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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日本在中国 7 】台籍人在日据东北特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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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日本在中国 7 】台籍人在日据东北特辑 2 -- HGC - (585 Byte) 2005-6-28 周二, 下午12:30 (889 reads)

HGC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标题: 吴金川：「满洲国」金融生涯回忆（外一种） (486 reads) 时间: 2005-6-28 周二, 下午12:36

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日本在中国 7 】台籍人在日据东北特辑 2

「满洲国」金融生涯回忆
吴金川口述

吴金川先生，台湾台南人，民前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生。吴氏出身书香世家，幼承庭训。日本东京商科大学商学硕士毕业後，受师推荐赴「满洲国」中央银行任职。吴氏在职期间曾奉调至上海年余，对关内、外金融、经济情形甚为了解。日本投降，国军接收东北之後，吴氏尝受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先生重托，负责「东北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职务；後又至上海任「全国花纱布管理委员会」专员。大陆变色前，氏即返台，後就职合作金库、彰化商业银行，於彰化商业银行董事长任内退休。

【HGC：以上为原书编者按】

一、商学教育

先父镜秋公是前清秀才，且当廪保，书香世家。日本据台後，先父为维护国学使其绵延，乃在家乡设私塾「静修轩」，传授汉学，是时官绅仕贾之子女皆云集受教，极一时之盛。

我系民国前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生於台南市，幼承庭圳，迄就读「静修轩」後，先父受聘为台南师范学校及长老教中学（今之长荣中学）的汉文教师。我於求学期间适逢日本在台教育制度变革之际，因而升学过程略有曲折，即自公学校升入四年制长老教中学。毕业後入台南商业专门学校本科就读。三年甫将毕业之际，台南商业专门学校升格为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受荐保送再读三年。其後因该校与台北高等商业学校合并为台北高等商业学校，故成为该校毕业生。

嗣後经学校推荐考进日本东京商科大学本科（即今一桥大学），得入经济博士高垣寅次郎先生之门，专政货币金融。本科毕业後继续在研究科研究一年，专攻金融问题，货币制度，货币政策及银的研究等，一年後获商学硕士。

二、前往东北

（一）我的工作

民国二十一年，正连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并在中国东北设立「满洲国」。「满洲国」名义上是独立国．设国务院及经济，财政等部，也设了满洲中央银行。满洲中央银行成立後，鉴於满洲当时的情况，决定采用银本位政策，因此需要关於研究银的专才。适巧银行副总裁山成乔六（原台湾银行理事）和理事鹫尾矶一与我老师高垣寅次郎先生是神仁高商时代的同学，写信要我老师介绍学生到满洲中央银行工作，因此我的老师就介绍我去任此一职务，在此之前银行已经录用了几个我的学长和同学。（「满洲国」中央银行第一期行员自组「启明会」，迄今仍有活动。）

我在一桥大学研究科一年以後，就到东北「满洲国」中央银行任职。刚开始月薪是一百元，当时一般大学毕业生是六十元。

我到中央银行工作以後，提出采用银管理本位政策的主张，以银为本位，现大洋的银成分是以2391gram为单位，但无兑换规定。为何我赞成采用银本位制度呢？第一，因为中国人有爱银的本性，第二，我当时在日本的丸善书店买到外国的文献即Gregory的"Silver Situation"书中有一个图，是关於两百年间银价值和物价的相关曲线图，银价和物价的升降几乎成反比例，两百年来银价徐徐下降，而物价指数则徐徐上升，此正合Keynes教授的理论——徐徐的"inflation"能贡献经济发展的道理。我认为如果采取这种制度，对东北经济的成长有帮助，尤其此时东北正要开发，应当如此徐徐成长才好。

（二）银行的经营情形

「满洲国」中央银行刚成立时，有好些难关必须一一克服，如当时东北各银行可自行发行货币，却导致币值紊乱；加上当时东三省官银号所发行的纸币都是在伦敦印行，纸质很好，而「满洲国」所发行的纸币是在日本印行，纸质较差，所以大家都爱旧币，不爱新钞，不大愿意换新币使用。

为了收回旧币，中央银行副总裁山成乔六的头脑很好，想了一个好法子：在中央银行旁边开设一家日用品店，专门从日本进口日用品，以低价卖出，并规定凡购买者必须以新国币才能购买。想要买日本进口日用品的人．只好先到银行换纸质较差的新国币，再去买日用品。他以此法回收了一些旧币。

至於长春（新京）以外的满洲各地，北至黑河，南至热河等地，则派新采用的日本行员为「驻在员」（驻外代表），帮助东三省官银号各分行（「满洲国」中央银行分行）的经理（仍由满洲人担任）去做回收旧币的工作。

