谋推翻干部派活动。一九二九年八月,中东路事件发生,独秀致书干部派主持之中央,表示意见,反对干部派所提出之『武装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而主张代以『反对国民党的误国政策』,於是又被干部派大骂一顿。第三国际东方部委员奥本托夫,且公然发表一文以指斥其为『无耻』。独秀复致第二函辩护。乃越三日,独秀又突然致第三封信与干部派,将中东路事件撇开不提,而在组织上极力攻击干部派,并指干部派用『警察政策』来反对自己,这封信,不啻是一封哀的美敦书。这封信提出以後,即指挥其部下半公开的进行反干部派活动,干部派至此乃忍无可忍,遂将其开除党籍,这是一九二九年底的事。

在独秀被共产党开除党藉以前,曾受过留党察看的处分,茌留党察看期内,他曾发表过一个『党治意见书』,其要点如下:

一、中国革命真的完全失败了。这责任完全是第三国际的错误,他在执行中早已反对过,所以他的错误,只是不曾坚决反对。

二、中国此後若干年中是没革命的,须待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到某种程度,方有革命的好况来临。

三、取消一切实际行动。

四、从新再行研究马克斯列宁主义,和平秘密,培养革命力量,等待机会方可再干。

五、取消红军苏维埃,解散一切武装。

六、取消罢工,游行,示威,努力生产帮助民族资本发展。

七、主张召集国民会议。

这是政治意见书中的要点。他这一主张,立刻遭受了开除党籍的处罚。然而毕竟他的主张,似乎有真理存在,在他这个意见书上,签名的有:彭述之,蔡振德,王独清,李季,高语罕,刘仁静,张振亚,马玉夫,以及一些前所未闻不甚著名的,总共一百多人。他到底是个老牌党杆。号召能力确是不小,不上数月,服从他的党员,听说也上千成万了。


▲ 形成取消派

老陈虽然有了群众,所苦的是没有经济的来源,却好,这时有一批由莫斯科放逐回国的托洛斯基派的留俄学生,相互利用的结合了起来,独秀在金镑压力之下,修改了以前的主张,在他们政纲上,又加了几条:

一、中国是没有封建势力的存在。

二、立时开展社会主义革命。

三、反对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

四、反对现有的伪红军,伪苏维埃。

五、反对土地革命。

独秀当时心下计较了一下,既是反对开除他的共党,并且在这里,可以弄到一大批的金镑,只得答应了,同时发出了宣言通电,要求第三国际恢复托洛斯基的党藉,这一来托洛斯基的金镑便大批的源源的来了。此外又得了第三国际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资助,于是陈独秀又活跃起来了。

独秀处在这左右逢源顺利的环境之下,立时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反对派中央,当时中央主要角色是:

总书记陈独秀兼政治局主席团主席

常委彭述之兼宣传部长(常委即主席团之一员)

常委高语罕兼组织部长

常委潘问友兼北方及满洲总负责

常委李季兼农民部长

常委刘仁静兼特务部长

常委王独清兼青年部长

常委张振亚兼军事部长

常委蔡振德兼秘书长及江苏省书记

工人部长一席亦由蔡兼

同时省党部组成的也有江苏,两湖,两广,山东,福建,河南,北方满洲,顺直等,真的又是一个共产党了,陈独秀仍旧是个赤色的王侯。


▲ 对於中国革命的见解

干部派认为中国封建势力,还颇占优越地位,但独秀反对此说。以为封建残余已完全没有作用,至少已变成残余的残余。所以他在意见书中写道:

『中国地主阶级已经努力资本主义化,封建剥削已经不是农村中的主要形式,所以现在农村中主要的矛盾,已经不是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而是反各种各式的资本主义的斗争。』

『其实中国的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的长期的侵略,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後,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矛盾,如雇主农奴制,本质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剥削农民,久已成为他们在经济上(奢侈生活或资本积累)财政上(维持政极所必需的苛捐杂税)的共同必要。……』

『而且中国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无论是如何失败,无论如何没有完成其任务,终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因为他已开始了中国历史的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的特徵就是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势的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和帮助,增加了他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後的打击,失了统治全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是在失去对立地位的过程之中,变成了残余的残余,它为自存计,势不能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就是说,不得不以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他们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础。』