和我一起进银行的人几乎都派出去当驻在员（驻外代表），只有我因为要从事银本位相关问题的研究，所以留在调查科。为了提升「驻在员」回收旧币的士气，鹫尾理事用自己的薪水自丸善书店购进《随笔录》等新出版的书，要我寄给各地驻在员轮流阅读，这些驻在员受到鼓励，都很努力回收旧币，因此两年之内几近百分之九十九点八的旧币都已回收完毕。

旧币回收工作告一段落，按著就是维持币值，当时「满洲国」的币制没有所谓兑换制度，要维持银本位政策需靠外汇和银的币值来维持，而维持币值则是靠由大连出口大豆，以其外汇和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分行（今东京银行）来联合维持币值。

在「满洲国」成立以前，满铁的附属地多用朝鲜银行发行的钞票，後来渐用日本银行钞票。「满洲国」中央银行开办以後，银的价值还很高，—百元「满洲国」币可以兑换一百八十元银币。旧币回收以後，经济开始成长，而「满洲国」币的发行也开始增加，变成银币与纸币间的差异越大，使大家都想换银圆。每天银行前都大排长龙，而当时大部份的银圆都在渖阳（奉天）的行库里，要将渖阳的银圆运来长春需要相当时日，因此银行面临兑换危机的考验。

当时副总裁山成乔六先生采用三国志中所谓的「空城计」，即是将大部份库存的银拿出来放在银行窗口的柜台上展示，让顾客以为银行库房还有很多银圆；同时宣布任何人只要手上持有一千元钞票者才能兑银，一千元以下者应到钱庄兑换，而且任何钱庄在任何时候都能前来银行兑换。同时找来所有钱庄负责人，告诉他们说：如果钱庄今天要兑换，国币与银币兑换的比率是百分之九十六，明天是百分之九十七，後天是百分之九十八，大後天是百分之九十九，最後国币与银币的兑换率是平价。

这个办法实行後，情况立刻有所改变，因为持有一千元钞票以下的人多，持有一千元以上的人少，在银行排队要兑换的人一听到这项宣布，都一哄而散，大半到钱庄去换，而钱庄的人则想：今天换和明天换，明显地就吃亏了，还不如明天再来换，反正钱庄任何时候都可以换，不必急著换，很安心回去了。

我们一看，刚开始这些顾客都是用扁担挑著一卷卷的纸币来换银，而当时银行库存的银很少，除了放在走廊的五百万银圆以外，里面根本是空的，向奉天调来的五百万银圆又尚未运到，如果每个顾客硬要兑银的话，真的很危险。

没想到山成乔六副总裁这一个「空城计」居然成功，使得大家都很安心。当时情况危急到连「满洲国」国务院院长星野直树都很担心，时常打电话来问山成乔六副总裁到底要不要紧，结果那天银行关门以後，银行的银量反而增加，为什麽呢？因为大部份人都怕放太多银在身边，会招土匪来抢，还不如放在银行里安全，所以那天银行尚未下班，大家就都把钱拿来寄放。银行危机也才解除。

一桥大学毕业同学自组的同学会叫「如水会」，乃取「君于之交淡如水」之意。「如水会」在日本各地皆设有分会，山成乔六当时是「满洲国」支部的支部长，他叫我当「如水会」满洲支部的秘书，总干事。那时因为同学校友的关系，银行每年年底有股东大会，需要发表文书时，山成乔六副总裁都要我提供世界大势的资料。

三、满洲的开发

日本自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年）日俄战争胜利，势力进入满洲以後，致力於当地的开发，先是有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然後才是「满洲国」的设立（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在水力方面建有两个发电厂，永丰及小丰满，可供给八十万千瓦水力的电量；又炼铝、铁、石炭（煤），也制造飞机，开发鞍山铁厂，抚顺煤矿。

当时在满洲的日本人都很拼命，很认真为建设「满洲国」而努力，记得当时依规定，这些待在满洲的日本青年都要学满洲话，还要经考试分等，计有一等、二等、三等、四等，每个人都要一再考试，每升一个等级以加奖金做为鼓励，所以由学中国话一事，就可以想见他们的认真。

日本人对「满洲国」有特殊待遇，他们在「满洲国」的建设按步就班，比较不像在山海关以内那样胡作非为。当时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和日本财阀中第一强的三井财阀三井株式会社社长池田成彬曾有过暗约：山海关以北的东北地区，中国委任日本经营；但日本人不得进入山海关一步。当时若真能实行是很理想，可惜日本并没有履约，因为池田成彬被日本军部控制，不能照约实行，结果日军制造卢沟桥事件并在上海登陆，中日之战遂难以避免。

四、派至上海

我在满洲中央银行工作数年以後，曾被派至上海当驻在员，在上海共住了两年。（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在上海期间，我曾到西湖一游，并经由杭州绕乘铁路至长沙、武汉三镇，再搭船沿扬子江而下到达南昌、庐山。

那时南昌在蒋经国手中设立了一个飞行员教练场，聘请美国飞行教练来训练中国飞行员。蒋经国当年被派到苏联，有这底子，所以在南昌训练我国飞行员，同时也配合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

记得我到南昌时，看到南昌街上的人都穿著中国式长衫，几乎没人穿西装。而且如果你在路上抽烟，一定会有人上前来拿下你嘴中的烟，并丢到地上踩熄，使得没人敢在街上抽烟，到饭店吃饭，则都备有用纸包好的筷子放在筷笼里。吃瓜子时，也都备有垃圾桶放瓜子壳，可以说新生活运动实行得很澈底。

我在南昌时，下榻飞行员住的旅馆，算是当地最好的旅馆，住进去以後，我发现我的行李早已被搜翻过了。没多久，就有一位拿著明治大学学士名片的年轻人来迎接我，并且自告奋勇要带我到处去参观。其实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可以看的地方才带我去参观，不可以看的地方我不能去看。」和今天大陆一样。当天中午，我先请那位先生吃饭，吃过饭後表示我要休息，请他回去。待他离开後，我才私自一个人出去游历，到他没带我去过的地方走走。我一看，才发现可参观和不可参观的地方，大概相差十年的水准，所以我才知道所谓新生活运动只是表面工作，并不澈底，表面上市街维持新生活要求的水准，离开市区，则不堪目睹。

後来我请这位学士喝酒，感谢他的招待。人一喝酒，就会说些不平的话，有何不平呢？他说：「真的，整个礼拜里大家都努力实行新生活运动，但到了周末，有钱的人都去上海享受，只剩下我们这些没钱的人，没得享受。」所以中国人很现实，表面上大家都维持新生活运动，但私底下做的又是另一套，不澈底，只是做给美国人看而已，让美国人以为新生活运动很成功。

除了南昌，我也上了庐山，据说庐山本来分东西两面，东半部是外国人夏天的避暑胜地，不让任何中国人接近，很引起中国人的气愤，因此想将西半部建造得有如东半部，以资对抗。庐山是大理石地形，建造庐山一定要用大理石，後来蒋委员长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非常成功，外国人也只好认输，才让东西两面相通。

我到庐山参观时，双方已可互通，我两边都去看看，然而要爬庐山并不容易，有梯级上下，虽不高，但不好爬，大家都坐轿，外国人比较怕死，通常轿子要四人抬，他们则要八人抬轿。

五、在东北的日子

由上海回到东北长春，我转任中央银行营业部副理。当时由华北、华南到满洲的台湾人很多，因为政局不稳定，通货膨胀（Inflation）很厉害，拿那边的汇票来换满洲钱，银行营业部都不肯换。後来行员来请示，我出来一看，这些都是熟人（台湾人），我告诉行员说只要我副理签字，这些人的钱部可以兑换。回台後，前卫生署长许子秋曾对我说，他非常感激我，因为当他「走路」时，若不是我的帮忙，准他换钱，他早饿死了。

以後我调任银行调查部，主要的工作是每天将所有经济资料做成数字，不论是满洲的面积、人口、出产品，或是各种产品今年生产多少、明年产量将如何，全做成报告，随时补充，以备参考。还有，当时所有开发满洲的款项，都是由满洲中央银行拨付，钱流向那里？满洲国库如何？日本国库如何？甚至满洲兴业银行接济投资满洲的重工业资金如何？我都把这些调查所得的资料汇集以後，做成「现金流动表」，送给上司参考。当时日本银行派来的副经理大泽菊太郎看了很高兴，叫我要每天做。我做好後除呈报一份上去以外，也记在一本簿子里，每天带在身边，随时参考。

我如何搜集到这么多情报呢？我请日本丸善书店寄各种有关金融的书籍来，（钱由「满洲国」中央银行东京分行付兑），也请朋友从美国寄来所有美国最新出版的书，所以我能比日本更早看到美国出版的相关书籍。找还请人从日本．上海等地寄来当天的英文新闻，而且每天一早就研究这些资料里的最新数字以及欧洲的汇率变动，除这些报章杂志的资料外，因当时银行有钱，我就自行决定把满铁等各机关调查部部长找来开会，以一人发三百元当车马费的条件，请他们将各种调查成果寄给我，他们也都答应了，听以我有全满洲最精确的各机关报告表，譬如说当时满洲的产业调查所做的「土著资本的调查」，就是这样提供到我手中的。