▲ 取消派分崩离析

马玉夫自因为接近取消派,被共产党开除,回到陈独秀的组织内,满想得一席中央常委兼工人部长,不料迟之又迟,陈(独秀)蔡(振德)等不答应,认为资格不够,于是马便怒走南京自首反共,蔡振德亦表示不干,回北方(陕西某军)做官去了。陈独秀的组织,本来是脆弱的,经过了这一次风波,上海的下层组织,都冲得落花流水了。

托陈取消派的共党,北方总负责者原是潘问友,潘也继马玉夫而起,向北平当局自首,一般自潘以次党员,正如瓮中捉鳖,鲜有脱逃,接着又是山东省委与干部派斗争失败,感受着没有路出,亦纷向韩主席自首,这一来,北方的组织,完全坍台了。

在此时两广与福建省委,均因交通骗去数千现款,经济十分枯绝,便又起了裂痕了。除一少部份仍忠於陈外,大部被干部派夺取而去,而零零碎碎的细故,顿有风流云散之感!接着河南省委又遭破坏。总之一九三一年度,共党托陈派已由活跃而至瓦解崩溃之像,昔日陈独秀的忠徒,都充满失败无出路的情绪,再经生活困难的压力,这班平时专赖反动为生,别无技术的英雄们,在此情况之下,多数都往南京自首矣。


▲ 从失势到被捕

倭鬼在上海掷炸弹开大炮的时候——一二八——陈起了绝大恐慌。第一,感觉经济来源将断,第二,组织由动摇而开始崩溃,第三,托洛斯基派对己有露骨的不满,第四,前所认为的革命真理及主张亦觉把握不住了。因此他便决定了,重为冯妇,要求干部派与所领导的托陈派,开个联席会议,退一步亦要求恢复其党藉,後来听说均不准,要他再等十年再说。

陈独秀触了这次霉头之後,又受了下层同志的非难,说他是干部派的投降者,不配做他们的领袖,後来经过王独清彭述之等的解释,说向干部派投降原是一种骗钱的妙计,这种解释总算发生了效力。但接着又由罗章龙王克金等来夺取他的群众,散布出陈独秀向干部派投降,政治上已经破产的煽动,一方面又去联络托洛斯基派,做剧烈的反陈运动。陈处此四面楚歌,众叛亲离中,不免怀念起他那悲惨的身世,他的土老婆高君曼女土现在已经不要他,他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都已先他而死,怀念到这些原因,便一病不起,不料在病榻上,却做了阶下囚,回忆当年的威风,真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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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清算陈独秀》,是以《现代史料》第四集(上海: 海天出版社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初版)同名内容完成数字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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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開始和開除黨籍
作者: 陳碧蘭



1921年的初夏,尹寬約述之同幾位從蘇聯回來的同志談話,他們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都是托派(當時中山大學的學生托派甚多,因該校的校長拉狄克當時支持托洛茨基)。述之和尹寬同他們谈話之後,得悉蘇聯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左派反對派的概略情況以及他對於中國問題的某些意見。最後,王平一將托洛茨基所寫的關於中國問題的兩個文件——《論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和《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送給述之帶回研究。述之帶回這兩個文件後,立即閱讀,一直讀到深夜,一口氣讀完了它們。他第二天一清早就起來,異常興奮地對我說:

「啊!關於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我現在弄明白了;黨現時所應採取的政治路向也發現了,看了托洛茨基的這兩個文件,好像『撥開雲霧見青天』一樣,把我在革命高潮時期和失敗後所感覺到而說不出其所以然的道理,在這裹面都十分明確地指示出來了;而且有些簡直是預言,我完全贊同這兩個文件中的意見,現在我要到獨秀家裹去,把文件送給他看。」

第三天的下午,陳獨秀帶着文件到我們家裹來,他對述之說:

「托洛茨基對於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的分析完全正確,對於共產國際指導的錯誤的批評也十分中肯,尤其以國民會議的總口號作為當前政治路線的指標,以此來代替目前盲動主義政策, 我認為十分正確而合時宜。但對於未來革命的性質問題,我還覺得有些懷疑。」

述之接着說:

「既然我們認為這兩個文件的意見完全正確,尤其對於当前的政治路線同意托洛茨基的主張,那麼,我們就應該為這個主張而奋鬥;首先,就應該在黨內進行活動,組織左派反對派,至於未來的革命性質問題。我們可從長討論。」