我每天依据这些资料，整理成各种报告，再交给我的上司西山勉总裁参考，他拿纠我做好的报告以後，利用这些报告去演讲，几乎成了「满洲通」。

其实当时我们在满洲，和满洲人相处和睦，等於是做日本人和满洲人的桥梁，满洲人有任何需要都会先告诉我们，我们则做成意见，转达给日本人。

六、前辈吴三连先生与岳父杨肇嘉翁

民国二十九年春，一桥大学前辈吴三连先生前来东北，面责我为何已经三十五岁尚未成家，我乃交相片托其作媒，他则介绍杨肇嘉先生的大女儿给我，其经过情形於我岳父所撰《杨肇嘉先生回忆录》一书中记载甚详。

我与夫人杨湘玲女士於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在东京如水会馆举行结婚典礼。结婚时我三十五岁，夫人二十三岁。我俩新婚以後，离开东京扬宅，经神户、下关等地访问亲友，再乘船往韩国釜山，转到中国东北长春，回银行上班。在长春时，我们住在银行宿舍里，当时我公私应酬很多，没有时间多陪夫人，常使她一人在家心惊胆怕、寂寞悬念而暗自落泪。夫人未出阁前是个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姐，从无烹饪经验，但婚後却能亲持家事，任劳任怨，让我深感激愧。

夫人湘玲在其妹过世後，一度回东京探慰父母，并在东京产下长女，由岳父命名为芳枝，其後她独自一人带著女儿回到长春。岳父对湘玲和我在东北的生活相当关切，为想了解我们在东北的情形，岳父由东京返回上海途中，决定取道东北长春探视我们一家人。民国三十二年四月，岳父由下关上船，行抵韩国釜山上岸，再转换直达长春的快车後，本可於当晚抵达，没想到四月十二日在新义州被警察盘查，连同行李押到当地派出所，未经审问，立送平安北道警察部第八号监房监禁。关入後每日与狱内臭虫搏斗，後来於十六日、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三次被提出审问，亦不过只问身分，经历、检查行李，仍不知何以被捕。

我在长春接不到人，觉得事有蹊跷，循迹找寻，几经周折，後托朝鲜银行总裁服部岱三找其在朝鲜银行新义州支店的亲友岛津清一郎帮忙，好不容易才将岳父救出虎口。

七、投降与接收

（一）日本投降

民国三十年开始，日本军作战节节失利，士气丧失，中国的民族抗战胜利即将到来。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三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东北、台湾、澎湖战後将归还中华民国。台湾从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满清割让给日本以後，经过了半世纪，台湾同胞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牺牲性命，终於保存了在台湾的中国文化根基，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决定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宣言，向同盟国投降，而中国东北地区却在来不及为祖国胜利庆贺的时候，就被苏联军队占领了。

当时我们正在长春，眼见市容一片混乱，尤其严重的是日常必须品极度缺乏，我们生活费的来源也都断绝，湘玲为维持家小用度，只得偷偷到市区贩卖香烟赚取小利。如今每一思及此段艰辛岁月，无不潸然落泪。

（二）张嘉璈（公权）先生

国民政府在日本投降後不久，便任命熊式挥为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主任，张嘉璈为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东北外交部特派员，准备接收东北。但是与苏联几经折冲，直到蒋介石主席於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莅临渖阳的当天，政府军才完全收复长春。

苏联军队进驻东北以後，将日本在东北的各种工业建设的组织与干部均予留用，主要的目的就是欲强占东北的工业物资，并利用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总裁高崎氏主持全部蒐集计划，承办人员有八木闻一，他私下告诉我这种资源分布资料，极其宝贵，虽然在苏联威胁下不能不提出，但是也留下一套副本资料，嘱我密送甫抵长春市的张嘉璈（公权）先生。我去见张嘉璈时，他办公室外面都是苏联陆军担任警卫。张嘉璈看了我送去的资料极为满意，并立刻留我担任工作，以后我国也根据这套资料，循中苏友好条约向苏联当局提出交涉，但苏联已将我国东北全部工业及机器拆迁一空，直接运回西伯利亚，损失惨重，令人痛心。

苏联军队将东北日军的武器全部交给中共，以致苏联军队撤离东北时，长春也随即被中共占领。张嘉璈离开长春时，特别嘱咐中国银行长春分行继续支给我生活费用，等候他再次前来东北时，再找我共事。