陳獨秀同意述之的意見,他們準備集合所有對黨的盲動主義政策不满的同志,來討論這兩個文件的意見,並進行組織左派反對派。

次日,尹寬也來了,他問述之看了這兩個文件之後有何意見? 述之回答他說:

「不但我完全同意,獨秀大體上也是同意的。我們已經商議準備從事在黨內組織左派反對派,進行鬥爭。你是否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見,並為這個主張而作有組織鬥爭呢? 」

尹寬說:「我看了這兩個文件後仔細研究過,我也有這個意思」。自此以後,述之和尹寬分別把托洛茨基的文件傅給其他的同志閱讀,並和他們討論文件的內容以及組織左派反對派的問题。在很短的期間內,就把留在上海的一些老幹部,如汪澤凱、劉伯莊、鄭超麟、李季……等,組織一起,形成了一個組織,這便是後來名為「無產者社」的核心;也就是陳獨秀和彭述之等轉向托洛茨基主義和組織左派反對派的開端。

同時,陳獨秀和彭述之各自寫信给黨的中央,要求黨檢討過去革命失敗的教訓,改變盲動主義政策,重新建立适合於當時客觀局勢的政治路線,並要求公佈托洛茨基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一切文件,舉行黨內的普遍討論。

在當時,我雖然對「立三路線」時代的盲動主義和官僚主義的作風極為反感,但我有一個牢不可破的觀念,就是即令對黨的政策和作風不满或反感,只能在黨內組織所允許的範圍之內,即在自己所屬的支部或其他的組織形式進行批評,或討論,而不可另行組織派別。因為我認為;真理只有一個;代表真理的就是共產黨,當然也只是一個。假如另行組織派別,同黨分庭抗禮那就等於否認黨。反對黨,也就是違反了黨的紀律。由於在我的心版上深深地刻劃着這個觀念,因而對於述之那樣热衷於幹組織左派反對派的活勤,深不以為然,甚至反感。述之曾三番幾次勸我閱讀托洛茨基的兩個文件,但我終於因怀抱着這種反感的心理而拒絕了。

自陳獨秀和彭述之的信交给党中央后,我便从某些同志中得悉中央准备开除陳獨秀和彭述之的消息,从此,在我的内心里感到异常的矛盾和痛苦。我深知道,我和述之是分不开的,假如述之被党开除,势必也就跟着开除我(除非我同述之离婚),犹如过去以及当时述之受打击而我在党内的地位也就自然丧失一样。我想到这里,愈想愈痛苦!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之参加共产党,是由于自己首先从思想上的认识,然后在行动上不顾一切同反动势力搏斗而一步一步地走进革命的队伍的。往后在党里有了相当的地位,也是由于自己的自覺學習和努力工作以及不畏任何艱苦和危險而獲得,並非由於述之的關係而來。當我認識述之時,正是在工作的過程中,隨後由於工作的巧合,使我們有更多的機會接近,發展成為伴侶的。因此,我不願意由於這樣的一種原因就簡單地跟着他被黨開除。因我自1922年入黨以來,已經八個年頭了,而且一向把黨当作生命寄托之所,我不願僅僅為了伴侶的關係而失去自己的政治生命和生命的寄托之所。因此,我當時內心裹所感受的痛苦是沒有一個人知道,也沒有一個人可以同我討論這個問題,只是自己煩惱和苦悶,甚至想到離婚的念頭。為了想傾瀉胸中的苦悶,有一天,我獨自到陳獨秀的家裹和他專談此事,我對獨秀說:

「我從某些同志中得到一個消息,說黨中央準備開除你和述之。假如述之被開除,一定会跟着開除我,但我絕不願意跟着他而被黨開除,因為我開始幹革命時,並不認識述之,我既不是跟着他而参加到革命隊伍裹來的,當然也絕不願意跟着他而被党開除。因此,我現在陷於極度矛盾和痛苦的狀態之中。我想請教您,怎样才能解除這種矛盾和痛苦。」

獨秀聽了我的敍述,怔了一下,然後用很簡單的話語誠懇而又堅决的態度回答我說:

「假如我們被黨開除,並不是因為我們背叛了革命;而是由於黨的堕落,它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原則和布爾塞維克的耝辕傳統,這是黨的錯誤,如果黨開除我,我是不在乎的。 」