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政府军收复长春市，东北行营於渖阳成立，在渖阳的张嘉璈先生特别派人找我去担任「东北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系蒋硕杰先生。张嘉璈先生当面交代我要留用若干日本专业人才，以借重其才。我本著张先生的意旨，计划推荐日本青年才俊一百余人，最後事与愿违，因为中共已在东北坐大，影响到行辕的改组，张嘉璈亦转任上诲中央银行总裁，离开东北。高崎氏等人亦随後被遣回日本，东北地区全部振兴计划也因而落空，殊为可惜。高崎氏返回日本後，担任日本复兴金库总裁，筹划日本之复兴，今日日本的经济进步，高崎氏的贡献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是不容置疑的。

此时岳父杨肇嘉翁已在上海定居，曾以专函催我携眷赴上海团聚，但张嘉璈先生第二次到东北渖阳时，有意留我在东北行辕工作，当时我有一子二女均在髫龄，在东北烽火连天的情况下，安危难卜，确实以赴上海居住为上策。几经考虑并和湘玲商量行止後，决定先写信向岳父请示，不久接到回信，岳父信中除了记挂我们的生活外，并指示我：「一个人为国家贡献心力的机会不多，既然张嘉璈先生要留你在东北工作，尤其在国家多难的时候，我们更要珍惜此一报效国家的机会，不要计较个人的得失，安危，我希望你毅然的留在东北工作，也希望你为国多加珍重。」我也就接受岳父的慰勉而留在东北战地追随张嘉璈先生，为其效力。

张嘉璈先生於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回上海就任中央银行总裁，临行前夕特别召见我话别。他有鉴於国家建设需才孔亟，如能使留用在东北的日本人使发挥所长，协助我方，将对国家助益匪浅，因而嘱我选择五个在纺织业、金融业有杰出表现的日本籍经济专业人才，到上海中央银行报到，旅费则由各地中央银行支助，我率领他们连同我的家人（当时我幺女出生还不到两、三个月）一同前往上海。

我们先坐火车由渖阳到山海关，在那儿有中央银行的人来接我们到天津，我们计划到天津後，再搭船到上海。但在我们由山海关到天津途中，因为宋子文，孔祥熙和张嘉璈先生意见不合，他们反对张先生此项重用日本人的计划。因此在我带著日本人一到天津时，各报记者猛拍照，隔天并大肆报导此条新闻，大标题说：「战胜国何以用战败国的人做公务员？」如果我们在此情况下硬要强赴上海是相当危险的事，所以张嘉璈先生派车将这五个日本人载至法国租界，以防这五个日本人被群情激愤的中国人打死。

最後实在没法可想，只好再让我将他们五人送回东北。张嘉璈先生还打电话一再交待我，要我注意这五个日本人的安全，并且一定要优礼他们。我知道天津有一位台湾人，娶的是日本太太，因此先把这五个人寄放他家过夜，隔天再带著他们搭船回东北，我生怕他们在船上遭遇危险，将他们置於船尾，吃饭也都在船尾。

张嘉璈先生原本估计用日本人会有很好的绩效，可惜舆情无法接受，因此一直觉得很遗憾没机会重用他们。後来当华北撤退时，我知道经张嘉璈先生的安排，天津南开大学所有的图书，一船运往广州，一船运来台湾。当时他也曾洽商在台北成立「台湾研究所」，欲由蒋硕杰先生和我负责筹办的工作，并已获魏道明主席的同意；此事後因魏道明主席卸任而作罢，而这批已在基隆港口的图书只好原船运回上海！这时我也离开住了一年多的奉天（渖阳）到达上海。

张嘉璈先生曾於民国五十四年及五十八年二次莅临台北，我均承邀约会晤话旧。我深深感谢张先生对我的知遇，我们也曾提起当年在东北的种种往事，张先生有感於当年中国在金融崩坏後的失败，感伤地说：「当时主持金融的人，其无知与短见是要对国家负责的！」我看见张先生眼中的泪光，真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这位伟大且爱国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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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满洲国」金融生涯回忆》，标题为HGC所拟，是以《口述历史》第5期收录之《吴金川先生访问记录》内各同名章节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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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生活杂忆
谢报口述

谢报先生，民国四年生，彰化二水人，日本大学法律系毕业後，於民国二十八年赴「满洲国」就任锦州省实业厅、奉天省经济厅科长等职，後迎娶罗东人陈碧霞女士（第三高女毕）。两人相偕前赴东北，渡过「满洲国」、苏联军入城、共军进关及国军接收等时期。民国三十五年底返台，谢氏先後参与地方选举多次，曾任二届国大代表之职，目前卸任在家颐养天年。

【HGC：以上为原书编者按】

一、家世背景

我於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出生於彰化二水。原本公学校毕业後，有意为人师表，不料参加师范学校入学考试时．虽以高分通过笔试，但却因口才不好（日本た、だ，ら发音不清楚），在口试中被刷下来，後来公学校的校长就劝我投考台北工业学校，因此我考上二年制机械科，虽然不是天资聪颖，但从小到大都是拿第一名，工业学校的奖学金也拿了好几个，毕业时得了州知事奖，由於当时日本在台湾实行殖民教育，所以在台北工业学校就读的台湾人，约只占学生总数的一成。毕业後，我曾在三机工业株式会社台北分社工作，不久就去考日本文部省专科学校检定考试，且幸运地通过，此检试就如同现在的普考，之後就派往台湾总督府交通局铁道部（即今台北机械厂松山机厂）工作，担任技术方面的职务。

在十九、二十岁时，因逢「台湾始政四十周年纪念」，有幸在纪念会场上看到谢介石的风采。因而种下我日後去「满洲国」的因素。当时谢介石是以宣统御派驻日大使的身分回台参加庆祝大会，会後并视察台湾政情。因为谢介石是代表满洲皇帝参与纪念会，台湾总督府奉谢介石有如日本皇室股尊重，耶种排场不由得令我兴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感慨，从此一心只想效法谢介石般出人头地。

由於自认待在台湾并无任何前途，因为连台北工业学校毕业的日本人，也都要待上十年以上，才能升官，所以我决定到日本去念书。遂於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赴日本东京的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因为当时想在仕途上求发展，必须要有法律学的资历背景。日本大学位於今东京千代田区西神田（按：明治二十二年创校，时称日本法律学校，明治三十六年改为日本大学），属於四年制综合大学，必须通过考试才能申请入学。那时为了加强我的实力，於是白天去念法律，晚上就去东京外语学校修习两年的支那语（北京语），以备日後所需。

大学毕业以後，因故又回到日本三机工业株式会社东京总社的矿山运输机械设计课当工程师，因曾有过工作经验，所以薪资比刚毕业的日本人多了五元，每月有九十元。待了一年多後，会社有意派我去大陆分社工作，但一来我对大陆并不感兴趣，二来认为这工作并无前途，所以才去参加「满洲国」的高等官考试，没想到一向只录取一、两人的高等官考试，我居然是其中一人，由於高等官考试及格者须马上派赴「满洲国」的大同学院受训，遂於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前往「满洲国」大同学院受训一年。

二、「满洲国」时期

（一）大同学院

大同学院是日本代「满洲国」训练高级干部的地方，亦如现在阳明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欲进入大同学院者须通过高等官考试，考试项目包括行政法、法律、经济学及外国语，满洲人可选考日本语，台湾人可选考北京语，在「满洲国」刚成立时，大学毕业者无须经过高等考试，即可进入大同学院，如黄千里即是一例。技术人员则无须考试即可升级。所以如林永仓、孙运璿都是如此进入大同学院。当时台湾的录取名额是一年只有文官及技术官各一，医官亦是如此，如文官欲升上外交官，则必须通过大同学院的学期考及毕业考考试，才有资格考外交官，所以算起来总共要通过四关考试，才能如其所愿。

由於战时缩小编制，所以大同学院一期约只训练一百多名学员。在受训期中，我们必须在零下三十度的野地，学习如何射击及骑马，这使得来自台湾的学员，都大喊吃不消。例如骑马一事，常常是骑得上去，就不知何时才能骑回来，不停地被马修理，摔得四脚朝天。有一位自台湾来的黄姓医官，因无法适应，遂自动要求退训。原先在「满洲国」从事医生行业的人并不多，所以很需要外来的合格式生，因此就有很多台湾籍医生在那开业；但若要进入政府部门做事，仍须通过高等官考试才行。由於「满洲国」的行政运作并不是很上轨道，所以一切任官资格均以考试为标准。对任用人员，并无任何党派及种族之分，因为「满洲国」立国的宗旨即是五族协和，就是满、汉、日、朝鲜、蒙古五族协和，以反共为标的。

我是大同学院第十四期学员，那年与我同期的有粱肃戎、林永仓（後来曾担任台北市工务局局长）等人。梁氏是去接受法官训练，至於传说有人告梁氏曾做过汉奸，而他辩驳自己是如何在东北抗日一事，那是满洲人去检举的啦，这那能算是汉奸，但也不能因此说自己是在抗日。说一句老实话，当时在满洲从事公职的人，都不能说伊是汉奸。所以在抗战胜利後，政府也宣布：沦陷时期留在东北与台湾等地的人，均不能视为汉奸。