我聽了獨秀這幾句簡單的話語,頓時便提醒了我,使我打破了過去對黨的那種機械觀念。我想,如果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有錯誤,黨員是有責任起而批評和纠正的;為了使批評和纠正的意見發生效力和有力量,在黨內集合一個有力量的反對派也是需要的。尤其是獨秀所說的:「如果黨開除我,我是不在乎的。」這句話對我發生了極大的力量。我覺得:以他創立中國共產黨和一直任黨的總書記的聲望和地位,都把被黨開除看作不在乎;那麼,我又何必把它看得如此嚴重呢?這樣,我懷着探求研究托洛茨基的文件的決心回到家裹。在仔細閱讀了托的兩個文件之後,把其中的意見和自己親身經歷的事變回憶一下,對照一番,我覺得他批評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領導的錯誤,真是一針見血;的確,有些意見簡直成為預言,我認為真理是在這一方面(無怪乎斯大林和布哈林把托對中國問題的文件緊緊地封鎖起來,不讓中國的共產黨人閱讀哩!我相信,假如把這些文件公佈出來,除了那些官僚外,真誠的革命者都會贊同的),我必須為它而鬥爭。從此,我便從矛盾和痛苦的狀態之中解脫出來,轉變成為一個為托洛茨基思想而鬥爭的積極分子了。

在這個時期不久之前,黨已經把述之和我當作黨員編入支部,我們在支部會議上,每次都以托洛茨基的觀點來批評黨的政策,過去的以及黨當時的。但地方黨部派來參加我們的支部會議的負責者,從來沒有同我們爭論,更談不到駁斥或反對我們的意見了,他們只是背誦黨的通知和牽強附會地解釋黨的政策而已。我們雖然反對黨當時所採取的盲動主義政策,但我們仍舊服從黨的紀律,也和其他的成員一樣,執行散發傳單和宣言以及其他宣傳品的工作。當時,在我們所住的區域——閘北—— 黨決定不在這裹舉行示威運動,因這裹屬於中国地界,假如有群眾集合,軍警可以當場槍射擊的,因此一般的示威都是在租界的繁盛街道上舉行,喊了幾個口號,就分散於人群中或大公司裹面去了。當然,每一次的示威運動,總難免有幾個人被犧牲的。

但最可怕的,是那些從共產黨投降到國民黨的叛徒們,他們充當國民黨的特務,他們混在黨裹追踪重要領袖和幹部的住址或會議場所;他們散佈在公園裹,在大公司門口和重要街道上,電車和公共汽車站上,同国民黨的便衣偵探一道在那裹廝守着獵獲共產黨人,他們身邊带着幾個武裝特務;路旁準備着黑色的囚車。他們一經發現共產黨人,便围拢来扣上手拷,帶到囚車裹面。那么,死神不久就会來安排了!

當時在我們的支部裹,隱藏着一個危險的分子(這是後來才知道的),這個人的名字叫做施立,他沉默寡言,在支部會議中從未發表過意見,他是黄埔軍官學校出身,在北伐時期,他曾充當蔣介石的衛隊長,他的哥哥是國民黨的官員,他本人在革命失敗後,仍舊混在黨內尋找機會,企图出賣重要的領袖,以此獲得國民黨的巨大代價。述之雖然過去在黨內有很高的地位,但在當時沒有任何職位,而只是参加支部的一個黨員,因而施立沒有單獨出賣他;但他知道陳獨秀和述之私人的關係密切,他企圖將獨秀和述之一起聯合出賣,那就可獲得甚高的代價了。例如,有一次,在開完了支部會議後,他私自對述之說:「想来陳獨秀現時的生活一定很苦悶,我想約他和你一起去作一個短程的水上旅行,叫一隻小船到吳淞去遊一遊,以解解悶。」由於施立同獨秀並不熟識;即和述之亦無私人交情,因而他們當然沒有任何興趣和他同遊;同時,也許本能地注意到安全的問題,雖然他們當時尚未懷疑他有甚么图謀。但在往後,經過了一個相当的時期,施立被黨發現有大規模地叛黨陰謀,因証據確鑿,黨的特務把他和他的妻子一起謀殺了。當我從報紙上看到這個消息時,不禁毛骨聳然。由此更可証明:那次他約獨秀和述之同遊吳淞,顯然是一個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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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世鉴·成败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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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GC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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