来「满洲国」之前，对这里的一切颇感忐忑不安，因此透过亲人在陈逢源银行内工作的关系，拜托陈氏带我去台北的下奎府町见许丙，再由许丙写介绍信去见谢介石，因此在受训期间常到谢介石家走动，谢氏住在新京的四马路，很喜欢打麻将，每次的赌注都下得很大，所以家中常聚集了很多人陪他赌博，但这些人不乏是想藉打麻将为名，实则贿赂升官地送钱去给谢氏当赌本，他们常常故意地输钱，以博取谢氏的欢心。当时和我比较有来往的台湾友人，包括有吴金川、杨兰洲、黄千里、高汤盘及黄烈火等人。吴金川是我出差到新京（长春）时必访的友人，他当时任职於满洲中央银行；而高汤盘则在通化的银行担任经理；黄烈火则好像在所谓的「生活必需品组织会」中担任委员，那是一个有关物资发配的组织；至於与黄千里的关系，是因黄千里为大同学院第二期学员，再加上彼此为台湾人，所以还颇为熟稔。黄太太当时也在满洲，後来听说被炸死。说起来，满洲人很自私，因为阜新市的煤是无烟煤，品质很好，他们不想让日本人利用，故常在煤矿坑内放置炸弹以破坏矿场；而满洲人也知道阜新市如此多事，因此都不曾派自己人去做市长，後来黄千里就在这种情形之下被派任市长，然而在战後却发生煤坑爆炸事件，使黄太太不幸丧生。

（二）任职锦州省与奉天省

大同学院受训半年後，因考虑南满的气候比北满温暖，遂要求结业後到锦州省政府实业厅服务。实业厅宛如现在的建设厅，专管经济事务。当时满洲人王瑞华当省长，负责宣传反共。犹记得当时因工作所需，须时常来往冷口警署之间，但当地时常有八路军从冷口摸进来偷袭过往行人，所以就会要求政府从热河派兵护送我们进城，而当地的副县长也需要经常率队去讨伐八路军，但常常反被修理回来。台湾人在「满洲国」当法官的有陈茂经，当时「满洲国」人常常以行贿来打点一切，陈茂经曾碰过一位想要打通关节的满洲人，私下送红包给陈氏，不料反被陈氏丢出来，那位满洲人心想可能陈氏嫌这个红包太小，所以不愿接受，因而下次又送了一个大红包，结果又被陈氏警告如果再来贿赂，就要把他关起来，这才制止满洲人的行贿行为。

年余之後，我又被派往绥中县政府经济科当科长，这是正式派任的事务官，与委任官不一样。负责管理山海关的货物进出，当时山海关为天下第一关，不能随便进出，因而所有过往商旅的通关与否，都需我来签发通行证。在这段期间经由友人游氏贵在东京介绍，认识内人陈碧霞女士，她是宜兰罗东人，清朝协台陈辉煌的孙女，第三高女毕业後在故乡罗东当教师。不久即以三千六百元的聘金迎娶她到东北。

我在绥中县服务一年多以後，又被调到奉天省政府经济厅服务，主掌金融、统制经济。那时候「满洲国」的副省长职位通常都是由大同学院出身的日本人来担任。「满洲国」的官员并不限种族，有日本，朝鲜、支那、满洲、蒙古等族，但是只有间岛省（满韩边界）一地的省长却限定为朝鲜人。当时东北采用「统制经济」，所有的物资，不论是日本会社，或一般人的物资都是用配给的。大宗粮食则一律送回日本本土，记得当地的配给制度共分为三级：第一级日本人和台湾人，配给品——米；第二级朝鲜人，配给品——粟；第三级满洲人，配给品——高粱，有时高粱不足，就将豆饼碾碎配给。同样的职务日本人在「满洲国」的薪资约是在日本本土的三倍，事务官在台湾的薪水也只有一百元左右，但我在这却领了四百二十元。当时满洲采取银本位，满币与华北的币值比是一比一，但「满洲国」的物价却比关内来得高。猪肉为每月配给，糖则每年四大节日（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及中秋节）才有配给。在这里也可吃到台湾运去的蔬菜如茄子，值得一提的是当地的茄子，外形圆圆大大，像个厚实椰子似的。平时的配给米一斤是五角左右，但是在战争後期，黑市价则卖到高达一元以上。由於我部是领配给维生，所以对战争前後的物价差别，并无太大的感觉。

婚前，我每年都会搭乘长山丸回台省亲一次，通常日本人与台湾人的省亲假是一个月，约在新历年底至旧历年初期间，由於尚处於战争时期，船只甚怕在航行途中碰到鱼雷，所以船只都先绕道大连、温州再到基隆，这样经过一天一夜以上才到台湾。

当时去满洲做事的台湾人大都是大学程度，有的甚至是医生或通过高等官考试者，因此在文化与知识上都胜於当地人。记得当时「满洲国」的「六法全书」为林凤麟和欧阳余庆两人编的，比日本的六法还要进步。因为他们两人将中国六法全书与日本法律合并比较，留下适合「满洲国」的条文，去除不合时宜的部份，所以是一部符合社会需要的法律全书，但台湾人对满洲人并无任何歧视，所以满洲人对台湾人印象不错，不过他们却很害怕日本人，因此只要在街上相遇，就会屏息快步通过。所以在日本宣告战败後．他们对仍留在满洲的日本人或改日本名字的台湾人，常常给予殴打等报复行为。

（三）日本投降

在战争朝间，我仍留滞於省政府，此时日本人多被徵去当兵，省政府也没几个人在工作，遂被任命代理副厅长，处理所有事务。虽然我们在当地曾多次模拟过防空演习，满洲也遭受过两次美机米格二九对奉天与新京两地的空袭，不过并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说起来在东北的日本人是幸运的，因为当时台湾几乎天天都有空袭，天天被轰炸。

战争到了末期，我并没有考虑未来的情形会如何，只知道上面要求我带了一千多名省府员眷，赶快疏散至关东州的瓦房店，此地离大连并不远，由於年轻的日本人都去当兵，只剩下三千多名老弱妇孺，於是我和内人抱著才生下没几个月大的儿子带着大家住到日本小学校去。在日本投降那天，大家毫无顶感，只想著战争那么久，生活太苦闷了，需要松弛一下心情，所以就集合大家跳土风舞以解郁闷！当时内人负责教大家跳舞，她找了一个日本小男孩和地一起跳。在跳到将要结束之际，突然听到有人大叫：「日本投降了！」当时大家都呆住了。内人心里亦恐惧万分，因为大家早就有所协议：「只要日本一投降，大人就先拿刀将小孩刺死，再切腹自杀」。虽然我们是台湾人，也没改成日本名字，似仍隶属於日本人管辖，若真有人拿刀子自杀，内人也不敢不从；因此紧张地察看四周有谁会先去翻动行李，拿出小刀，因为一想到可爱的稚子，就於心不忍，手脚颤抖，眼泪也随即扑簌而下。就在此时，忽然听到有人大喊：「不可以杀小孩！」我们心上的石头才陡然落地，整个心情也都放松下来，心想：「还好，我们全家人终於可以活下来了！」不久即有告知我们：你们是台湾人，可以先回奉天，於是夫妻俩就带著小孩、行李，大包小包地离去。尽管我们从收音机上知道广岛与长崎已遭受原子弹的轰炸，但是并未料到日本会那么快举手投降。平心而论，我觉得日本人对建设「满洲国」，确实下了一番工夫，「满洲国」的制度与建设方面，样样都很前进。但是这一切却随著苏联军的到来而摧毁殆半。

（四）满洲生活点滴

虽然待在「满洲国」的时日并不长，但对那里的风光仍留下深刻的印象，如那天气的严寒，是久处亚热带的人所无法想像的，尽管晚上临睡前睡炕内的煤炭烧得红红的，躺在上面仍须盖上两、三件棉被，被窝内尚要放置几个热水袋，以防半夜被冻醒。可是，明早一起床，仍然会发现棉被上结著一层薄薄的霜，如果要喝冰水，只要把一杯热水放在窗外几分钟，即成一杯冰饮料。我们日常宴客都喝高粱酒或苹果白兰地。买来的肉品，根本无须冷藏，放在地窖内自然就会结冰，山东大白菜也可以放上大半年，不会腐坏。平常也没有什么娱乐，偶而会打个麻将以打发时间。到了春天，我们就会出去看农人边踩水车边唱歌。

至於穿，我们是穿满洲政府的制服，它有点类似中山装的协和服，但口袋可不像中山装那样大，可以装那么多的红包，因此中山装的口袋俗称「中山袋」。官帽则与当时日本兵戴的军帽无异。

在行的方面，苏联的火车，使我记忆非常深刻，有一次因出差须搭火车到边界办事，到了火车站，才发现欲乘坐的火车早已到站，心想这次怎么那么准时，一问站务人员，才知道这是上礼拜应开来的火车班次。

我曾游历过蒙古、黑龙江、哈尔滨、北京等地，甚至远达西伯利亚与黑河之交界处。「满洲国」曾允许黑龙江省政府可以公开地设立赌场，以便让那儿的伐木工人，有一些娱乐，可以转移注意力，免除思乡之苦。此外，当我们由当地人员陪同游玩时，他们会用堆得像座小山似的鲤鱼生鱼片请你品尝，虽已过了这么久，但我仍忘不了当时那种鲜美的滋味。

■■■■■■■■■■■■■■■■■■■■【以上摘录内容完】

以上《「满洲国」生活杂忆》，标题为HGC所拟，是以《口述历史》第5期收录之《谢报先生访问记录》内各同名章节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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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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